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蔷薇》是茅盾最早发行的短篇小说集，内收茅盾写于1928年至1929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的五篇短篇小说，其中《创造》是茅盾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野蔷薇》创作期间正处于革命低潮，时值茅盾避居日本，当时他开始反思革命，思考革命的方向。正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这是寄寓了政治意义的小说集，故事主人公都是年轻女性并处于社会变革中。”尽管茅盾在前言中也表明小说在革命方向的用意，但是，五篇小说都涉及女性解放、恋爱、性等话题，使它无意中成为反映女性解放的小说。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古老的中国掀起了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潮。一时间，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流行的科学、民主、自由、革命思想纷纷涌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历史转型期。各种各样的现代思想井喷式地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诸如女权、民主、革命等新式名词冲击着当时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华女性受到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启蒙，开始争取独立和权利，而这与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背道而驰，使女性的改造转型阶段异常痛苦。1929年7月，茅盾的《野蔷薇》适时出版，目的就是反映这一时代的女性困境。
　　《野蔷薇》收录的5篇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无不涉及女性角色，她们都穿着恋爱的外衣，没有一个是值得崇拜的勇者，最后也是以暗淡为结局。茅盾本想在个人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意识”，但无意中反映了当时女性意识觉醒的现象，从表面的恋爱描写中透露出背后的时代隐忧。作者以女性视角写作，通过对失败男性形象的塑造，衬托出当时女性的进步面貌。《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多次描写了男女之间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起到了表现女性意识觉醒的效果。
　　一、《创造》和《诗与散文》中觉醒的女性意识
　　小说《创造》讲述的是男主人公君实企图“创造”一个拥有新思潮的妻子。他娶了姨表妹娴娴并对她不断“下猛药”进行思想改造。出人意料的是，妻子变得不受控制，她思想进步、观念开放激进，并且走在了君实前头。显然，这并不是君实想要的，从文中可以看出，受新思潮影响，娴娴的女权意识已经初步觉醒，她独立自主，并且敢于反抗君实对她的束缚。
　　《创造》开篇就对房间内陈设进行大段描写，突出描写了房间中的女性用品，如梳妆台、旗袍、镂花灰色小羊皮女鞋、小手帕、香水纸、小镜子等。而君实的东西仅仅占了桌子的一角，暗示了这个家庭已经由女性作为主导。中国传统的家庭一向以丈夫当家，但是在《创造》中，娴娴不仅敢于反驳君实的议论，而且基于倔强的个性，往往坚持自己的主张，差不多每次争执都要胜利不可。文中这一细节表现出她特有的敏感：她将妇女节纪念品中“娴娴三八初度纪念。她亲爱的丈夫君实赠”中的丈夫一词划掉，可见她嗅出了丈夫一词中的男权主义象征。
　　除此以外，她对性的开放态度也体现了她思想解放的特点。她的出场充满着性的意味：“浓郁的发香，冲入他的鼻孔;他本能地转过头去，看见夫人还没醒，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盖的贴身背心，所以臂和腿都裸露在晨氣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
　　如此这般露骨的形象描写充斥着整篇小说，茅盾认为女性对性的看法是女性思想解放的关键因素。他将自身的想法投射到君实身上，在君实对娴娴的改造过程中，她之前保持“旧式女子娇羞的态度”，莫干山之行后“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对丈夫表示细腻的爱”。这体现了娴娴从一个传统女性到一个新式妇女的转变，由此可见，茅盾在《野蔷薇》中的反传统、性解放描写，是当时女性觉醒的典型特点。
　　不仅如此，不依附于男性也是《创造》中塑造的女性特点，小说结尾悬念的设计便是典型之处。从最后娴娴在床上逃出君实的怀抱开始，小说开始描写君实的意识流，他多次想和妻子理论，但都欲言又止，到最后他才发现在浴室的是佣人王妈而不是妻子，暗示了妻子已经早已离去。最后，君实发现娴娴先走一步时的惊讶解开了作者设置的悬念，同时也说明了娴娴已经完全不再受君实的“控制”。王妈的话语一语双关：“她先走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罢。倘若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候了。”这暗示娴娴已经较君实进步，走在君实前头，不再依附于男性。
　　反观《创造》中的男主人公君实，表面上看是一个进步的男青年，可实际上，他对待女性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妻子十分满意，另一方面，他又对失去控制的妻子感到恐惧不安，在女主人公的衬托下，他成了一个男权思想至上、简单肤浅、软弱、优柔寡断的角色。君实对妻子进行改造，借为女性进步之名，实则是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并不是要把她改造成新女性而是要满足自己阴暗的虚荣心。他希望将她变成一个没有个人见解的玩物，一旦妻子不再唯命是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不再受自己“控制”，他便不知所措。得知娴娴抛下他先走，他“经过一分多钟后，才在喉间发出来滞涩的声浪”。窘态跃然纸上。作者通过描写君实和娴娴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以进步女性形象衬托君实的虚伪和软弱，反映出那个时代初步觉醒的女性意识，指出标榜女性解放的男性实际上是女性解放道路上的绊脚石。
　　《野蔷薇》的另一篇小说《诗与散文》同样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军官青年丙正处于一次情感抉择之中：他在犹豫选择清纯的表妹还是性感的桂。原来，桂本是一个年轻、漂亮、观念传统的寡妇。丙觊觎她的美色，便用性解放为借口把她哄上了床，将原本保守、传统的她改造成一个性感、开放的新式女性。然而，结局是丙遭到了桂的抛弃。和《创造》一样，《诗与散文》也通过塑造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以不堪的男性形象衬托出女性的进步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桂在文中是一个果敢、泼辣的女性形象，她出场时就明言：“我没有学问，没有你们那些的新思想，我是被你们所谓绅士教育弄坏了的人。”而丙作为她的启蒙者，并没有被桂“奉为至尊”，反而看清他的伪君子嘴脸。她经过丙的启蒙后，发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清楚地认识到以前守寡的生活是对人性的打压，是封建制度对女性的荼毒。小说文本写道：“老师们也教导我们要知道娇羞，幽娴，柔媚，我崇拜这三座偶像，少说也有十年，直到两个月前才被你打破了！”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桂的进步和她坚强勇敢的性格。在小说的最后，当描写她与青年丙分手时，她表现得异常坚定，即使是面对启蒙她的人，她也毫不拖泥带水，面对丙最后温存的请求，她一口回绝“已经嫌太多时，便是半次也不行”。对比丙求和的态度，她毅然决然地拒绝，说：“散文该不再是你所稀罕的罢？我也不想再演喜剧做丑角呢！”她勇敢追求自己青春快乐的权利，大胆泼辣。 　　反观男主人公青年丙，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有为青年，小说开篇对他的外表充满赞赏：“在镜子里的是一个修短合度，风云潇洒的少年。”然而，当女主人公桂出现时，丙表现得不知所措，像被电流通过全身，面对桂时，英俊潇洒的丙一下子蔫了，不仅和桂争辩时处于下风，甚至在发表议论时冷不丁地被她扇了一巴掌，敢怒不敢言，也不敢正视桂，文中多次写到丙只敢通过大衣镜的反射偷偷瞥一下。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桂的态度是既爱又恨，甚至对她有一丝恐惧和害怕。
　　丙离不开桂的肉体，同时又讨厌她过于性感与泼辣。丙实际上是一个懦弱的人，他在爱情选择问题上犹豫不决，以物化的眼光看待女性。他以进步为借口“改造”寡妇桂，实际上把她当作一个玩偶，用来满足自己“肉的飨宴”。一旦玩偶有了思想，不受自己的控制，他便始乱终弃，寻求“灵之颤动”。但是，他身体上又离不开性感的桂，表现在行动上的优柔寡断。他既没有向善的勇气，也没有作恶的决心，小说以软弱的男性形象衬托冲出封建藩篱后的女性“追求青春快乐的权利”时的勇敢和坚韧。
　　正如茅盾在《写在〈野蔷薇〉前面》中自述：“娴娴是热爱人生的，和桂是一个性格的表现，她们都是一样的人，受过新思潮冲击之后不能再被拉回来，徘徊于中庸之道，打破传统思想束缚之后，鄙弃贞静的人。她们都是刚毅的女性，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小说中两个男主人公的结局都是暗淡的、茫然的。《诗与散文》主要通过丙的眼光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夹杂少量桂独立的想法。所以，《诗与散文》和《创造》一样，虽然作品主要以男性的目光开展故事，但是，叙述者都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进行叙事，作品中处处流露出茅盾对男性形象的讽刺和鄙夷，以女主人公的洒脱和进步反讽男主人公的窘迫和不安。《创造》中主要以男主人公心理活动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穿插叙事，女性话语甚少，以男性视角切入，并没有以两性主体性平等的角度叙述。看似是男主人公向读者倾诉自己的烦恼，以男性尺度去衡量女性，但是实际上，小说是以反映革命、进步的女性为主要内容。小说以男主人公在苦恼中的行为、话语、心理活动、神态动作等作为衬托，表达了作者对解放思想改变女性命运的能力与成效的质疑，对男权思想和旧势力加以批判，对虚伪的不彻底的革命进行讽刺，展现了茅盾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深刻反思。
　　二、《昙》和《色盲》中的互文叙事艺术
　　小说集《野蔷薇》中，《昙》与《色盲》这两篇小说分别讲了两个不同的故事，看似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作品，但是细读之下，人们会发现两部作品都是用同样的故事结构、同样的人物设定，甚至出现同样的情节，二者堪称姊妹篇。
　　《昙》收录在茅盾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讲述的是富家千金张女士曾经投身革命，无奈父亲反对革命，她只能休学在家。她的好朋友兰女士前来探望，不经意间透露出正与何若华交往的消息，而何若华恰恰是张女士暗恋的对象，两人因此不欢而散。张女士父亲主张包办婚姻，打算将女儿许配给人品不佳的司令，这使张女士更加苦闷，原本的意中人离她而去，婚姻不能由自己做主，让张女士萌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另一篇小说《色盲》讲的是主人公教员林白霜面临的一个选择，一直心仪的赵筠秋对自己忽冷忽热，而赵筠秋的朋友、自己新认识的李蕙芳则对自己展开猛烈的追求。她们是性格迥异的两种人，李蕙芳是“活泼的，热情的，肉感的，知道如何引你去爱她”，而赵筠秋是“温柔的，理性的，灵感的，知道如何来爱你”。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林白霜终于下定决心向两人摊牌。
　　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小说实际上都是两个女生爱上同一个男生的设定，情节也是大致相当。只不过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不一样，以两种不同的角度写作，可以发现，实际上《色盲》中的林白霜就是《昙》中的何若华，而张小姐就是赵筠秋，兰小姐就是李蕙芳。茅盾在两篇小说中以不同人物的眼光叙述同一件事，使事件显得更加客观立体，起到一种互文的效果。
　　很明显，茅盾通过讲述两个类似的故事说明同一个道理。《昙》中的主人公张小姐表现的是一个倔强的新式女性形象。当发现心仪的男生被好朋友夺走时，她立刻想到的是报复，“将何若华夺回来，然后再将他一脚踹开”。当父亲要将她许配给王司令当小妾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头转向窗外”“强硬的反抗”，甚至萌生离家出走的想法。不仅如此，她还仔细思考了离家出走后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娜拉般的出走。她在迷茫中想到了英雄树红棉，想到了当时火红的革命，于是下定决心前往广州，继续投身革命，由此可见她的独立和勇敢，树立的完全是一个新式女性的形象。另外，作为女主人公的好友则被塑造成另一种形象，她沉浸在虚幻的爱情中，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并且引以为傲，而没有意識到女性应该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通过两种人物形象的对比，人们可以发现茅盾对女性运动的支持态度。
　　虽然两篇小说十分相似，但小说反映的主题完全不一致，茅盾想用一个故事，说明两个道理。《昙》更侧重于说明女性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的问题，小说以女性为主人公，其虽然受到爱情挫折，但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逃出封建腐朽的家庭。而姊妹篇《色盲》更多地侧重于阶级斗争的革命主题，其次才是对爱情的探索。小说从充满革命意识的男性视角出发，在面对爱情的选择时，作者侧重描写他内心的斗争，写他再三衡量时考虑的东西，因此可以看出《色盲》更多的是写恋爱观念。相比《昙》中仅仅是对革命的暗示，《色盲》中对革命的描写则大胆得多，作者借主人公林白霜对恋爱的反思来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反思，与《昙》的蜻蜓点水一般的暗示并不一样。
　　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谈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意义时指出：“一方面，女人不是玩偶，女人不是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但女人也不是她自己，因为所谓‘我自己’所指的不过是‘同男人一样’的男人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女人若是否认同男人一样，承认自己是女人，则又会落回到历史的旧辙，成为妻子，或女人味儿的女儿。”这使人们看到女性在受挤压的同时，还面临着一种选择的困窘。长期以来，中国女性所向往达到的解放境界是一种“同男人一样”的人，“要使他做我的俘虏”成了这些时代女性的全部野心。她们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使异性服从自己的条件上，在对个别男性的征服中来弥补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普遍的社会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女性的观点则完全变成一种二元对立：要么是“主”，要么是“奴”。茅盾在他的小说集中展现出了他对女性地位和身份的思考。
　　三、结语
　　茅盾在《野蔷薇》中以时代女性的形象为切入口，展现了他小说中精妙的构思。从小说中可以看到，作为妇女解放倡导者的茅盾对女性所怀有的深切的关注和理解，但同时他仍然囿于传统的男权观念，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来塑造女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女性解放道路任重道远。也许就像茅盾在他的《写在〈野蔷薇〉前面》中说的：“人生便是这样的野蔷薇。硬说它没有刺，是无聊的自欺;徒然憎恨它有刺，也不是办法。应该看准那些刺，把它拔下来！如果我的作品尚能稍尽拔刺的功用，那即使伤了手，我亦欣然。”尽管小说集《野蔷薇》创作于茅盾写作生涯的早期，写作手法和故事结构并不成熟，但其反映出茅盾受新思潮的影响，体现出他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在那个时代中散发出迷人的夜香。
　　（北京外国语大学）
　　作者简介：谢镇宇（1994-），男，广东广州人，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