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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吕不韦堪称中国权钱交易第一人。他以皇皇巨著《吕氏春秋》著称，但其独占鳌头的学术成果其实是他的权钱交易学。其理论的原创、思维的超常、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谋划、风险系数和投资回报率的盘算，都精明而老到。他的心志之高、手段之奇、猎物之险、投资之巨，在中国权钱交易史上屈指可数。没有商海的摔打历练，没有对官场的深刻洞察，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包天斗胆，没有不惜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豪赌霸气，是很难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山鼻祖和一代宗师的。
吕不韦弃商从政有着深刻的背景。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社会对商人阶层的歧视，“权力拜物教”的泛滥，“小贾贾于市，大贾贾于朝”的流行，都滋生了当大官赚大钱即快上暴富的投机心理。这样的社会无疑是病态的，它的世风和它所造就的人格必然是畸形的。所以，尽管吕氏“家累千金”，吃香喝辣，但“富而不贵”，且背着“五蠹”的黑锅，骨子里的那股自卑和权欲，是怎么也压抑不住的。当其对乃父所谓的“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赢百倍，立主定国之赢无数”产生认同，当他对有权的幸福和无权的痛苦有所体悟，吕氏渴望“红顶子”、“跳龙门”，做出权钱交易的人生抉择，就完全合乎逻辑，也完全可以理解了。
吕不韦以“贱买贵卖”起家，善于捕捉紧俏商品牟取暴利。他锁定秦公子“异人”，认为这是一个现价低廉但前景广阔，能为他带来“无数”倍利润的特殊商品。异人庶出，质于赵，居处困，不得意；但正宫华阳夫人无后，卖身投靠弄个嫡子当当，不是没有接班的可能。当时，异人的祖父秦昭王已执政四十多年，他的父亲安国君太子也已年近半百，从爷爷过渡到孙子估计时间不会太久，但其中的风险和变数却很难逆料。马克思说，有百分之三百的投资回报率，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话说回来，非吕氏之胆识超群，不是谁说敢就敢、说能就能涉足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火中取栗的。
吕不韦的谈判艺术堪称一绝。他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阁下“危于累卵”，但我能使你转危为安，请你进一言，使“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你将作为国舅终身富贵，“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说异人的开场白相当经典：“吾能大子之门”，而“吾门待子门而大”。言下之意，我可以成就你，但不是免费的午餐，咱俩是等价交换，互惠互利。异人当即承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这是中国权钱交易史上一张最大的口头支票，但吕氏坚信，经过努力是完全能够兑现的。
吕不韦的另一绝技是他的表演天才。据司马迁描述，吕氏见异人时“见而怜之”，但这只是表象，深藏其中的是“此奇货可居”的内心狂喜。他在悲天悯人的同时，飞速思考着如何囤积居奇，从这个特殊商品身上榨取什么。吕氏游说华阳夫人姐姐的情景催人泪下，说异人“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一副叩头捣蒜痛哭流涕的样子。吕氏对异人见华阳夫人的导演独具匠心，使其“楚服而见”，这一道具果然勾起了华阳夫人的乡情。异人被赐名“子楚”，其太子嫡嗣的接班人地位更加名副其实、根深蒂固。
吕不韦出手之大可谓一掷千金。《史记》本传记了三笔账：第一笔，“以五百金与子楚”，为社交之用；第二笔，“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第三笔，“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帮助异人亡赵归秦。一金，即一斤黄金，等于一万钱，当时可买一千二百五十斤粮食，按人年均三百斤算，二千一百金够八千七百五十人吃一年。三次贿赂，约合今天四百万元人民币，相对时下动辄数千万乃至以亿计，不免小巫见大巫。但参考当时社会经济总量，考虑到相当于全国两千分之一人口全年的口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天文数字。
二
吕不韦的权钱交易充满了污秽。在吕氏看来，世间万物，包括人本身，无一不是商品。良心可以出卖，人格可以出卖，家庭可以出卖，爱情可以出卖，女色乃至男色都可以成为猎取权力的钓饵和武器。封建官场尤其是宫闱之内，本来就不乏肮脏，但像吕氏这样先转嫁爱妾，再委身事之，继而亲自为之拉皮条，这样将权钱色捣烂糅合融为一体，这样下作下流卑鄙卑劣的，实属罕见。
这位被吕氏转嫁的爱妾姓甚名谁已不得而知，“赵姬”乃因其国籍而得名。从《史记》对她“绝好善舞”的描写，从异人对她“见而悦之”的情形，这位赵姬的姿色是很吸人眼球的。耳鬓厮磨，同居数年，色艺俱佳，且怀着自己的骨肉，怎么舍得拱手送人呢？所以，当异人借着酒兴，提出非分要求，吕不韦的愤怒再正常不过了。但他还是拱手相送了，理由很简单：“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如同赌徒，怄起来，搭上耳朵、鼻子、膀子、腿子乃至身家性命，都在所不惜，区区贱妾算什么呢？
至于异人，这个尚在靠人接济、仰人鼻息的破落户也居然作此非分之想。但他俩主奴关系已定，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天下都快是我的了，要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想必赵姬也是欣然从命，或半推半就的，富婆与王后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然，装得呆头呆脑，傻里傻气，异人怎么会两眼发直为之倾倒呢？赵姬“自匿有身”，由此搅乱了秦王室的血统，但异人主动请缨戴绿帽子，也是咎由自取。有人据此放言，不是秦灭六国而是赵国灭秦，不免“阿Q”。有人提出质疑，这个重要事件为什么《战国策》没有记载？严格说来，要最终确定秦始皇的身世，怕只有掘墓验尸，做亲子鉴定了。
三方有所失亦有所得。异人当了三年秦庄襄王，归天了；赵姬由王后而太后；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问题是，赵姬虽贵为太后，却依然拽住吕氏不放，不知道是旧情难了，还是出于报复，毕竟，她被吕氏出卖过。其时，吕氏已妻妾成群，且政务缠身，但“太后淫不止”，没完没了，吕氏疲于招架，其辛苦与无奈可想而知。就双方关系地位，赵姬已今非昔比，可怜吕氏七尺男儿，堂堂丞相，说是与昔日情人重温旧梦，但实际上仅为太后的面首而已。看着小皇帝一天天长大，所谓床笫之欢早已乐趣全无，且伴着心惊肉跳。吕不韦明白，再不金蝉脱壳，就要人头落地了！
这个替死鬼叫嫪毐，《史记》称其为“大阴人”，即“阳具特大”的意思。吕不韦在为赵姬拉皮条的过程中，做了两件为人所不齿的小动作：一是“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二是为太后“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嫪毐“诈腐”入宫，虽尖声怪气、扭扭捏捏的，但性功能却非同凡响。太后“私与通，绝爱之”，“赏赐甚厚”，估计吕不韦也会得到一笔大大的奖励。吕氏权钱色综合运用，人格卑污至此，给他的一生，给秦王朝，给士林，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吕氏机关算尽，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引进的不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市井无赖，而且是一个充满狼子野心的动乱分子。
大凡小人得起意来便忘乎所以，忘了自己姓甚名谁，不知轻重，不计利害，无恶不作，无所顾忌，以至掉脑袋掉得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也大有人在。嫪毐即属此类。一个性奴一觉睡成暴发户，“家童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史载，嫪毐“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与太后密谋“以子为后”。他的不安分已由性欲而权欲，由床笫而朝政，并企图以太后为支点，用阳具撬动皇帝的龙椅。秦王政何许人也？虽小小年纪，刚刚亲政，但从小跟着母亲逃难流亡，弄不清生父，眼看着野汉子与生母私通，那股郁积于心的仇恨，那种磨难练就的铁腕，要平定嫪毐之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掐死一只小鸡。秦王“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二子”，生母赵姬被迁徙软禁。收拾吕不韦只是时间问题了。
三
秦王政十二年，即公元前235年，吕不韦“饮酖而死”。从《史记》“恐诛”二字分析，他是被秦王迫令自杀的。秦王知道，吕不韦是个明白人，不用动手，只须一张小小的便条，他就会心领神会，自己了断自己的。其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话已说到家了，且相当绝情，苟活无异于自讨其辱，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可能。除了自裁，吕氏已别无他途。
对吕氏的处置，在秦王一生中已是难得的温柔之举，没有像对嫪毐那样满门抄斩，五马分尸。这对双方都好，吕氏宁死不辱，是英雄，秦王也因此免去了杀父或杀功臣的骂名。就字面看，秦王确实只是让他下放改造，以观后效，是他畏罪自杀，自寻死路。所以，后人骂秦始皇，很少利用这件事。至于吕氏是否有功并有亲于秦，从秦王曾“为其奉先王功大”，“不忍致法”，吕氏号称“仲父”十年，秦王也都认账来看，不是一张便条就能抹杀的。但小皇帝也寒心到了极点，还在娘胎里就被他卖了，尔后又带着异人扔下他们母子逃走，六年东躲西藏，几番险些丧命，特别是对其生母的玩弄，玩腻了，又转手他人，那种被羞辱的怨恨，被扭曲的病态无以复加，即便是生父，也早已亲情全无。从心理学的角度，始皇帝后来对世界的敌视，对他人的残暴其来有自，吕氏罪莫大焉。
除了感情的纠葛，秦王和吕氏更存在权力的冲突。史载，秦王“欲诛相国”，鉴于“为游说者众”，乃使其以“文信侯就国河南”。照理，吕氏该低调做人了。但他热闹惯了，耐不住寂寞，照样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以至“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史记》说“秦王恐其为变”，怕是那张便条出笼的主要原因。还有两件事也很能反映他们之间的矛盾：一是归政问题。秦王十三岁即位，二十二岁才得以亲政，吕氏身为辅政，迟迟不交权，按秦制，至少拖了两年。二是嫪毐之乱。在这场斗争中，吕氏没有任何作为，是他坐山观虎斗，想从中渔利，还是秦王有意撇开他，怕他乱中夺权？司马迁认为这是一个标志：“吕不韦由此绌矣”。
他们的执政理念也明显对立。在秦王看来，《吕氏春秋》无异于一部毒草。所谓“虚君实臣”，“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分明是以君臣制衡与皇权叫板，是想“挟天子令诸侯”，让皇帝当傀儡！至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反对世袭“与其子孙”，简直是想政权换主，江山易姓，犯上作乱，谋朝篡位了！对这些口号，秦王很恼火，但它太美丽、太动人了，不宜公开反对，只好另找借口，拿吕氏的人头祭旗了！“天下为公”出自《礼记》，蒋中正曾亲笔御书立于中山陵，但从吕氏到蒋氏，身体力行者，鲜矣！
吕氏有些主张不乏进步意义，虽说“不以人废言”，但就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诚信度却是大可怀疑的。表面上以“天下为公”自诩，暗地里以天下为私物，以异人为赌注，贿赂安国君及华阳夫人，打水漂似的一掷千金。表面上广开言路，推出“一字千金”，激励上下对《吕氏春秋》找茬挑刺，骨子里以“一则治，异则乱”为既定方针，策划“阳谋”，引蛇出洞，拿读书人的脑袋寻开心。口头上大讲修身之道，鼓吹“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私下里大搞权钱色交易，无所不用其极。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大概是有感于骗子太多。
曾流行一种怪论，说吕不韦是“伦理政治的献身者”，似乎他是带着高贵动机搞权钱交易的。纵观吕氏辅政十年，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照样穷兵黩武，照样重农抑商，暴秦照样是暴秦，很难为之洗出一番清白，磨出一段光彩。即便是西方通行的选举赞助，大多为某个体或小团体争一点有利的政策微调罢了，且要求在阳光下运作。而说吕氏“于邪门而步正道”，大话或谎言而已。权钱交易既互为手段，又互为目的，卑鄙手段与高尚动机从来无缘。或许，在其为吕氏正名的背后，还有什么别的难于启齿的东西。
四
吕不韦死了，但后来者层出不穷，摩肩接踵，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作为中国权钱交易第一人，吕氏对后世的恶劣影响，更在于他开“捐资纳粟”的制度卖官之先河。吕不韦为相第七年，规定“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此风一开，即成恶俗。此后，汉有“赀选”，唐有“入粟”，宋有“进纳”，元有“纳赀”，明有“纳米”，清有“捐纳”。自秦始，历代王朝虽屡经更迭，“官以贿举，政以赂成”却一以贯之。一部封建官场史，可以说是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将天下买光卖光、自掘坟墓的完蛋史。
现任皇帝挂帅卖官，首推东汉的安帝和灵帝。安帝永初元年登基即“计金授官”，《后汉书》说“汉祚衰微，自此而始”。汉灵帝更是明火执仗公开卖官：一是“开西邸”，设置卖官机构；二是明码标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定价；三是赊官，富者现买现卖，贫者到任后加倍缴纳。从安帝到灵帝，卖官成风，贿赂公行，阎王与小鬼相接，龙种与跳蚤共舞，正常的封建秩序完全被破坏了，社会腐败昏乱到了极点。其间八十二年，十二人先后造反称帝，见于史载的农民暴动近百次，最终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
女人挟天子大肆卖官，始于唐中宗韦后。这便是中国官职制度史上的特殊怪胎——“斜封官”。鸡鸣狗盗、贪赃枉法之徒，只要向韦氏贿钱三十万，便可得到皇帝的“墨敕”，后扩大到上官婕妤及安乐、长宁、太平公主。任命书歪斜封缄送中书省，以示官帽来自非正常途径，颇有些黑色幽默。《新唐书·选举志》估算，中宗复辟六年间，批发水货乌纱“凡数千员”。冗官“内盈外滥，无厅事以居”，充当起各自女主篡位的帮凶。从神龙元年到开元元年，八年半发生政变七次，更换皇帝四个，唐中宗戴着韦后奉送的绿帽子，喝着安乐公主的毒酒一命呜呼。
宋元明清宰相级高官卖官卖国、吃里爬外者，如“公相”蔡京、“媪相”童贯、“隐相”梁师成、“奸相”秦桧；“卖官鬻狱”、“毒及编民”者，如阿合马、桑哥也弘；“嗜权酷贪、流毒天下”者，如严嵩；“贪墨无厌”、富可敌国者，如“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节度使戚方是个占山为王、抢钱买官的土匪；都统制吴曦是个厚赂请托、引狼入室的“债帅”；五品提刑西门庆是个一路银子、一泻千里的淫棍兼杀人犯；总督毕沅、巡抚福宁、藩司陈淮，人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及至民国“贿选总统”，战后“接收大员”，当代“千万县令”、“五毒书记”，不一而足。
听听来自底层口耳相传的民谣吧：“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要当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余，兵部吃军饷，刑部吃赎款，工部吃侵冒，礼部吃举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致富，动干部；要做官，钱铺路”；“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移动；连跑带送，提拔重用”。这些不胫而走的民谣，寓严肃于戏谑，寓规谏于调侃，针砭时弊，承载民意，反映舆情。民谣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晴雨表”，是一张掩蔽的大嘴，其所蕴藏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尽管它们来自无权无钱、欲哭无泪、欲告无门的草根阶层。
腐败问题，既有人性的贪婪，也有社会的缺陷，但其终极根源在制度本身。任何社会都存在腐败现象，但吏治的腐败成为最大的腐败，成为全局性灾难，成为不治之症，无疑是专制制度权力绝对法则的结果。一部权钱交易史，本质上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历史。吕氏及其后裔们从一本万利到血本无归，从玩火自焚到殃及整个体制，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这个历史的怪圈。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必须从制度入手对症下药，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以权力约束权力”，即以权力的合理分解和有效监督遏制绝对的权力。这个命题显然指向了制度或体制变革的层面。
吕不韦堪称中国权钱交易第一人。他以皇皇巨著《吕氏春秋》著称，但其独占鳌头的学术成果其实是他的权钱交易学。其理论的原创、思维的超常、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谋划、风险系数和投资回报率的盘算，都精明而老到。他的心志之高、手段之奇、猎物之险、投资之巨，在中国权钱交易史上屈指可数。没有商海的摔打历练，没有对官场的深刻洞察，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包天斗胆，没有不惜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豪赌霸气，是很难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山鼻祖和一代宗师的。
吕不韦弃商从政有着深刻的背景。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社会对商人阶层的歧视，“权力拜物教”的泛滥，“小贾贾于市，大贾贾于朝”的流行，都滋生了当大官赚大钱即快上暴富的投机心理。这样的社会无疑是病态的，它的世风和它所造就的人格必然是畸形的。所以，尽管吕氏“家累千金”，吃香喝辣，但“富而不贵”，且背着“五蠹”的黑锅，骨子里的那股自卑和权欲，是怎么也压抑不住的。当其对乃父所谓的“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赢百倍，立主定国之赢无数”产生认同，当他对有权的幸福和无权的痛苦有所体悟，吕氏渴望“红顶子”、“跳龙门”，做出权钱交易的人生抉择，就完全合乎逻辑，也完全可以理解了。
吕不韦以“贱买贵卖”起家，善于捕捉紧俏商品牟取暴利。他锁定秦公子“异人”，认为这是一个现价低廉但前景广阔，能为他带来“无数”倍利润的特殊商品。异人庶出，质于赵，居处困，不得意；但正宫华阳夫人无后，卖身投靠弄个嫡子当当，不是没有接班的可能。当时，异人的祖父秦昭王已执政四十多年，他的父亲安国君太子也已年近半百，从爷爷过渡到孙子估计时间不会太久，但其中的风险和变数却很难逆料。马克思说，有百分之三百的投资回报率，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话说回来，非吕氏之胆识超群，不是谁说敢就敢、说能就能涉足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火中取栗的。
吕不韦的谈判艺术堪称一绝。他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阁下“危于累卵”，但我能使你转危为安，请你进一言，使“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你将作为国舅终身富贵，“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说异人的开场白相当经典：“吾能大子之门”，而“吾门待子门而大”。言下之意，我可以成就你，但不是免费的午餐，咱俩是等价交换，互惠互利。异人当即承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这是中国权钱交易史上一张最大的口头支票，但吕氏坚信，经过努力是完全能够兑现的。
吕不韦的另一绝技是他的表演天才。据司马迁描述，吕氏见异人时“见而怜之”，但这只是表象，深藏其中的是“此奇货可居”的内心狂喜。他在悲天悯人的同时，飞速思考着如何囤积居奇，从这个特殊商品身上榨取什么。吕氏游说华阳夫人姐姐的情景催人泪下，说异人“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一副叩头捣蒜痛哭流涕的样子。吕氏对异人见华阳夫人的导演独具匠心，使其“楚服而见”，这一道具果然勾起了华阳夫人的乡情。异人被赐名“子楚”，其太子嫡嗣的接班人地位更加名副其实、根深蒂固。
吕不韦出手之大可谓一掷千金。《史记》本传记了三笔账：第一笔，“以五百金与子楚”，为社交之用；第二笔，“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第三笔，“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帮助异人亡赵归秦。一金，即一斤黄金，等于一万钱，当时可买一千二百五十斤粮食，按人年均三百斤算，二千一百金够八千七百五十人吃一年。三次贿赂，约合今天四百万元人民币，相对时下动辄数千万乃至以亿计，不免小巫见大巫。但参考当时社会经济总量，考虑到相当于全国两千分之一人口全年的口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天文数字。
二
吕不韦的权钱交易充满了污秽。在吕氏看来，世间万物，包括人本身，无一不是商品。良心可以出卖，人格可以出卖，家庭可以出卖，爱情可以出卖，女色乃至男色都可以成为猎取权力的钓饵和武器。封建官场尤其是宫闱之内，本来就不乏肮脏，但像吕氏这样先转嫁爱妾，再委身事之，继而亲自为之拉皮条，这样将权钱色捣烂糅合融为一体，这样下作下流卑鄙卑劣的，实属罕见。
这位被吕氏转嫁的爱妾姓甚名谁已不得而知，“赵姬”乃因其国籍而得名。从《史记》对她“绝好善舞”的描写，从异人对她“见而悦之”的情形，这位赵姬的姿色是很吸人眼球的。耳鬓厮磨，同居数年，色艺俱佳，且怀着自己的骨肉，怎么舍得拱手送人呢？所以，当异人借着酒兴，提出非分要求，吕不韦的愤怒再正常不过了。但他还是拱手相送了，理由很简单：“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如同赌徒，怄起来，搭上耳朵、鼻子、膀子、腿子乃至身家性命，都在所不惜，区区贱妾算什么呢？
至于异人，这个尚在靠人接济、仰人鼻息的破落户也居然作此非分之想。但他俩主奴关系已定，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天下都快是我的了，要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想必赵姬也是欣然从命，或半推半就的，富婆与王后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然，装得呆头呆脑，傻里傻气，异人怎么会两眼发直为之倾倒呢？赵姬“自匿有身”，由此搅乱了秦王室的血统，但异人主动请缨戴绿帽子，也是咎由自取。有人据此放言，不是秦灭六国而是赵国灭秦，不免“阿Q”。有人提出质疑，这个重要事件为什么《战国策》没有记载？严格说来，要最终确定秦始皇的身世，怕只有掘墓验尸，做亲子鉴定了。
三方有所失亦有所得。异人当了三年秦庄襄王，归天了；赵姬由王后而太后；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问题是，赵姬虽贵为太后，却依然拽住吕氏不放，不知道是旧情难了，还是出于报复，毕竟，她被吕氏出卖过。其时，吕氏已妻妾成群，且政务缠身，但“太后淫不止”，没完没了，吕氏疲于招架，其辛苦与无奈可想而知。就双方关系地位，赵姬已今非昔比，可怜吕氏七尺男儿，堂堂丞相，说是与昔日情人重温旧梦，但实际上仅为太后的面首而已。看着小皇帝一天天长大，所谓床笫之欢早已乐趣全无，且伴着心惊肉跳。吕不韦明白，再不金蝉脱壳，就要人头落地了！
这个替死鬼叫嫪毐，《史记》称其为“大阴人”，即“阳具特大”的意思。吕不韦在为赵姬拉皮条的过程中，做了两件为人所不齿的小动作：一是“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二是为太后“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嫪毐“诈腐”入宫，虽尖声怪气、扭扭捏捏的，但性功能却非同凡响。太后“私与通，绝爱之”，“赏赐甚厚”，估计吕不韦也会得到一笔大大的奖励。吕氏权钱色综合运用，人格卑污至此，给他的一生，给秦王朝，给士林，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吕氏机关算尽，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引进的不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市井无赖，而且是一个充满狼子野心的动乱分子。
大凡小人得起意来便忘乎所以，忘了自己姓甚名谁，不知轻重，不计利害，无恶不作，无所顾忌，以至掉脑袋掉得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也大有人在。嫪毐即属此类。一个性奴一觉睡成暴发户，“家童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史载，嫪毐“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与太后密谋“以子为后”。他的不安分已由性欲而权欲，由床笫而朝政，并企图以太后为支点，用阳具撬动皇帝的龙椅。秦王政何许人也？虽小小年纪，刚刚亲政，但从小跟着母亲逃难流亡，弄不清生父，眼看着野汉子与生母私通，那股郁积于心的仇恨，那种磨难练就的铁腕，要平定嫪毐之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掐死一只小鸡。秦王“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二子”，生母赵姬被迁徙软禁。收拾吕不韦只是时间问题了。
三
秦王政十二年，即公元前235年，吕不韦“饮酖而死”。从《史记》“恐诛”二字分析，他是被秦王迫令自杀的。秦王知道，吕不韦是个明白人，不用动手，只须一张小小的便条，他就会心领神会，自己了断自己的。其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话已说到家了，且相当绝情，苟活无异于自讨其辱，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可能。除了自裁，吕氏已别无他途。
对吕氏的处置，在秦王一生中已是难得的温柔之举，没有像对嫪毐那样满门抄斩，五马分尸。这对双方都好，吕氏宁死不辱，是英雄，秦王也因此免去了杀父或杀功臣的骂名。就字面看，秦王确实只是让他下放改造，以观后效，是他畏罪自杀，自寻死路。所以，后人骂秦始皇，很少利用这件事。至于吕氏是否有功并有亲于秦，从秦王曾“为其奉先王功大”，“不忍致法”，吕氏号称“仲父”十年，秦王也都认账来看，不是一张便条就能抹杀的。但小皇帝也寒心到了极点，还在娘胎里就被他卖了，尔后又带着异人扔下他们母子逃走，六年东躲西藏，几番险些丧命，特别是对其生母的玩弄，玩腻了，又转手他人，那种被羞辱的怨恨，被扭曲的病态无以复加，即便是生父，也早已亲情全无。从心理学的角度，始皇帝后来对世界的敌视，对他人的残暴其来有自，吕氏罪莫大焉。
除了感情的纠葛，秦王和吕氏更存在权力的冲突。史载，秦王“欲诛相国”，鉴于“为游说者众”，乃使其以“文信侯就国河南”。照理，吕氏该低调做人了。但他热闹惯了，耐不住寂寞，照样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以至“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史记》说“秦王恐其为变”，怕是那张便条出笼的主要原因。还有两件事也很能反映他们之间的矛盾：一是归政问题。秦王十三岁即位，二十二岁才得以亲政，吕氏身为辅政，迟迟不交权，按秦制，至少拖了两年。二是嫪毐之乱。在这场斗争中，吕氏没有任何作为，是他坐山观虎斗，想从中渔利，还是秦王有意撇开他，怕他乱中夺权？司马迁认为这是一个标志：“吕不韦由此绌矣”。
他们的执政理念也明显对立。在秦王看来，《吕氏春秋》无异于一部毒草。所谓“虚君实臣”，“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分明是以君臣制衡与皇权叫板，是想“挟天子令诸侯”，让皇帝当傀儡！至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反对世袭“与其子孙”，简直是想政权换主，江山易姓，犯上作乱，谋朝篡位了！对这些口号，秦王很恼火，但它太美丽、太动人了，不宜公开反对，只好另找借口，拿吕氏的人头祭旗了！“天下为公”出自《礼记》，蒋中正曾亲笔御书立于中山陵，但从吕氏到蒋氏，身体力行者，鲜矣！
吕氏有些主张不乏进步意义，虽说“不以人废言”，但就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诚信度却是大可怀疑的。表面上以“天下为公”自诩，暗地里以天下为私物，以异人为赌注，贿赂安国君及华阳夫人，打水漂似的一掷千金。表面上广开言路，推出“一字千金”，激励上下对《吕氏春秋》找茬挑刺，骨子里以“一则治，异则乱”为既定方针，策划“阳谋”，引蛇出洞，拿读书人的脑袋寻开心。口头上大讲修身之道，鼓吹“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私下里大搞权钱色交易，无所不用其极。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大概是有感于骗子太多。
曾流行一种怪论，说吕不韦是“伦理政治的献身者”，似乎他是带着高贵动机搞权钱交易的。纵观吕氏辅政十年，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照样穷兵黩武，照样重农抑商，暴秦照样是暴秦，很难为之洗出一番清白，磨出一段光彩。即便是西方通行的选举赞助，大多为某个体或小团体争一点有利的政策微调罢了，且要求在阳光下运作。而说吕氏“于邪门而步正道”，大话或谎言而已。权钱交易既互为手段，又互为目的，卑鄙手段与高尚动机从来无缘。或许，在其为吕氏正名的背后，还有什么别的难于启齿的东西。
四
吕不韦死了，但后来者层出不穷，摩肩接踵，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作为中国权钱交易第一人，吕氏对后世的恶劣影响，更在于他开“捐资纳粟”的制度卖官之先河。吕不韦为相第七年，规定“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此风一开，即成恶俗。此后，汉有“赀选”，唐有“入粟”，宋有“进纳”，元有“纳赀”，明有“纳米”，清有“捐纳”。自秦始，历代王朝虽屡经更迭，“官以贿举，政以赂成”却一以贯之。一部封建官场史，可以说是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将天下买光卖光、自掘坟墓的完蛋史。
现任皇帝挂帅卖官，首推东汉的安帝和灵帝。安帝永初元年登基即“计金授官”，《后汉书》说“汉祚衰微，自此而始”。汉灵帝更是明火执仗公开卖官：一是“开西邸”，设置卖官机构；二是明码标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定价；三是赊官，富者现买现卖，贫者到任后加倍缴纳。从安帝到灵帝，卖官成风，贿赂公行，阎王与小鬼相接，龙种与跳蚤共舞，正常的封建秩序完全被破坏了，社会腐败昏乱到了极点。其间八十二年，十二人先后造反称帝，见于史载的农民暴动近百次，最终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
女人挟天子大肆卖官，始于唐中宗韦后。这便是中国官职制度史上的特殊怪胎——“斜封官”。鸡鸣狗盗、贪赃枉法之徒，只要向韦氏贿钱三十万，便可得到皇帝的“墨敕”，后扩大到上官婕妤及安乐、长宁、太平公主。任命书歪斜封缄送中书省，以示官帽来自非正常途径，颇有些黑色幽默。《新唐书·选举志》估算，中宗复辟六年间，批发水货乌纱“凡数千员”。冗官“内盈外滥，无厅事以居”，充当起各自女主篡位的帮凶。从神龙元年到开元元年，八年半发生政变七次，更换皇帝四个，唐中宗戴着韦后奉送的绿帽子，喝着安乐公主的毒酒一命呜呼。
宋元明清宰相级高官卖官卖国、吃里爬外者，如“公相”蔡京、“媪相”童贯、“隐相”梁师成、“奸相”秦桧；“卖官鬻狱”、“毒及编民”者，如阿合马、桑哥也弘；“嗜权酷贪、流毒天下”者，如严嵩；“贪墨无厌”、富可敌国者，如“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节度使戚方是个占山为王、抢钱买官的土匪；都统制吴曦是个厚赂请托、引狼入室的“债帅”；五品提刑西门庆是个一路银子、一泻千里的淫棍兼杀人犯；总督毕沅、巡抚福宁、藩司陈淮，人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及至民国“贿选总统”，战后“接收大员”，当代“千万县令”、“五毒书记”，不一而足。
听听来自底层口耳相传的民谣吧：“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要当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余，兵部吃军饷，刑部吃赎款，工部吃侵冒，礼部吃举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致富，动干部；要做官，钱铺路”；“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移动；连跑带送，提拔重用”。这些不胫而走的民谣，寓严肃于戏谑，寓规谏于调侃，针砭时弊，承载民意，反映舆情。民谣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晴雨表”，是一张掩蔽的大嘴，其所蕴藏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尽管它们来自无权无钱、欲哭无泪、欲告无门的草根阶层。
腐败问题，既有人性的贪婪，也有社会的缺陷，但其终极根源在制度本身。任何社会都存在腐败现象，但吏治的腐败成为最大的腐败，成为全局性灾难，成为不治之症，无疑是专制制度权力绝对法则的结果。一部权钱交易史，本质上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历史。吕氏及其后裔们从一本万利到血本无归，从玩火自焚到殃及整个体制，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这个历史的怪圈。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必须从制度入手对症下药，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以权力约束权力”，即以权力的合理分解和有效监督遏制绝对的权力。这个命题显然指向了制度或体制变革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