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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生存着的每一个人，都曾经倔强地试图挣脱世事无形的束缚，渴望自己能够支配那不可捉摸的明天，都曾经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下迈着蹒跚的脚步，去寻找一方心灵暂时栖息的场所。
出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我只能模糊地对３０年前的岁月有这么一个模糊而肤浅的印象。但我的爷爷从那个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深情追求，却让我收获了许多珍贵的感悟，它们具有沉甸甸的分量。
“文字工作好似一把梯子，我在这把梯子上一格一格爬了十多年，跌下来了。”这是在十年“文革”中爷爷对自己遭遇的形象概述。
那时候，爷爷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当作废纸卖了，只留下《毛泽东选集》和《新华字典》——前者是当时环境下的精神支柱，后者是文字匠的工具。但正是《毛选》中写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的《三个月总结》中的一段文字，让爷爷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其中说到中原解放军在陕南创立了游击根据地，正包括了爷爷当时所在的山阳县。中原突围后，李先念同志曾率领中原我军主力在山阳县龙山头一带活动过。这一段文字燃亮了爷爷心中的创作之路，他决定去实地考察李先念在龙山头的活动情况，沿着李先念当年的行军路线日行夜宿。
１９７２年的这样一个决定，改变了原来在新闻和文艺领域创作的爷爷的工作方向，改变了爷爷后半生的命运。他转向了对党在商洛的斗争史料的搜集整理，恐怕他自己当时也没有想到，从此，他开始了自己长达３２年的追求，开始了同李先念这位国家领导人斩不断的情结。
从１９７２年开始的实地资料收集一做就是８年。当地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高耸的大山同茂密的树林使得常常连翻几座山也遇不到人烟。爷爷曾在为李先念带路的牧童家里过夜；曾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去当时中原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住过的旧址考察；曾在茫茫密林中找不到栖身之地，只好在道士庵中盖着冰冷的破棉絮过夜。他一共走访了５４位老同志，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６本约２４万字的笔记是最好的注解。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８０年，多少人的过去和未来因为这其中发生的一切而被改写，但爷爷所坚持的事业始终如一。我翻着那些泛黄的纸页和密密麻麻的字迹，读出了八年默默的坚韧。就这样，李先念率领中原突围部队在商洛地区活动的资料被逐渐挖掘与积累了起来。这位“不下马的将军”的众多史料使得爷爷对他卓越的军事思想以及丰富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爷爷在１９８１年调入陕西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后，一方面致力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专题的搜集整理工作，一方面一头扎进资料的浩瀚海洋里，下了很大力气去追寻李先念当年的足迹。
爷爷或许没有想到，爬了半辈子的“格子”，虽然遇到过崎岖和坎坷，但这“格子”也爬出了他值得铭记和骄傲的记忆。１９８４年４月，爷爷同地委领导一起向中央汇报商洛老区问题，走进了中南海，受到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接见。爷爷从来没有直接同我提及过这些，但是从我记事起，爷爷客厅中两张精心镶嵌在相框中的黑白照片便从来没有改变过位置。后来我翻看爷爷的文章，才得知那便是当时场景的形象记录。曾经聆听过多少有关他的生动的故事，如今这位传奇将军就站在了眼前；自己身为一介布衣，只因为兢兢业业的工作而受到国家主席的亲切会见，这在爷爷决定开始党史与李先念研究的时候，又怎能想到？
爷爷决定撰写一部书稿，记录１９４６年中原突围时李先念等率领北路突围主力突破敌人３０万大军重重包围，长驱近２０００里，胜利进入陕南同当地游击队胜利合会，创建了以商洛地区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这一历史，书名为《李先念六渡丹江》。此书从构思到成篇，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因为追求在严谨地还原历史的同时又不丧失文学性而变成纯粹的枯燥记录，那叠用毛笔字写的工整小楷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遍的删改，１９８７年书稿写成，爷爷转送中央“先念处”和有关老同志，听取了他们宝贵的修改意见。先念主席的秘书程振声热情地复信说：“写先念的书很多，但写得像先念的还是你这一本。”豫鄂陕边区主席汪锋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李先念当时的战友和熟悉这一段历史的同志看了书稿后认为：事实站得住脚，也写得像先念。”这些肯定与鼓励，说明书的出版似指日可待了。但没有想到，为这部书稿的出版，付出的却是十余年的心血。
先是确定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已经签订了协议，出版社呈报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为“所写人物为中央常委级别以上，不属于该社出版”。
程振声秘书热情地联系解放军出版社。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央又有了新规定：常委以上出书需要本人审定签字。程秘书不好参与了。但他对爷爷说：这本书终究是要出版的。他在同李先念去武汉编辑《李先念文选》时，还特意将这部书稿带去，请当年李先念司令的随从参谋肖健章修改订正，并将修改稿复印寄给了爷爷。这给了爷爷很大的鼓舞。爷爷还是继续对书稿精雕细琢。２００１年春夏，他把原稿以“六渡”为主线，串联其他情节和事件的整体结构改为以“李先念在１９４６”为主线，着力突出了共产党人所代表的长征精神和奋斗精神，使得全书重点更突出、主题更鲜明，书名也更改为《李先念在１９４６》。
同时他渴望更多的人能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了解李先念同志的革命功绩。他将书稿拆开整理，加以不同的修改，在许多报刊上连载：《党史文汇》《党史文丛》《党史纵横》《金秋》《商洛日报》上，都留下了李先念的革命事迹，这极大地弥补了爷爷的遗憾。
“无巧不成书”，正当爷爷准备赴京联系出版时，《国家主席李先念》摄制组来到商洛，到爷爷家带走书稿，在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的关心和帮助下，这部书终于在２００４年１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
当爷爷郑重地在这部心血之作的扉页写下“孙女留存”四字递给我时，我的手颤抖了。１９８７年书稿写成时，我还是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子，２００４年正式出版时，我已经上了大学。在我的成长中始终看到的是爷爷手握毛笔戴着老花镜伏在书桌前的背影，始终聆听的是爷爷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遗憾与未曾放弃的坚持，始终感受到的是爷爷骨子里对李先念朴素而深厚的情结。
在网上搜索这本书，我欣喜地看到一些网友急切地希望找到这本书，不少的图书网站在销售此书，一些图书网站给出了五颗星的评定等级，许多《图书馆推荐采购书目》中更是列入了此书，这是对它最客观的肯定。
２００４年的冬天，在北京上大学的我受爷爷之托去拜访在该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极大帮助的程振声爷爷，在回校的路上，我忽然落泪了，一方面是真的感激他使书稿“绝处逢生”，一了爷爷多年的夙愿；更多的是感动于爷爷那么多年的奔波与他对理想的深情追求。在外人看来，这也许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我知道，这里面凝结着爷爷整整３２年的心血与汗水。
爷爷同李先念延续了半生的情结告诉我，虽然命运多多少少如同无根的浮萍，或许一阵狂风过后便不知飘荡向何方，但那些怀着理想与信念的人们都明白，既然一个公民的际遇已经同国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喜也罢，忧也罢，兴也罢，衰也罢，自己所能把握的，恐怕只是踏踏实实做着自己的事，一点一滴兑现自己生命中的那份执著。
(责编曲星)
出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我只能模糊地对３０年前的岁月有这么一个模糊而肤浅的印象。但我的爷爷从那个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深情追求，却让我收获了许多珍贵的感悟，它们具有沉甸甸的分量。
“文字工作好似一把梯子，我在这把梯子上一格一格爬了十多年，跌下来了。”这是在十年“文革”中爷爷对自己遭遇的形象概述。
那时候，爷爷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当作废纸卖了，只留下《毛泽东选集》和《新华字典》——前者是当时环境下的精神支柱，后者是文字匠的工具。但正是《毛选》中写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的《三个月总结》中的一段文字，让爷爷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其中说到中原解放军在陕南创立了游击根据地，正包括了爷爷当时所在的山阳县。中原突围后，李先念同志曾率领中原我军主力在山阳县龙山头一带活动过。这一段文字燃亮了爷爷心中的创作之路，他决定去实地考察李先念在龙山头的活动情况，沿着李先念当年的行军路线日行夜宿。
１９７２年的这样一个决定，改变了原来在新闻和文艺领域创作的爷爷的工作方向，改变了爷爷后半生的命运。他转向了对党在商洛的斗争史料的搜集整理，恐怕他自己当时也没有想到，从此，他开始了自己长达３２年的追求，开始了同李先念这位国家领导人斩不断的情结。
从１９７２年开始的实地资料收集一做就是８年。当地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高耸的大山同茂密的树林使得常常连翻几座山也遇不到人烟。爷爷曾在为李先念带路的牧童家里过夜；曾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去当时中原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住过的旧址考察；曾在茫茫密林中找不到栖身之地，只好在道士庵中盖着冰冷的破棉絮过夜。他一共走访了５４位老同志，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６本约２４万字的笔记是最好的注解。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８０年，多少人的过去和未来因为这其中发生的一切而被改写，但爷爷所坚持的事业始终如一。我翻着那些泛黄的纸页和密密麻麻的字迹，读出了八年默默的坚韧。就这样，李先念率领中原突围部队在商洛地区活动的资料被逐渐挖掘与积累了起来。这位“不下马的将军”的众多史料使得爷爷对他卓越的军事思想以及丰富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爷爷在１９８１年调入陕西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后，一方面致力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专题的搜集整理工作，一方面一头扎进资料的浩瀚海洋里，下了很大力气去追寻李先念当年的足迹。
爷爷或许没有想到，爬了半辈子的“格子”，虽然遇到过崎岖和坎坷，但这“格子”也爬出了他值得铭记和骄傲的记忆。１９８４年４月，爷爷同地委领导一起向中央汇报商洛老区问题，走进了中南海，受到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接见。爷爷从来没有直接同我提及过这些，但是从我记事起，爷爷客厅中两张精心镶嵌在相框中的黑白照片便从来没有改变过位置。后来我翻看爷爷的文章，才得知那便是当时场景的形象记录。曾经聆听过多少有关他的生动的故事，如今这位传奇将军就站在了眼前；自己身为一介布衣，只因为兢兢业业的工作而受到国家主席的亲切会见，这在爷爷决定开始党史与李先念研究的时候，又怎能想到？
爷爷决定撰写一部书稿，记录１９４６年中原突围时李先念等率领北路突围主力突破敌人３０万大军重重包围，长驱近２０００里，胜利进入陕南同当地游击队胜利合会，创建了以商洛地区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这一历史，书名为《李先念六渡丹江》。此书从构思到成篇，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因为追求在严谨地还原历史的同时又不丧失文学性而变成纯粹的枯燥记录，那叠用毛笔字写的工整小楷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遍的删改，１９８７年书稿写成，爷爷转送中央“先念处”和有关老同志，听取了他们宝贵的修改意见。先念主席的秘书程振声热情地复信说：“写先念的书很多，但写得像先念的还是你这一本。”豫鄂陕边区主席汪锋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李先念当时的战友和熟悉这一段历史的同志看了书稿后认为：事实站得住脚，也写得像先念。”这些肯定与鼓励，说明书的出版似指日可待了。但没有想到，为这部书稿的出版，付出的却是十余年的心血。
先是确定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已经签订了协议，出版社呈报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为“所写人物为中央常委级别以上，不属于该社出版”。
程振声秘书热情地联系解放军出版社。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央又有了新规定：常委以上出书需要本人审定签字。程秘书不好参与了。但他对爷爷说：这本书终究是要出版的。他在同李先念去武汉编辑《李先念文选》时，还特意将这部书稿带去，请当年李先念司令的随从参谋肖健章修改订正，并将修改稿复印寄给了爷爷。这给了爷爷很大的鼓舞。爷爷还是继续对书稿精雕细琢。２００１年春夏，他把原稿以“六渡”为主线，串联其他情节和事件的整体结构改为以“李先念在１９４６”为主线，着力突出了共产党人所代表的长征精神和奋斗精神，使得全书重点更突出、主题更鲜明，书名也更改为《李先念在１９４６》。
同时他渴望更多的人能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了解李先念同志的革命功绩。他将书稿拆开整理，加以不同的修改，在许多报刊上连载：《党史文汇》《党史文丛》《党史纵横》《金秋》《商洛日报》上，都留下了李先念的革命事迹，这极大地弥补了爷爷的遗憾。
“无巧不成书”，正当爷爷准备赴京联系出版时，《国家主席李先念》摄制组来到商洛，到爷爷家带走书稿，在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的关心和帮助下，这部书终于在２００４年１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
当爷爷郑重地在这部心血之作的扉页写下“孙女留存”四字递给我时，我的手颤抖了。１９８７年书稿写成时，我还是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子，２００４年正式出版时，我已经上了大学。在我的成长中始终看到的是爷爷手握毛笔戴着老花镜伏在书桌前的背影，始终聆听的是爷爷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遗憾与未曾放弃的坚持，始终感受到的是爷爷骨子里对李先念朴素而深厚的情结。
在网上搜索这本书，我欣喜地看到一些网友急切地希望找到这本书，不少的图书网站在销售此书，一些图书网站给出了五颗星的评定等级，许多《图书馆推荐采购书目》中更是列入了此书，这是对它最客观的肯定。
２００４年的冬天，在北京上大学的我受爷爷之托去拜访在该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极大帮助的程振声爷爷，在回校的路上，我忽然落泪了，一方面是真的感激他使书稿“绝处逢生”，一了爷爷多年的夙愿；更多的是感动于爷爷那么多年的奔波与他对理想的深情追求。在外人看来，这也许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我知道，这里面凝结着爷爷整整３２年的心血与汗水。
爷爷同李先念延续了半生的情结告诉我，虽然命运多多少少如同无根的浮萍，或许一阵狂风过后便不知飘荡向何方，但那些怀着理想与信念的人们都明白，既然一个公民的际遇已经同国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喜也罢，忧也罢，兴也罢，衰也罢，自己所能把握的，恐怕只是踏踏实实做着自己的事，一点一滴兑现自己生命中的那份执著。
(责编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