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日一直在读一本书《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我是在偶尔浏览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时，看到了对这本书的介绍，遂为之心动，购买了此书。
　　该书的作者韦森教授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下国内外一些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中文版、FT中文网、《文汇报》等的著名时评家。此书荟萃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思考。作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累积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已到了一个大转型的节骨眼儿上。作者认为，预算民主、税权法等领域的改革应是中国大转型的下一步方向。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大转型的节骨眼儿，开始步入深水区。如果说，改革开放在前30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今后的改革则必须明确方向。30年前的中国一无所有，可以承受改革的失败，可以承受摸着石头过河不小心溺水的风险，但如今的中国社会和庞大的经济规模则承受不了盲目改革的风险和代价。所以大转型的目标必须选定、选准。但无论如何，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转型是必须的，否则，中国今后的发展将难以为继，中国迄今一直在享受的改革红利也将丧失殆尽。中国的明天也就是欧洲的今天。
　　说到欧洲，现在许多人都在为欧元着急、叹气。毕竟，欧洲不仅仅是欧洲人的欧洲，也是美国人的欧洲、中国人的欧洲。今年以来中国低迷的经济数据难道反映的仅仅是中国经济本身出了问题？中国与欧洲至少在经济上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欧洲毕竟是欧洲，欧洲的问题还须欧洲人自己去解决。中国人救助也好，IMF出钱也好，都是外力。外人可以支招，但拿主意还得靠欧洲人自己。遗憾的是，至少从目前来看，欧洲人虽然在忙着救火，却没有找到火源。故许多人认为欧洲目前的危机恐怕要持续上三年五载，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个人认为，欧洲的发展如同中国一样，也陷入了一个瓶颈，面临深刻的变革和转型。就某种程度上而言，欧洲的转型甚至比中国还要艰难。毕竟中国的转型是发展中的选择，而欧洲的转型则是从一种成熟状态的强行变身。
　　首先，欧洲的发展模式须进行深刻的调整和整合。二战之后欧洲历代领导人的一个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欧洲，这个目标现在已具雏形，也就是欧盟。但许多欧洲人包括欧洲的政治家似乎还没有弄清楚未来的欧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是欧洲联邦还是欧洲邦联？这两个概念虽然是同样的四个字，但意义却大为不同。如果是后者，也就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合体，各国仍各自为政，只在大的政治和战略目标上进行协调。但估计这不是欧洲人想要的。如果是前者，则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乎各个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合。现在的欧盟就是这么做的或者是想这么做的。这种想法没错，但操之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现在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只不过是其结果的显现。试想，在如同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盘上，存在着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北欧四国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这三大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有着自己的辉煌和荣耀以及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力。傲慢的英国人不会接受“德国的欧洲”，而已经成为欧洲老大的德国也不甘心仅仅是“欧洲的德国”。发展模式必须做出选择和整合，而整合的过程无疑是艰难和痛苦的。
　　其次，欧洲必须抛弃其抱残守缺的价值观至上的观念。当下的欧洲就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贵妇，面对着新兴国家的冲击，却仍盛气凌人、喋喋不休地扮演着道德师的角色。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尤其突出。一方面对中国指手划脚地训斥，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中国的机会，哪怕是在以政治为禁区的奥运会这样的场合。另一方面却又对中国畏之如虎，防而又防，以致错过了许多的发展机会。如当初欧洲曾答应中国参与其伽利略项目开发。但后来又以安全为由将中国排除于重大决策之外。如今呢？争气的中国人在开发自己的北斗系统上进展迅速，将伽利略项目远远抛于身后。欧洲人如果再不从昔日的旧梦中醒来，仍抱着自己陈旧的价值观用警惕的目光防着别人，这样的欧洲只能是越来越被边缘化。
　　中国的转型不仅是中国的事情；欧洲的转型也不仅是欧洲的事情。我们在义无反顾地开始自身大转型的时候，也要为欧洲面临的转型做好心理上的应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