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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修辞学角度来分析阎连科的小说《受活》，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结合大量材料论证，主要从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幽默、诗意的语言，以及比喻三个角度来阐释，以期给予其另一种解读。
关键词：《受活》；新批评；修辞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盛极一时，其主张凸显对文学本文的本体研究，反对传统的传记批评、社会批评和心理批评等，提出文本“细读法”，并创造出诸如反讽、隐喻等批评范畴来构建批评体系。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以其奇诡的想象，乌托邦式的叙述以及陌生化的文体形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版的农民“经典创业史”。自发表以来，倍受评论家青睐，其思想主题已被阐释殆尽，本文试图以新批评的解读方法和批评范畴为基础，结合修辞学相关知识给予《受活》另一种解读。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认为：“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它既指作为手段和方式的技巧，也指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作为实践，它往往显示着作者的某种意图和效果动机，是作者希望自己所传递的信息能为读者理解并接受的自觉活动；作为技巧，它服务于实现作者让读者接受作品，并与读者构成同一性交流关系这一目的。”［1］
本文就是在以上意义上，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反讽性幽默以及小说所使用的各种修辞格来谈论《受活》的修辞艺术的。
反讽性的幽默是《受活》在语言修辞上的最大特点。昆德拉说：“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尽的理性，而是幽默。”［2］以幽默的方式表现悲剧，往往比涕泪交零的控诉更具有艺术效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幽默品格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鲁迅式的幽默”。在《受活》中，这种幽默性的叙述已经成为一种基调，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意味。柳鹰雀县长生活在一个政治全能的时代，他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但他靠着“社校娃”的身份被人才紧缺的年代所用，并一路晋升为县长，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具有官僚主义思想的土农民，他虚伪、狂妄，是一个十足的政治狂想主义者。阎连科准确地抓住了这种人的心理，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幽默讽刺意味的人物。我们看这一段：
久久远远地僵呆着，柳县长突然朝脚地面上的一块石头踢一脚，又朝远处吐了一口痰，说骂道：“日你祖奶奶，有啥儿了不起，老子才是革命家！老子才是真的革命家！”
这是柳鹰雀在受到茅枝婆的恶骂之后的反应。显然，他没有想到一个乡野村民会对他这么不敬，在反应过来之后，他不顾乡长和秘书在场，首先“朝脚地面上的一块石头踢一脚，又朝远处吐了一口痰，说骂道”，这一连串的的动作把一个小农民形象活脱脱的展现了出来，骂人的话既粗俗又显示出了他自卑心虚的心理，因为他确实不是真正的“革命家”。阎连科用一种冷色调的幽默三言两语把一个没有修养、举止粗俗又好面子气急败坏的土干部样子描绘了出来，使我们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不禁又觉得可悲：又一个阿Q诞生了，如此县长不只是百姓之福还是祸呢？讽刺的意味就出来了。
《受活》在修辞上的幽默，不仅体现在语言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情节的设计上。这集中表现在柳鹰雀县长的政治狂想主义上。我们且摘录一段：
县长喝着水，想起了啥儿样，回头瞟一眼正墙上挂着的那张他的像，又对秘书说：“摘下来吧，不合适。”秘书说：“留着吧，没啥儿不合适。”县长说：“要留下来你把它往下挪一点，我咋能和人家起头并肩呢。”秘书就爬到那像下的桌子上，把县长的像摘下来，朝下挪了半筷儿高，使县长的头顶在毛主席像的肩膀上。秘书说：“这样行了吧。”县长看了看：“可以再往上挪一点。”秘书就又往上挪去了，让县长的像只比毛主席的像低出半头儿，才在那像的四角按着图钉儿。
柳县长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名留千古永垂不朽，人民像挂领袖像一样把他的像挂在各家正屋的墙上，为此他做了很多诸如此类让人哭笑不得又令人发指的事情，这集中表现在他购买列宁遗体的宏大志向上。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他“算账”的事儿，他发愁到时候县上钱多的花不完，该如何解决这个“革命和建设遇到的新难题”；他在敬仰堂里挂上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到中国的毛泽东以及十大元帅等社会主义奠基者的像，并调换了自己和林彪的位置；当他看着全县的人都给他下跪后，他觉得很受活；他甚至在准备安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下面给自己也安放了一幅水晶棺，棺盖上已用隶体镶好了九个金字：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即使在最后他的梦想破灭了，他依然亲手把自己的像挂在了马克思像的前边，并写上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农民领袖 第三世界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字样……
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阎连科把人性的弱点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表现的淋漓尽致，形成了一种“含泪的笑”,达到了批判和讽刺的效果，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受活》的语言极具个性和人味。阎连科在小说中运用豫西方言降低了叙述口吻和视点，使文本呈现出温情的口语化色彩，一下子拉近了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并几乎狂热运用 “了、呢、哟、哩、呀、哦、啦、嘛”等语气助词，无论写景、状物还是表情、记事，亦或是想心思、发议论，都离不开这些语气助词，叙述者像一个历经沧桑的智者，见惯了波澜不惊，能把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荒唐事情讲述的平平静静，柔柔和和，具有一种浓郁的诗意。有时候他像是在喃喃自语，有时候他又像在对着一群孩娃讲故事在这里聊举几例：
你看哟，炎炎热热的酷夏里，人本就不受活，却又落了一场雪。
真是的，时光有病啦，神经错乱啦。
雪是住了的，像路过耙耧山脉的客人呢，歇了七天脚，又起身走去了。不知去了哪儿了。
读者这些诗意的语言，使人能闻到，嗅到一种神秘的气息。“气息才是语言的灵魂”“有经验的小说家都知道，找不准叙述的声音和语调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根本无法动笔。”［3］《受活》中有太多的个性化气息，事物的气息，人的气息，生活的气息，存在的气息。
《受活》中的修辞格多种多样，运用频率较高的当属比喻了。一代语言大师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一书中,曾做出这样的判断：“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4］这话说得有些绝对，但足以见其对比喻的重视。阎连科也是善于运用比喻的，而且他的比喻有其自己的特点，“他在传统修辞学理论和现代修辞学理论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一方面抓住传统修辞学理论所强调的喻体和本喻之间的‘类似点’，哪怕是这类似点细若游丝甚或似有若无；一方面抓住现代修辞学理论中所强调的‘远距’和‘变异’，重在主观感受的体验与表达，展开腾飞的想象，显示出新奇与不凡。”［5］如“茅枝婆倒下时像了一捆草”，“大街上落落空空，像没有人烟的坟场一样儿”，又如 “慌闷闷的时间是就这样一星一点过去的，像头发一根一根被时光数了过去样”，“雨珠落在血水中，发出了油亮的声响儿。从那血水中泛起的红水泡，像那个城市晴天里满街撑起的红纸伞。水泡破了时，如合了伞样有吱——的响声儿”
我们看到这些比喻都很奇诡，喻体和本喻之间有“类似点”，但联系却“似有若无”，它结合了具体的语境传达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和体验，一种苍凉的感觉。
在《受活》中，不仅一般性比喻随处可见，像博喻，夸张性比喻，拟人式比喻也频频可见。我们来看这一组比喻：
受活的绝术出演在九都疯成了，隆隆轰轰，惊天动地的疯成了，像耙耧山脉深处的一棵缺胳膊断腿的树，进了城，几天间就成了参天大树了；像受活房檐下的一棵病怏怏的黄苗草，离开受活，一瞬眼间就成了绿茵茵的旺草了，开出了一片红黄绿蓝的硕大花朵了。①
出演也就结束了。像一桌好菜正吃到兴致上，各个菜盘都空了一模样，像一瓶酒刚喝出它的醇香时候见了底儿样，台下的人不得不从那座位上立站起来了。②
在这两段话中，都运用到了博喻。“博喻是连用几个喻体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地来说明或描绘本体的比喻。又名‘莎士比亚式比喻’”［6］这两个句子的共同点都是用一组比喻来说明一个事物，用几个喻体来表现同一对象。同样是说受活绝术演出的成功，例①用不同环境下 “树”和“苗”的生长情况来比喻绝术演出，用两个具体的喻体来说明本体的情况，把受活的绝术演出的火爆场面形象的表达了出来，使人一目了然。例②则运用感官上的相同与相似，把人们不能尽兴看演出的懊丧样比作是不能尽兴的“吃菜”，“喝酒”，显得更抽象一点，但却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相通，即“意会”的效果，同样把那种火爆表现的酣畅淋漓。
在《受活》中，还有夸张性的和拟人式的比喻。夸张性的比喻就是把夸张和比喻融合在一起，来表达对象的某些特征以增强话语表现力。如例①中为了形容受活绝术成功的迅速，就把它比喻成由缺胳膊断腿的树几天间就成了参天大树以及病怏怏的黄苗草，一瞬眼间就成了绿茵茵的旺草和硕大花朵，通过比喻和夸张把其成功的速度之快描绘的惟妙惟肖，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又一反传统陈陈相因的静态描写，而以动态描写使得本喻具有想象和联想的多维多向性。拟人式的比喻如例①中的“疯”，还有像“世界深寄哩，像人没有睡够却不得不起床样的慵懒着，怅然着。抬起头，能看见被云雾深隐了的泥日头，如一块玉蜀黍饼挂在鏊子后，只待那鏊子悠荡一下子，它也才会闪露一下脸面儿”，将比喻和拟人结合在一起，不仅赋予本体（物）以人的灵性，生动地表现出被修饰的对象，使叙述具有了诗意。
《受活》中的比喻和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段相结合，大大丰富了比喻的形式，增强了比喻的表现力，显示出了作者超凡的语言技巧，为小说增色不少。
［参考文献］
［1］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12页.
［2］昆德拉：《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录》，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版.
［3］王鸿生：《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读<受活>》，当代作家评论，2004（2）.
［4］钱钟书：《读<拉奥孔>》，见《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 .
［5］徐漫：《阎连科小说修辞解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3（4）.
［6］《修辞方式例解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关键词：《受活》；新批评；修辞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盛极一时，其主张凸显对文学本文的本体研究，反对传统的传记批评、社会批评和心理批评等，提出文本“细读法”，并创造出诸如反讽、隐喻等批评范畴来构建批评体系。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以其奇诡的想象，乌托邦式的叙述以及陌生化的文体形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版的农民“经典创业史”。自发表以来，倍受评论家青睐，其思想主题已被阐释殆尽，本文试图以新批评的解读方法和批评范畴为基础，结合修辞学相关知识给予《受活》另一种解读。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认为：“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它既指作为手段和方式的技巧，也指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作为实践，它往往显示着作者的某种意图和效果动机，是作者希望自己所传递的信息能为读者理解并接受的自觉活动；作为技巧，它服务于实现作者让读者接受作品，并与读者构成同一性交流关系这一目的。”［1］
本文就是在以上意义上，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反讽性幽默以及小说所使用的各种修辞格来谈论《受活》的修辞艺术的。
反讽性的幽默是《受活》在语言修辞上的最大特点。昆德拉说：“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尽的理性，而是幽默。”［2］以幽默的方式表现悲剧，往往比涕泪交零的控诉更具有艺术效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幽默品格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鲁迅式的幽默”。在《受活》中，这种幽默性的叙述已经成为一种基调，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意味。柳鹰雀县长生活在一个政治全能的时代，他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但他靠着“社校娃”的身份被人才紧缺的年代所用，并一路晋升为县长，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具有官僚主义思想的土农民，他虚伪、狂妄，是一个十足的政治狂想主义者。阎连科准确地抓住了这种人的心理，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幽默讽刺意味的人物。我们看这一段：
久久远远地僵呆着，柳县长突然朝脚地面上的一块石头踢一脚，又朝远处吐了一口痰，说骂道：“日你祖奶奶，有啥儿了不起，老子才是革命家！老子才是真的革命家！”
这是柳鹰雀在受到茅枝婆的恶骂之后的反应。显然，他没有想到一个乡野村民会对他这么不敬，在反应过来之后，他不顾乡长和秘书在场，首先“朝脚地面上的一块石头踢一脚，又朝远处吐了一口痰，说骂道”，这一连串的的动作把一个小农民形象活脱脱的展现了出来，骂人的话既粗俗又显示出了他自卑心虚的心理，因为他确实不是真正的“革命家”。阎连科用一种冷色调的幽默三言两语把一个没有修养、举止粗俗又好面子气急败坏的土干部样子描绘了出来，使我们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不禁又觉得可悲：又一个阿Q诞生了，如此县长不只是百姓之福还是祸呢？讽刺的意味就出来了。
《受活》在修辞上的幽默，不仅体现在语言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情节的设计上。这集中表现在柳鹰雀县长的政治狂想主义上。我们且摘录一段：
县长喝着水，想起了啥儿样，回头瞟一眼正墙上挂着的那张他的像，又对秘书说：“摘下来吧，不合适。”秘书说：“留着吧，没啥儿不合适。”县长说：“要留下来你把它往下挪一点，我咋能和人家起头并肩呢。”秘书就爬到那像下的桌子上，把县长的像摘下来，朝下挪了半筷儿高，使县长的头顶在毛主席像的肩膀上。秘书说：“这样行了吧。”县长看了看：“可以再往上挪一点。”秘书就又往上挪去了，让县长的像只比毛主席的像低出半头儿，才在那像的四角按着图钉儿。
柳县长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名留千古永垂不朽，人民像挂领袖像一样把他的像挂在各家正屋的墙上，为此他做了很多诸如此类让人哭笑不得又令人发指的事情，这集中表现在他购买列宁遗体的宏大志向上。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他“算账”的事儿，他发愁到时候县上钱多的花不完，该如何解决这个“革命和建设遇到的新难题”；他在敬仰堂里挂上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到中国的毛泽东以及十大元帅等社会主义奠基者的像，并调换了自己和林彪的位置；当他看着全县的人都给他下跪后，他觉得很受活；他甚至在准备安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下面给自己也安放了一幅水晶棺，棺盖上已用隶体镶好了九个金字：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即使在最后他的梦想破灭了，他依然亲手把自己的像挂在了马克思像的前边，并写上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农民领袖 第三世界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字样……
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阎连科把人性的弱点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表现的淋漓尽致，形成了一种“含泪的笑”,达到了批判和讽刺的效果，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受活》的语言极具个性和人味。阎连科在小说中运用豫西方言降低了叙述口吻和视点，使文本呈现出温情的口语化色彩，一下子拉近了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并几乎狂热运用 “了、呢、哟、哩、呀、哦、啦、嘛”等语气助词，无论写景、状物还是表情、记事，亦或是想心思、发议论，都离不开这些语气助词，叙述者像一个历经沧桑的智者，见惯了波澜不惊，能把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荒唐事情讲述的平平静静，柔柔和和，具有一种浓郁的诗意。有时候他像是在喃喃自语，有时候他又像在对着一群孩娃讲故事在这里聊举几例：
你看哟，炎炎热热的酷夏里，人本就不受活，却又落了一场雪。
真是的，时光有病啦，神经错乱啦。
雪是住了的，像路过耙耧山脉的客人呢，歇了七天脚，又起身走去了。不知去了哪儿了。
读者这些诗意的语言，使人能闻到，嗅到一种神秘的气息。“气息才是语言的灵魂”“有经验的小说家都知道，找不准叙述的声音和语调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根本无法动笔。”［3］《受活》中有太多的个性化气息，事物的气息，人的气息，生活的气息，存在的气息。
《受活》中的修辞格多种多样，运用频率较高的当属比喻了。一代语言大师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一书中,曾做出这样的判断：“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4］这话说得有些绝对，但足以见其对比喻的重视。阎连科也是善于运用比喻的，而且他的比喻有其自己的特点，“他在传统修辞学理论和现代修辞学理论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一方面抓住传统修辞学理论所强调的喻体和本喻之间的‘类似点’，哪怕是这类似点细若游丝甚或似有若无；一方面抓住现代修辞学理论中所强调的‘远距’和‘变异’，重在主观感受的体验与表达，展开腾飞的想象，显示出新奇与不凡。”［5］如“茅枝婆倒下时像了一捆草”，“大街上落落空空，像没有人烟的坟场一样儿”，又如 “慌闷闷的时间是就这样一星一点过去的，像头发一根一根被时光数了过去样”，“雨珠落在血水中，发出了油亮的声响儿。从那血水中泛起的红水泡，像那个城市晴天里满街撑起的红纸伞。水泡破了时，如合了伞样有吱——的响声儿”
我们看到这些比喻都很奇诡，喻体和本喻之间有“类似点”，但联系却“似有若无”，它结合了具体的语境传达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和体验，一种苍凉的感觉。
在《受活》中，不仅一般性比喻随处可见，像博喻，夸张性比喻，拟人式比喻也频频可见。我们来看这一组比喻：
受活的绝术出演在九都疯成了，隆隆轰轰，惊天动地的疯成了，像耙耧山脉深处的一棵缺胳膊断腿的树，进了城，几天间就成了参天大树了；像受活房檐下的一棵病怏怏的黄苗草，离开受活，一瞬眼间就成了绿茵茵的旺草了，开出了一片红黄绿蓝的硕大花朵了。①
出演也就结束了。像一桌好菜正吃到兴致上，各个菜盘都空了一模样，像一瓶酒刚喝出它的醇香时候见了底儿样，台下的人不得不从那座位上立站起来了。②
在这两段话中，都运用到了博喻。“博喻是连用几个喻体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地来说明或描绘本体的比喻。又名‘莎士比亚式比喻’”［6］这两个句子的共同点都是用一组比喻来说明一个事物，用几个喻体来表现同一对象。同样是说受活绝术演出的成功，例①用不同环境下 “树”和“苗”的生长情况来比喻绝术演出，用两个具体的喻体来说明本体的情况，把受活的绝术演出的火爆场面形象的表达了出来，使人一目了然。例②则运用感官上的相同与相似，把人们不能尽兴看演出的懊丧样比作是不能尽兴的“吃菜”，“喝酒”，显得更抽象一点，但却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相通，即“意会”的效果，同样把那种火爆表现的酣畅淋漓。
在《受活》中，还有夸张性的和拟人式的比喻。夸张性的比喻就是把夸张和比喻融合在一起，来表达对象的某些特征以增强话语表现力。如例①中为了形容受活绝术成功的迅速，就把它比喻成由缺胳膊断腿的树几天间就成了参天大树以及病怏怏的黄苗草，一瞬眼间就成了绿茵茵的旺草和硕大花朵，通过比喻和夸张把其成功的速度之快描绘的惟妙惟肖，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又一反传统陈陈相因的静态描写，而以动态描写使得本喻具有想象和联想的多维多向性。拟人式的比喻如例①中的“疯”，还有像“世界深寄哩，像人没有睡够却不得不起床样的慵懒着，怅然着。抬起头，能看见被云雾深隐了的泥日头，如一块玉蜀黍饼挂在鏊子后，只待那鏊子悠荡一下子，它也才会闪露一下脸面儿”，将比喻和拟人结合在一起，不仅赋予本体（物）以人的灵性，生动地表现出被修饰的对象，使叙述具有了诗意。
《受活》中的比喻和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段相结合，大大丰富了比喻的形式，增强了比喻的表现力，显示出了作者超凡的语言技巧，为小说增色不少。
［参考文献］
［1］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12页.
［2］昆德拉：《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录》，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版.
［3］王鸿生：《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读<受活>》，当代作家评论，2004（2）.
［4］钱钟书：《读<拉奥孔>》，见《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 .
［5］徐漫：《阎连科小说修辞解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3（4）.
［6］《修辞方式例解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