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靖国元年，徽宗登基、大赦天下，流放海南的苏轼启程北返，归途中写了《刚说》。
　　文章以引述孔子的“刚、毅、木、讷，近仁”和“巧言令色，鲜矣仁”起笔，然后阐发一条人生经验：“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由近仁而至必仁，苏轼比孔子更相信刚者仁心，似有性格决定道德之意。但他没有展开现身说法，反予泛泛之交的孙立节以“真刚者”的好评和褒扬。苏轼着重写了他两件事。
　　一件是熙宁变法之初，王安石为推行新法，特设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苏轼弟弟苏辙被委为该司检详文字官，因与王安石、吕惠卿等政见不合，自请挂冠而去。王安石很想拉孙立节来条例司，说新法就需要像你这样开明敏锐的人才。孙回应道：“公言过矣，当求胜我者。若我辈人，则亦不肯为条例司矣！”给王荆公碰个软钉子，后来孙立节离京去镇江军节度做了掌书记。时值新法施行不久，负责督察的提举常平官大都是锐意仕进的后生之辈，对地方官员很无礼、多呵斥，唯独对孙立节十分恭敬、畏服，说：此人乃是敢抗拒王丞相、不肯做條例司官职的人哪！
　　孙立节的刚直不阿，由此可见。但这并不能证明刚者仁心，所以苏轼写了他的另一件事。那是元丰五年，钦差谢麟赴广西处置骚乱，时为桂州节度判官的孙立节负责审理吏卒中的疑犯。谢麟一下子拘捕大小使臣12名交孙查办，并令全部处死。孙不同意，坚持依法审理，说：“若必欲以非法斩人，则经制司自为之，我何与焉？”谢麟很不满，上报朝廷称孙抗拒命令，而孙也不买账，反告谢非法干预狱事。刑部最终采信孙立节的意见，12个官员得以活命，有的还升了职。苏轼由之说：“吾以是益知刚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于必死乎？”
　　刚与仁，果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吗？苏轼没有统计数据证明，而只是人生经验的感悟罢了。但苏轼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思索这个问题，绝非偶然。他宦海浮沉，多灾多难，数度遭贬，几乎掉脑袋，不都是因为刚直进谏，才得罪了皇帝和执政者吗？是“可畏人”的韩琦、司马光、范镇等伸援手，才拯其于水火，故而苏轼认为，刚者仁心，确为大概率。相反，“可喜人”，即平常花言巧语、吹牛拍马的人，多好整人、害人，亦为一般规律。如与苏氏兄弟有同年之好的章惇，颇有才学，八面玲珑；可他投靠王安石，尤在绍圣朝居相位后倡“绍述”之说，恢复熙宁新政，对一帮元祐重臣大肆打击报复。苏氏兄弟被一贬再贬，犹不罢手，他派专使去勘查受贬官员的纰漏，诬称苏辙强占民房，又发现苏轼仍住在官舍里，于是下令将苏氏兄弟从原居所逐出，并对善待他们的地方官处以革职。可怜的苏轼，只得自行搭建“槟榔庵”栖身。章惇对苏氏兄弟的落井下石、刻薄无情，倒真坐实了“佞者之必不仁”。苏轼一辈子吃尽李定、章惇之类“佞者”的苦头！
　　但苏轼的过人之处，恰在不以一已得失为念，而对士大夫渐失阳刚之气忧心忡忡。因为刚者难得，更为当世士大夫多持“太刚则折”的俗见。“士患不刚耳，长养成就，犹恐不足，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为此论者，鄙夫患失者也。”苏轼的见解独特，击中那些担心“太刚则折”，甘愿巧言令色、阴柔奉迎者的软肋，他们随风俯仰，以佞幸和整人攫取功名，其实是患得患失，把个人仕途置于国家安危之上。苏轼把刚者之折归于天，不知这是制度安排的弊端；其认识局限，我们无须苛责，但其“非刚之罪”，不改刚者必仁的定见，难得。
　　苏轼是明白“直道不容于时”的官场陋习的。但他不屑于此，持刚者仁心的直道，显出北宋士大夫的一缕阳刚气。“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道德》）苏轼的道德观，即真诚做人，热爱人民，以百姓之心为心，为刚者仁心做了最好的诠释。
　　刚者仁心，永不过时，值得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