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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溧阳河南话是太平天国战争后移民形成的官话方言岛方言。由于移民固守祖籍地文化的强势态度，直接影响了溧阳河南话与当地优势方言溧阳话的接触，以至于溧阳河南话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后，依然能够以强势之态对峙于当地的优势方言。
关键词：溧阳河南话 方言岛 文化态度 方言演变
一
溧阳地处苏浙皖交界处，是江苏常州的一个县级市。其境内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河南方言岛，这在苏浙皖地区较为常见。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浙皖地区流入了大量的河南、湖北等地的移民。之前的学者已有过类似的研究报告，如郭熙（1995）、葛庆华（2002，2003）、黄晓东（2004）、苏向红（2003）等。据笔者考察，溧阳河南方言岛的“河南人”（以下简称“河南人”）主要来自河南的光山和罗山。他们辗转来溧阳，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的人口压力和荒灾；二是溧阳等地战后招募垦荒政策的吸引力。“河南人”初来溧阳时，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因逃荒而来，可谓一无所有。有一首流行的民歌，再现了“河南人”逃荒下江南的情形：“‘堂客’挎着讨饭篮，一担稻箩下江南；前头挑着破棉絮，后头挑着女和男。”[1]“河南人”所垦荒地，多为当地土著居民（溧阳人）所弃之旱荒艰垦之地（当地人称“茅草荒”），地理位置偏僻（多为山地），农耕条件也非常差①。无地可垦者，只能被迫给溧阳人“帮工”——给对方做农活，用劳力换取粮食。从溧阳境内河南方言岛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社渚、周城、上兴、上沛、竹箦、平桥、戴埠、天目湖等偏僻且多丘陵山峦的乡镇②。“河南人”被溧阳人瞧不起，甚至还经常受到欺侮。但是，“河南人”很团结，讲义气，他们在溧阳成立了“河南会馆”，专门替受到欺负的“河南人”打抱不平，或出面救助，或代理诉讼，帮助维护“河南人”的利益③。勤劳、善良、坚韧、侠义的“河南人”，背井离乡了一个半世纪，目前已经扎根溧阳，以农业为主，逐步过上了富裕小康的生活，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二
笔者于2007年4月至10月，对溧阳境内的河南方言岛作了详细调查。从调查的数据来看，溧阳境内的“河南人”大约有12.7万人，与2007年溧阳总人口77.34万相比，约占到16%（见表一）。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据。对方言岛方言进行研究，人口数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通常讲，方言岛的人口越多，方言岛方言的势力越大，就越不容易被同化或出现变化。“河南话”不是当地的优势方言，但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后，依然保留了很强的北方方言特征：语音上，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分阴阳，全浊上声变去声，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只有-n、-ŋ两个鼻辅音韵尾，没有入声；词汇上，与《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1996）中所描写的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基本词汇在说法上有较多的一致，符合北方话词汇的面貌和特征（陈章太，1994）；语法上，与《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1996）采集到的上述官话区方言的语法特征比较接近，特别是与鄂东方言语法（陈淑梅，1999；汪化云，2004）更近些，可能是罗山和光山两地的方言来自鄂东方言所致。“关于河南话”和鄂东方言的关系笔者另文探讨。
（说明：乡镇名称采用的是2003年的区划标准，用“+++、++、+”分别表示“很多、较多、少量”三个数量级别）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但语言的变化又是缓慢的。像“河南话”这样的方言岛方言，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变化总体上是小的。毋庸置疑，河南方言岛的数量和规模是其依然保持着较大势力的重要原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溧阳境内的河南方言岛，一部分的外围还连接着广德、郎溪、句容、溧水等县④的河南方言岛，延伸开去考察，其规模和数量要更大一些。除了方言岛的数量和规模，笔者认为，持方言岛方言的人对母语方言的文化态度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下面以溧阳河南方言岛方言为例进行论述。
“河南人”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这从主观上强力地维护了“河南话”的“纯洁性”。“河南人”重视续家谱，家族观念尤为强烈。笔者的父亲——周城镇金山村张家村民组的吴魁老人（今年71岁）所藏家谱名曰《吴氏十三枝二修家志卷》（五卷本）。这本族谱里面详细介绍了笔者的祖籍地和移民历史，提供了上辈族人的名录，并设立了辈分和取名用字：绍、天、永、继、长、正、大、庆、克、昌、传、家、效、祖、德、荣、辉、本、光、堂。另外，上兴镇上城村黄家村民组居民黄先玉老人（男，今年69岁）的族谱《黄氏宗谱》（五卷本）中列举了黄氏家族的辈分排序为：茂、廷、光、德、承、先、庆、永、锡、鸿、恩、继、世、长。家谱是“河南人”教育子孙不忘本根、忌乱谱系、传承血脉的一种无声教本。“不能忘本”这种思想在“河南人”心目中根深蒂固。“河南人”的正屋客厅一般挂有写着“祖宗昭穆神位”字样的“中堂”，不同于溧阳人家里挂的“香火”，中间通常是一副“福禄寿喜”画，画的两边是一副对联，这也是宗祖思想的一种表现。下面是上兴镇黄先玉老人客厅中的“中堂”样式和内容：
虽然“河南话”在当地不是优势语言，但“河南人”“不能忘本”的宗族观念强力地排斥了当地的优势方言“溧阳话”。以至于在“河南人”看来，“河南人”说“溧阳话”会被认为是对祖宗的不忠，有辱族风甚至是败坏门风。这种方言态度在老年人中尤为突出。在调查中，平桥镇平桥村戴家村民组的解永海老人（祖籍河南光山）情绪特别激动，他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语言态度：“我喜欢用河南话跟人交流，我可恶河南人说溧阳话。”受这种文化观念影响，“河南人”基本不说“溧阳话”，“河南人”不和“溧阳人”通婚，“河南人”和“溧阳人”相互瞧不起。在“河南人”占多数的村庄，为数不多的溧阳人也会在日常生活中用“河南话”与村民交流。但在溧阳人占优势的村庄，为数不多的“河南人”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用溧阳话与村民交流。“河南人”与“溧阳人”互不通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当时的“溧阳人”社会地位比“河南人”高，“溧阳人”不屑与“河南人”结亲；其二，“河南人”不愿向任何势力（包括社会地位）屈服，也不愿意跟“溧阳人”结亲。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河南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河南人”和“溧阳人”已经打破了互不通婚的“戒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经济地位、工作职业等在通婚条件中似乎比家族来源显得更加重要。但相比较而言，“溧阳人”嫁给“河南人”多于“河南人”嫁给“溧阳人”。这可能还是跟“河南人”的家族观念有关系。早些时候，“溧阳人”和“河南人”相互瞧不起。“溧阳人”瞧不起“河南人”，称他们为“湖北佬”，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河南人”的口音和“湖北人”相近，被误以为是“湖北人”；其二是溧阳也有“湖北人”，但在语言上已与“河南人”逐步相融，口音上难以分辨。“河南人”也瞧不起“溧阳人”，称他们为“蛮子”原因是：其一是古时北方人对口音跟自己不同的南方人就是这么称呼的；其二是“溧阳人”没有“河南人”好客和大方，“河南人”以重情重义为荣，认为“溧阳人”不重情义或小气故贬称之。
“河南人”特有的文化美德和刚性的语言态度，影响并吸引了一部分“溧阳人”也跟着说甚至改说“河南话”，从而保持或壮大了“河南话”的势力。周城镇金山村是笔者重点调查的一个河南方言小岛，该村“河南话”的分布结构在河南方言岛中较为典型（见表二）。该村一共有22个村民小组，1224户居民，计2804人。金山村有三种方言：溧阳话、“河南话”、温州话⑤。该村“溧阳人”有372户，“河南人”有813户，但各村的交际用语主要是“河南话”。从表中可以看出，“河南人”占优势的村子都说“河南话”；“河南人”和“溧阳人”户数相近（如老鸦山村）甚至“河南人”户数少于“溧阳人”户数的村子（如江西口村）也说“河南话”。这至少能够说明，“河南人”在这些村子的影响很大。“河南人”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他们的热情好客、侠义正直、乐善好施，同时也来自他们不轻易接受其他方言的一贯态度。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假如夫妻双方一方是“河南人”，一方是“溧阳人”，他们较多地选择“河南话”作为“夫妻交流方言”。这种妥协不只是方言上的妥协，更是文化上的妥协。
由此可见，“河南话”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后，依然保持着强势的方言格局，方言岛内的文化态度起了重要作用。这跟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出发点不谋而合。本文从方言调查实践中再一次证明：“文化因素是造成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或者说，语言的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是文化原因造成的。”[2]同时，还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当方言岛方言的文化足以感化或信服于土著的文化和民众时，方言岛方言的影响和势力将会增强。
内容注释：
①这也是溧阳河南方言岛主要分布于丘陵、山岗的主要原因。
②本文行政区划设置采用溧阳市2003年18个镇的资料，下文人口数据采用2007年的统计数据77.34万人。
③据平桥镇平桥村戴家村民组解永海和社渚镇新塘村新花村民组村民向自进口述整理。
④广德、郎溪两县在安徽境内，句容和溧水两县在江苏境内。
⑤金山村说温州话的只有一个村民小组，约100人。据颜逸明等在《吴语概说》中考察，这些人实际上是来自平腾蛟、山门一带的客民。
引用注释：
[1]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陈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2]陈章太.北方话词汇的基本面貌[J].中国语文，1994，（2）.
[3]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4]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5]葛庆华.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J].史学月刊，2003，（1）.
[6]郭熙.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5，（4）.
[7]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
[8]黄晓东.浙江安吉县官话方言岛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2004.
[9]《溧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溧阳县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10]苏向红.浙北吴语区长兴县的河南话音系[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
[11]汪化云.鄂东方言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4.
[12]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吴健 江苏 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213022）
关键词：溧阳河南话 方言岛 文化态度 方言演变
一
溧阳地处苏浙皖交界处，是江苏常州的一个县级市。其境内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河南方言岛，这在苏浙皖地区较为常见。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浙皖地区流入了大量的河南、湖北等地的移民。之前的学者已有过类似的研究报告，如郭熙（1995）、葛庆华（2002，2003）、黄晓东（2004）、苏向红（2003）等。据笔者考察，溧阳河南方言岛的“河南人”（以下简称“河南人”）主要来自河南的光山和罗山。他们辗转来溧阳，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的人口压力和荒灾；二是溧阳等地战后招募垦荒政策的吸引力。“河南人”初来溧阳时，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因逃荒而来，可谓一无所有。有一首流行的民歌，再现了“河南人”逃荒下江南的情形：“‘堂客’挎着讨饭篮，一担稻箩下江南；前头挑着破棉絮，后头挑着女和男。”[1]“河南人”所垦荒地，多为当地土著居民（溧阳人）所弃之旱荒艰垦之地（当地人称“茅草荒”），地理位置偏僻（多为山地），农耕条件也非常差①。无地可垦者，只能被迫给溧阳人“帮工”——给对方做农活，用劳力换取粮食。从溧阳境内河南方言岛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社渚、周城、上兴、上沛、竹箦、平桥、戴埠、天目湖等偏僻且多丘陵山峦的乡镇②。“河南人”被溧阳人瞧不起，甚至还经常受到欺侮。但是，“河南人”很团结，讲义气，他们在溧阳成立了“河南会馆”，专门替受到欺负的“河南人”打抱不平，或出面救助，或代理诉讼，帮助维护“河南人”的利益③。勤劳、善良、坚韧、侠义的“河南人”，背井离乡了一个半世纪，目前已经扎根溧阳，以农业为主，逐步过上了富裕小康的生活，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二
笔者于2007年4月至10月，对溧阳境内的河南方言岛作了详细调查。从调查的数据来看，溧阳境内的“河南人”大约有12.7万人，与2007年溧阳总人口77.34万相比，约占到16%（见表一）。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据。对方言岛方言进行研究，人口数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通常讲，方言岛的人口越多，方言岛方言的势力越大，就越不容易被同化或出现变化。“河南话”不是当地的优势方言，但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后，依然保留了很强的北方方言特征：语音上，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分阴阳，全浊上声变去声，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只有-n、-ŋ两个鼻辅音韵尾，没有入声；词汇上，与《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1996）中所描写的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基本词汇在说法上有较多的一致，符合北方话词汇的面貌和特征（陈章太，1994）；语法上，与《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1996）采集到的上述官话区方言的语法特征比较接近，特别是与鄂东方言语法（陈淑梅，1999；汪化云，2004）更近些，可能是罗山和光山两地的方言来自鄂东方言所致。“关于河南话”和鄂东方言的关系笔者另文探讨。
（说明：乡镇名称采用的是2003年的区划标准，用“+++、++、+”分别表示“很多、较多、少量”三个数量级别）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但语言的变化又是缓慢的。像“河南话”这样的方言岛方言，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变化总体上是小的。毋庸置疑，河南方言岛的数量和规模是其依然保持着较大势力的重要原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溧阳境内的河南方言岛，一部分的外围还连接着广德、郎溪、句容、溧水等县④的河南方言岛，延伸开去考察，其规模和数量要更大一些。除了方言岛的数量和规模，笔者认为，持方言岛方言的人对母语方言的文化态度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下面以溧阳河南方言岛方言为例进行论述。
“河南人”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这从主观上强力地维护了“河南话”的“纯洁性”。“河南人”重视续家谱，家族观念尤为强烈。笔者的父亲——周城镇金山村张家村民组的吴魁老人（今年71岁）所藏家谱名曰《吴氏十三枝二修家志卷》（五卷本）。这本族谱里面详细介绍了笔者的祖籍地和移民历史，提供了上辈族人的名录，并设立了辈分和取名用字：绍、天、永、继、长、正、大、庆、克、昌、传、家、效、祖、德、荣、辉、本、光、堂。另外，上兴镇上城村黄家村民组居民黄先玉老人（男，今年69岁）的族谱《黄氏宗谱》（五卷本）中列举了黄氏家族的辈分排序为：茂、廷、光、德、承、先、庆、永、锡、鸿、恩、继、世、长。家谱是“河南人”教育子孙不忘本根、忌乱谱系、传承血脉的一种无声教本。“不能忘本”这种思想在“河南人”心目中根深蒂固。“河南人”的正屋客厅一般挂有写着“祖宗昭穆神位”字样的“中堂”，不同于溧阳人家里挂的“香火”，中间通常是一副“福禄寿喜”画，画的两边是一副对联，这也是宗祖思想的一种表现。下面是上兴镇黄先玉老人客厅中的“中堂”样式和内容：
虽然“河南话”在当地不是优势语言，但“河南人”“不能忘本”的宗族观念强力地排斥了当地的优势方言“溧阳话”。以至于在“河南人”看来，“河南人”说“溧阳话”会被认为是对祖宗的不忠，有辱族风甚至是败坏门风。这种方言态度在老年人中尤为突出。在调查中，平桥镇平桥村戴家村民组的解永海老人（祖籍河南光山）情绪特别激动，他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语言态度：“我喜欢用河南话跟人交流，我可恶河南人说溧阳话。”受这种文化观念影响，“河南人”基本不说“溧阳话”，“河南人”不和“溧阳人”通婚，“河南人”和“溧阳人”相互瞧不起。在“河南人”占多数的村庄，为数不多的溧阳人也会在日常生活中用“河南话”与村民交流。但在溧阳人占优势的村庄，为数不多的“河南人”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用溧阳话与村民交流。“河南人”与“溧阳人”互不通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当时的“溧阳人”社会地位比“河南人”高，“溧阳人”不屑与“河南人”结亲；其二，“河南人”不愿向任何势力（包括社会地位）屈服，也不愿意跟“溧阳人”结亲。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河南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河南人”和“溧阳人”已经打破了互不通婚的“戒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经济地位、工作职业等在通婚条件中似乎比家族来源显得更加重要。但相比较而言，“溧阳人”嫁给“河南人”多于“河南人”嫁给“溧阳人”。这可能还是跟“河南人”的家族观念有关系。早些时候，“溧阳人”和“河南人”相互瞧不起。“溧阳人”瞧不起“河南人”，称他们为“湖北佬”，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河南人”的口音和“湖北人”相近，被误以为是“湖北人”；其二是溧阳也有“湖北人”，但在语言上已与“河南人”逐步相融，口音上难以分辨。“河南人”也瞧不起“溧阳人”，称他们为“蛮子”原因是：其一是古时北方人对口音跟自己不同的南方人就是这么称呼的；其二是“溧阳人”没有“河南人”好客和大方，“河南人”以重情重义为荣，认为“溧阳人”不重情义或小气故贬称之。
“河南人”特有的文化美德和刚性的语言态度，影响并吸引了一部分“溧阳人”也跟着说甚至改说“河南话”，从而保持或壮大了“河南话”的势力。周城镇金山村是笔者重点调查的一个河南方言小岛，该村“河南话”的分布结构在河南方言岛中较为典型（见表二）。该村一共有22个村民小组，1224户居民，计2804人。金山村有三种方言：溧阳话、“河南话”、温州话⑤。该村“溧阳人”有372户，“河南人”有813户，但各村的交际用语主要是“河南话”。从表中可以看出，“河南人”占优势的村子都说“河南话”；“河南人”和“溧阳人”户数相近（如老鸦山村）甚至“河南人”户数少于“溧阳人”户数的村子（如江西口村）也说“河南话”。这至少能够说明，“河南人”在这些村子的影响很大。“河南人”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他们的热情好客、侠义正直、乐善好施，同时也来自他们不轻易接受其他方言的一贯态度。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假如夫妻双方一方是“河南人”，一方是“溧阳人”，他们较多地选择“河南话”作为“夫妻交流方言”。这种妥协不只是方言上的妥协，更是文化上的妥协。
由此可见，“河南话”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后，依然保持着强势的方言格局，方言岛内的文化态度起了重要作用。这跟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出发点不谋而合。本文从方言调查实践中再一次证明：“文化因素是造成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或者说，语言的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是文化原因造成的。”[2]同时，还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当方言岛方言的文化足以感化或信服于土著的文化和民众时，方言岛方言的影响和势力将会增强。
内容注释：
①这也是溧阳河南方言岛主要分布于丘陵、山岗的主要原因。
②本文行政区划设置采用溧阳市2003年18个镇的资料，下文人口数据采用2007年的统计数据77.34万人。
③据平桥镇平桥村戴家村民组解永海和社渚镇新塘村新花村民组村民向自进口述整理。
④广德、郎溪两县在安徽境内，句容和溧水两县在江苏境内。
⑤金山村说温州话的只有一个村民小组，约100人。据颜逸明等在《吴语概说》中考察，这些人实际上是来自平腾蛟、山门一带的客民。
引用注释：
[1]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陈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2]陈章太.北方话词汇的基本面貌[J].中国语文，1994，（2）.
[3]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4]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5]葛庆华.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J].史学月刊，2003，（1）.
[6]郭熙.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5，（4）.
[7]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
[8]黄晓东.浙江安吉县官话方言岛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2004.
[9]《溧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溧阳县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10]苏向红.浙北吴语区长兴县的河南话音系[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
[11]汪化云.鄂东方言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4.
[12]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吴健 江苏 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213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