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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北京为例，对打工子弟的社会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
一、打工子弟概念的形成与定义
本文中，“打工子弟”这个称呼本身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是指那些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子女。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农民工在“城市地位的巩固”及资本的积累，在生活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为方便照顾和寄希望于城里高质量的教学来提升子女的文化资本，使得农民工逐渐将家乡的亲人，特别是孩子带到城市来。
二、打工子弟的特点
打工子弟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生在农村，并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被进城务工的父母、亲戚带入城里。这部分人虽然对农村有很强的印记，但是城乡的各种差距使其更愿意在城市里生活学习，然而由于身处城市的边缘地位，受到城市主流阶层的社会排斥，他们中的一些人自闭、自卑且早熟，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致使其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社区很难产生认同感。第二类是打工子弟出生在城市。一些年轻的未婚流动人口很早就外出务工，在异乡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他们的子女有相当一部分“生在城市，长在城市”。这些打工子弟与其父辈们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没有父辈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使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同时也更加的叛逆。
三、打工子弟的社会生存环境剖析
当前，学者们对打工子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以及青少年犯罪等方面，以社会制度构建的宏观社会学角度和完善法制建设或以青少年心理与健康的微观社会学角度为出发点，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来了解打工子弟的心理健康状态和性格特点，用社会干预等手段来树立打工子弟的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令人欣喜的是，国内的社工队伍不断壮大，通过一帮一、小组活动来帮助打工子弟。笔者认为，通过对打工子弟所处环境的中观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打工子弟的社会生存状态。
打工子弟的家庭：打工子弟的家长是处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初中、小学毕业占主体，大学毕业的占极少数。因文化水平较低，往往从事收入低，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家庭消费主要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很少涉及文化层面。由于各自时间的匮乏和错位，父母和孩子之间在学习、生活上的交流很少。 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除了基本的生活杂务和必要的睡眠等生理需要外，基本上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供支配。而且，即使在有限的交流过程中，也仅仅是一些日常琐事的闲聊，虽然他们中对于孩子的学习比较关心，但由于自身的素质、知识结构以及传统思想的束缚，其关心对孩子学习能力的提高、对城市的适应及融入没有太大的帮助。
打工子弟家庭所处的社区：是指由处于同样社会地位的农民工家庭集结起来的区域。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多处于城区与近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社区的居住环境很不理想，公共配套设施少，绿化面积少，公共卫生状况令人担忧。绝大多数打工子弟都处于相同的社会地位且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同质性比较强。因此，打工子弟之间更容易产生共鸣，形成社会次文化。但这种次文化与城市的主流文化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通过社区次文化的模仿与习得，内化为打工子弟的价值观并指导其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们与城市之间的隔绝，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
打工子弟的学校：由于户籍制度等一些宏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处于弱势地位的打工子弟享受不到城市里丰厚的教育资源。打工子弟学校分为经过各地教委审批的合法学校和非正式的“黑户”学校。据统计，截止到2007年北京市有打工子弟学校300多家，但获得办学许可证的仅58家。因为资金不宽裕，打工子弟学校往往多分散在流动人口聚居的城市近郊区，位置偏僻。不仅如此，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些打工子弟学校需要不停的搬迁学校，使打工子弟没有一个稳定的受教育场所，这不但给孩子的学习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容易造成孩子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孤僻感。近日，笔者通过走访北京市两所处于中上水平打工子弟学校发现，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与公立的学校相去甚远。
四、打工子弟社会生存的适应性
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三种资本之间的转化和实践性，通过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分析人的惯习和所处的场域。笔者希望通过影响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三大资本来对打工子弟的社会适应性进行社会学分析。
第一，经济资本。打工子弟的家庭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收入非常微薄，家庭消费主要以物质消费为主，娱乐消遣简直是一种奢求。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高，打工子弟由于经济资本的匮乏很难像城市里的孩子那样生活。
第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中国特色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使得社会资本作为一项综合因素对社会流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打工子弟的家庭举家迁移到城市，离开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庇护，又很难融入城市，发展社会关系网络，即使发展也是一种低层次、低水平的。他们很难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本来改善生活水平和发展自己。
第三，文化资本。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分类标准。通常情况下，文化资本必然要受到所属阶级、阶层以及家庭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影响到代际之间的文化资本的接续。另一方面，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单薄匮乏必然影响到孩子们科学文化知识的获得，而文化资本的匮乏势必会影响到未来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获得，使其社会地位难以提高。
五、如何改善打工子弟的社会生存环境
打工子弟生活在社会底层，难以仅靠自身的努力来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提升自身。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来改善他们的社会生存环境。
首先，政府需从法律、政策上支持，重视保护农民工的各种权益。要尽可能地使进城务工的农民享有公民和居民待遇。要建立切实可行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规则，清理、修改那些对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法律法规。
其次，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力量，进行宣传和引导，消除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性歧视。借助各类大众传媒及其他工具，经常性开展反歧视宣传，给打工子弟创造一种宽松、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精神支持。
再次，社区应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救助服务对打工子弟的家庭给予社会性的支持。社区可为打工子弟创造双向沟通的平台，邀请城市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与打工子弟交流学习，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同时，社区还可以联合社区内的家庭来开展城乡家庭结对帮扶，扩大其生活圈子。
最后，加强政府行为，促进教育公平。政府要从体制制度上保障打工子弟受教育的权利。针对打工子弟流动性强的特点，可以运用网络信息系统，帮助各地中小学建立学生学习档案数据库并联网，简化学生转学手续，减轻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负担，为打工子弟平等受教育提供便利和机会。政府要给予打工子弟学校以倾斜政策，帮助打工子弟学校更新设备，并帮助其提高管理水平和师资水平，支持其尽快发展。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一、打工子弟概念的形成与定义
本文中，“打工子弟”这个称呼本身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是指那些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子女。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农民工在“城市地位的巩固”及资本的积累，在生活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为方便照顾和寄希望于城里高质量的教学来提升子女的文化资本，使得农民工逐渐将家乡的亲人，特别是孩子带到城市来。
二、打工子弟的特点
打工子弟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生在农村，并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被进城务工的父母、亲戚带入城里。这部分人虽然对农村有很强的印记，但是城乡的各种差距使其更愿意在城市里生活学习，然而由于身处城市的边缘地位，受到城市主流阶层的社会排斥，他们中的一些人自闭、自卑且早熟，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致使其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社区很难产生认同感。第二类是打工子弟出生在城市。一些年轻的未婚流动人口很早就外出务工，在异乡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他们的子女有相当一部分“生在城市，长在城市”。这些打工子弟与其父辈们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没有父辈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使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同时也更加的叛逆。
三、打工子弟的社会生存环境剖析
当前，学者们对打工子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以及青少年犯罪等方面，以社会制度构建的宏观社会学角度和完善法制建设或以青少年心理与健康的微观社会学角度为出发点，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来了解打工子弟的心理健康状态和性格特点，用社会干预等手段来树立打工子弟的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令人欣喜的是，国内的社工队伍不断壮大，通过一帮一、小组活动来帮助打工子弟。笔者认为，通过对打工子弟所处环境的中观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打工子弟的社会生存状态。
打工子弟的家庭：打工子弟的家长是处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初中、小学毕业占主体，大学毕业的占极少数。因文化水平较低，往往从事收入低，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家庭消费主要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很少涉及文化层面。由于各自时间的匮乏和错位，父母和孩子之间在学习、生活上的交流很少。 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除了基本的生活杂务和必要的睡眠等生理需要外，基本上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供支配。而且，即使在有限的交流过程中，也仅仅是一些日常琐事的闲聊，虽然他们中对于孩子的学习比较关心，但由于自身的素质、知识结构以及传统思想的束缚，其关心对孩子学习能力的提高、对城市的适应及融入没有太大的帮助。
打工子弟家庭所处的社区：是指由处于同样社会地位的农民工家庭集结起来的区域。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多处于城区与近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社区的居住环境很不理想，公共配套设施少，绿化面积少，公共卫生状况令人担忧。绝大多数打工子弟都处于相同的社会地位且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同质性比较强。因此，打工子弟之间更容易产生共鸣，形成社会次文化。但这种次文化与城市的主流文化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通过社区次文化的模仿与习得，内化为打工子弟的价值观并指导其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们与城市之间的隔绝，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
打工子弟的学校：由于户籍制度等一些宏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处于弱势地位的打工子弟享受不到城市里丰厚的教育资源。打工子弟学校分为经过各地教委审批的合法学校和非正式的“黑户”学校。据统计，截止到2007年北京市有打工子弟学校300多家，但获得办学许可证的仅58家。因为资金不宽裕，打工子弟学校往往多分散在流动人口聚居的城市近郊区，位置偏僻。不仅如此，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些打工子弟学校需要不停的搬迁学校，使打工子弟没有一个稳定的受教育场所，这不但给孩子的学习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容易造成孩子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孤僻感。近日，笔者通过走访北京市两所处于中上水平打工子弟学校发现，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与公立的学校相去甚远。
四、打工子弟社会生存的适应性
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三种资本之间的转化和实践性，通过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分析人的惯习和所处的场域。笔者希望通过影响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三大资本来对打工子弟的社会适应性进行社会学分析。
第一，经济资本。打工子弟的家庭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收入非常微薄，家庭消费主要以物质消费为主，娱乐消遣简直是一种奢求。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高，打工子弟由于经济资本的匮乏很难像城市里的孩子那样生活。
第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中国特色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使得社会资本作为一项综合因素对社会流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打工子弟的家庭举家迁移到城市，离开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庇护，又很难融入城市，发展社会关系网络，即使发展也是一种低层次、低水平的。他们很难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本来改善生活水平和发展自己。
第三，文化资本。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分类标准。通常情况下，文化资本必然要受到所属阶级、阶层以及家庭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影响到代际之间的文化资本的接续。另一方面，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单薄匮乏必然影响到孩子们科学文化知识的获得，而文化资本的匮乏势必会影响到未来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获得，使其社会地位难以提高。
五、如何改善打工子弟的社会生存环境
打工子弟生活在社会底层，难以仅靠自身的努力来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提升自身。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来改善他们的社会生存环境。
首先，政府需从法律、政策上支持，重视保护农民工的各种权益。要尽可能地使进城务工的农民享有公民和居民待遇。要建立切实可行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规则，清理、修改那些对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法律法规。
其次，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力量，进行宣传和引导，消除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性歧视。借助各类大众传媒及其他工具，经常性开展反歧视宣传，给打工子弟创造一种宽松、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精神支持。
再次，社区应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救助服务对打工子弟的家庭给予社会性的支持。社区可为打工子弟创造双向沟通的平台，邀请城市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与打工子弟交流学习，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同时，社区还可以联合社区内的家庭来开展城乡家庭结对帮扶，扩大其生活圈子。
最后，加强政府行为，促进教育公平。政府要从体制制度上保障打工子弟受教育的权利。针对打工子弟流动性强的特点，可以运用网络信息系统，帮助各地中小学建立学生学习档案数据库并联网，简化学生转学手续，减轻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负担，为打工子弟平等受教育提供便利和机会。政府要给予打工子弟学校以倾斜政策，帮助打工子弟学校更新设备，并帮助其提高管理水平和师资水平，支持其尽快发展。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