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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接触茶叶以来，两三年间，去过的地方不少。前年，在苏州，平江路灯火流动，人声喧闹，白天在龙宝斋看台版茶书，听几位大神聊天，杯中茶膏平和醇厚，自有块垒。晚上，趁着夜色，去山塘街与唐解元神交亲近，窜到临街铺面里喝茶赏画看美人，也就各自皈依了那份感觉和心情，还有基于个体认知领域的那份阐释。
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愫是一脉相承的。当黄懋材考察印度之后，他的视野与其说是一个爱茶的直觉，不如说是一个爱国者的老练。而吴觉农的焦灼，与其说是一个时代难题，不若说是一个宿世追问。今天，当周重林和李乐骏趟过雪山，走过沙漠，登上峰顶，亲临海面之时，他们内心涌现的既有前人的喜怒哀乐，也有当下的“人、情、事、故”。
伴随茶文化传播载体的不断更新，口语文化的变迭，印刷书籍的兴起，用像地球神经元一般的电话进行交流，风云激荡的二进制江湖，互联网依旧鲜衣怒马，狂飙突进，改了容颜，用了微信，但或多或少都保留下了我们自己的情绪，久而久之，一个人的情绪就会上升为一群人的情怀。别忘了，除了文字传播、精神通感，我们还能喝到同一种物质——茶叶。
这情怀，在婺源，在易武，在上海，在广州，在松赞林寺，在格根塔拉，在茶马古道，在塔尔寺，在日月山下……
如果我们将《茶叶江山》里涉及的“人、事”作一个归类，大概可以梳理出三个版本的故事：经历者的故事，缔造者的故事和书写者的故事。
张天丽（见《茶叶江山》第一章）是经历者（书中还有其他经历者，略去不论），她对普洱茶的执著和疑惑代表了生命个体对茶本身走向知识体系的自相冲突。这里面，有知识的界定，有概念的争鸣，有历史传承的付诸阙如或重新阐释。而正是经历者们的这些执著和冲突，恰恰因其朴素和直面现实问题，保留了最原始的冲动和活性，对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追问，勇往直前。在书中，她作为叙事技巧和叙述结构而存在，但在叙事演变的过程中，又完成了一个经历者在更大时空层面的解读和呈现。
张毅是缔造者，中兴普洱古法制茶，不仅身体力行，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确实痕迹和心态变化：吴觉农也是，他考证茶树起源地，力主中国茶业复兴；苏国文也是，他亲手完成了一个少数民族群体与茶的世系传承；“茶马古道六君子”更是目光远大的缔造者。某种意义上，这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理想主义者，胸中时时燃烧起雄雄烈火，以有生之涯践行未知领域，是谓“茶叶江山”里的节点式人物。
周重林和李乐骏是书写者（书中提到的阮福、方国瑜、李拂一、邹家驹、詹英佩、阮殿蓉、唐仲山、林世兴等等也有各自书写的“茶叶故事”），他们这样去解读的我们的茶叶时代，他们如此去丈量自己走过的茶叶疆域，他们满怀信心去书写和打通茶叶世界里更多的可能性。
《茶叶战争》的纵横驰骋，《茶叶秘密》的幽深细密，《茶叶江山》的举重若轻，三本书，三种心境。写“茶叶战争”的周重林是热烈的，是急切的，他需要在众峰林立间，以力劈华山的信心和勇气去打开一个新局面，求变，求新：写“茶叶秘密”的周重林是细腻的，是愉快的，仿佛阳光照亮美人的肌肤；写“茶叶江山”的周重林和李乐骏是平和的，平静的，无论从视角切入、行文逻辑还是组织结构，这一次，他们求稳，求平，求定。
昔年，武林一流高手燕十三去神剑山庄，谢玉孙背对着他，轻轻拾起一片叶子，又轻轻放下，燕十三没有出手的机会。剑气纵横三万里，一剑光寒十九洲（古龙语），那是茶叶战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语），那是茶叶秘密：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偈语），这是茶叶江山。
历数中国茶叶书写的经典之作，《茶经》和它的“脚注者”们是一个体系，后来的“编书”者们又是一个大方向。在茶叶史方面，还是传统的编年范畴，也就是力求从纵向方面去说清一个事物的传承秩序。
与传统的探讨宏大叙事不一样，《茶叶江山》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开始写，它所引用和叙述的材料，好些是我们日常熟悉的，比如关于普洱茶的生熟之分、茶祖的选择，有些却是我们不熟悉的，比如陈荣昌对侵略者图谋茶山的判断。
最重要的是，两位作者实地考察，将自己带入历史的烟云之中，寻找茶叶曾经留下的痕迹，关注过去之于我们的意义，鸦片战争，茶叶战争，茶叶盗贼，吴觉农的焦虑，原产地的合法性，茶马古道，松赞林寺，雨崩，塔尔寺……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过去，解释过去，实际上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激活。而事实、现实与意义的联结，更多需要像《茶叶江山》里这种深入地描述细节和具体事件，并形成结构和文本意义上符合逻辑的文化解释。
克利弗德·纪尔兹说过：“我所信奉的文化的概念……，是指一种通过历史流传下来的意义范式，具体化为象征，一种经由承传以象征形式来表现各种概念的系统，人们借此来相互沟通，续存，并发展出关于生命的知识和面对生命的态度。”（参见《文化的解释》）
在写《茶叶江山》之前，周重林写史（《茶叶战争》），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茶行业在当代需要注入信心和力量：写情（《茶叶秘密》），情要用水调：“江山”写人，因为只有人会追问从哪里来，到哪儿去，怎么去-中国茶业，要记录，要行动，要思考。《茶叶江山》说的是“人、情、事、故”，是讲故事的文化史。
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愫是一脉相承的。当黄懋材考察印度之后，他的视野与其说是一个爱茶的直觉，不如说是一个爱国者的老练。而吴觉农的焦灼，与其说是一个时代难题，不若说是一个宿世追问。今天，当周重林和李乐骏趟过雪山，走过沙漠，登上峰顶，亲临海面之时，他们内心涌现的既有前人的喜怒哀乐，也有当下的“人、情、事、故”。
伴随茶文化传播载体的不断更新，口语文化的变迭，印刷书籍的兴起，用像地球神经元一般的电话进行交流，风云激荡的二进制江湖，互联网依旧鲜衣怒马，狂飙突进，改了容颜，用了微信，但或多或少都保留下了我们自己的情绪，久而久之，一个人的情绪就会上升为一群人的情怀。别忘了，除了文字传播、精神通感，我们还能喝到同一种物质——茶叶。
这情怀，在婺源，在易武，在上海，在广州，在松赞林寺，在格根塔拉，在茶马古道，在塔尔寺，在日月山下……
如果我们将《茶叶江山》里涉及的“人、事”作一个归类，大概可以梳理出三个版本的故事：经历者的故事，缔造者的故事和书写者的故事。
张天丽（见《茶叶江山》第一章）是经历者（书中还有其他经历者，略去不论），她对普洱茶的执著和疑惑代表了生命个体对茶本身走向知识体系的自相冲突。这里面，有知识的界定，有概念的争鸣，有历史传承的付诸阙如或重新阐释。而正是经历者们的这些执著和冲突，恰恰因其朴素和直面现实问题，保留了最原始的冲动和活性，对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追问，勇往直前。在书中，她作为叙事技巧和叙述结构而存在，但在叙事演变的过程中，又完成了一个经历者在更大时空层面的解读和呈现。
张毅是缔造者，中兴普洱古法制茶，不仅身体力行，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确实痕迹和心态变化：吴觉农也是，他考证茶树起源地，力主中国茶业复兴；苏国文也是，他亲手完成了一个少数民族群体与茶的世系传承；“茶马古道六君子”更是目光远大的缔造者。某种意义上，这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理想主义者，胸中时时燃烧起雄雄烈火，以有生之涯践行未知领域，是谓“茶叶江山”里的节点式人物。
周重林和李乐骏是书写者（书中提到的阮福、方国瑜、李拂一、邹家驹、詹英佩、阮殿蓉、唐仲山、林世兴等等也有各自书写的“茶叶故事”），他们这样去解读的我们的茶叶时代，他们如此去丈量自己走过的茶叶疆域，他们满怀信心去书写和打通茶叶世界里更多的可能性。
《茶叶战争》的纵横驰骋，《茶叶秘密》的幽深细密，《茶叶江山》的举重若轻，三本书，三种心境。写“茶叶战争”的周重林是热烈的，是急切的，他需要在众峰林立间，以力劈华山的信心和勇气去打开一个新局面，求变，求新：写“茶叶秘密”的周重林是细腻的，是愉快的，仿佛阳光照亮美人的肌肤；写“茶叶江山”的周重林和李乐骏是平和的，平静的，无论从视角切入、行文逻辑还是组织结构，这一次，他们求稳，求平，求定。
昔年，武林一流高手燕十三去神剑山庄，谢玉孙背对着他，轻轻拾起一片叶子，又轻轻放下，燕十三没有出手的机会。剑气纵横三万里，一剑光寒十九洲（古龙语），那是茶叶战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语），那是茶叶秘密：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偈语），这是茶叶江山。
历数中国茶叶书写的经典之作，《茶经》和它的“脚注者”们是一个体系，后来的“编书”者们又是一个大方向。在茶叶史方面，还是传统的编年范畴，也就是力求从纵向方面去说清一个事物的传承秩序。
与传统的探讨宏大叙事不一样，《茶叶江山》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开始写，它所引用和叙述的材料，好些是我们日常熟悉的，比如关于普洱茶的生熟之分、茶祖的选择，有些却是我们不熟悉的，比如陈荣昌对侵略者图谋茶山的判断。
最重要的是，两位作者实地考察，将自己带入历史的烟云之中，寻找茶叶曾经留下的痕迹，关注过去之于我们的意义，鸦片战争，茶叶战争，茶叶盗贼，吴觉农的焦虑，原产地的合法性，茶马古道，松赞林寺，雨崩，塔尔寺……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过去，解释过去，实际上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激活。而事实、现实与意义的联结，更多需要像《茶叶江山》里这种深入地描述细节和具体事件，并形成结构和文本意义上符合逻辑的文化解释。
克利弗德·纪尔兹说过：“我所信奉的文化的概念……，是指一种通过历史流传下来的意义范式，具体化为象征，一种经由承传以象征形式来表现各种概念的系统，人们借此来相互沟通，续存，并发展出关于生命的知识和面对生命的态度。”（参见《文化的解释》）
在写《茶叶江山》之前，周重林写史（《茶叶战争》），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茶行业在当代需要注入信心和力量：写情（《茶叶秘密》），情要用水调：“江山”写人，因为只有人会追问从哪里来，到哪儿去，怎么去-中国茶业，要记录，要行动，要思考。《茶叶江山》说的是“人、情、事、故”，是讲故事的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