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柏拉图是西方文艺思想的鼻祖,可以说其理念说以及关于迷狂等学说影响力很大。本文从《伊安篇》和《理想国》来分析柏拉图的文艺观念的具体组成。
　　关键词:理式论 柏拉图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把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朽的神秘主义,巴门尼德的永恒实在,以及赫拉克利特的感性知识不可靠等观点杂糅起来,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美学、文艺思想又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的。
　　 理式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柏拉图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式世界。理式是实体,思想中的理式世界永恒不变,绝对存在;而感觉只是幻影,感觉中的物质世界变化无常,转瞬即逝,只不过是理式世界苍白的影子,模糊的映像。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柏拉图经典的床的比喻。他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床:一是世界上本来就有的理念的床,不妨说它是神造的;二是木匠用床的理式制造出来的个别具体感性的床,即人们生活中所用的床;三是画家所画的床。柏拉图说,只有第一种床才是真实存在、永恒不变的;木匠所造的床,不过是对床的理式的模仿,是理式的影子,是不真实的;而画家画的床就更不真实了,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的床“隔着三层”。
　　 在柏拉图看来,同时存在着一个物质感性世界和一个非物质的理式世界,前者只是后者苍白的影子和模糊的影响。在感性世界中生活的人,就像关在石洞里的囚犯,他们的感官所看见的,只是借着背后的火光投射到面前墙上的各种影像,就误以为这是真实的实在,而对于产生这影像的东西,即柏拉图所谓的理式,却一无所知。
　　 在《伊安篇》中,柏拉图把诗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凭技艺的规矩”写诗,一类是“依诗神的驱遣”写诗。《斐德罗》篇把灵感诗人归入“爱智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或爱神的顶礼者”之列,是第一流;把模仿诗人和其他模仿艺术家归入第六流。手艺人制造的东西已经是理式的不完全摹本,诗人、画家又模仿工匠的产品写诗作画,其作品只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真实,是幻想而不是实在。柏拉图心中有三种世界:理式的,现实的,艺术的,而只有理式世界是永恒不变,超越时空的真理。
　　 柏拉图认为艺术家虽能模仿一切但无专门知识,人们从诗里也学不到这方面知识。荷马就没替哪国建立过较好的政府,没指挥过一场战争,没什么发明,对国家和社会无益。荷马只歌颂英雄,但对真正的英雄无真正的认识。诗人写驾车、打鱼却不会真的去做,因此诗人是无能的,而自己竟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又是无知的。由于模仿的不真实,不能说明真理,诗人就是在说谎。诗人不知道自己对真理无知,还要自以为是地教训别人。难怪柏拉图的“理想国”毫不客气地向诗人发出了逐客令:
　　 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摹仿任何事物,乔扮任何形状,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躬敬礼;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股市作者……他们的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须知模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
　　 柏拉图批判模仿诗的第二大理由是——这类艺术会破坏“心灵的城邦”,它会使人的灵魂失去正义或远离正义。
　　 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主流将情感与理性对立。人性中有理智,也有情欲,两者时常冲突,但情欲是使人堕落的力量,应受理智节制。
　　 对于模仿者而言,非理式的无理性部分最易模仿。模仿诗人为了讨好群众,博取名利,就常利用人性的弱点,着重容易激动的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满足群众的情欲,使之摆脱理智的节制,得到快感。他的作品不过是低劣者和低劣者的配合,远离真理,“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理想国》开启了西方思想界的理性主义传统,柏拉图是绝对不能容忍,刺激人们放纵情欲的模仿诗人,留在他的理想城邦中的。
　　 众所周知,柏拉图对理性推崇有加,但问题是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真理吗,还是有些真理必须由非理性来把握?别忘了柏拉图的另一类诗歌的划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让我们看到了他推崇非理性的一面。
　　 在否定模仿和模仿诗的同时,柏拉图激烈肯定灵感和灵感诗。他认为,世人的本领不是凭技艺而是凭灵感,而灵感来自神力,诗人靠神的启示才具有创作能力并进入创作过程。“诗人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
　　 柏拉图看到文艺作品不是纯理智的逻辑思维,单凭理智不能创造优秀的诗歌。“迷狂远胜于清醒”,道出了情感和想象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剥去“灵感说”神秘的外壳,我们看到的是柏拉图对艺术本质的深切体验和准确把握。别林斯基评价柏拉图的灵感说道:“他所说的疯狂,值得是那种神妙的激情……这是合理的疯狂神妙的疯狂,它是一个人远远地上升于这个明智的世界之上,与众神并驾齐驱。”
　　 柏拉图理式论的价值,就在于它第一次自觉到必须用普遍作为说明一切个别的根据,并在此基础上首次较为清晰地形成了早期的文艺理论体系。当然,局限于两千多年前人类文艺自觉刚刚苏醒的时代,即使再伟大的先哲在理论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其中完全否定艺术修养,鄙视生产劳动等观点。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赘述了。至于我个人也还有许多不解的地方,比如不是很理解柏拉图如何将理智与迷狂的崇尚相统一,还有待进一步的学习体会。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邵 ,女,1985—,吉林长春市人,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