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多地出现“领导视察亦须接受严格检测后方可进出”的情况，这体现出决策者、管理者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之心。如此，则规章执行有力，效果可期。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初年，汉文帝也有这般对于法律的敬畏之心，在周亚夫的细柳军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非如此，则军不成军。”在周亚夫的军营中，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不但“天子先驱至，不得入”，而且“上至，又不得入”，待到汉文帝派人“持节诏将军”，表示“吾欲入营劳军”后，周亚夫才传令“开壁门”。
　　汉文帝一行进入军营后，依然受到“军中不得驱驰”之军法的制约，屈尊“按辔徐行”。周亚夫见皇帝时，手执兵器对着他拱手作揖，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相见”。在一般人看来，这无疑是对帝王权威的不尊重，但汉文帝并没有以自己的君权凌驾于军法之上，恰恰相反，他全然按照军中规矩而行，还为之动容，称赞周亚夫“此真将军矣”。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登基之后不久，便下诏对国家的法制作了一番论述，并提出要求。此诏书有两层含意：其一，应当以法为正，即以法律作为治理天下的依据——“敬法”。有权不能任性，无论什么人都不能随心所欲，既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不能“亲疏有别法外开恩”;其二，作为治理天下之依据的法律，应是利国利民的持平之法，各种严刑苛法（包括祸及无辜的“连坐”，也包括“诽谤罪”与“妖言罪”）均当废除——“约法”，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文帝纪》中所称的“约法省刑”。

　　汉文帝对于法律的敬畏，在薄昭身上也得到体现。薄昭为人骄横不羁，杀了朝廷使者，按律当处死。他是薄太后的亲弟弟，也是汉文帝唯一的娘舅。那时薄太后还在世，但汉文帝并没有因此网开一面，而是以“赐死”处置薄昭。他派遣公卿前去与薄昭饮酒，促薄昭自己了断。薄昭依然心存侥幸，不肯就此了结性命。于是，汉文帝又派一群大臣穿着丧服，到薄昭家中哭丧，薄昭这才自尽。后世有人（如唐代重臣李德裕）非议此事，认为汉文帝杀薄昭有损于孝义。司马光却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司马光还指出，如果汉文帝对薄昭法外开恩，那么与日后汉成帝、汉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区别？
　　汉文帝当然也有帝王固有之特权观念，常会有“以权代法”的冲动。他自知“不敏”，因此需要身边常有人提醒、劝阻，廷尉张释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御驾被突然出现的行人惊扰，他一怒之下要处死那人。张释之力谏，要求只对那人处以罚金。汉文帝为此怒发冲冠，而张释之晓之以理：“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汉文帝最终理解并认可了张释之所言的法理，表示“廷尉当是也”。
　　汉文帝始终要求自己“敬法”，行事不违法理;同时对平民百姓“约法”，寻求利国利民的平衡之策。再加上他能够时时鞭策自己励精图治，因此在他执政时期，吏安其官，民乐其业，人口繁衍，风俗笃厚，法网宽松，刑罚骤减。
　　文景之治，文胜于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评价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前几句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出的评价，而“后世鲜能及之”，融入了司马光自己的见解。
　　图：付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