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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故地民权县,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如同一个渐渐被人遗忘的落魄贵族,连自怨自艾都显得奢侈和矫情。
自2004年11月来自浙江的中国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主民权葡萄酒厂以来,这个企业,就鲜有大的起伏发生。说不上生,也说不上死,九鼎方以及当地政府都长久陷入一种无言的尴尬。
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民权葡萄酒厂。用“多灾多难”来形容这家中国葡萄酒产业开山鼻祖的发展经历,实在有些为其避讳。真实的情况是,当1993年“长城”商标无奈之中易主河北沙城,民权葡萄酒厂就一直走起了下坡路。近20年间,先后遭遇香港五丰行撤资、破产改制、同行蚕食等风波,这家企业终致元气大伤。
一曲悲歌背后,有着太多理性思索。
致命一击:“长城”商标易主
作出异地搬迁的计划,对于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来说,已是4年前的事。但缺乏资金,缺乏人才,使得这家企业的发展、扩张举步维艰。
2005年7月,民权葡萄酒厂被浙江九鼎集团收购。在许多人看来,“嫁入豪门”给民权葡萄酒厂带来的必然是复兴的希望。而事实却是,面对民权葡萄酒厂日薄西山的市场经营状况,“新主人”很快就失去了持续经营的耐心和信心。知情者说,伴随着浙江九鼎集团欲将老酒厂做房地产开发计划的夭折,这家企业在经营民权葡萄酒厂的态度上就失去了“积极性”。
民权葡萄酒厂,再次面临着发展上的困局,而这样的困局,旷日持久,展现着民权葡萄酒历史演变的某种必然:先是被品牌抛弃,再是被市场抛弃,最后被资本抛弃,在市场经济演变的进程中,它可谓步步皆输。
民权葡萄酒厂始建于1958年, 1963年以“长城牌”为商标,生产各类葡萄酒,并通过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出口部分产品。1986年,民权葡萄酒厂年产葡萄酒近2万吨,销量达2.05万吨,产销率103%,回款4700万元,创利税1000多万元,占当年民权县财政收入的48%以上,生产能力和酿造技术赶上并超过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享誉海内外。
但进入90年代,民权葡萄酒厂开始承担起诸多“不能承受之重”:有关部门通过“拉郎配”,强行让民权葡萄酒厂接受包袱沉重的民权玻璃厂、民权桑场等企业,联合成立“宝塔集团”。 自此开始,民权葡萄酒厂就出现效益连续滑坡的势头,酒的销量开始锐减。而自潘好友走后,酒厂领导又几乎是走马灯似的连年更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合资之后。个别老职工抱怨说,越走越差的民权葡萄酒厂此时却成了某些人升迁到党政部门领导岗位的“跳板”。
官场的“官本位”思想被移植到民权葡萄酒厂,带来的必然是愚昧、短视和自以为是。从1983年开始,中粮集团下属的河北沙城、河北昌黎、烟台蓬莱三家葡萄酒厂和民权葡萄酒厂一起,共同租用由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注册的“长城”牌商标(民权方付的租金从最初的1万、5万、10万到后来的100万元),此间,河北沙城葡萄酒厂抢先在国家商标管理局注册了“长城”商标。1993年8月3日,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签订了“长城”牌商标独家使用合同。合同约定:自1994年1月1日起,由乙方在葡萄酒的生产出口,经销业务中独家使用“长城牌”商标,甲方不再许可他人在葡萄酒上使用“长城”牌商标。同时甲方自身也不再在葡萄酒上使用“长城”商标。
这无异于斩断了民权葡萄酒厂与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长达30年的“血脉情缘”,“长城”商标从此与民权葡萄酒厂再无关联。不过,一段值得书写的插曲是,1992年前后,总工程师刘翔鸣多次向厂领导建议买下“长城”商标权。但知情者透露,对品牌经营知之甚少的新旧领导层由于忙于争权夺利,并未重视这一放眼长远的建议,终致于“一失足酿成千古恨”。
此时的葡萄酒市场,品牌竞争日趋激烈,民权葡萄酒厂很快就为自身的短视行为付出了高昂代价。1993年底,认识到品牌重要性的民权方面曾以每年3000多万元的商标使用费购买使用权,但仅仅使用1年后,酒厂就不堪重负,不得已于1994年4月注册并开始使用“民权牌”商标。但一切为时已晚,由于新品牌市场认知度低,民权葡萄酒开始大量滞销,企业经营陷入低谷。
从合资到撤资:酒厂元气大伤
正当民权葡萄酒厂遭受迎头痛击之时,经有关部门努力,1997年9月,华润集团旗下的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出资6453万元,与民权葡萄酒厂合资成立了民权五丰葡萄酒有限公司(酒厂以6200万元固定资产入股)。但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该公司自1998年5月1日挂牌运营,至2000年五六月份累积亏损5000多万元,由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注入的近6500万元流动资金基本消耗殆尽,民权葡萄酒厂又陷入举步维艰、资金匮乏的困境。
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据介绍,合资公司设立了11人的董事会,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委派6名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控股51%,行使决策和管理方面的主动权。剩下的5名董事会成员及总经理一职,则由民权葡萄酒厂和当地政府指派人员担任。
1998年3月,在成都销售订货会上,公司负责人决定与一些小厂搞起价格大战,决策价位比同类企业的产品低出许多。此举致使合资公司挂牌当年潜亏800万元。而此间,当地政府部门不是“放水养鱼”,而是从合资公司连“征” 带“借”地拿走1240万元作为县里的财政收入。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也认识到民权葡萄酒厂及当地政府委派的企业负责人多为行政干部出身,难以驾驭整个公司的市场运作,遂于1999年4月高薪聘任了外语教师出身的张国庆来主持全局,出任总经理一职。
张国庆上任伊始,接连烧了几把“火”,推行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但事实证明,他虽事业心较强,想把厂子搞好、搞活,但由于来得晚,对企业状况不太熟悉,以至于事与愿违。
为了重新塑造品牌,拓展市场,民权葡萄酒厂曾在省会郑州设立了直销公司。直销公司设在一家高档写字楼内,装饰颇为豪华、气派,但每年租金却高达近50万元。张国庆还解聘了酒厂原来的几个销售骨干,同时又高薪招聘了一些新人,理由是“新人学历高、素质好”。然而运行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实际回款不足400万元,有1500多万元的外欠货款最终成了死账。
企业销售没有高招,有效宣传又投资不足,张国庆又于1999年9月在郑州举行了“教师节大型文艺晚会”,请歌星,租场地,共耗资600多万元。然而其市场拓展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乐观,让酒厂职工们想不到的是,所聘演唱会工作人员又携售票巨款潜逃,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把火没有烧起来,市场营销又难见实效。张国庆便从厂内找问题提出裁员设想,只保留200人,多一个也不要。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近千名工人连带上万相关人士的恐慌。因饭碗问题,职工与领导层产生了极大的对立情绪,干群关系进一步恶化,致使厂内的工作无法开展,以至于张国庆上厕所、去食堂都有人监督他。同时,激励约束机制不全、承诺不兑现等原因已严重挫伤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业务骨干跳槽现象蔓延,销售队伍急剧萎缩,以至于公司仅剩35名业务员。
这种情况下,县政府继1998年从企业“借”“征”1200多万元外,1999年又从企业拿走 800万元利税,共计拿走2000多万元作为县里的财政收入。此时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注入的6453万元资金已所剩无几。
问题越积越多,1999年10月22日,张国庆辞去了公司内一切职务,被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召回,另起灶膛到新加坡教书去了。合资公司没有了总经理,开始由8人领导小组集体负责(后来变为4人)。直到2000年五六月份五丰行公司提出撤资,合资企业的领导班子一直不健全、不稳定,扯皮现象严重,长期处于无序的管理状态。其间,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得不到落实,一些高层领导连续打报告要求调离,上级有关部门长期对此“无能为力”。
千里之堤如何毁于蚁穴?
失去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作为支撑,民权葡萄酒厂越发呈现出败落相。在既有的国有体制下,内外勾结、监守自盗,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等现象层出不穷。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分析的那样,“长城”品牌易主、香港五丰行撤资只是民权葡萄酒衰落的外因,更深一层,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权葡萄酒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已经开始执行市场经济制度了,但是酒厂的领导依然是商丘市决定,领导班子经常变动,导致企业发展思路不连贯,民权葡萄酒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加缺乏竞争力。
面对每况愈下的经营状况,一些经营骨干因为厂里待遇不公,受不到重用,也纷纷到外单位供职。2000年7月,在厂里待了40多年、有“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刘翔鸣总工程师离开了酒厂。与其类似,国家级评酒专家、酒厂骨干林静1999年年底接替张国庆干了几年总经理后,无法应对酒厂积重难返的局面,最终也离职,在当地创办了一家小酒厂。
2005年3月18日,建厂47年的民权葡萄酒厂宣告破产。7月6日,该企业的土地、房产、设备、商标等全部资产以3400万元拍卖给了浙江九鼎集团。
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成立了,它似乎打算着要大干一场,重振民权葡萄酒厂的雄风,但这家企业很快发现,它所面对的经营环境,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问题还是出现在那些到处冒烟的小酒厂上,随着民权葡萄酒厂的衰败,一些出走的员工借助本地的原料、人才资源以及原酒厂的科研、营销通道,纷纷办起规模不等的中小葡萄酒厂。这些酒厂,除了质量上“不太讲究”,还普遍打起了“傍名牌”的擦边球:从注册商标、产品外观设计到公司名称,肆无忌惮地套用“中粮长城”、“华夏长城”、“百年长城”、“民权长城”等字样,甚至连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民权”品牌也难逃“李鬼”的纠缠,“新民权”、“金民权”等堂而皇之,很长一段时期,市场上无法分辨出“民权”牌到底该为哪家酒厂所享用,也无法分辨出哪种酒是正宗的“民权”牌葡萄酒。
2007年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曝光河南省民权县6家葡萄酒生产企业违反国家标准,用水和酒精、糖精、香精等添加剂勾兑所谓的100%原汁葡萄酒。到4月28日,河南省质监局就该事件做出回应,宣布已将有关厂家的生产线拆除和捣毁。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生产的“民权牌”葡萄酒,同样遭受了在全国各地下架和退货的命运。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民权县葡萄酒年产量达2.29万千升,销售收入4.27亿元,分别居全国第五位和第四位。但央视曝光过后,该产业群的风光从此不再,民权葡萄酒的品牌效应遭到摧毁,许多酒厂选择外迁。
“有些领导认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百花齐放’,这有助于整个葡萄酒产业群发展壮大,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一些职能部门对中小葡萄酒企业进行无原则支持,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纵容’和地方保护主义,加上诸多酒厂诚信丧失,最终将市场搞得越来越乱,无法收场。”商丘当地的一位市场人士说。
受到影响的还有民权县整个葡萄酒生产经营链条。1985年全县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创纪录的6666.7公顷(10万亩),成为全国第一种植大县,但随着民权葡萄酒厂陷入困境,该县葡萄种植面积大大下降,目前仅维持在2000公顷左右。
对此大势,浙江九鼎只有徒叹奈何。有消息说,该企业一直计划将酒厂异地重建,将腾出来的土地用作房地产开发。但无奈自身资金缺乏,且民权方对其续建酒厂的诚意表示怀疑,故其时至今未将计划付诸实施,仅在维持酒厂现状。
严重的时刻,已经到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民权葡萄酒厂的未来,悬念重重。
链接:
民权葡萄酒厂大事记
民权葡萄酒厂始建于1958年, 1963年以“长城牌”为商标,生产各类葡萄酒,并通过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出口部分产品。
从1983年开始,中粮集团下属的河北沙城、河北昌黎、烟台蓬莱三家葡萄酒厂和民权葡萄酒厂一起,共同租用由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注册的“长城”牌商标。
1983年,河北沙城葡萄酒厂抢先在国家商标管理局注册了“长城”商标。这无异于斩断了民权葡萄酒厂与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长达30年的“血脉情缘”。
1993年年底,民权方面曾以每年3000多万元的商标使用费购买使用权,但仅仅使用1年后,酒厂就不堪重负。不得已于1994年4月注册并开始使用“民权牌”商标。
1997年9月,华润集团旗下的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出资6453万元,与民权葡萄酒厂合资成立了民权五丰葡萄酒有限公司。
2000年5月份,6月份民权五丰葡萄酒有限公司累计亏损5000多万元,由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注入的近6500万元流动资金基本消耗殆尽。五丰行撤资。
2005年3月18日,建厂47年的民权葡萄酒厂宣告破产。
2005年7月6日,该企业的土地、房产、设备、商标等全部资产以3400万元的拍卖价格卖给了浙江九鼎集团。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成立。
自2004年11月来自浙江的中国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主民权葡萄酒厂以来,这个企业,就鲜有大的起伏发生。说不上生,也说不上死,九鼎方以及当地政府都长久陷入一种无言的尴尬。
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民权葡萄酒厂。用“多灾多难”来形容这家中国葡萄酒产业开山鼻祖的发展经历,实在有些为其避讳。真实的情况是,当1993年“长城”商标无奈之中易主河北沙城,民权葡萄酒厂就一直走起了下坡路。近20年间,先后遭遇香港五丰行撤资、破产改制、同行蚕食等风波,这家企业终致元气大伤。
一曲悲歌背后,有着太多理性思索。
致命一击:“长城”商标易主
作出异地搬迁的计划,对于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来说,已是4年前的事。但缺乏资金,缺乏人才,使得这家企业的发展、扩张举步维艰。
2005年7月,民权葡萄酒厂被浙江九鼎集团收购。在许多人看来,“嫁入豪门”给民权葡萄酒厂带来的必然是复兴的希望。而事实却是,面对民权葡萄酒厂日薄西山的市场经营状况,“新主人”很快就失去了持续经营的耐心和信心。知情者说,伴随着浙江九鼎集团欲将老酒厂做房地产开发计划的夭折,这家企业在经营民权葡萄酒厂的态度上就失去了“积极性”。
民权葡萄酒厂,再次面临着发展上的困局,而这样的困局,旷日持久,展现着民权葡萄酒历史演变的某种必然:先是被品牌抛弃,再是被市场抛弃,最后被资本抛弃,在市场经济演变的进程中,它可谓步步皆输。
民权葡萄酒厂始建于1958年, 1963年以“长城牌”为商标,生产各类葡萄酒,并通过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出口部分产品。1986年,民权葡萄酒厂年产葡萄酒近2万吨,销量达2.05万吨,产销率103%,回款4700万元,创利税1000多万元,占当年民权县财政收入的48%以上,生产能力和酿造技术赶上并超过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享誉海内外。
但进入90年代,民权葡萄酒厂开始承担起诸多“不能承受之重”:有关部门通过“拉郎配”,强行让民权葡萄酒厂接受包袱沉重的民权玻璃厂、民权桑场等企业,联合成立“宝塔集团”。 自此开始,民权葡萄酒厂就出现效益连续滑坡的势头,酒的销量开始锐减。而自潘好友走后,酒厂领导又几乎是走马灯似的连年更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合资之后。个别老职工抱怨说,越走越差的民权葡萄酒厂此时却成了某些人升迁到党政部门领导岗位的“跳板”。
官场的“官本位”思想被移植到民权葡萄酒厂,带来的必然是愚昧、短视和自以为是。从1983年开始,中粮集团下属的河北沙城、河北昌黎、烟台蓬莱三家葡萄酒厂和民权葡萄酒厂一起,共同租用由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注册的“长城”牌商标(民权方付的租金从最初的1万、5万、10万到后来的100万元),此间,河北沙城葡萄酒厂抢先在国家商标管理局注册了“长城”商标。1993年8月3日,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签订了“长城”牌商标独家使用合同。合同约定:自1994年1月1日起,由乙方在葡萄酒的生产出口,经销业务中独家使用“长城牌”商标,甲方不再许可他人在葡萄酒上使用“长城”牌商标。同时甲方自身也不再在葡萄酒上使用“长城”商标。
这无异于斩断了民权葡萄酒厂与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长达30年的“血脉情缘”,“长城”商标从此与民权葡萄酒厂再无关联。不过,一段值得书写的插曲是,1992年前后,总工程师刘翔鸣多次向厂领导建议买下“长城”商标权。但知情者透露,对品牌经营知之甚少的新旧领导层由于忙于争权夺利,并未重视这一放眼长远的建议,终致于“一失足酿成千古恨”。
此时的葡萄酒市场,品牌竞争日趋激烈,民权葡萄酒厂很快就为自身的短视行为付出了高昂代价。1993年底,认识到品牌重要性的民权方面曾以每年3000多万元的商标使用费购买使用权,但仅仅使用1年后,酒厂就不堪重负,不得已于1994年4月注册并开始使用“民权牌”商标。但一切为时已晚,由于新品牌市场认知度低,民权葡萄酒开始大量滞销,企业经营陷入低谷。
从合资到撤资:酒厂元气大伤
正当民权葡萄酒厂遭受迎头痛击之时,经有关部门努力,1997年9月,华润集团旗下的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出资6453万元,与民权葡萄酒厂合资成立了民权五丰葡萄酒有限公司(酒厂以6200万元固定资产入股)。但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该公司自1998年5月1日挂牌运营,至2000年五六月份累积亏损5000多万元,由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注入的近6500万元流动资金基本消耗殆尽,民权葡萄酒厂又陷入举步维艰、资金匮乏的困境。
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据介绍,合资公司设立了11人的董事会,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委派6名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控股51%,行使决策和管理方面的主动权。剩下的5名董事会成员及总经理一职,则由民权葡萄酒厂和当地政府指派人员担任。
1998年3月,在成都销售订货会上,公司负责人决定与一些小厂搞起价格大战,决策价位比同类企业的产品低出许多。此举致使合资公司挂牌当年潜亏800万元。而此间,当地政府部门不是“放水养鱼”,而是从合资公司连“征” 带“借”地拿走1240万元作为县里的财政收入。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也认识到民权葡萄酒厂及当地政府委派的企业负责人多为行政干部出身,难以驾驭整个公司的市场运作,遂于1999年4月高薪聘任了外语教师出身的张国庆来主持全局,出任总经理一职。
张国庆上任伊始,接连烧了几把“火”,推行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但事实证明,他虽事业心较强,想把厂子搞好、搞活,但由于来得晚,对企业状况不太熟悉,以至于事与愿违。
为了重新塑造品牌,拓展市场,民权葡萄酒厂曾在省会郑州设立了直销公司。直销公司设在一家高档写字楼内,装饰颇为豪华、气派,但每年租金却高达近50万元。张国庆还解聘了酒厂原来的几个销售骨干,同时又高薪招聘了一些新人,理由是“新人学历高、素质好”。然而运行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实际回款不足400万元,有1500多万元的外欠货款最终成了死账。
企业销售没有高招,有效宣传又投资不足,张国庆又于1999年9月在郑州举行了“教师节大型文艺晚会”,请歌星,租场地,共耗资600多万元。然而其市场拓展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乐观,让酒厂职工们想不到的是,所聘演唱会工作人员又携售票巨款潜逃,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把火没有烧起来,市场营销又难见实效。张国庆便从厂内找问题提出裁员设想,只保留200人,多一个也不要。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近千名工人连带上万相关人士的恐慌。因饭碗问题,职工与领导层产生了极大的对立情绪,干群关系进一步恶化,致使厂内的工作无法开展,以至于张国庆上厕所、去食堂都有人监督他。同时,激励约束机制不全、承诺不兑现等原因已严重挫伤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业务骨干跳槽现象蔓延,销售队伍急剧萎缩,以至于公司仅剩35名业务员。
这种情况下,县政府继1998年从企业“借”“征”1200多万元外,1999年又从企业拿走 800万元利税,共计拿走2000多万元作为县里的财政收入。此时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注入的6453万元资金已所剩无几。
问题越积越多,1999年10月22日,张国庆辞去了公司内一切职务,被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召回,另起灶膛到新加坡教书去了。合资公司没有了总经理,开始由8人领导小组集体负责(后来变为4人)。直到2000年五六月份五丰行公司提出撤资,合资企业的领导班子一直不健全、不稳定,扯皮现象严重,长期处于无序的管理状态。其间,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得不到落实,一些高层领导连续打报告要求调离,上级有关部门长期对此“无能为力”。
千里之堤如何毁于蚁穴?
失去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作为支撑,民权葡萄酒厂越发呈现出败落相。在既有的国有体制下,内外勾结、监守自盗,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等现象层出不穷。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分析的那样,“长城”品牌易主、香港五丰行撤资只是民权葡萄酒衰落的外因,更深一层,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权葡萄酒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已经开始执行市场经济制度了,但是酒厂的领导依然是商丘市决定,领导班子经常变动,导致企业发展思路不连贯,民权葡萄酒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加缺乏竞争力。
面对每况愈下的经营状况,一些经营骨干因为厂里待遇不公,受不到重用,也纷纷到外单位供职。2000年7月,在厂里待了40多年、有“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刘翔鸣总工程师离开了酒厂。与其类似,国家级评酒专家、酒厂骨干林静1999年年底接替张国庆干了几年总经理后,无法应对酒厂积重难返的局面,最终也离职,在当地创办了一家小酒厂。
2005年3月18日,建厂47年的民权葡萄酒厂宣告破产。7月6日,该企业的土地、房产、设备、商标等全部资产以3400万元拍卖给了浙江九鼎集团。
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成立了,它似乎打算着要大干一场,重振民权葡萄酒厂的雄风,但这家企业很快发现,它所面对的经营环境,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问题还是出现在那些到处冒烟的小酒厂上,随着民权葡萄酒厂的衰败,一些出走的员工借助本地的原料、人才资源以及原酒厂的科研、营销通道,纷纷办起规模不等的中小葡萄酒厂。这些酒厂,除了质量上“不太讲究”,还普遍打起了“傍名牌”的擦边球:从注册商标、产品外观设计到公司名称,肆无忌惮地套用“中粮长城”、“华夏长城”、“百年长城”、“民权长城”等字样,甚至连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民权”品牌也难逃“李鬼”的纠缠,“新民权”、“金民权”等堂而皇之,很长一段时期,市场上无法分辨出“民权”牌到底该为哪家酒厂所享用,也无法分辨出哪种酒是正宗的“民权”牌葡萄酒。
2007年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曝光河南省民权县6家葡萄酒生产企业违反国家标准,用水和酒精、糖精、香精等添加剂勾兑所谓的100%原汁葡萄酒。到4月28日,河南省质监局就该事件做出回应,宣布已将有关厂家的生产线拆除和捣毁。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生产的“民权牌”葡萄酒,同样遭受了在全国各地下架和退货的命运。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民权县葡萄酒年产量达2.29万千升,销售收入4.27亿元,分别居全国第五位和第四位。但央视曝光过后,该产业群的风光从此不再,民权葡萄酒的品牌效应遭到摧毁,许多酒厂选择外迁。
“有些领导认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百花齐放’,这有助于整个葡萄酒产业群发展壮大,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一些职能部门对中小葡萄酒企业进行无原则支持,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纵容’和地方保护主义,加上诸多酒厂诚信丧失,最终将市场搞得越来越乱,无法收场。”商丘当地的一位市场人士说。
受到影响的还有民权县整个葡萄酒生产经营链条。1985年全县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创纪录的6666.7公顷(10万亩),成为全国第一种植大县,但随着民权葡萄酒厂陷入困境,该县葡萄种植面积大大下降,目前仅维持在2000公顷左右。
对此大势,浙江九鼎只有徒叹奈何。有消息说,该企业一直计划将酒厂异地重建,将腾出来的土地用作房地产开发。但无奈自身资金缺乏,且民权方对其续建酒厂的诚意表示怀疑,故其时至今未将计划付诸实施,仅在维持酒厂现状。
严重的时刻,已经到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民权葡萄酒厂的未来,悬念重重。
链接:
民权葡萄酒厂大事记
民权葡萄酒厂始建于1958年, 1963年以“长城牌”为商标,生产各类葡萄酒,并通过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出口部分产品。
从1983年开始,中粮集团下属的河北沙城、河北昌黎、烟台蓬莱三家葡萄酒厂和民权葡萄酒厂一起,共同租用由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注册的“长城”牌商标。
1983年,河北沙城葡萄酒厂抢先在国家商标管理局注册了“长城”商标。这无异于斩断了民权葡萄酒厂与天津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长达30年的“血脉情缘”。
1993年年底,民权方面曾以每年3000多万元的商标使用费购买使用权,但仅仅使用1年后,酒厂就不堪重负。不得已于1994年4月注册并开始使用“民权牌”商标。
1997年9月,华润集团旗下的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出资6453万元,与民权葡萄酒厂合资成立了民权五丰葡萄酒有限公司。
2000年5月份,6月份民权五丰葡萄酒有限公司累计亏损5000多万元,由香港五丰行有限公司注入的近6500万元流动资金基本消耗殆尽。五丰行撤资。
2005年3月18日,建厂47年的民权葡萄酒厂宣告破产。
2005年7月6日,该企业的土地、房产、设备、商标等全部资产以3400万元的拍卖价格卖给了浙江九鼎集团。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