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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交谊颇深，留存于世的陈寅恪致傅斯年书信亦为数不少。这些信件大多保存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最早由王汎森在1990年代后期予以披露（《傅斯年往来书信选：陈寅恪部分》，《联合报》1995年12月连载；《陈寅恪的未刊往来书信》，《当代》1997年123、124期）。王汎森提供的这一部分陈致傅书信共有七十五通，后全部收入陈流求、陈美延整理编辑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2009年再版）。这七十余通书信是陈氏书信集中的最大宗，它的刊布为学界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最近，笔者在检索“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提供的“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时发现，其中大约尚有近五十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函、电文等，是《陈寅恪集·书信集》所未收的（这或是因为当时史语所档案还未整理齐备）。囿于查档的条件限制以及相关版权法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得睹这些信札的全貌。不过，幸有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已经对这些书信进行了整理编号，并列出了信函的“摘由”，使得我们可以了解信件的大致内容。现在，笔者大致梳理了一下这些“摘由”所透露的信息，并比照已经刊布的其它资料，试图揭示其所反映的陈寅恪的学行与事功。
陈寅恪在史语所草创时期，即受傅斯年之请出任史语所研究员，后又出任北平分所主任。此后，陈寅恪与史语所的学术关系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对于陈寅恪在史语所的任职情况，既有的著作大多语焉不详。已刊的《书信集》中几封陈致傅的信函，约略表明了陈寅恪在购买与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对于陈寅恪在整个史语所草创时期的贡献，我们还是知之不多。这批未刊书信恰好展现了陈氏的作用。
傅斯年在1928年9月20日致函陈寅恪，聘请他为研究员。陈寅恪理应有回复。编号为“元130-10”的信件恰是陈寅恪1928年9月23日所作，大意是要“复所内通信约第三号函敬悉一切特此表示同意”，即陈寅恪同意聘请。此后，陈、傅二人就开始商量购买内阁大库档案的事宜，陈寅恪1928年10月17日、12月27日，1929年2月9日、2月24日致傅斯年的函都是在报告购档事宜。档案一事的终结是在1929年3月10日，该日致函的目的是“函达档案已购定”。前后历时近五个月的时间，购档事宜一直是陈寅恪及在北平的相关同仁在实际张罗。陈氏在保存内阁大库档案一事上可谓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购档的同时，陈寅恪所需要操心的另一件事情即是档案的存储地点即史语所北平分所的所址。傅斯年大概很早即与陈寅恪商量过此事，陈寅恪在1928年10月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即谈到与李宗侗商议过此事，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房子以‘御史衙门’（都察院？）为适当”，并请李宗侗代索。傅斯年则在11月14日回信，谈了自己心目中史语所所址的三点标准，并希望陈寅恪察看北海附近是否还有合适房屋。接傅斯年指示后，陈寅恪就开始全力处理此事，在原拟划拨的故宫博物院房屋索之未得后，陈寅恪相中了北海静心斋的相关房屋。然而，一直到1929年3月，事情仍未能最终敲定。
从3月14日起至4月25日，陈寅恪多次致电（函）傅斯年、杨铨，“报告接洽静心斋房屋详情”。这批陈寅恪的电文，正好是《书信集》所未收的。接洽静心斋房屋的过程颇为复杂，不仅陈寅恪三次致函致电傅斯年、杨铨（其中一封电文不知何故未被史语所档案目录登录，见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第四百一十二页），傅、杨亦五次电陈寅恪，望他“先占静心斋再图发展”。此事，徐中舒、赵元任、陈垣、马衡、蔡元培、王正廷、唐悦良、北平档案处祁处长等全部参与其间，陈寅恪左右联络，所要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房屋一事，大概在1929年5月定案，而由于史语所迁平，原先计划中的北平分所所址，竟成了整个史语所的办公场所。于是，整个史语所的创立，可以说是与陈寅恪有了莫大的关联。
史语所迁平后，陈寅恪任第一组主任，虽然具体参与所内事务的时间不多，但从这批信件来看，他仍然处理了一些人员聘请、人事平衡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据“摘由”可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推荐“容希白之妹容媛为本所助理员”、起草“致李少微函稿”、转达“容、赵二君对于待遇不与相商相平见怪”、“退还致朱先生两函”、“函达朱逿先谈话两点”等等。可见，在学术研究之余，陈寅恪仍然需要躬亲处理这些琐碎的事务，而这些也正是他主任的职责所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指陈寅恪的史语所职务只是“遥领”或对具体事务“并不过问”，据信件来看，这些说法可能并不准确。
陈寅恪曾言“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且希望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于是十分重视对中外书籍的收集、典藏。这批信函也颇能反映陈氏此种读书治学的作风。
从《书信集》可知，早在1928年同意出任史语所研究员的信函中，陈氏即附有“日本杂志名单”。此后，在购买内阁大库档案之时，陈寅恪看中一蒙文书，又提议能否移购买档案的一部分款项购买这部蒙文书。从未刊书信可知，大约在与此同时或稍晚，陈寅恪曾致函傅斯年、李济，“函询有关是否购买《泉屋清赏》”。此事或是钱稻孙对陈氏的提议，因史语所档案中，尚有一封钱稻孙致陈寅恪函，“函达有关《泉屋清赏》情况”。《泉屋清赏》是当时日本刚出的一套珍贵典籍，内含大量中国古铜器图录，对于一贯重视新材料的陈寅恪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宝藏。
陈寅恪的提议是否被同意，不得而知，不过史语所后来真的得到了一套《泉屋清赏》，但从档案来看，那似乎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在关注铜器的同时，陈寅恪当然也不会放过石刻，大约在1930年2月23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徐中舒，“请约容、商、赵同赴黄立猷弟家参观所藏石刻搨本”，黄立猷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所藏甚丰，能够参观其藏品，陈氏当然是希望能与同仁分享。
大概在1930年11月22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陈钝，除了商改论文事宜外，“又刘半农编辑之《敦煌掇琐》乞送一部”。《敦煌掇琐》是刘半农辑录的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材料集成，当时是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的。对此等极为重要的域外资料，陈寅恪当然很重视，他不仅自己希望获赠一部，而且在日期署为12月8日的另一封书信中，他又提出“请赠浦江清《敦煌掇琐》一部”。从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角度考虑，陈氏的这种惠己及人的做法倒是值得称许。 陈氏给傅斯年的信函中，有许多日期已经残缺，史语所的整理者只能大致将其系于某个时间段。其中有几封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信函，仍与求书、购书有关。比如，“函询南条文雄大明三藏目录北海图书馆借到否”、“请交换或函索日本庚款所设东方文化学院之出版品”、“函达与柏林人类博物馆交换出版品之公函内容”等。这不仅可看出陈寅恪在专注本土史学的同时仍重视梵佛之学及国际汉学，同时也看出陈寅恪为搜求最新资料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希望辗转万里与德国的研究机构交换材料。
史语所南迁之后，陈氏并未随行，但陈寅恪依然与史语所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关系。如日期署为2月9日的信函中，陈寅恪曾询“刘氏石刻拓本目录能寄示否”，而1937年1月16日的信中则表明“关于唐蕃会盟碑拓本不必寄来，善斋藏目中如有近出土及昔日未著录之碑志乞寄下”。这些信函，大致作于抗战正式爆发前夜，邮路尚通。此后，战火延烧，史语所与陈寅恪都四处转徙，陈寅恪再想从史语所获得相关资料，或者希望史语所能够购进相关书籍，即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了。
陈寅恪的著作有不少是由史语所刊布的。陈氏对每篇著作的撰写与发表颇为用心，著作草成后也屡作修改。这批未刊的致傅斯年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交涉论文修改事宜。而除了直接致函傅斯年外，陈寅恪与编辑员陈钝的信函来往也颇为频繁，据检索目录，二人来往信函大约有二十笔左右，俱是讨论文章修改情况。
根据这些书信的“摘由”可知，陈寅恪的著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支愍度学说考》、《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稿》、《李唐氏族之推测》等，都多次经过修改，陈寅恪不厌其烦地提供了《正误表》及改订意见等。陈寅恪的认真程度，从“第六页第九行括号内十九字删去”、“稿内世系表拟改正二字”等字眼即可看出，陈寅恪的学术著作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大概就是这样精益求精而成。
这些陈氏信函中，还透露了一些陈氏论文发表过程中的细微环节。如署日期为12月18日的信函，“摘由”是“寄上文稿一篇。又蔡先生颂寿纪念文题拟为《东晋‘心无义’考》”。为庆祝蔡元培六十五岁寿辰，傅斯年很早即开始张罗此事，傅在1931年04月10日即发出了庆祝论文集的集稿函，此后各路学者开始应约作文。陈寅恪也接到了约稿函，从信函来看，他最初拟定的题目是《东晋‘心无义’考》，不过，最终见于论文集的题目则是《支愍度学说考》。从“心无义”到“支愍度学说”，或可反映陈寅恪思考学术问题臻于完善的过程。
现收于《陈寅恪集·讲义与杂稿》的《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本刊于《国文月刊》1947年第五十七期。该文原是中文所作，后被J.R.Ware博士译成英文刊于1936年4月出版的《哈佛亚细亚学报》，后再由程千帆译回中文。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札中也有一定线索，大约在三十年代的两函中，陈氏均谈及此文。一封日期署为10月21日，“摘由”是“函达关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事，想须作罢”，另一封在11月16日“函达拙文论韩愈者固可不向美人发表，姑存之箧中以待改定”。如果仅从这些字眼来看，陈寅恪当时似乎并不是十分愿意在美国发表这篇论文，且希望“存之箧中以待改定”，不过，该文还是在1936年被发表，这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程千帆在译文卷首曾有一按语：“Ware博士于吾华文学，所知似不甚深，故英译颇有疏失，行文亦间或费解。”翻译质量不精，这或许是陈寅恪不急于向美发表的原因之一。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函，自然反映了傅、陈交往的一些侧面，同时也披露了一些陈寅恪与同时代其他学界中人的来往情况。前文已经论及，陈寅恪在处理史语所具体事宜时，与徐中舒、赵元任、陈垣、马衡、蔡元培、容庚、朱希祖、商承祚等皆有往来。其实，这批信件还能展现更多有意思的学界交往事迹。
据统计，《书信集》中共有书信二百三十通，其中与举荐人才有关的有三十多通。这些举荐信充分表明了陈寅恪的爱才惜才之心。例如，戴家祥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陈寅恪曾经四次写信给容庚、傅斯年等，希望介绍其到相关学校任教。1936年夏，戴家祥受聘于四川大学。据6月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函，“方君欲弟介绍于川大，因已介绍戴君前去，俟得其复书方能再介绍方君”，这可表明，此次戴家祥到川大，仍然是得益于陈寅恪的引介。而戴家祥之后，又有学生希望陈寅恪帮忙介绍，但是由于已经推荐戴家祥去了川大，故引介之事只能从长计议了。
元史研究学者韩儒林也曾得到陈寅恪的赞誉与推荐。据四十年代一封日期署为8月14日的信函，陈寅恪读到韩儒林的论文后十分赞赏，但因“关于波斯文原文之解释等弟亦是外行”，所以决定细看之后再推荐。8月21日再写一信，主要内容则已经是“韩君论文已大略看过，殊为难得，故遵示已写一推荐为本所研究员书，并提二种可考虑之点，又西北大学向弟征求边史教授，弟亦以韩君之名应之”。可以说，傅、陈二人都有识才的慧眼，而陈寅恪在荐人过程中更是一丝不苟。此次韩儒林因种种原因未就史语所之职，但傅斯年并未介怀，1946年8月，韩氏终于得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
除了推荐晚辈学人，陈寅恪有时也出面为史语所同仁张罗相关讲学、任教事宜。1944年7月4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为华西大学聘请董作宾任教一事说项。十日之后，傅斯年作了一封回函，说道：“转交彦堂兄一看，彼并无就华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罢论矣。彦堂正写其文稿付印，岂肯中辍？”据傅斯年的回信，陈寅恪在信中似乎提到了援引李方桂向史语所告假任教燕京大学但仍兼史语所职的办法，傅斯年对此予以拒绝。傅斯年从维护史语所本位利益的角度出发，不同意董作宾赴华大兼职，自是可以理解，但陈寅恪为董作宾讲学事说项，却也实在是出于一片热心。
诸如此类交涉未果的事例，并不影响傅、陈二人之间的感情。二人之间的这些往来书信，多是关于学术性事务，但也颇能显见傅、陈之间的私谊。如果我们悉心观察已经收入《傅斯年遗札》的傅致陈或其他相关人士的信函，可见傅斯年一直以来都对陈寅恪的境况颇为挂念。1947年5月，因陈寅恪失明事，傅斯年特意昭告史语所同仁，补助美金一百元。5月4日，傅斯年特作一信，谈到以哈佛补助款助陈养病，同意其找助理或书记，设法报销其所借路费，等等。对于傅氏的盛情，陈寅恪在5月13日加以回复，除了表示感谢，还谈到了“正需美金，以速带来为妙”。联想到当时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急剧贬值的法币，正处于困窘生活中的陈氏特意强调美金，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947年初，胡适本想赠与陈寅恪一笔美金，当时陈寅恪通过出售自己珍贵藏书的办法换了二千美金。此次，傅斯年再予襄助，充分展现了学界友人与陈氏的情谊。
这批陈寅恪致傅斯年信件所透露的信息，当然不限于笔者仅据“摘由”陈述的一鳞半爪。囿于两岸的版权法规，我们现在暂时还没办法得睹这些信件的全貌。然而，王汎森先生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史语所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现已将傅斯年书信、电稿等整理为三大册的《傅斯年遗札》出版，其中披露了不少傅致陈信函。即便如此，这也仅有傅氏信，而未见陈氏函，殊为遗憾。幸而王汎森等人目前正在进行《傅斯年师友书信集》的纂辑工作，如果能获得相关授权，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可以在那本《师友书信集》中得窥这些信件的真容。而陈氏后人陈流求、陈美延女士等一直致力于收罗整理陈寅恪的文字，如果能够经他们之手，设法将海峡对岸的这些珍贵信件内容加以整理，并收入修订后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之中，那必当大大嘉惠世人。
最近，笔者在检索“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提供的“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时发现，其中大约尚有近五十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函、电文等，是《陈寅恪集·书信集》所未收的（这或是因为当时史语所档案还未整理齐备）。囿于查档的条件限制以及相关版权法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得睹这些信札的全貌。不过，幸有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已经对这些书信进行了整理编号，并列出了信函的“摘由”，使得我们可以了解信件的大致内容。现在，笔者大致梳理了一下这些“摘由”所透露的信息，并比照已经刊布的其它资料，试图揭示其所反映的陈寅恪的学行与事功。
对史语所的贡献
陈寅恪在史语所草创时期，即受傅斯年之请出任史语所研究员，后又出任北平分所主任。此后，陈寅恪与史语所的学术关系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对于陈寅恪在史语所的任职情况，既有的著作大多语焉不详。已刊的《书信集》中几封陈致傅的信函，约略表明了陈寅恪在购买与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对于陈寅恪在整个史语所草创时期的贡献，我们还是知之不多。这批未刊书信恰好展现了陈氏的作用。
傅斯年在1928年9月20日致函陈寅恪，聘请他为研究员。陈寅恪理应有回复。编号为“元130-10”的信件恰是陈寅恪1928年9月23日所作，大意是要“复所内通信约第三号函敬悉一切特此表示同意”，即陈寅恪同意聘请。此后，陈、傅二人就开始商量购买内阁大库档案的事宜，陈寅恪1928年10月17日、12月27日，1929年2月9日、2月24日致傅斯年的函都是在报告购档事宜。档案一事的终结是在1929年3月10日，该日致函的目的是“函达档案已购定”。前后历时近五个月的时间，购档事宜一直是陈寅恪及在北平的相关同仁在实际张罗。陈氏在保存内阁大库档案一事上可谓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购档的同时，陈寅恪所需要操心的另一件事情即是档案的存储地点即史语所北平分所的所址。傅斯年大概很早即与陈寅恪商量过此事，陈寅恪在1928年10月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即谈到与李宗侗商议过此事，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房子以‘御史衙门’（都察院？）为适当”，并请李宗侗代索。傅斯年则在11月14日回信，谈了自己心目中史语所所址的三点标准，并希望陈寅恪察看北海附近是否还有合适房屋。接傅斯年指示后，陈寅恪就开始全力处理此事，在原拟划拨的故宫博物院房屋索之未得后，陈寅恪相中了北海静心斋的相关房屋。然而，一直到1929年3月，事情仍未能最终敲定。
从3月14日起至4月25日，陈寅恪多次致电（函）傅斯年、杨铨，“报告接洽静心斋房屋详情”。这批陈寅恪的电文，正好是《书信集》所未收的。接洽静心斋房屋的过程颇为复杂，不仅陈寅恪三次致函致电傅斯年、杨铨（其中一封电文不知何故未被史语所档案目录登录，见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第四百一十二页），傅、杨亦五次电陈寅恪，望他“先占静心斋再图发展”。此事，徐中舒、赵元任、陈垣、马衡、蔡元培、王正廷、唐悦良、北平档案处祁处长等全部参与其间，陈寅恪左右联络，所要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房屋一事，大概在1929年5月定案，而由于史语所迁平，原先计划中的北平分所所址，竟成了整个史语所的办公场所。于是，整个史语所的创立，可以说是与陈寅恪有了莫大的关联。
史语所迁平后，陈寅恪任第一组主任，虽然具体参与所内事务的时间不多，但从这批信件来看，他仍然处理了一些人员聘请、人事平衡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据“摘由”可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推荐“容希白之妹容媛为本所助理员”、起草“致李少微函稿”、转达“容、赵二君对于待遇不与相商相平见怪”、“退还致朱先生两函”、“函达朱逿先谈话两点”等等。可见，在学术研究之余，陈寅恪仍然需要躬亲处理这些琐碎的事务，而这些也正是他主任的职责所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指陈寅恪的史语所职务只是“遥领”或对具体事务“并不过问”，据信件来看，这些说法可能并不准确。
搜求中外书籍
陈寅恪曾言“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且希望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于是十分重视对中外书籍的收集、典藏。这批信函也颇能反映陈氏此种读书治学的作风。
从《书信集》可知，早在1928年同意出任史语所研究员的信函中，陈氏即附有“日本杂志名单”。此后，在购买内阁大库档案之时，陈寅恪看中一蒙文书，又提议能否移购买档案的一部分款项购买这部蒙文书。从未刊书信可知，大约在与此同时或稍晚，陈寅恪曾致函傅斯年、李济，“函询有关是否购买《泉屋清赏》”。此事或是钱稻孙对陈氏的提议，因史语所档案中，尚有一封钱稻孙致陈寅恪函，“函达有关《泉屋清赏》情况”。《泉屋清赏》是当时日本刚出的一套珍贵典籍，内含大量中国古铜器图录，对于一贯重视新材料的陈寅恪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宝藏。
陈寅恪的提议是否被同意，不得而知，不过史语所后来真的得到了一套《泉屋清赏》，但从档案来看，那似乎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在关注铜器的同时，陈寅恪当然也不会放过石刻，大约在1930年2月23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徐中舒，“请约容、商、赵同赴黄立猷弟家参观所藏石刻搨本”，黄立猷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所藏甚丰，能够参观其藏品，陈氏当然是希望能与同仁分享。
大概在1930年11月22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陈钝，除了商改论文事宜外，“又刘半农编辑之《敦煌掇琐》乞送一部”。《敦煌掇琐》是刘半农辑录的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材料集成，当时是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的。对此等极为重要的域外资料，陈寅恪当然很重视，他不仅自己希望获赠一部，而且在日期署为12月8日的另一封书信中，他又提出“请赠浦江清《敦煌掇琐》一部”。从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角度考虑，陈氏的这种惠己及人的做法倒是值得称许。 陈氏给傅斯年的信函中，有许多日期已经残缺，史语所的整理者只能大致将其系于某个时间段。其中有几封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信函，仍与求书、购书有关。比如，“函询南条文雄大明三藏目录北海图书馆借到否”、“请交换或函索日本庚款所设东方文化学院之出版品”、“函达与柏林人类博物馆交换出版品之公函内容”等。这不仅可看出陈寅恪在专注本土史学的同时仍重视梵佛之学及国际汉学，同时也看出陈寅恪为搜求最新资料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希望辗转万里与德国的研究机构交换材料。
史语所南迁之后，陈氏并未随行，但陈寅恪依然与史语所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关系。如日期署为2月9日的信函中，陈寅恪曾询“刘氏石刻拓本目录能寄示否”，而1937年1月16日的信中则表明“关于唐蕃会盟碑拓本不必寄来，善斋藏目中如有近出土及昔日未著录之碑志乞寄下”。这些信函，大致作于抗战正式爆发前夜，邮路尚通。此后，战火延烧，史语所与陈寅恪都四处转徙，陈寅恪再想从史语所获得相关资料，或者希望史语所能够购进相关书籍，即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了。
交涉论文事宜
陈寅恪的著作有不少是由史语所刊布的。陈氏对每篇著作的撰写与发表颇为用心，著作草成后也屡作修改。这批未刊的致傅斯年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交涉论文修改事宜。而除了直接致函傅斯年外，陈寅恪与编辑员陈钝的信函来往也颇为频繁，据检索目录，二人来往信函大约有二十笔左右，俱是讨论文章修改情况。
根据这些书信的“摘由”可知，陈寅恪的著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支愍度学说考》、《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稿》、《李唐氏族之推测》等，都多次经过修改，陈寅恪不厌其烦地提供了《正误表》及改订意见等。陈寅恪的认真程度，从“第六页第九行括号内十九字删去”、“稿内世系表拟改正二字”等字眼即可看出，陈寅恪的学术著作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大概就是这样精益求精而成。
这些陈氏信函中，还透露了一些陈氏论文发表过程中的细微环节。如署日期为12月18日的信函，“摘由”是“寄上文稿一篇。又蔡先生颂寿纪念文题拟为《东晋‘心无义’考》”。为庆祝蔡元培六十五岁寿辰，傅斯年很早即开始张罗此事，傅在1931年04月10日即发出了庆祝论文集的集稿函，此后各路学者开始应约作文。陈寅恪也接到了约稿函，从信函来看，他最初拟定的题目是《东晋‘心无义’考》，不过，最终见于论文集的题目则是《支愍度学说考》。从“心无义”到“支愍度学说”，或可反映陈寅恪思考学术问题臻于完善的过程。
现收于《陈寅恪集·讲义与杂稿》的《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本刊于《国文月刊》1947年第五十七期。该文原是中文所作，后被J.R.Ware博士译成英文刊于1936年4月出版的《哈佛亚细亚学报》，后再由程千帆译回中文。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札中也有一定线索，大约在三十年代的两函中，陈氏均谈及此文。一封日期署为10月21日，“摘由”是“函达关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事，想须作罢”，另一封在11月16日“函达拙文论韩愈者固可不向美人发表，姑存之箧中以待改定”。如果仅从这些字眼来看，陈寅恪当时似乎并不是十分愿意在美国发表这篇论文，且希望“存之箧中以待改定”，不过，该文还是在1936年被发表，这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程千帆在译文卷首曾有一按语：“Ware博士于吾华文学，所知似不甚深，故英译颇有疏失，行文亦间或费解。”翻译质量不精，这或许是陈寅恪不急于向美发表的原因之一。
与学界友朋的交往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函，自然反映了傅、陈交往的一些侧面，同时也披露了一些陈寅恪与同时代其他学界中人的来往情况。前文已经论及，陈寅恪在处理史语所具体事宜时，与徐中舒、赵元任、陈垣、马衡、蔡元培、容庚、朱希祖、商承祚等皆有往来。其实，这批信件还能展现更多有意思的学界交往事迹。
据统计，《书信集》中共有书信二百三十通，其中与举荐人才有关的有三十多通。这些举荐信充分表明了陈寅恪的爱才惜才之心。例如，戴家祥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陈寅恪曾经四次写信给容庚、傅斯年等，希望介绍其到相关学校任教。1936年夏，戴家祥受聘于四川大学。据6月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函，“方君欲弟介绍于川大，因已介绍戴君前去，俟得其复书方能再介绍方君”，这可表明，此次戴家祥到川大，仍然是得益于陈寅恪的引介。而戴家祥之后，又有学生希望陈寅恪帮忙介绍，但是由于已经推荐戴家祥去了川大，故引介之事只能从长计议了。
元史研究学者韩儒林也曾得到陈寅恪的赞誉与推荐。据四十年代一封日期署为8月14日的信函，陈寅恪读到韩儒林的论文后十分赞赏，但因“关于波斯文原文之解释等弟亦是外行”，所以决定细看之后再推荐。8月21日再写一信，主要内容则已经是“韩君论文已大略看过，殊为难得，故遵示已写一推荐为本所研究员书，并提二种可考虑之点，又西北大学向弟征求边史教授，弟亦以韩君之名应之”。可以说，傅、陈二人都有识才的慧眼，而陈寅恪在荐人过程中更是一丝不苟。此次韩儒林因种种原因未就史语所之职，但傅斯年并未介怀，1946年8月，韩氏终于得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
除了推荐晚辈学人，陈寅恪有时也出面为史语所同仁张罗相关讲学、任教事宜。1944年7月4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为华西大学聘请董作宾任教一事说项。十日之后，傅斯年作了一封回函，说道：“转交彦堂兄一看，彼并无就华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罢论矣。彦堂正写其文稿付印，岂肯中辍？”据傅斯年的回信，陈寅恪在信中似乎提到了援引李方桂向史语所告假任教燕京大学但仍兼史语所职的办法，傅斯年对此予以拒绝。傅斯年从维护史语所本位利益的角度出发，不同意董作宾赴华大兼职，自是可以理解，但陈寅恪为董作宾讲学事说项，却也实在是出于一片热心。
诸如此类交涉未果的事例，并不影响傅、陈二人之间的感情。二人之间的这些往来书信，多是关于学术性事务，但也颇能显见傅、陈之间的私谊。如果我们悉心观察已经收入《傅斯年遗札》的傅致陈或其他相关人士的信函，可见傅斯年一直以来都对陈寅恪的境况颇为挂念。1947年5月，因陈寅恪失明事，傅斯年特意昭告史语所同仁，补助美金一百元。5月4日，傅斯年特作一信，谈到以哈佛补助款助陈养病，同意其找助理或书记，设法报销其所借路费，等等。对于傅氏的盛情，陈寅恪在5月13日加以回复，除了表示感谢，还谈到了“正需美金，以速带来为妙”。联想到当时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急剧贬值的法币，正处于困窘生活中的陈氏特意强调美金，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947年初，胡适本想赠与陈寅恪一笔美金，当时陈寅恪通过出售自己珍贵藏书的办法换了二千美金。此次，傅斯年再予襄助，充分展现了学界友人与陈氏的情谊。
这批陈寅恪致傅斯年信件所透露的信息，当然不限于笔者仅据“摘由”陈述的一鳞半爪。囿于两岸的版权法规，我们现在暂时还没办法得睹这些信件的全貌。然而，王汎森先生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史语所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现已将傅斯年书信、电稿等整理为三大册的《傅斯年遗札》出版，其中披露了不少傅致陈信函。即便如此，这也仅有傅氏信，而未见陈氏函，殊为遗憾。幸而王汎森等人目前正在进行《傅斯年师友书信集》的纂辑工作，如果能获得相关授权，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可以在那本《师友书信集》中得窥这些信件的真容。而陈氏后人陈流求、陈美延女士等一直致力于收罗整理陈寅恪的文字，如果能够经他们之手，设法将海峡对岸的这些珍贵信件内容加以整理，并收入修订后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之中，那必当大大嘉惠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