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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后亚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在“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发展，虽然目前存在很多争议、学界也尚未讨论出明确定论，但为大家理解文化现象带来新的分析工具与概念方法，特别是在媒介革新的现在。《吐槽大会》凭借幽默戏谑的话语方式吸纳多群体观看，围绕多元化的某一或多位嘉宾自身的“槽点”进行语言上的攻击，以“吐槽”的方式、犀利的语言、彼此对立的场景吸引受众。本文以《吐槽大会》为研究对象，试图以后亚文化理论对《吐槽大会》所代表的消解对抗的流动性场域进行探究。全文内容分为两个部分，通过分析《吐槽大会》中流动的“风格”、重构的“新部落”以及“场景”的转换三部分阐释节目成为流动性场域的原因。再从商业化的收编、负负得正的解构与主流文化的联系阐释“消解对抗”的原因。
【关键词】 《吐槽大会》;“后亚文化”;流动性场域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83-02
一、短暂的流动性场域
（一）新部落的重构者
《吐槽大会》中，品味、审美偏好与情感成为受众收看节目、形成“新部落”的主要驱动因素。在这里“没有大家所熟悉的刻板的组织形式，它更多是指一种特定的氛围、一种心境，通过那些注重外观和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更好地得到体现[1]。”《吐槽大会》本质上是以尖锐犀利的语言对某一个体进行讽刺与挖苦，从而加强自我表达的“说坏话”行为，作为一档网络综艺节目，少了份直接、多了分文明，凭借着语言的设计与颠覆借用主流文化的符号能指赋予其具有反差的意义。
新部落的选择完全来源于自己。受众因为相同的审美偏好或情感趣味聚集在一起，或喜欢某一嘉宾、或喜欢脱口秀、或纯粹看热闹……个体参与新部落的原因不尽相同，自我意识在这里成为的绝对的主导，形成区别于因为阶级、社区或其他事物所规定的新部落。另一方面，极具主观色彩的自我成为青年群体参与集体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由此形成的作为一种特定氛围的新部落往往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新部落”带给成员一定的归属感，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定于某一时刻、时期的氛围。《吐槽大会》无论是在线下录制现场还是线上观看，受众都在这一时间沉浸到自己选择的新部落中，释放独属于自己的情绪，成为维系后亚文化群体之间的情感纽带。
（二） 风格超市的浏览者
“风格”始终是社会符号的隐喻，它“需要借助已有的意义系统与物品体系，通过对物品的选择性挪用和对意义的适当性篡改来实现[2]。”作为亚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泰德·波尔希默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格超市”的概念，即后亚文化主义者对待风格的选择如同在超市中挑选产品一般随意。《吐槽大会》仿佛超级市场一般，给受众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以许知远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以杨笠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等。受众在观看《吐槽大会》时就是对风格进行挑选的时候，“快速而自由”地进行着挑选。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片段式的、混杂状的风格被收获。
“风格”已经由亚文化时期的符号性的存在变为便于获取的存在，技术的发展与变革打开了束缚于人的枷锁。《吐槽大会》的受众大部分幼时就通过媒介获取信息，媒介为后亚文化风格的选择提供了保障。同时媒介自身存在着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吐槽大会》中无论嘉宾说的话多么刻薄都会被接受。最后媒介不仅被用来获取信息，也承担着一定传输信息的功能，通过媒介将同一审美偏好与品味的群体聚集起来，凝聚成一个特定的“框架”，承载着特定的关系状态。媒介将“风格”扩散，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影响力的同时，也成为“风格”弱化的推手。
（三）短暂场景的转换者
媒介发展与融合的今天，界限清晰的亚文化风格在后亚文化时期开始消融，《吐槽大会》的具象符号趋于模糊，营造氛围的“场景”愈显重要。较之前四季，第五季的《吐槽大会》显然更加“激烈”，赛制的设计加剧了嘉宾竞争意识，使场内的言论氛围相较之前更为大方豁达，受众也愈发被大胆的言论吸引。这一时期《吐槽大会》中的嘉宾与受众（无论线上或线下）形成一种短暂的特定关系状态，节目录制现场作为个体聚集的场所超越了特定的地方性，承载着因相同的审美感受或者品味的个体的凝聚力，作为一个框架反映和实现了群体的特定关系状态——群体狂欢。但这种功能承载于个体相同的审美感受与品味，缺乏坚实的基础，《吐槽大会》作为一档节目，自身的时长与规划也不足以长时间支持场景的功能性，同时受众注意力多变，故而集体凝聚力往往是短暂存在的，当节目录制结束，场景所搭建的框架就会倒塌，狂欢的状态也会解除。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碎片化阅读为受众提供了更为短暂与变化的场景。不同于录制现场、更加私人化的选择符合自己审美风格的内容，互联网的匿名性与开放性提供了广阔的狂欢广场，建构个性化审美的异度空间，新媒介环境的发展使得受众的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受众可以更加自主交流，使原本分散各处受众不再孤立，更为自由地参与到群体之中，而不是受到某种外在的胁迫。
二、消解对抗的缓冲区
（一）文化消费——建构有品质的生活方式
脱口秀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嘉宾需要凭借风格化的个人魅力进行语言表达，杨笠的“骂男人”、王勉的“音乐脱口秀”、李雪琴的“丧萌怂横”等，符号的转变与意义的转化很大程度上通过消费被建构。受众接受这些风格，就势必导致风格成被转化为象征性的符号，再逐渐转变为商品的形式。除此之外一定的文化输出成为支撑风格的必要骨架。单纯的语言刺激无法完成对受众的长时间吸引，隐藏在其后的更多彰显个人品位与审美的存在以及涉及精神层面的自我认同成为消费的新观念，在完成物质消费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个人的观感愉悦。
瑞典社会学家博里默和英国社会学家史蒂芬·迈尔斯用“有品位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关注当代青年的文化消费模式，《吐槽大会》作为一档成功的網络综艺节目无疑是受众文化消费能力的显现。碎片化阅读的现在，第五季节目的平均播出时长两小时，意味着线上网络受众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观看，遑论现场受众的录制时间，二者的观感享受是完全不同的，现场的气氛与不确定的录制内容使线下受众的成本高于线上，在媒介融合与发展的当下，时间的消费无疑是宝贵的。另一方面，受众需要一定的消费用以支付观看，不同于物质消费所换取的商品，文化消费的商品更为私人化与个性化，成为构建身份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的基础。 （二）负负得正——晕轮效应的重构
《吐槽大会》所邀请的嘉宾作为“媒体文本呈现的形象” 或多或少存在着鲜明的槽点，多者例如“爱哭”“做作”的主持人张大大，少者如“双黄蛋影后”“抑郁症”的演员马思纯，虽然槽点的多少不定，但每位嘉宾的独特性是一定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在受众的认知中具体化到个人，正是因为槽点具象化，受众则更加容易陷入“晕轮效应”即“人们大脑在判断的过程中，某种事物如果表现出某一方面的另类的特征，那么这一显性特征就会掩盖了事物本身的其他特征，造成人们的判断错误和认知领域的障碍。[3]”简而言之就是“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认知状态。
显而易见，“晕轮效应”会影响受众的认知，而《吐槽大会》独树一格的节目形式提供了一种“负负得正”的方式——通过不断对某一嘉宾的攻击，将原属于负面的存在赋予不同的意义与阐释。“婚姻坎坷”的张雨绮坦然接受大家的吐槽的同时以过来人的形象传授经验，受众在满足自己窥私欲的同时，也借在场嘉宾之口释放自己的“偏见”态度，只有当“偏见”呈于明处，受众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片面”。同样对于被吐槽嘉宾而言，“当众自揭其短”不仅限于“洗白”，而是通过语言使真实的自己被接受。“知识分子”许知远拿逆潮流的《十三邀》与顺潮流的《吐槽大会》做“风险对冲”等深刻性的言论，偏出了受众固有认知中的穿人字拖、卖高价拖鞋的负面形象。晕轮效应与大数据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受众获取的信息越发趋近于自己想知道的而非该知道的，《吐槽大会》用看似犀利尖锐的吐槽吸引受众，通过幽默的语言运用，缓和着受众与嘉宾之间的矛盾。
（三）暧昧缓冲——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界限
第一季第一期的《吐槽大会》大尺度、不好的传播效果带来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下令整改，回归后的节目明显调整了尺度。作为后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吐槽大会》始终接受主流文化的批评并且吸取经验，表现出对主流文化即抵抗又依存的暧昧态度，布雷克认为后亚文化是主流文化的间接显示与意义扩展，“任何后亚文化都或多或少会体现主流文化的一些主要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是因为后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被主流社会所默认和容忍的偏离，一种缺乏毁灭性的偏离[4]”，主流文化通过扩展出的《吐槽大会》不断地完善自身的进程，多元亚文化的引入不断为主流文化注入生机，而后亚文化也在与主流文化的相处中保持自身的精髓且寻求与主流文化相契合的方面，二者之间暧昧又默契。
后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无论是初期的越轨尝试还是后期的暧昧行进。《吐槽大会》逐渐扩大嘉宾的邀请领域，由一开始的娱乐圈逐渐扩展至电竞、电商、知识分子、体育圈等，通过不同新部落的凝结，群体选择多元化，通过看似尖锐实则温和的吐槽方式，缓和着公众人物与受众之间的矛盾。价值、规范与行为决定了一种亚文化，而后亚文化群体的凝结也在于此，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与审美偏好形成不同的部落群体，群体选择的多元亚文化，改变了原有的“一言堂”式的社会结构，当不同部落群体所代表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中心权威发生冲突时，多元化的“缓冲区”会成为消解对抗的空间，从而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安迪·贝内特.后亚文化转向：十年后的一些反思[J].胡疆锋译.文化研究，2018，（01）.
[2]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王姝.后亚文化的生存新析解[D].大连工业大学，2013.
[4]麦克尔·布雷克.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M].刘亚林，胡克红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关键词】 《吐槽大会》;“后亚文化”;流动性场域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83-02
一、短暂的流动性场域
（一）新部落的重构者
《吐槽大会》中，品味、审美偏好与情感成为受众收看节目、形成“新部落”的主要驱动因素。在这里“没有大家所熟悉的刻板的组织形式，它更多是指一种特定的氛围、一种心境，通过那些注重外观和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更好地得到体现[1]。”《吐槽大会》本质上是以尖锐犀利的语言对某一个体进行讽刺与挖苦，从而加强自我表达的“说坏话”行为，作为一档网络综艺节目，少了份直接、多了分文明，凭借着语言的设计与颠覆借用主流文化的符号能指赋予其具有反差的意义。
新部落的选择完全来源于自己。受众因为相同的审美偏好或情感趣味聚集在一起，或喜欢某一嘉宾、或喜欢脱口秀、或纯粹看热闹……个体参与新部落的原因不尽相同，自我意识在这里成为的绝对的主导，形成区别于因为阶级、社区或其他事物所规定的新部落。另一方面，极具主观色彩的自我成为青年群体参与集体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由此形成的作为一种特定氛围的新部落往往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新部落”带给成员一定的归属感，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定于某一时刻、时期的氛围。《吐槽大会》无论是在线下录制现场还是线上观看，受众都在这一时间沉浸到自己选择的新部落中，释放独属于自己的情绪，成为维系后亚文化群体之间的情感纽带。
（二） 风格超市的浏览者
“风格”始终是社会符号的隐喻，它“需要借助已有的意义系统与物品体系，通过对物品的选择性挪用和对意义的适当性篡改来实现[2]。”作为亚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泰德·波尔希默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格超市”的概念，即后亚文化主义者对待风格的选择如同在超市中挑选产品一般随意。《吐槽大会》仿佛超级市场一般，给受众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以许知远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以杨笠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等。受众在观看《吐槽大会》时就是对风格进行挑选的时候，“快速而自由”地进行着挑选。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片段式的、混杂状的风格被收获。
“风格”已经由亚文化时期的符号性的存在变为便于获取的存在，技术的发展与变革打开了束缚于人的枷锁。《吐槽大会》的受众大部分幼时就通过媒介获取信息，媒介为后亚文化风格的选择提供了保障。同时媒介自身存在着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吐槽大会》中无论嘉宾说的话多么刻薄都会被接受。最后媒介不仅被用来获取信息，也承担着一定传输信息的功能，通过媒介将同一审美偏好与品味的群体聚集起来，凝聚成一个特定的“框架”，承载着特定的关系状态。媒介将“风格”扩散，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影响力的同时，也成为“风格”弱化的推手。
（三）短暂场景的转换者
媒介发展与融合的今天，界限清晰的亚文化风格在后亚文化时期开始消融，《吐槽大会》的具象符号趋于模糊，营造氛围的“场景”愈显重要。较之前四季，第五季的《吐槽大会》显然更加“激烈”，赛制的设计加剧了嘉宾竞争意识，使场内的言论氛围相较之前更为大方豁达，受众也愈发被大胆的言论吸引。这一时期《吐槽大会》中的嘉宾与受众（无论线上或线下）形成一种短暂的特定关系状态，节目录制现场作为个体聚集的场所超越了特定的地方性，承载着因相同的审美感受或者品味的个体的凝聚力，作为一个框架反映和实现了群体的特定关系状态——群体狂欢。但这种功能承载于个体相同的审美感受与品味，缺乏坚实的基础，《吐槽大会》作为一档节目，自身的时长与规划也不足以长时间支持场景的功能性，同时受众注意力多变，故而集体凝聚力往往是短暂存在的，当节目录制结束，场景所搭建的框架就会倒塌，狂欢的状态也会解除。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碎片化阅读为受众提供了更为短暂与变化的场景。不同于录制现场、更加私人化的选择符合自己审美风格的内容，互联网的匿名性与开放性提供了广阔的狂欢广场，建构个性化审美的异度空间，新媒介环境的发展使得受众的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受众可以更加自主交流，使原本分散各处受众不再孤立，更为自由地参与到群体之中，而不是受到某种外在的胁迫。
二、消解对抗的缓冲区
（一）文化消费——建构有品质的生活方式
脱口秀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嘉宾需要凭借风格化的个人魅力进行语言表达，杨笠的“骂男人”、王勉的“音乐脱口秀”、李雪琴的“丧萌怂横”等，符号的转变与意义的转化很大程度上通过消费被建构。受众接受这些风格，就势必导致风格成被转化为象征性的符号，再逐渐转变为商品的形式。除此之外一定的文化输出成为支撑风格的必要骨架。单纯的语言刺激无法完成对受众的长时间吸引，隐藏在其后的更多彰显个人品位与审美的存在以及涉及精神层面的自我认同成为消费的新观念，在完成物质消费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个人的观感愉悦。
瑞典社会学家博里默和英国社会学家史蒂芬·迈尔斯用“有品位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关注当代青年的文化消费模式，《吐槽大会》作为一档成功的網络综艺节目无疑是受众文化消费能力的显现。碎片化阅读的现在，第五季节目的平均播出时长两小时，意味着线上网络受众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观看，遑论现场受众的录制时间，二者的观感享受是完全不同的，现场的气氛与不确定的录制内容使线下受众的成本高于线上，在媒介融合与发展的当下，时间的消费无疑是宝贵的。另一方面，受众需要一定的消费用以支付观看，不同于物质消费所换取的商品，文化消费的商品更为私人化与个性化，成为构建身份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的基础。 （二）负负得正——晕轮效应的重构
《吐槽大会》所邀请的嘉宾作为“媒体文本呈现的形象” 或多或少存在着鲜明的槽点，多者例如“爱哭”“做作”的主持人张大大，少者如“双黄蛋影后”“抑郁症”的演员马思纯，虽然槽点的多少不定，但每位嘉宾的独特性是一定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在受众的认知中具体化到个人，正是因为槽点具象化，受众则更加容易陷入“晕轮效应”即“人们大脑在判断的过程中，某种事物如果表现出某一方面的另类的特征，那么这一显性特征就会掩盖了事物本身的其他特征，造成人们的判断错误和认知领域的障碍。[3]”简而言之就是“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认知状态。
显而易见，“晕轮效应”会影响受众的认知，而《吐槽大会》独树一格的节目形式提供了一种“负负得正”的方式——通过不断对某一嘉宾的攻击，将原属于负面的存在赋予不同的意义与阐释。“婚姻坎坷”的张雨绮坦然接受大家的吐槽的同时以过来人的形象传授经验，受众在满足自己窥私欲的同时，也借在场嘉宾之口释放自己的“偏见”态度，只有当“偏见”呈于明处，受众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片面”。同样对于被吐槽嘉宾而言，“当众自揭其短”不仅限于“洗白”，而是通过语言使真实的自己被接受。“知识分子”许知远拿逆潮流的《十三邀》与顺潮流的《吐槽大会》做“风险对冲”等深刻性的言论，偏出了受众固有认知中的穿人字拖、卖高价拖鞋的负面形象。晕轮效应与大数据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受众获取的信息越发趋近于自己想知道的而非该知道的，《吐槽大会》用看似犀利尖锐的吐槽吸引受众，通过幽默的语言运用，缓和着受众与嘉宾之间的矛盾。
（三）暧昧缓冲——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界限
第一季第一期的《吐槽大会》大尺度、不好的传播效果带来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下令整改，回归后的节目明显调整了尺度。作为后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吐槽大会》始终接受主流文化的批评并且吸取经验，表现出对主流文化即抵抗又依存的暧昧态度，布雷克认为后亚文化是主流文化的间接显示与意义扩展，“任何后亚文化都或多或少会体现主流文化的一些主要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是因为后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被主流社会所默认和容忍的偏离，一种缺乏毁灭性的偏离[4]”，主流文化通过扩展出的《吐槽大会》不断地完善自身的进程，多元亚文化的引入不断为主流文化注入生机，而后亚文化也在与主流文化的相处中保持自身的精髓且寻求与主流文化相契合的方面，二者之间暧昧又默契。
后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无论是初期的越轨尝试还是后期的暧昧行进。《吐槽大会》逐渐扩大嘉宾的邀请领域，由一开始的娱乐圈逐渐扩展至电竞、电商、知识分子、体育圈等，通过不同新部落的凝结，群体选择多元化，通过看似尖锐实则温和的吐槽方式，缓和着公众人物与受众之间的矛盾。价值、规范与行为决定了一种亚文化，而后亚文化群体的凝结也在于此，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与审美偏好形成不同的部落群体，群体选择的多元亚文化，改变了原有的“一言堂”式的社会结构，当不同部落群体所代表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中心权威发生冲突时，多元化的“缓冲区”会成为消解对抗的空间，从而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安迪·贝内特.后亚文化转向：十年后的一些反思[J].胡疆锋译.文化研究，2018，（01）.
[2]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王姝.后亚文化的生存新析解[D].大连工业大学，2013.
[4]麦克尔·布雷克.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M].刘亚林，胡克红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