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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融合下的青年写作”、“新媒体环境下女性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全媒体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释”……近一年来参加的文学研讨活动中，类似这样的主题明显地多起来。多媒体、全媒体或新媒体，我们在文学内部如此高频率地谈论和研究这些话题，其实反证和内含着一种急切与焦虑：面对新兴的文化生产传播方式、面对《琅玡榜》《花千骨》与《芈月传》、面对网络大神与粉丝文化、面对大众文艺的狂欢和喧嚣，我们这些所谓纯文学、精英文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渐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和无力感，所以更加急切地想要厘清和再次重申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文学原本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如何安放与自洽？
新兴的社会媒体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交货币”，大意就是我们以某个话题、现象、概念作为谈资，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流，在对信息的分享中，实现彼此的了解和自我形象的凸显塑造。比如，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岁末，茶余饭后，不聊聊《芈月传》或侃侃《老炮儿》，你都不好意思张口说话——在公共媒体和大众群体里，这些现象级的大众文艺作品阶段性地充当着“超级社交货币”。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作家和作品，一直充当着通行于时代、社会、公众的“超级社交货币 ，一部小说引发全民热议，一首诗歌脍炙人口。人们在阅读、讨论文学作品和主题人物的过程当中，输出和交换着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与论调，确认和塑造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甚至由此养成自己的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而现在，从博客、微博到微信，新媒体和自媒体，网络文学和超文体链接，这些文本形式和传播方式正在替代文学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交硬通货。文学，我们通常所谓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现象话题，越来越淡出公众目光之所及，越来越边缘。
这些，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下文学所身处和面对的时代现实与历史境遇。而对于出生在1980年代的文学写作者来说，伴随着这一代人的成长和成熟，当代中国有两个重大变化：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以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高歌猛进，二者都深刻地持续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改变着时代的文化格局。“80后”作为文学新生代，他们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甚至人生观价值观无一不是伴随着时代的大节奏而逐渐形成和确认，他们与最当下的时代大背景既合辙押韵又相爱相杀。而新媒体时代对“80后”这一代人的文学生活，影响尤甚。
影响之一在于，“80后”这一代写作者的成长成熟方式，不知不觉间发生着变化。始于“新概念”的“80后”写作者，不同于前辈作家从期刊发表到出版、从中短篇到长篇这种一点点打磨的传统节奏，在商业激素的催熟下，在“出名要趁早的”话语氛围里，很多人都是以出版长篇小说而开始文学写作之路的，并迅速赢得市场和版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复着写作与市场的相互塑造。文学期刊在新时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作为中国人思考、探讨和介入公共问题的重要空间，一个作家因为在某期刊发表一个中短篇小说而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奇迹也曾屡屡发生，而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和几无可能的。其实细想，引发万众关注的未必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它所指涉和关联的社会公共话题——在那个时候，文学作品被当作社会变动中高效及时的反映、甚至预告，更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内含着对大众的权威发布和代言。而今天，网络时代，新的技术支撑在市场经济之后再一次深刻绝决地改变着中国，从生存、生活到情感、灵魂。人们获得资讯、探讨公共话题的主要空间，已经从期刊或其它形式的文学阵地上撤退转移到网络空间里的各种社交平台和发布平台；文学写作和阅读也不再是中国人表达个人见解、分享个体经验的主要方式。在自媒体、新媒体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布自己对世界上大事小情的个人看法，图文并茂地呈现自己的喜怒哀乐。80后年轻一代写作者们，不可能沿着前辈们的来时路照葫芦画瓢地再走一遍，文学公共性的后退、新时代的语境氛围，不允许、也不支持。
一直以来，阅读似乎都是一件正经的事情，虽不至于夸张到沐浴更衣，却也通常都得净净手正襟危坐在书桌前，打开一本书相对专注地、长时间地读。这种阅读方式自带一种仪式感，对读者和作家也反过来形成一种心理塑造和暗示：阅读，是件重要的、严肃的事。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更多地是在空隙、碎片的时间里浅尝辄止地阅读，所谓刷屏，一个“刷”字尽显阅读之快之浅。前辈作家们的创作谈中，常常会读到类似这样的表述：手写体变成铅字时候的兴奋，攥着稿费通知单去邮局取稿费时的满足心与雀跃感——这些伴随某种仪式感的文学过程，已经变成朋友圈转发和微信转账。
最近一年里，我自己在微信朋友圈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文学——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纯文学、精英文学新媒体化的加速度。各大文学期刊和作家协会都陆续上线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各种文学资讯、评论文章甚至原创作品在朋友圈里疯狂刷屏。我的朋友圈好友大都是文学界的师长和小伙伴们，更新最活跃的往往就是80后的写作者，这一代人同新的传播方式似乎天然就有一种适应、习惯甚至依赖、迷恋。比如我自己，堵车时、候机中，晚上临睡前总习惯最后刷一下屏，早晨一睁眼下意识地就去抓床头的手机……坦白说，很多作家作品的信息，很多同行的文学批评文章，我也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而读。这种移动互联网中的轻阅读浅阅读，这种信息的密集汇集和待选，同时也对文章观点的鲜明、语言的个性化节奏感以及字数的节制和控制进行着要求和选择——很难想象用手机来阅读一篇几万字的大论文，那至少对读者的视力是一个太大的挑战。这确实是近一两年来刚刚发生却又演进迅速的一种文学现状。如果说，在这之前，还只是更具大众通俗属性的网络文学在“日更”和“秒刷”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粉丝和读者的情感、认知影响和口味塑造，那么现在在微信朋友圈这个更具分众和圈子特征的社交平台上，“一刷而过”越来越成为纯文学、精英文学的某种传播和阅读方式，所谓“朋友圈里的作家”，在日常频繁刷屏、转发、留言和点赞中，其间对文学审美和写作范式的来日方长的渗透式影响，对80后及其以后更年轻一代写作者和阅读者不知不觉的塑造力量，实在不容小觑。 新时代对“80后”写作的影响还在于，除了直接和显而易见层面的改变，同时也悄无声息、潜移默化。时代的大趋势大氛围，资讯传播分享的新方式，日常经验和个人体验的新媒体化，这些都会参与塑造着一个写作者的审美趣味、思考力，以及表述习惯话语方式等等，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一定会反映在一个人的写作中，会渗透在一个人看待和表达世界的目光和语调里。
出生于80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作为第一代独生者，我们一边享受着来自家庭与社会空前的注目与宠溺，一边又遭遇着来自前辈与时代的从所未有的抨击和声讨；在面对更多机会、更多选择、更多自由的同时，也不断彷徨于更多桎梏、更多挤压、更多挑战之下。阅读“80后”作品的时候，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很多作家的作品，单篇或单部读起来，都足够惊艳，才华充盈才情饱满；而一旦结集阅读，往往很容易发现他们在题材、主题、话语方式和情感方式上的同质化与自我重复，单薄，缺乏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认识和文本穿透力。“80后”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缺失：与传统、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错位，不能有效地完成自我、小我与外在社会历史的对接。“80后”一代人的写作起点，很明显是从书写自我、直面青春开始的，当然，新文学以来每一代写作者都是从这个起点来进入文学现场的，随便举几个例子，巴金《家》《春》《秋》、现代文学中的“革命加恋爱”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北岛《回答》、朦胧诗的崛起、铁凝《哦，香雪》、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等等，都是正值青春发生的写作，不同的是，他们对于公共空间和历史记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固执迷恋，他们呈现自我与青春的方式或路径，都在试图从大历史、大时代中去寻找一个支点来同自我与青春合辙——或者公共记忆或者历史事件或者集体概念，而“80后”的叙事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要这个支点，一上来就很任性地从“我”开始诉说“我”，他们的文本出发点和叙事目的地始终围绕着私己经验远兜近转。我经常会想，为什么？大概因为，出生于1980年代，民族独立和现代国家架构这些庞大的事件已经基本实现确立，没有经历过大历史对自己直接的、短期内显而易见的影响，个人命运的节点没有同时代、历史直接发生关系，所以很容易会认为，对自己影响巨大的是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是一只手袋的价格与品牌、是办公室倾轧的小得失。而当他们的写作想要进入社会历史层面的时候，那个与私人经验契合的点很难准确找到。
2015年7月，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出版了文集《80后，怎么办？》，这是“80后”掷地有声的高辨识度声音，也是当下中国文坛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事件。阅读这本书，我从中感受到“80后”写作者急于向世界及自己发布和宣示：“我”和“我这一代”的代际坐标，“我”和“我这一代”的历史存在感。杨庆祥开篇就表到了自己这样的困惑：“过于宏大而遥远的叙事，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这是典型的，来自80后的疑惑与焦虑，这一代人有更真实的内心生活，更不容易为宏大的外在之物所裹挟。而在前辈作家们那里，包括生理年龄上相差不大的“70后”那里，似乎不借助外在的宏大之物，他们的写作就不知如何确认和言说自己、言说世界。这本书中关于“80后”的诸多判断和理解，我并非都能完全认同，但杨庆祥作为“80后”的野心勃勃和跃跃欲试，却是我颇有兴趣的。它可以作为“80后”思考自身与时代精神的一个起点，杨庆祥在努力地寻找自己与大时代的关联，且是以自己的路径和方式。
从新媒体的如影相随，说到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其实我最想表达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这，就是“80后”这一代人文学写作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属性。无论是某个作家个体、还是一代人的写作，其成熟成长都是在同时代提供的塑造力量博弈过程当中来有效实现的：依赖、得益于这些塑造，但同时也反抗、警惕这种塑造，并时刻保持一种“溢出”的跃跃欲试和念念不忘。
作者简介：
金赫楠，就职于河北省作协，从事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新兴的社会媒体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交货币”，大意就是我们以某个话题、现象、概念作为谈资，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流，在对信息的分享中，实现彼此的了解和自我形象的凸显塑造。比如，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岁末，茶余饭后，不聊聊《芈月传》或侃侃《老炮儿》，你都不好意思张口说话——在公共媒体和大众群体里，这些现象级的大众文艺作品阶段性地充当着“超级社交货币”。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作家和作品，一直充当着通行于时代、社会、公众的“超级社交货币 ，一部小说引发全民热议，一首诗歌脍炙人口。人们在阅读、讨论文学作品和主题人物的过程当中，输出和交换着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与论调，确认和塑造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甚至由此养成自己的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而现在，从博客、微博到微信，新媒体和自媒体，网络文学和超文体链接，这些文本形式和传播方式正在替代文学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交硬通货。文学，我们通常所谓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现象话题，越来越淡出公众目光之所及，越来越边缘。
这些，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下文学所身处和面对的时代现实与历史境遇。而对于出生在1980年代的文学写作者来说，伴随着这一代人的成长和成熟，当代中国有两个重大变化：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以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高歌猛进，二者都深刻地持续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改变着时代的文化格局。“80后”作为文学新生代，他们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甚至人生观价值观无一不是伴随着时代的大节奏而逐渐形成和确认，他们与最当下的时代大背景既合辙押韵又相爱相杀。而新媒体时代对“80后”这一代人的文学生活，影响尤甚。
影响之一在于，“80后”这一代写作者的成长成熟方式，不知不觉间发生着变化。始于“新概念”的“80后”写作者，不同于前辈作家从期刊发表到出版、从中短篇到长篇这种一点点打磨的传统节奏，在商业激素的催熟下，在“出名要趁早的”话语氛围里，很多人都是以出版长篇小说而开始文学写作之路的，并迅速赢得市场和版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复着写作与市场的相互塑造。文学期刊在新时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作为中国人思考、探讨和介入公共问题的重要空间，一个作家因为在某期刊发表一个中短篇小说而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奇迹也曾屡屡发生，而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和几无可能的。其实细想，引发万众关注的未必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它所指涉和关联的社会公共话题——在那个时候，文学作品被当作社会变动中高效及时的反映、甚至预告，更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内含着对大众的权威发布和代言。而今天，网络时代，新的技术支撑在市场经济之后再一次深刻绝决地改变着中国，从生存、生活到情感、灵魂。人们获得资讯、探讨公共话题的主要空间，已经从期刊或其它形式的文学阵地上撤退转移到网络空间里的各种社交平台和发布平台；文学写作和阅读也不再是中国人表达个人见解、分享个体经验的主要方式。在自媒体、新媒体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布自己对世界上大事小情的个人看法，图文并茂地呈现自己的喜怒哀乐。80后年轻一代写作者们，不可能沿着前辈们的来时路照葫芦画瓢地再走一遍，文学公共性的后退、新时代的语境氛围，不允许、也不支持。
一直以来，阅读似乎都是一件正经的事情，虽不至于夸张到沐浴更衣，却也通常都得净净手正襟危坐在书桌前，打开一本书相对专注地、长时间地读。这种阅读方式自带一种仪式感，对读者和作家也反过来形成一种心理塑造和暗示：阅读，是件重要的、严肃的事。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更多地是在空隙、碎片的时间里浅尝辄止地阅读，所谓刷屏，一个“刷”字尽显阅读之快之浅。前辈作家们的创作谈中，常常会读到类似这样的表述：手写体变成铅字时候的兴奋，攥着稿费通知单去邮局取稿费时的满足心与雀跃感——这些伴随某种仪式感的文学过程，已经变成朋友圈转发和微信转账。
最近一年里，我自己在微信朋友圈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文学——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纯文学、精英文学新媒体化的加速度。各大文学期刊和作家协会都陆续上线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各种文学资讯、评论文章甚至原创作品在朋友圈里疯狂刷屏。我的朋友圈好友大都是文学界的师长和小伙伴们，更新最活跃的往往就是80后的写作者，这一代人同新的传播方式似乎天然就有一种适应、习惯甚至依赖、迷恋。比如我自己，堵车时、候机中，晚上临睡前总习惯最后刷一下屏，早晨一睁眼下意识地就去抓床头的手机……坦白说，很多作家作品的信息，很多同行的文学批评文章，我也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而读。这种移动互联网中的轻阅读浅阅读，这种信息的密集汇集和待选，同时也对文章观点的鲜明、语言的个性化节奏感以及字数的节制和控制进行着要求和选择——很难想象用手机来阅读一篇几万字的大论文，那至少对读者的视力是一个太大的挑战。这确实是近一两年来刚刚发生却又演进迅速的一种文学现状。如果说，在这之前，还只是更具大众通俗属性的网络文学在“日更”和“秒刷”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粉丝和读者的情感、认知影响和口味塑造，那么现在在微信朋友圈这个更具分众和圈子特征的社交平台上，“一刷而过”越来越成为纯文学、精英文学的某种传播和阅读方式，所谓“朋友圈里的作家”，在日常频繁刷屏、转发、留言和点赞中，其间对文学审美和写作范式的来日方长的渗透式影响，对80后及其以后更年轻一代写作者和阅读者不知不觉的塑造力量，实在不容小觑。 新时代对“80后”写作的影响还在于，除了直接和显而易见层面的改变，同时也悄无声息、潜移默化。时代的大趋势大氛围，资讯传播分享的新方式，日常经验和个人体验的新媒体化，这些都会参与塑造着一个写作者的审美趣味、思考力，以及表述习惯话语方式等等，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一定会反映在一个人的写作中，会渗透在一个人看待和表达世界的目光和语调里。
出生于80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作为第一代独生者，我们一边享受着来自家庭与社会空前的注目与宠溺，一边又遭遇着来自前辈与时代的从所未有的抨击和声讨；在面对更多机会、更多选择、更多自由的同时，也不断彷徨于更多桎梏、更多挤压、更多挑战之下。阅读“80后”作品的时候，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很多作家的作品，单篇或单部读起来，都足够惊艳，才华充盈才情饱满；而一旦结集阅读，往往很容易发现他们在题材、主题、话语方式和情感方式上的同质化与自我重复，单薄，缺乏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认识和文本穿透力。“80后”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缺失：与传统、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错位，不能有效地完成自我、小我与外在社会历史的对接。“80后”一代人的写作起点，很明显是从书写自我、直面青春开始的，当然，新文学以来每一代写作者都是从这个起点来进入文学现场的，随便举几个例子，巴金《家》《春》《秋》、现代文学中的“革命加恋爱”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北岛《回答》、朦胧诗的崛起、铁凝《哦，香雪》、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等等，都是正值青春发生的写作，不同的是，他们对于公共空间和历史记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固执迷恋，他们呈现自我与青春的方式或路径，都在试图从大历史、大时代中去寻找一个支点来同自我与青春合辙——或者公共记忆或者历史事件或者集体概念，而“80后”的叙事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要这个支点，一上来就很任性地从“我”开始诉说“我”，他们的文本出发点和叙事目的地始终围绕着私己经验远兜近转。我经常会想，为什么？大概因为，出生于1980年代，民族独立和现代国家架构这些庞大的事件已经基本实现确立，没有经历过大历史对自己直接的、短期内显而易见的影响，个人命运的节点没有同时代、历史直接发生关系，所以很容易会认为，对自己影响巨大的是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是一只手袋的价格与品牌、是办公室倾轧的小得失。而当他们的写作想要进入社会历史层面的时候，那个与私人经验契合的点很难准确找到。
2015年7月，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出版了文集《80后，怎么办？》，这是“80后”掷地有声的高辨识度声音，也是当下中国文坛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事件。阅读这本书，我从中感受到“80后”写作者急于向世界及自己发布和宣示：“我”和“我这一代”的代际坐标，“我”和“我这一代”的历史存在感。杨庆祥开篇就表到了自己这样的困惑：“过于宏大而遥远的叙事，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这是典型的，来自80后的疑惑与焦虑，这一代人有更真实的内心生活，更不容易为宏大的外在之物所裹挟。而在前辈作家们那里，包括生理年龄上相差不大的“70后”那里，似乎不借助外在的宏大之物，他们的写作就不知如何确认和言说自己、言说世界。这本书中关于“80后”的诸多判断和理解，我并非都能完全认同，但杨庆祥作为“80后”的野心勃勃和跃跃欲试，却是我颇有兴趣的。它可以作为“80后”思考自身与时代精神的一个起点，杨庆祥在努力地寻找自己与大时代的关联，且是以自己的路径和方式。
从新媒体的如影相随，说到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其实我最想表达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这，就是“80后”这一代人文学写作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属性。无论是某个作家个体、还是一代人的写作，其成熟成长都是在同时代提供的塑造力量博弈过程当中来有效实现的：依赖、得益于这些塑造，但同时也反抗、警惕这种塑造，并时刻保持一种“溢出”的跃跃欲试和念念不忘。
作者简介：
金赫楠，就职于河北省作协，从事当代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