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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全球化的远见。这个全球化旨在战胜贫穷,提高增长同时关注环境,并鼓励个人的机遇和希望
达沃斯论坛刚刚落幕,各国已经开始着手结合国际和国内的具体情况努力试图走出危机阴影。中国在此次危机中虽然“全身而退”,但大浪过后,也暴露出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就世界经济未来的宏观走势、全球经济合作体制、价值观重建,以及新形势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角色等问题,专访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
《财经国家周刊》: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世界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未来世界的经济增长形势如何?
林毅夫:自“大萧条”以来,全球经历了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图景正被改变着。“后危机”时代,G20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相较高收入国家更加迅速的恢复,显示出经济中心的引力正在发生转移。然而,发达经济体依旧占据着全球经济总量的70%,因此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高收入国家仍将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
着眼于金融领域,中期看来,本次经济危机可能将导致改良的、更加谨慎的金融监管,这种金融监管所付出的资本成本可能要比(危机)之前更高。此外,投资者们将更加厌恶高风险,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融资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这样就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借款成本相较危机前的繁荣时期高很多。
此外,股权融资同样可能受到投行监管框架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债务融资的费用可能更加高昂;外资银行在新兴经济体的活跃性也会降低。然而,我们肯定不能忘记,过去几年中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大多数新兴市场的“经济基本面”目前是越来越好。鉴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更加被看好的增长前景,事实上,这些市场很可能将继续吸引大批资本流入。
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寻求扩张自己的金融部门,并深化国内金融协调机制。这样一来,由于获得了规模经济,而且区域内金融流动变得更加普遍——部分抵消掉国际金融流入量下滑的影响,中等收入的国家将因此得到重要的受益。然而,由于国内金融无法补偿外国银行业务的下滑,低收入国家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失败。因此,低收入国家将需要富裕国家通过官方的发展援助、世界银行的支持和其他多边的金融机构来支持,来弥补其外部融资缺口。区域性的风险管理策略(比如储备)可能也将变得更加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中国有没有可能保持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林毅夫:作为一个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国仍然有高增长的潜力。然而,中国需要深化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利用经济危机作为一个移除各种壁垒和扭曲的机遇,借以更好地发挥自身潜力,并在未来的数年中保持高增长。
现阶段,很多经济指标明确显示中国的复苏范围在扩大和深化,但同时却依然存在很多风险。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进展顺利,并且已经成功使得中国的经济(还有更广范围上的全球经济)情况转好。然而,刺激计划也在中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中产生了一些压力。因此,为了降低与房地产泡沫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相联系的风险,中国已在2010年1月份着手退出其信贷驱动的刺激计划。
随着不断增加的产出、就业和消费所支持的复苏,同时消费信心和大体的商业信心自2009年中就已经开始稳步改善,(中国)政府现在有信心开始着手抑制信贷膨胀。假设政府在降低国内风险的政策奏效,并且全球经济情况持续好转,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预期是光明的。
实际上,我们1月份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达到9%。然而,该报告公布之后,增长预期已经被调高至10%(加入了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超过预期的增长值)。当9%的增速被设定为预期值,我们也预计这个强劲的增长在整个2011年会得以延续。然而,全球经济出现“双底衰退”的风险依旧不可忽视。
虽然,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财富,我持乐观态度,但我认为,中期看来,只有中国成功使其经济达到重新平衡,才能持续增长。重新平衡以及从国内需求推动更多经济增长,将需要更加强调私人消费、服务业,并降低对发展工业和出口的依存度。要达到这个目标,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
在200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重新平衡经济结构并刺激内需。这些措施包括:在卫生、教育和社会安全领域增加政府投入;改善公众投资渠道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降低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些举措行之有效,但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政策性的措施,推进更多结构性改革,使中小企业释放更多增长;在服务业促进竞争;采取措施促进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都将尤其受欢迎。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中、美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美国、欧元区、拉美、东亚新兴经济体、非洲等,这些不同地区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会否发生变化?你认为,变化的趋势会是怎样的?
林毅夫:让我先说说中国与美国,并要强调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但仅靠这两国是无法推动全球经济“后危机时代”的复苏——它是个多速度、多极的现象。
我的担忧是中美贸易的失衡,但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期间,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被进一步缩小。由于与美国贸易逆差、中国贸易顺差、国际油价实质上的下滑相关,这个趋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循环的。不均衡程度缩小的持久性,将取决于美国放松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速度,以及中国以刺激政策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而非额外的出口能力对更高内需的贡献率的程度。
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变更方面,应该记住的是,以GDP的总数来计算,世界前十位最大的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依旧占据大多数。2008年的排名是:美国(1)、日本(2)、中国(3)、德国(4)、法国(5)、英国(6)、意大利(7)、巴西(8)、俄罗斯(9)、西班牙(10)。
因此,占据全球GDP总数四分之一的美国将继续成为消费需求和国际贸易的世界火车头,其复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健康。
在高收入的欧洲方面,GDP增速预计在2010年仅为1%,并且由于其人口的因素,未来数年中欧洲的经济增速仍将保持缓慢。世行将日本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分开来分析,预计该国的复苏疲软。与此同时,东亚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其GDP增速在2010年将从2009年的6.8%增加至8.1%。南亚较好地应对了这场经济危机,其GDP预计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回弹至6.9%和7.4%(2009年的GDP增速为5.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危机中遭受冲击严重,在2009年经济增速跌至创纪录的1.1%,预计2010年GDP增速将达到3.8%。
总体上说,随着G20国家不断塑造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国际贸易和全球GDP份额,仅仅几个经济增长极的时代正在快速向多极世界格局演变,至少在经济活动领域如此。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经济体继续在支持地区内贸易、货币稳定和产业竞争力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中的例子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10+3、非洲联盟(AU)、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等等。同样的,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可能看到更多地区性的金融中心的涌现,它们将深化国家银行业市场,并且在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不稳定局面下增加市场的弹性。
《财经国家周刊》:这次危机暴露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合作体制存在明显不足,包括危机发生后的协调应对方面,这些不足表现在哪些突出的方面?应该如何推动国际合作体制的建设?您有何建议?
林毅夫:在最近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之后,相当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从经验中汲取适当的教训——包括问题何在以及未来需要做什么来改变——并不令人惊讶。虽然专家们和政策分析师们无疑将需要时间——可能是数年,甚至更久——去更加仔细地筛选、研究所发生的事件,然而,我们现在是可以确定,在一些领域,行动和重新思考是必要的,或者这些行动和重思已在进行中。
首先是金融缺失。正如现在已被广泛认知的那样,控制和监管的缺位是本次危机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引起了导致最终火焰的火花,并导致在危机初期反应能力的不足。这场危机同时也凸显了提高金融系统健康和稳定的更广泛的改革的重要性。作为全球应对的一部分(由G20领导),解决这些弱点的大量工作正在进行中。它们包括,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更具代表性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处理监管方面的问题,以及提高全球金融和宏观协调的各项努力——这些努力部分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扩大了的角色。
另一个方面是构建安全网的重要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发生大规模失业,构建能够提供实际解决方案的项目——保证孩子有学上、儿童接种疫苗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基本需求——至关重要。我们的分析显示,拥有机能完善的安全网络(比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的国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实施减灾措施,而非像给政府背上沉重财政负担的价格补贴等不甚可行的政策。
第三个广泛的领域是关于改变发展思维的需要。超越金融监管和规章制度的革新,一些对现有的关于国家、市场和私营部门的适当角色的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也可能发生。这场危机可能有助于向一个更加务实的政策框架的转变。在这个框架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构,国家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变中起助推作用,相互竞争的私营部门是在一个全球经济环境中经济增长、就业和生产力提高的主动力。作为其公共机构层面的部分策略,世行集团正在开始着手研究。
希望这次危机能够帮助实现超越纠结于“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辩论,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真正意识到的是高效政府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突破瓶颈,同时鼓励工农业发展,来重新启动并支持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的增长。这应当与私营部门参与者、捐赠者和基金会协同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的达沃斯年会提出要重建思考价值观。请问这种价值观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借鉴金融危机的影响,就经济领域,我们今后需要怎样的价值观来引导?
林毅夫:我们需要的是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全球化的远见。这个全球化旨在战胜贫穷,提高增长同时关注环境,并鼓励个人的机遇和希望。这个远见是世行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我有幸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的原因。
这个远见说来容易,辨析难,实施起来将更具挑战性。在今天的后危机时代,我们必须各司其职行动起来拯救我们自己,避免脆弱的复苏崩溃。这个复苏将持续下去或者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轮新的衰退,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行动了起来。如果财政刺激一揽子政策迅速“退出”,我们将步入一轮新的衰退,而这很快就能够成为现实。但如果我们以一种行之有效、负责任且可持续性的姿态来刺激经济,复苏将会继续。
驱使我们行动的一个至关紧要的原则应该以刺激努力的质量和集中于寻找新需求源为核心。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提高生产力的项目,紧随其后的复苏就能够积聚剩余收入,并被用于偿还财政债务。然而今天,为了短期的刺激效应,我们背负了过多的负债。
我认为,不单是富裕国家将向对保持增长至关重要的消费注入活力,这个任务也落在了发展中国家的肩上。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中算是得以全身而退,并且它们已经开始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但是即便强大的中国也仅占全球经济份额的7%,所以,欠发达国家也都需要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比起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较贫穷国家需要国际援助、资金支持以及获得融资并投向生产力——加强基础设施并维持社会规划。
如果高收入国家联合运用其财政刺激计划和主权基金(如果有的话)的一部分资源投资于穷国,它们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对于那些自危机之初就在国内寻找解决方案的人们而言,这也许难以理解。然而,这场危机的良方却并非局限在国家层面,而是国际的。
达沃斯论坛刚刚落幕,各国已经开始着手结合国际和国内的具体情况努力试图走出危机阴影。中国在此次危机中虽然“全身而退”,但大浪过后,也暴露出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就世界经济未来的宏观走势、全球经济合作体制、价值观重建,以及新形势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角色等问题,专访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
《财经国家周刊》: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世界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未来世界的经济增长形势如何?
林毅夫:自“大萧条”以来,全球经历了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图景正被改变着。“后危机”时代,G20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相较高收入国家更加迅速的恢复,显示出经济中心的引力正在发生转移。然而,发达经济体依旧占据着全球经济总量的70%,因此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高收入国家仍将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
着眼于金融领域,中期看来,本次经济危机可能将导致改良的、更加谨慎的金融监管,这种金融监管所付出的资本成本可能要比(危机)之前更高。此外,投资者们将更加厌恶高风险,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融资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这样就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借款成本相较危机前的繁荣时期高很多。
此外,股权融资同样可能受到投行监管框架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债务融资的费用可能更加高昂;外资银行在新兴经济体的活跃性也会降低。然而,我们肯定不能忘记,过去几年中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大多数新兴市场的“经济基本面”目前是越来越好。鉴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更加被看好的增长前景,事实上,这些市场很可能将继续吸引大批资本流入。
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寻求扩张自己的金融部门,并深化国内金融协调机制。这样一来,由于获得了规模经济,而且区域内金融流动变得更加普遍——部分抵消掉国际金融流入量下滑的影响,中等收入的国家将因此得到重要的受益。然而,由于国内金融无法补偿外国银行业务的下滑,低收入国家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失败。因此,低收入国家将需要富裕国家通过官方的发展援助、世界银行的支持和其他多边的金融机构来支持,来弥补其外部融资缺口。区域性的风险管理策略(比如储备)可能也将变得更加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中国有没有可能保持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林毅夫:作为一个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国仍然有高增长的潜力。然而,中国需要深化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利用经济危机作为一个移除各种壁垒和扭曲的机遇,借以更好地发挥自身潜力,并在未来的数年中保持高增长。
现阶段,很多经济指标明确显示中国的复苏范围在扩大和深化,但同时却依然存在很多风险。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进展顺利,并且已经成功使得中国的经济(还有更广范围上的全球经济)情况转好。然而,刺激计划也在中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中产生了一些压力。因此,为了降低与房地产泡沫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相联系的风险,中国已在2010年1月份着手退出其信贷驱动的刺激计划。
随着不断增加的产出、就业和消费所支持的复苏,同时消费信心和大体的商业信心自2009年中就已经开始稳步改善,(中国)政府现在有信心开始着手抑制信贷膨胀。假设政府在降低国内风险的政策奏效,并且全球经济情况持续好转,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预期是光明的。
实际上,我们1月份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达到9%。然而,该报告公布之后,增长预期已经被调高至10%(加入了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超过预期的增长值)。当9%的增速被设定为预期值,我们也预计这个强劲的增长在整个2011年会得以延续。然而,全球经济出现“双底衰退”的风险依旧不可忽视。
虽然,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财富,我持乐观态度,但我认为,中期看来,只有中国成功使其经济达到重新平衡,才能持续增长。重新平衡以及从国内需求推动更多经济增长,将需要更加强调私人消费、服务业,并降低对发展工业和出口的依存度。要达到这个目标,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
在200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重新平衡经济结构并刺激内需。这些措施包括:在卫生、教育和社会安全领域增加政府投入;改善公众投资渠道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降低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些举措行之有效,但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政策性的措施,推进更多结构性改革,使中小企业释放更多增长;在服务业促进竞争;采取措施促进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都将尤其受欢迎。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中、美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美国、欧元区、拉美、东亚新兴经济体、非洲等,这些不同地区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会否发生变化?你认为,变化的趋势会是怎样的?
林毅夫:让我先说说中国与美国,并要强调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但仅靠这两国是无法推动全球经济“后危机时代”的复苏——它是个多速度、多极的现象。
我的担忧是中美贸易的失衡,但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期间,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被进一步缩小。由于与美国贸易逆差、中国贸易顺差、国际油价实质上的下滑相关,这个趋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循环的。不均衡程度缩小的持久性,将取决于美国放松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速度,以及中国以刺激政策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而非额外的出口能力对更高内需的贡献率的程度。
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变更方面,应该记住的是,以GDP的总数来计算,世界前十位最大的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依旧占据大多数。2008年的排名是:美国(1)、日本(2)、中国(3)、德国(4)、法国(5)、英国(6)、意大利(7)、巴西(8)、俄罗斯(9)、西班牙(10)。
因此,占据全球GDP总数四分之一的美国将继续成为消费需求和国际贸易的世界火车头,其复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健康。
在高收入的欧洲方面,GDP增速预计在2010年仅为1%,并且由于其人口的因素,未来数年中欧洲的经济增速仍将保持缓慢。世行将日本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分开来分析,预计该国的复苏疲软。与此同时,东亚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其GDP增速在2010年将从2009年的6.8%增加至8.1%。南亚较好地应对了这场经济危机,其GDP预计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回弹至6.9%和7.4%(2009年的GDP增速为5.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危机中遭受冲击严重,在2009年经济增速跌至创纪录的1.1%,预计2010年GDP增速将达到3.8%。
总体上说,随着G20国家不断塑造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国际贸易和全球GDP份额,仅仅几个经济增长极的时代正在快速向多极世界格局演变,至少在经济活动领域如此。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经济体继续在支持地区内贸易、货币稳定和产业竞争力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中的例子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10+3、非洲联盟(AU)、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等等。同样的,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可能看到更多地区性的金融中心的涌现,它们将深化国家银行业市场,并且在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不稳定局面下增加市场的弹性。
《财经国家周刊》:这次危机暴露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合作体制存在明显不足,包括危机发生后的协调应对方面,这些不足表现在哪些突出的方面?应该如何推动国际合作体制的建设?您有何建议?
林毅夫:在最近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之后,相当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从经验中汲取适当的教训——包括问题何在以及未来需要做什么来改变——并不令人惊讶。虽然专家们和政策分析师们无疑将需要时间——可能是数年,甚至更久——去更加仔细地筛选、研究所发生的事件,然而,我们现在是可以确定,在一些领域,行动和重新思考是必要的,或者这些行动和重思已在进行中。
首先是金融缺失。正如现在已被广泛认知的那样,控制和监管的缺位是本次危机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引起了导致最终火焰的火花,并导致在危机初期反应能力的不足。这场危机同时也凸显了提高金融系统健康和稳定的更广泛的改革的重要性。作为全球应对的一部分(由G20领导),解决这些弱点的大量工作正在进行中。它们包括,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更具代表性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处理监管方面的问题,以及提高全球金融和宏观协调的各项努力——这些努力部分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扩大了的角色。
另一个方面是构建安全网的重要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发生大规模失业,构建能够提供实际解决方案的项目——保证孩子有学上、儿童接种疫苗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基本需求——至关重要。我们的分析显示,拥有机能完善的安全网络(比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的国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实施减灾措施,而非像给政府背上沉重财政负担的价格补贴等不甚可行的政策。
第三个广泛的领域是关于改变发展思维的需要。超越金融监管和规章制度的革新,一些对现有的关于国家、市场和私营部门的适当角色的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也可能发生。这场危机可能有助于向一个更加务实的政策框架的转变。在这个框架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构,国家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变中起助推作用,相互竞争的私营部门是在一个全球经济环境中经济增长、就业和生产力提高的主动力。作为其公共机构层面的部分策略,世行集团正在开始着手研究。
希望这次危机能够帮助实现超越纠结于“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辩论,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真正意识到的是高效政府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突破瓶颈,同时鼓励工农业发展,来重新启动并支持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的增长。这应当与私营部门参与者、捐赠者和基金会协同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的达沃斯年会提出要重建思考价值观。请问这种价值观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借鉴金融危机的影响,就经济领域,我们今后需要怎样的价值观来引导?
林毅夫:我们需要的是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全球化的远见。这个全球化旨在战胜贫穷,提高增长同时关注环境,并鼓励个人的机遇和希望。这个远见是世行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我有幸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的原因。
这个远见说来容易,辨析难,实施起来将更具挑战性。在今天的后危机时代,我们必须各司其职行动起来拯救我们自己,避免脆弱的复苏崩溃。这个复苏将持续下去或者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轮新的衰退,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行动了起来。如果财政刺激一揽子政策迅速“退出”,我们将步入一轮新的衰退,而这很快就能够成为现实。但如果我们以一种行之有效、负责任且可持续性的姿态来刺激经济,复苏将会继续。
驱使我们行动的一个至关紧要的原则应该以刺激努力的质量和集中于寻找新需求源为核心。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提高生产力的项目,紧随其后的复苏就能够积聚剩余收入,并被用于偿还财政债务。然而今天,为了短期的刺激效应,我们背负了过多的负债。
我认为,不单是富裕国家将向对保持增长至关重要的消费注入活力,这个任务也落在了发展中国家的肩上。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中算是得以全身而退,并且它们已经开始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但是即便强大的中国也仅占全球经济份额的7%,所以,欠发达国家也都需要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比起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较贫穷国家需要国际援助、资金支持以及获得融资并投向生产力——加强基础设施并维持社会规划。
如果高收入国家联合运用其财政刺激计划和主权基金(如果有的话)的一部分资源投资于穷国,它们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对于那些自危机之初就在国内寻找解决方案的人们而言,这也许难以理解。然而,这场危机的良方却并非局限在国家层面,而是国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