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也是茅盾诞辰125周年。茅盾是鲁迅的知音。茅盾于1927年写的《鲁迅论》，立足鲁迅作品评论鲁迅，他的评论客观求实，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鲁迅研究史上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有相当的权威性，至今仍没有丧失它的价值。

为什么写《鲁迅论》

　　茅盾是鲁迅的知音。早在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起，茅盾便对鲁迅作品产生兴趣。那时茅盾22岁，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已满两年，也小有成就，翻译了美国作家卡本脱《衣·食·住》、英国威尔斯《三百年后孵化之卵》，整理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等。1920年接手编辑《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目，又写了不少译介文章。1921年正式主编《小说月报》并对刊物进行全面革新。此时为开拓稿源，茅盾首先想到的是向鲁迅约稿。由于当时茅盾同鲁迅还不熟悉，因此他通过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孙伏园转交鲁迅一封信。孙伏园与茅盾、郑振铎等同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彼此有过联系。1921年4月8日鲁迅日记有一条记载：“晚得伏园信，附沈雁冰、郑振铎笺”。收到信后，鲁迅第二天就给茅盾回了信，4月18日就将手头上的一部译稿《工人绥惠略夫》寄给茅盾。自此，鲁迅与茅盾的通信往返开始频繁，约写的稿件也多了起来。从1921年至1922年，鲁迅为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提供了9篇稿件，其中短篇小说2篇，即《社戏》和《端午节》，译介作品7篇，包括俄国阿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和短篇《医生》、盲诗人爱罗先珂童话《世界的火花》、保加利亚跋左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捷克凯拉绥克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德国凯尔沛来斯的《小俄罗斯文学略说》、芬兰明那·亢德的《疯姑娘》等。
　　编发鲁迅文稿，茅盾自述：“很喜欢看他的文章”。1923年他写了一篇《读〈呐喊〉》的读后感发表在第91期的《文学周报》上，对鲁迅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说读了《狂人日记》有一种“痛快的刺激，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绚绝的阳光”。又说读了《阿Q正传》，“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阿Q正传》“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茅盾首次用“阿Q相”揭示鲁迅作品所要表达的另一层深意。
　　1927年茅盾综合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写了一篇超过1.5万字的《鲁迅论》发表在11月份的《小说月报》上。茅盾写这篇长文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表达个人阅读感受，他是有准备的;二是叶圣陶的建议。叶圣陶当时是《小说月报》代理主编，他有意请茅盾写些评论文字，说茅盾是“此中老手”，杂志正缺这方面的稿件，而且直接给出“鲁迅论”的题目。那时茅盾正在创作《蚀》三部曲，写完其中的《幻灭》之后，觉得不甚满意，想暂时搁置一下写些别的。茅盾认为，写鲁迅是一个好主意，但似乎题目大了，不易下手，尽管有所准备，可评论界对鲁迅作品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谓“截然相反”，指的是曲解甚至否定鲁迅。茅盾写《鲁迅论》恐怕还有这方面考虑，他是有针对性的。但写出来的第一篇评论并不是《鲁迅论》，而是《王鲁彦论》（王鲁彦系青年作家，与茅盾有过一面之交，常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随后才是《鲁迅论》，茅盾解释，王鲁彦“不难写”。看来写《鲁迅论》，他确实是“深思熟虑”的，但先登出来的则是《鲁迅论》。大概叶圣陶有自己的想法，“认为用鲁迅来打头炮比较好”。

既是“作品论”也是“作家论”

　　《鲁迅论》是一篇全面系统论述鲁迅及其作品的文章，既论鲁迅其人，也论鲁迅作品。
　　茅盾说：“我和他（指鲁迅）没甚关系，从不曾见过面”（但茅盾与鲁迅是见过面的。1926年8月下旬，鲁迅离开北京准备前往厦门大学任教，29日路经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茅盾应邀出席作陪。也许因为是“陪客”之一，属于“一面之雅”，为写《鲁迅论》，茅盾有所忽略。——笔者注）。《鲁迅论》是一部从鲁迅作品认识鲁迅的“作家论”。
　　茅盾又说：“喜欢读鲁迅的创作小说的人们，不应该不看鲁迅的杂感，杂感能帮助你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因为“单读了鲁迅的创作小说，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他的用意。”《鲁迅论》又是一部从认识鲁迅深考鲁迅创作的“作品论”。
　　关于“作品论”。杂文是鲁迅创作的主体，所以茅盾非常重视鲁迅的杂文。他认为，鲁迅的杂感（按茅盾的说法是“杂感”）“大部分是剜剔中华民族的‘国疮’”，“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但是“剜剔毒疮而外，又时有‘岁月已非，毒疮依旧’的新愤慨”，鲁迅不由感叹：“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以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
　　茅盾还认为，老中国的“毒疮”并没有完全剜去，在鲁迅看来，就像被周围的长城围绕一样，“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鲁迅语）。茅盾解释：“旧有的和新补添的联为一气又造成了束缚人心的坚固的长城”。茅盾感叹：“攻击老中国的国疮的声音，几乎只剩下鲁迅一个人的了”，鲁迅成了“寂寞”中的“老头儿”。
　　茅盾欣赏鲁迅的“杂感”，因为“杂感”中的鲁迅——“寂寞”中的“老头儿”又是一个“辛辣倔强的老头儿”。他有这样的体会，了解鲁迅，读鲁迅的“雜感”，可以从中获得“正面的说明”，但要做到真正了解鲁迅，还必须读鲁迅的小说，在那里可以获得“反面的解释”。那么在鲁迅的小说里，茅盾又是怎样阐述他认为的“反面的解释”呢？
　　小说是鲁迅创作的重心。《呐喊》《彷徨》是鲁迅的两部重要小说集。茅盾认为两部小说集“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老中国，并不含有‘已经过去’的意思……我们在今日依然随处可以遇见，并且以后一定还会常常遇见”。他认为读鲁迅的小说，会产生一种“亲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 　　茅盾具体分析，“《呐喊》所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茅盾以《阿Q正传》为例，说“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许会让人觉得“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就会明白“篇中的精要的意义”，“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的法宝”，“‘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等等。鲁迅的“反面的解释”，是将“阿Q”翻转为一面镜子，看看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相”？“《阿Q正传》的诙谐，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们失却了笑的勇气，转而为惴惴的自不安了”。
　　同样，在《彷徨》里，老中国儿女们的“灰色人生”在茅盾看来似乎更加凄怆。恋爱、婚姻、家庭、理想，“数千年传统的灰色人生压迫他们，使他们成了失败者”。《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主人公“都是先曾抱着满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为的”，但他们都“失败”了。“《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于失败之后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随随便便’的悲观者”;《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的“失败”，选择了一条违逆于自己的道路，尽管“他改变了”，“他胜利了，然而他也照他预定地毁灭了自己”。而《伤逝》《幸福的家庭》，一个“是在说明脆弱的灵魂（子君）于苦闷和绝望的挣扎之后死于无爱的人们的面前”;一个是“现实怎样地嘲弄理想”，写的也是“失败”。鲁迅的“反面的解释”，是要让人们憬悟：现实是残酷的，必须勇敢去面对，去抗争，而不是退缩逃避，甚至被击垮。

　　茅盾将鲁迅杂文和小说联系起来分析。他反复强调，要深刻领会鲁迅杂文，必须读鲁迅小说;而要读懂鲁迅小说，必须结合读鲁迅杂文。认识鲁迅，茅盾提供了自己的独见。
　　关于“作家论”。《鲁迅论》也是从鲁迅作品认识鲁迅的“作家论”。鲁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茅盾说，鲁迅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鲁迅站在路旁边，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他是实实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世间，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惮烦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也决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
　　茅盾举出《一件小事》和《端午节》，认为这两篇“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他说“《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卑劣的作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同样，《端午节》也“是一篇剥落人的弱点的作品，而以‘差不多’为表现手段，在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画出‘易地则皆然’的人类自利心来，并且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是怎样例外的圣人。”鲁迅的“沉默的旁观”其实更多的还是审视自己。
　　茅盾又说，鲁迅是一个“老孩子”。茅盾在读了鲁迅《这样的战士》一文后，称鲁迅是一个“老头儿”，但在读过《写在〈坟〉后面》后，又不禁惊叹鲁迅是一个“老孩子”：“看，这个老孩子的口吻何等妩媚！”在茅盾看来，“老头儿”“老孩子”并不矛盾。他认为，“如果把鲁迅的杂感集三种（指当时已出版的《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笔者注）仔细读过了一遍，你大概不会反对我称他为‘老孩子’”！他解释，鲁迅著作“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压迫，剥露一切虚伪！”鲁迅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老孩子！”茅盾通过鲁迅作品把他想象成小孩似的“老头儿”，侃侃谔谔，痛快淋漓。
　　茅盾还认为，鲁迅是“青年导师”。茅盾引述鲁迅《写在〈坟〉后面》关于“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称前驱……”的一段话，说鲁迅“不肯自认为‘战士’，或青年的‘导师’”，自谦“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但茅盾不这么认为，“我们不可上鲁迅的当，以为他真个没有指引路”。鲁迅的著作有许多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他“鼓励青年们去活动去除旧革新”，要“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告诫青年与旧势力斗争要有“韧性”，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鲁迅给青年指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扑灭他。”在《华盖集》里，鲁迅甚至直接引示：“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在茅盾看来，鲁迅无意做“青年导师”，但事实表明，鲁迅就是青年导师。

示范与指导意义

　　茅盾写《鲁迅论》之前，评论界对鲁迅的评价已经开始，当时有一本叫《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书，收录了10多篇文章，选编者是台静农。茅盾的《鲁迅论》引用了其中不少观点，可以说茅盾是熟读了这本书的，对于这些观点，茅盾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同意书中一篇文章的“剥脱”之说，但又作进一步阐释，认为鲁迅“剥脱”别人的同时更“剥脱自己”。针对有些论者的观点，茅盾明确表示不同意。比如創造社成员成仿吾对《呐喊》里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进行解读，认为鲁迅“太急于再现他的典型了”，“我们看这些典型在他们的世界里不住地盲动，犹如我们到了一个未曾到过的国家，看见了各样奇形怪状的人在无意识地行动……”结果反而造成人物、环境的“不典型”。他因此认定鲁迅的这些作品是“劳而无功”的，是“庸俗的”“浅薄的”，是没有“价值”的。而茅盾则说，“《呐喊》中的人物并不是什么外国人，也不觉得‘跑到了一个未曾到过的国家’……”他不认为《孔乙己》《阿Q正传》等是“浅薄的”“劳而无功”的作品。
　　1920年代是评论界对鲁迅意见最为分歧时期，围绕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怀疑、否定，甚至恶毒攻击，不一而足。比如当时从英国留学归国在北大任教的陈西滢常在其主编的《现代评论》《闲话》专栏发文谩骂诋毁鲁迅即是一例。《鲁迅论》的发表，无疑成了黯云中映照出的一道亮光。在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1933年发表之前，茅盾的《鲁迅论》成为了当时文艺界正确认识与评价鲁迅的一篇最重要的文章，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它扭转了初期鲁迅研究的模糊倾向，纠正了人们对鲁迅的偏见，成为了鲁迅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主流力量。
　　瞿秋白所著《序言》，其论述的角度与茅盾虽有较大不同，但总体基调是一致的，都是肯定鲁迅。瞿秋白主要从鲁迅思想发展分析，认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具有“‘韧’的战斗”精神，他“反虚伪”，“反自由主义”，“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茅盾重点从鲁迅作品分析，认为鲁迅著作里的“反抗”与“剥露”，具有属于鲁迅自己所希望的那种持久“韧性”和“单身鏖战的武人”精神。可以猜想，《鲁迅论》这道罅隙中的耀眼的“亮光”，瞿秋白是看到了，而且在他的《序言》里得到进一步光扬。
　　周扬写于1936年的《现实主义试论》（载《文学》第6卷第1号）一文，对鲁迅笔下的“阿Q”进行分析，认为阿Q的性格是“独特”的，“他有自己独特的经历，独特的生活样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但他又认为阿Q的性格是“普遍”的，否则，“就不会以这么活跃生动的姿态而深印在人们的脑里……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实际上已经存在或正在萌芽的某一社会群共同的性格，综合、夸大，给与最具体真实的表现的东西”，这与茅盾分析的“阿Q相”非常相似。
　　可以说，茅盾的《鲁迅论》对于正确认识鲁迅、正确认识鲁迅作品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