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一面
　　
　　张献忠原是讲情义的人，颇有人情味。吴伟业《绥寇纪略》说，他青年时在总兵王威手下当兵，有一次犯了军纪，与同辈共18人被绑起来，就要开刀问斩。这时副总兵陈洪范正好过来，献忠仰面求恕。洪范见献忠身材魁梧，便出面保他；其他17人都杀了头，只有张献忠鞭打100下了事。后来起义，他一直念叨“陈总兵活我”(一说刻檀木为像)，但陈洪范本人并不知道。
　　1638年张献忠接受招安后，曾住在谷城方岳宗家。岳宗很讲江湖义气，喜欢喝酒，有一回吃醉了，拳击张献忠的背，还把他的衣服撕破；但献忠并不生气。次年张献忠在谷城造反，坐在城头上驱赶百姓，接着关闭了城门。这时方岳宗才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远远大喊：“张敬轩将军救我!”献忠连忙招手说：你怎么还没出城?再迟就来不及啦!于是赶快打开西门，放他全家老小一起逃走。计六奇《明季北略》说：岳家的弟弟方岳贡，任松江知府，是个清官。张献忠曾经写信争取过他：“使人人不爱钱如公，献忠何自作贼?”
　　《绥寇纪略》说，张献忠在谷城住得较久，产生了感情，当离开谷城时，“亦不甚杀戮”，临走还在墙上写明造反缘由，并开了一大篇上官受贿的清单，列出具体时间和钱数；后面特别注明：“襄阳道王瑞楫，不受献忠钱者，此一人耳!”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性格。
　　乾隆《宝丰县志》记有1642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河南宝丰县，在城东河仄龙王庙捉住一批秀才，各问姓名，令勿惊怕；还操着土音说：“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与秀才们引为同调，摆谈很久，让他们各自进城回家，自己拔营而去。这件事应该是真实情况。从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也可看出，张营上下对知识分子比较看重。余氏在书尾还不无得意地说：“想此贼生性惨毒，杀人千百万，被掠者百十万人，而求其始终未受一日之苦，未吃一毫之亏者，必以瑞紫为首称云、”
　　徐燕《小腆纪年附考》记1643年张献忠攻占蕲州时，杀了一批士绅。前任陇右道李新寻找父尸，被抓到张献忠面前，不肯跪拜，还辱骂献忠：“你不是陕西人吗?本道在陕西当官时，你不过是个喂马小卒，悔不当时就剐了你!”献忠用手掌拍着膝盖说：“好哇!老子今天见到的都是些求生不得的胆小鬼，唯独你是一条好汉!”顾景星《自芳堂集》记李新被杀后，张献忠还在蕲州驿墙壁上题了一首悼诗：“山前山后皆出松，地平平地柳成阴；桃李笑柳柳笑松，千秋万古还是松!”署名是“关西张秉吾题吊李新”可见张献忠也喜欢舞文弄墨，而且有“敬轩”、“秉吾”等雅号。《明季北略》传说张献忠小时上过私塾，因和同学打架伤人，家里赔了钱，遂中止读书。献忠1643年占领武昌，《绥寇纪略》说他“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表明他并非文盲，还爱好做诗，可惜黄鹤楼诗没有流传下来。《圣教入川记》洋教士记有他的另一首诗： “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 松。”诗风与前首一致，足见非虚。
　　张献忠有时颇为幽默。1641年攻入襄阳府，捉住襄王朱翊铭。《流贼陷庐州府纪》说，襄王年七旬以外，体貌修伟，须发尽白，跪下来“求千岁爷爷饶命”。献忠风趣地说：“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襄王说：“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搬用。”献忠说：“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喧?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因为明廷派阁部杨嗣昌专剿流贼，是张献忠的死敌；如果皇亲襄王被杀，责任就在杨嗣昌没有保护好，必问死罪。这是一条相当高明的策略。不久，杨嗣昌果然在沙市自杀，归葬常德。当张献忠占领常德时，带着满腔仇恨挖开他的坟墓，还给了常德知府送去个照会：
　　照得朱贼杨某(嗣昌)，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嗣昌)幸早死，于吾忍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基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这是杨嗣昌儿子杨山松《孤儿吁天录》所记，应该可信。
　　彭遵泗《蜀碧》记大西政权建立后，开科取士，“献自为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同治《郧阳志·祠记》记有张献忠在接受招抚的半年多以前，在湖北上津县元真观修葺了关庙，还撰写了一通碑文：“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这石碑一直保存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可见张献忠仍然能文。
　　张献忠讨厌礼法，说话非常直率，但过于粗俗。《蜀碧》说他厌苦朝会，“掷所御冠，举足践其中，索大帽着之，乃快。”计六奇《明季南略·张献忠乱蜀始末》说：1645年，张献忠准备娶陈演之女为皇后，礼部送来册封皇后诸多礼仪。献忠见礼节十分繁琐，开口骂道：“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毡头硬。养得他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状元张大受入朝谢恩，献忠忽然皱起眉头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见他，就心上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平日发敕书给群臣，必须照他的口语来写，“如差一字，便杀代书者。”《蜀碧》说，有一回夹江知县犯错，张献忠派王珂仗剑去斩他，左右随从以“罪不至死”相劝。后来献忠醒悟，便发了一道圣旨追回：“奉天承运皇帝诏日：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罢!”这道诏书曾保存在某资阳人手中。
　　
　　二、恶性一面
　　
　　农民起义军采用肉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虽非一贯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则有日益加重的趋势。
　　费密《荒书》说，蜀中贫民揭竿而起者，为首的称为“掌盘子”。为了不连累家人，大家都习惯使用外号。1634年进入川东、川北的农民军，势力最大的是“摇天动”和“黄龙”，民间称为“摇黄贼”。他们扩大力量的办法是抓丁，中途想逃跑的人，便罚以脸上刺字。刺上“天王”、“大王”等字样，即使逃脱，也会被官府捉住以盗匪论处。所以那些人只好留下来不跑。因此，最初的肉刑是刺字。
　　李馥荣《滟滪囊》刻本前面，有雍正元年(1733年)嘉川刘承莆的序，谈到“曾见二三父老，聚饮一堂，述其乱离之况，闻者莫不心胆堕地。或老而劓刵者，曾遭摇黄劫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遭张献忠劫者也；呜呼，亦惨矣!”亲见割掉鼻子、耳朵，残缺左右手的老者，讲述他们遭受到的浩劫，应该是历史的真实。由此可知，摇黄的肉刑是割去耳鼻；而张献忠则发展到剁手。从策略上讲，割耳鼻仅仅破坏相貌、侮辱人格而已，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剁掉一只手，便丧失了战斗力，在军事方面影响很大。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载1641年，张献忠攻占襄阳后，又攻打郧阳，“献忠以所擒郧兵，人断一手纵归，以辱官军。”这大概是剁手肉刑的起始。次年 攻占六安，“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肉刑由俘虏扩大到了民众。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记其亲历，说得比较详细：“午后，将六安人尽剁其手。先伸左手者，砍去不算，复剁其右手。”“各营皆有掳去者，如左右营之头目，又吩咐在左营者去左手，右营者去右手。”从这里得知，肉刑已发展成为胜利者的一种娱乐了。
　　在张献忠营中呆有半年之久的余瑞紫说：农民军攻城时宣传：“早早开城投降，秋毫不动；若是攻开，鸡犬不留。”这意味着屠城政策的开端。野史所记张献忠攻随州、桐城、蕲州、黄州、麻城等地，都有屠城记录。徐(才鼎)《小腆纪年附考》记1643年攻占蕲州时，杀了一批地主士绅：“令绅士冠带，自东门入，西门出，尽杀之。”攻占武昌后，“其幸存民，或刖手足，或凿目鼻，无一全形者。”可见肉刑已经泛滥开来。
　　在武昌，张献忠曾采用哄骗手段，勾引皇室宗亲出洞。“宣言宗室降者不杀，楚宗多投牒。”有些善于投机的百姓，也混在里面，想找一条安全的活路，这也反映了群众对农民军的信任。结果大家集中在一起之后，“白刃交下，欲自辩而头已落。”旧钞《献贼纪事略》还有“士民数百余万，尽赶下水”之说。此事《明史纪事本末》等均载，《绥寇纪略》、《小腆纪年》则较详：当时要求男青年当兵，其余市民皆杀；后来杀手的手腕都累得快脱臼了，于是“开汉阳门，纵之去。”城门外就是长江，大家慌忙往江中逃命，很多人又不会水，淹死大部。“自鹦鹉洲达道士-肷，浮黹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这些描述可能有所夸张，因为那时是农历六月，长江水流浩荡，不可能发生腐尸阻塞现象。
　　占领武昌后，张献忠政治欲望开始膨胀，心理变态随之发生，打开了“奉天杀人”的恶性之门。据费密《荒书》所载。1644年攻占重庆相当艰苦，于是农民军带着杀鸡吓猴的心理，“城中男女皆断右手。”《明季南略》言“砍手者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明史纪事本末》称：“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张献忠意在告诉各地，这就是“兵至不下”的榜样；又宣称“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他给各地民众说，不实施肉刑的条件，一是预先控制住官府力量，让农民军顺利进城；二是将财库封存，待农民军取用。这实际上是以群众的人身安全当做政治筹码，客观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警示效果。“由是，所至官民自乱，无不破竹下者。”顾山贞《客滇述》说：“各州县惟恐加兵，皆望风送款。献忠择其魁杰者，授以知县之职，发兵送之。”这时地主阶级趁机蠢动，而献忠则顺势利用，到处派人说降，如《滟灏囊》所述：“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三、残酷一面
　　
　　张献忠以为采用恐怖手段就能起威慑效应，便放开了屠戮的手脚；而农民军将领则在他的引导下，进一步大开杀戒。由于攻占成都时牺牲颇大，符合“抗拒即老幼不留”的条件，所以成都受屠最惨。
　　住在简州乡下18岁的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里写道：1644年七月，张献忠军攻破重庆府，“远兵逃回，尽剁右手”。大西建国后的十月初四，三个都督带兵到简州“打招安”，给每人背部印上“西朝顺民”字样。有千百艘船扎在灌水坝，士民纷纷到军前投降，“三帅有喜意”；但却“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号呼之声，胜如雷吼。”这是多么严重的警告!“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这几句话，研究家曾反复引用，作为反屠蜀的证据；可惜那仅仅是大西开国时短暂的和谐气象。
　　第二年，19岁的傅迪吉弃文经商，被俘入营，记其亲身经历：“闻举号三阵，毕，大叫各营传兵杀人。登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与昨日不同，久之尸满大坝。无人可杀，住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及视墙下，所存甚多，犹难计数。”这段话，就没见研究家引用了。傅迪吉又记下他的传闻：“又传流贼起营回州，将前留妇女杀尽，上成都去了，谓之‘卷塘’。其时约在二十五六间，历腊月只近两月。”
　　第三年，20岁的傅迪吉再记：正月十六半夜。从山外面跑来数千人，说“将黑时流贼突至，杀人，我们走脱，不知后面……”只见远处火烛连天。连续不断，天亮时大西军到，“地方荡然一空，止见尸横遍野，河下不见一人。湾中止有一两手俱剁者，流贼不杀，云家房屋尽烧，和尚杀尽。”
　　 简阳与成都隔着一道高大的龙泉山，乡村居民傅迪吉看到的也仅是一个局部。他那朴实的记录，反映出当时大环境的紧张气氛，已经满纸是“杀”，非常血腥。研究家也明白这一史料的可靠性，但引以为证时老是避重就轻。
　　第四年，21岁的傅达吉又记“肃王入川”，清军与明将杨展打了一战，清军“大败。大营由正路径走，并不入人家”如果有人论证清军没有屠蜀，可以引用这一段，说明肃王部队是“王者之帅”，也还振振有词。但这又有何实际价值呢?
　　写《蜀难纪略》的沈荀蔚时年5岁，同母亲住在邛州，随后逃往洪雅县止戈街，“旬余，忽一日清晨，见西岸中保坝悉为戈戟丛，而地下无衣死人数千，且衣朱碧者已纷纷渡河。方知贼已乘夜袭杀居民，人皆胆裂，不识何以竟无人马声也。”这是张献忠刚刚入川时的杀人实况，作者看到的也仅仅是一局部。
　　写《蜀警录》的渠县人欧阳直，自记“甲申之乱，献喊屠川：初，被执骁骑口口口口解验，奉伪旨发光禄寺给养，再发监国平东将军，再又发回骁骑营。历七月而三易，迹如游遍阿鼻诸地狱，操刀者几欲以衅鼓而未果。”他在大西军中呆了大半年，记述应当真实。
　　张献忠对于眼皮底下的城市居民比较放心，因为便于控制；可是乡村农民住得分散，而且有山林足以隐蔽，因此怀疑与大西政权作对的群体，可能就与这一部分农民有关，于是确定了围剿政策。欧阳直记录了“发兵出剿百姓，今日‘除城尽剿一’的部分过程：
　　凡剿一处，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并乡导人送领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布兵环围，次日开剿。
　　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场合龙口之状，龙口合而野尽，然后屠其城。剿毕，复扒草寻穴，细搜数日，乃复命
　　这说明剿杀农民是很有计划性的，并且还有严酷的法治监督：“倘有漏网者，或于别处发觉，罪坐领兵官”欧阳直还举了他亲见因杀人不彻底而受剥刑的案例：“尝见郫县解一逃民，审系峨眉人，查剿峨眉官洪都督，剥其皮。”在这里，我们真想为张献忠辩解，却实在找不到恰当的辩护词。欧阳直接着说：“剿局始自崇庆州，终于再屠成都城盖开城时所屠者，原住城内之人；今所屠者，招勒进城之人也，”
　　写《荒书》的费密评论说：“古凶逆之惨，有屠城坑军者，未闻有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者!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书契以来，所未当有也!”屠山屠野，除屠了少数地主以外，大部分都是农民。农民起义首领如此屠戮农民，代表了谁的利益?
　　欧阳直讲了“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的过程，这回杀的绝大多数是地主阶级： 　　谓各学生员听考。到，即禁之大慈寺，
　　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
　　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
　　生员的仆从，应该不是地主了，照理便可释放；实际却不然：“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最令人奇怪的是残杀自己的部属。这如果不是欧阳直的造谣诬蔑，那就该是张献忠过于残忍：
　　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
　　川兵尽，诡云欲于旧兵中，挑立四难水军献忠亲临过队不论老幼、男妇，俱从献忠面前疾趋而过，过去者即生：喝止者为挑，即登鬼录。
　　如挑其父母，子女不敢回顾；挑其子女，父母不敢回顾；夫妻亦然
　　那时大西军中并不全是战士，拉家带口，拖儿带女，可能所有农民军普遍如此。大概张献忠想清理整顿，拖出一支精干的队伍，节省一批军粮，但手段未免太毒辣了一点：
　　先于江边立一木栅城。挑齐男妇、老幼三万余人，交与抚南(刘文秀)押入木城，外用官兵守之。
　　数日后，传令于木城外，用枪炮向内攻击，毙其半；方挥兵各入斫杀：，其斫杀不尽者，群驱入江中。
　　这里引述的基本上都是亲见亲闻的材料，或有夸大，但非造谣。由此，可以看出张献忠由一个性情中人转变为杀人魔王的过程。其程度是渐进的，由弱而强，最后无可收拾。
　　这种“张献忠现象”的缘出何在?曾经有过种种合理分析。
　　《圣教入川记》中外国牧师对此的解释，是张献忠得了精神病：“亲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一或令绞死、斩决、凌迟碎剐，种种虐刑，令人寒心=，又见吴继善以细故触怒献忠，即受虐刑毙命、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实爱之也”
　　任意屠戮民众，不可能不引起群众的反抗。利类思与安义思二牧帅讲述：张献忠“疯病忽作，故发剿洗成都之令。”他们亲历了这一惊心骇目惨状的全过程。首先由张献忠设计一个圈套，让大西军心安理得地杀人：
　　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号，献忠欲剿洗全城居民，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到，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故之计。
　　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之故，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
　　次日，二司铎(即牧师)见军队纷纷出城，聚于平原，不知何事。后闻献忠吩咐各官，各保己家，否则妻儿不保、二人乃急奔寓所，欲救安当先生及佣人等
　　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时利司铎在东门上，安司铎在南门上。
　　
　　接着是大屠杀的开幕：
　　
　　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救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忠禽兽不如，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高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真是尸积如山，血流威河，
　　献忠义子“孙可望此时领兵将回，离成都二百里，途中闻知成部剿洗之信，大为悲伤，痛哭不已……时日落西山，道旁死尸狼藉，其中尚有小孩呻吟者。”
　　
　　不久，张献忠也感到后悔了：
　　
　　一日，献忠出城巡阅军队，见人数之少，大不如前；且随身官员，不及登极初人数之众。又见城中空无人居；而川省遭其残暴，成为旷野不觉愤火中烧，狂怒间抽刀自刎，被左右上前拦阻，未得毙命、随将虐待大臣及残杀百姓之罪，皆加诸副阁老之身，怨恨不已。
　　两牧师总结大西政权起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人；临死时仅有二十五人。皆因献忠残暴过甚，杀人亦多 或命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946年任乃强教授所写《张献忠屠蜀辨》，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张献忠杀人，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因为“常理所最不可解而易解者，为其自杀军士”他引《蜀碧》：“检各衙军及各营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杀之各路会计，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新兵二十三万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万。”《蜀难纪略》：“自戮其卒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卒；蜀尽，及楚卒；楚尽，乃杀其同起之秦人。”“凡领人头目，每日必开报十余人赴死，先疏后亲，亲尽及己。人不自保，莫可如何。”包括随营妇女，一口不留。任教授认为，主要是那时军粮断绝，只好吃人肉。《蜀碧》说“军营所在，积掌如山”，是因为“人掌最无肉”，所以堆在那里。每人杀人，为的是补充口粮，只不过军中保密，无人得知而已。
　　这种新奇的见解，的确可以解释张献忠怪异行为之谜；不过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如果把成都人当作“人粮”的话，也该善待他们，以增加斤两；为什么采取包围践踏的方式，岂不是糟蹋“粮食”? 现代研究家则采取釜底抽薪办法，对于杀人过头的材料一概不承认。可是他们又不是埋首沙堆的鸵鸟，面对那么多亲历亲闻者的材料，去如何掩饰张献忠既有面目?
　　历史就是如此无情：不可能将人变成神，更不可能把鬼变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