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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死而复生故事与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以及原始宗教、鬼神观念等因素有关。汉魏六朝时期,宗教鬼神信仰得到进一步普及,死而复生的故事在志怪中大量出现,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至唐宋,死而复生的故事被用来谱写现实悲、喜剧,同时也呈现佛教的因果报应、灵魂轮转等教义。明清作品里死而复生的故事频繁出现,“复生”成为小说常见的叙事结构,表达对生命与美善的追求。复生母题不仅体现了初民的古老信仰,更是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的综合表达。
关键词:生命信仰;宗教意识;哲学观念
一个人、一个动物或物体改变了自身的形状并以另一种新的形状出现,我们称之为变形;但如果一个生物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死去,我们便称之为复活。如颛顼在复生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的现象,即颛顼在复生的过程里曾短暂呈现出变形为鱼的状态。当然比较起来,同样是实现生命的不朽,复生比变形体现了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期望,毕竟这是生命本体的复活。
原始信仰里的复生母题最早的死而复生的记载出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日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有学者指出:“颛顼死即复苏的神话,盖即象征草木冬枯春生,昆虫冬蛰春蠕的寓言。”在原始初民看来,万物皆为一体,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循环交替一样是周而复始的,有无穷流转的可能。在这种神话思维的运作之下,“死亡”这一现象之于“复生”反而是成就生命的又一契机。因此《海外北经》里还出现了一个“无启国”的传说:“其人穴居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岁乃复更生。”尽管现实中的自然法则是“人死不能复生”。
信仰的坚定使得复生的情节在崇尚实录的史书里也有体现,如《左传》里关于人被杀六日后复苏的记载。战国《古文周书》中载有这样一段故事:“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日:先君怒予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置而大戮……”’这一复生的情节里已经出现了死后世界的描述。
魏晋时期的“复生”故事所体现的情感倾向和民族心理当然不限于宗教的层面。如《搜神记》中“河间郡男女”、“胡粉女子”等条目讲述的是男女之间的倾心相爱。这里复活故事的重点已经不再是通过生死来表现幽冥世界和劝惩意识,而是借生生死死这一曲折的过程来展现爱情的忠贞。这里既有早期人们对生的渴求的表达,也有文明时代里对现实的认识和热爱,尊重生命、珍惜生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后代作家也由此而受到啟发,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很多经典之作。
“唐朝的崇道佞佛,是志怪小说发展的思想基础,但也不可低估六朝志怪小说传统的深刻影响。”六朝志怪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就复生故事来说,唐代小说几乎全盘继承了魏晋六朝文学的特征。就故事内容而言,基本也是两大类:一类是侧重宗教叙事,以复活宣扬果报;一类是用复活表现现实内容。然而继承之中又有发展。
明清之际出现了一些有着较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复生故事从情节到内容都受到小说家的重视被采用在作品构架中。其中有部分作品的创作仍着眼于对宗教教义的宣扬,且这类宣传并非是出于官方意志而仍是源于人们虔诚的信念。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即有大量“复生”的记载。虽然这些复生故事涉及的社会内容相当丰富,作者却将这类故事落脚于宗教和伦理的规劝上。对此我们不能完全归结于纪昀本人的封建意识浓厚。事实上纪昀本人对此是有过理陛思考的。如受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纪昀对“复生”这一现象作过考证。《如是我闻》里对《左传·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的记载,纪昀即言“或由缢杀杖杀,故能复活”对于张天锡复活之事,纪昀认为这与《史记·扁鹊列传》里所记载虢国太子的故事一样,其“死亡”只是尸蹶病,经过治疗乃得苏醒。只是医学水平有限,世人误以为是死后复生。
黑格尔曾说过:“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复生的情节被后世所重视并在文学史上频繁出现也绝非偶然。
首先,复生的情节架构有着很大的生成空間。中国古代小说发源于史书记载,因此重实录而轻虚构。而复生的故事在叙述中必然涉及对冥府这一与人间相对存在的世界的虚构,因此复生的情节架构扩大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便于安排丰富的内容。
“复生”的情节结构里体现的是民族的审美观。复生的故事体现为一个生——死——再生的循环过程,而回环往复既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特点,也是文化特点。大量出现的死而复生之作,从表面看体现的是灵魂不灭的古老信仰,其实质却是对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综合传达。“复生”的情节“通过赋予时间以循环方向的办法来消除时间的不可逆性”一切事物均可周而复始,一切事物也都只是同一原型的重复,这正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循环观。所谓“道者,反之动”、“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等。这种哲学观体现在文学里则表现为回环往复的结构和理念,“复生”故事里无论是写现实抗争还是浪漫想象最终都被统摄在循环理念之下。
“复生”的故事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承载了过多的原始信仰和宗教理念的内容以致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容的开拓。因此“复生”的故事直到唐宋时期仍大量用于传道说教,与小说史上其他文学母题的发展并不同步。综合考察“复生”这一绵延不、绝数千载的情节所表现出人们对于生活与生命的思考,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艺术产物,对于我们了解古人的行为方式、艺术的构成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生命信仰;宗教意识;哲学观念
一个人、一个动物或物体改变了自身的形状并以另一种新的形状出现,我们称之为变形;但如果一个生物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死去,我们便称之为复活。如颛顼在复生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的现象,即颛顼在复生的过程里曾短暂呈现出变形为鱼的状态。当然比较起来,同样是实现生命的不朽,复生比变形体现了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期望,毕竟这是生命本体的复活。
原始信仰里的复生母题最早的死而复生的记载出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日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有学者指出:“颛顼死即复苏的神话,盖即象征草木冬枯春生,昆虫冬蛰春蠕的寓言。”在原始初民看来,万物皆为一体,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循环交替一样是周而复始的,有无穷流转的可能。在这种神话思维的运作之下,“死亡”这一现象之于“复生”反而是成就生命的又一契机。因此《海外北经》里还出现了一个“无启国”的传说:“其人穴居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岁乃复更生。”尽管现实中的自然法则是“人死不能复生”。
信仰的坚定使得复生的情节在崇尚实录的史书里也有体现,如《左传》里关于人被杀六日后复苏的记载。战国《古文周书》中载有这样一段故事:“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日:先君怒予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置而大戮……”’这一复生的情节里已经出现了死后世界的描述。
魏晋时期的“复生”故事所体现的情感倾向和民族心理当然不限于宗教的层面。如《搜神记》中“河间郡男女”、“胡粉女子”等条目讲述的是男女之间的倾心相爱。这里复活故事的重点已经不再是通过生死来表现幽冥世界和劝惩意识,而是借生生死死这一曲折的过程来展现爱情的忠贞。这里既有早期人们对生的渴求的表达,也有文明时代里对现实的认识和热爱,尊重生命、珍惜生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后代作家也由此而受到啟发,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很多经典之作。
“唐朝的崇道佞佛,是志怪小说发展的思想基础,但也不可低估六朝志怪小说传统的深刻影响。”六朝志怪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就复生故事来说,唐代小说几乎全盘继承了魏晋六朝文学的特征。就故事内容而言,基本也是两大类:一类是侧重宗教叙事,以复活宣扬果报;一类是用复活表现现实内容。然而继承之中又有发展。
明清之际出现了一些有着较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复生故事从情节到内容都受到小说家的重视被采用在作品构架中。其中有部分作品的创作仍着眼于对宗教教义的宣扬,且这类宣传并非是出于官方意志而仍是源于人们虔诚的信念。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即有大量“复生”的记载。虽然这些复生故事涉及的社会内容相当丰富,作者却将这类故事落脚于宗教和伦理的规劝上。对此我们不能完全归结于纪昀本人的封建意识浓厚。事实上纪昀本人对此是有过理陛思考的。如受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纪昀对“复生”这一现象作过考证。《如是我闻》里对《左传·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的记载,纪昀即言“或由缢杀杖杀,故能复活”对于张天锡复活之事,纪昀认为这与《史记·扁鹊列传》里所记载虢国太子的故事一样,其“死亡”只是尸蹶病,经过治疗乃得苏醒。只是医学水平有限,世人误以为是死后复生。
黑格尔曾说过:“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复生的情节被后世所重视并在文学史上频繁出现也绝非偶然。
首先,复生的情节架构有着很大的生成空間。中国古代小说发源于史书记载,因此重实录而轻虚构。而复生的故事在叙述中必然涉及对冥府这一与人间相对存在的世界的虚构,因此复生的情节架构扩大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便于安排丰富的内容。
“复生”的情节结构里体现的是民族的审美观。复生的故事体现为一个生——死——再生的循环过程,而回环往复既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特点,也是文化特点。大量出现的死而复生之作,从表面看体现的是灵魂不灭的古老信仰,其实质却是对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综合传达。“复生”的情节“通过赋予时间以循环方向的办法来消除时间的不可逆性”一切事物均可周而复始,一切事物也都只是同一原型的重复,这正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循环观。所谓“道者,反之动”、“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等。这种哲学观体现在文学里则表现为回环往复的结构和理念,“复生”故事里无论是写现实抗争还是浪漫想象最终都被统摄在循环理念之下。
“复生”的故事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承载了过多的原始信仰和宗教理念的内容以致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容的开拓。因此“复生”的故事直到唐宋时期仍大量用于传道说教,与小说史上其他文学母题的发展并不同步。综合考察“复生”这一绵延不、绝数千载的情节所表现出人们对于生活与生命的思考,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艺术产物,对于我们了解古人的行为方式、艺术的构成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