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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身处战国中期的孟子，特别关注了身处贵族阶级底层的士人，那时士人已经不再依附统治阶级，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日益明显。他对士人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要求。本文是通过研读原典，在孟子关于士人的规定的基础上来体悟我国传统的士人精神。
关键词：孟子；士人；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88-02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混乱，诸侯国纷争不断，是中国古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在这场变革中，“士”成为与工农商并成为“四民”的通称，仅仅是有学之士的知识群体。在孔子以后,士人被用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称。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孟子,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作为脑力劳动者，士人受到了诸子们的重视。孟子就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士人便是劳心治人者，由此达到了为士人“正名”的目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充分说明了士人在孟子眼中的重要地位。
于是，孟子接着对士人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
一、尽心知性的道德修养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大学》八条目中，修身是核心。
因此加强道德修养是孟子对于士人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自古儒家就把爱国与修身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修身才能做到爱国，而要爱国就必须注意修身。从孟子角度，他极力倡导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修身是其实现这一理想的核心。在孟子看来，人人皆有善心，然而关键在于保持住它。“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也就是说，孟子认为这些修养其实就是仁德、道义。只有具备了仁义，万物才能“备于我”。
为了达到仁义，提高士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孟子提出了一套修身的方法。他指出，“尽心知性”要在“寡欲”“内省”“养气”三方面下功夫。“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即对物欲的淡泊。需要时时以礼义来自我克制，抗拒物欲、功利的诱惑，达到心境清明。当然光有寡欲是不够的，他还要求士人注重内省。内省，即“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调修养的方法是反观自身，加以反省，进而推己及人，这明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为仁的方法，即“能取近譬”。养气，亦即养心。要养“浩然之气”，培养高尚的道德境界。因此，君子之所以过化存神，有赖于其平时注重个人修养的积累。综合说来，修身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内心修养，然后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
二、志向远大的大丈夫精神
何为大丈夫？孟子解释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他眼中，真正的大丈夫是有理想、有气节、以天下为己任，不为利诱威逼，而勇往直前的人。并且，大丈夫要“居天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与他所说的士人“尚志”观点相异成趣。在孟子看来，士人的基本追求是“尚志”，就是树立远大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仁义之道。他认为士人要树野心，立大志，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大丈夫精神，存养自身“浩然之气”，担当天下大任。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许多仁人志士，为实现“天下归仁由义”的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就其现实意义来说，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中，内心仍要保持那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
另外孟子还特别强调了：即使身处逆境，也不能舍弃改造社会、造福百姓的使命感。他具體阐述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个有着重大担当的人，应该在艰难困苦中锻炼自己，最终才能有所作为。在孟子生存的那个混乱年代，他便深切地认识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我们知道，英雄人物或者伟人都有相似的经历，都必然经过逆境的锤炼与锻造。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面对挫折、痛苦也不能气馁、退缩，要坚信这是对我们心智的考验。熬过了这些困境，便会迎来光明。现在我们呼吁这种坚韧的毅力和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
通过归结文本，孟子认为士阶层存在的意义，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道德价值，年轻人信从他，老年人敬重他，使社会形成孝悌忠信的良好风气。以上两大点正是孟子笔下士人的道德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其政治价值，即使国家安定、富足，君上尊贵、荣耀。
三、积极入世的政治取向
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核心思想，儒家在政治上提倡积极入世。孟子对于士人也坚持这一思想。一方面孟子鼓励士人入仕，入仕的动机首先是“行道”，并不只是为了财富。笔者认为，士人入仕为官的过程，便是对道的体认与践行过程。入仕又能帮助士人在社会中体现自身价值。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价值分为个体价值和类价值，而这两者的实现又不是分割开的。士人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他对社会的价值。对于那些表面上看来是明哲保身的士人行为，孟子则是十分鄙夷的。
另一方面，孟子从穷与达两种情境要求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已成为封建社会士人处世的准则。得志与不得志的二元分法，将士人置于政治仕途正反对立的两面情境中加以考验其人生价值，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即使“不得志，”也要“修身见于世”，这充分体现了士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近代顾炎武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英雄气节。
四、独立的人格尊严
在孟子所处的混乱年代，虽然士人的社会地位不够高，但在他眼中士人要保持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战国时期，士人游说诸侯国当权者的事极多。游说成了士的基本技能。在游说诸国统治者时，士人不必为其威严所惧，要守住自己的人格尊严。再者，在《孟子》中，要求士人面对权贵，应当充分体现自尊。
人格尊严是值得尊重的。孟子不但鄙视自贱人格，更重视人格尊重，对于轻侮别人的言行则严厉抵制和抨击。人格怎么尊严，如何才算是尊重人格？人格何以尊严，如何才算是尊重人格?对此，孟子从以下方面作过精辟的论述。
（一）肯定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人格尊严的重要标志之一，独立人格在于有独立意志。遵守封建等级制度中的君臣关系固然重要，但是关键要保持独立的人格，不可依附于人；（二）主张人格平等。在维护人格尊严上，孟子主张人们在交往中的对等关系，既不自我轻视也不侮辱别人，既自尊自好又尊重别人。
其所以如此，原因乃在于以下几点：对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人，基于自己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对自己的思想学说要充满自信；基于对德与位、道与势的对比中，因前者比后者毫不逊色而更不卑不亢。在君臣观上持平等、互敬、互信的态度；面对权势穷奢极欲的生活，士人君子不以为然，宣讲、推介古圣先贤的合理做法，言行合乎先王礼仪制度，自当理直气壮。只有这样言语才有分量，效果才能得以显现。
由此看来，孟子笔下刻画出一个重视自身修养、有责任心、心怀天下的大丈夫形象。作为封建社会的“劳心者”，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居仁由义，涵养自身又能保持思想独立，从而实现了其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真正做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就其现实价值来说，对于我们，古代士人之魂，当铭记心中。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人民出版社,1949.
\[2\]张家才,方克立.圣王之道《孟子》\[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
关键词：孟子；士人；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88-02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混乱，诸侯国纷争不断，是中国古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在这场变革中，“士”成为与工农商并成为“四民”的通称，仅仅是有学之士的知识群体。在孔子以后,士人被用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称。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孟子,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作为脑力劳动者，士人受到了诸子们的重视。孟子就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士人便是劳心治人者，由此达到了为士人“正名”的目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充分说明了士人在孟子眼中的重要地位。
于是，孟子接着对士人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
一、尽心知性的道德修养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大学》八条目中，修身是核心。
因此加强道德修养是孟子对于士人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自古儒家就把爱国与修身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修身才能做到爱国，而要爱国就必须注意修身。从孟子角度，他极力倡导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修身是其实现这一理想的核心。在孟子看来，人人皆有善心，然而关键在于保持住它。“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也就是说，孟子认为这些修养其实就是仁德、道义。只有具备了仁义，万物才能“备于我”。
为了达到仁义，提高士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孟子提出了一套修身的方法。他指出，“尽心知性”要在“寡欲”“内省”“养气”三方面下功夫。“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即对物欲的淡泊。需要时时以礼义来自我克制，抗拒物欲、功利的诱惑，达到心境清明。当然光有寡欲是不够的，他还要求士人注重内省。内省，即“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调修养的方法是反观自身，加以反省，进而推己及人，这明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为仁的方法，即“能取近譬”。养气，亦即养心。要养“浩然之气”，培养高尚的道德境界。因此，君子之所以过化存神，有赖于其平时注重个人修养的积累。综合说来，修身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内心修养，然后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
二、志向远大的大丈夫精神
何为大丈夫？孟子解释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他眼中，真正的大丈夫是有理想、有气节、以天下为己任，不为利诱威逼，而勇往直前的人。并且，大丈夫要“居天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与他所说的士人“尚志”观点相异成趣。在孟子看来，士人的基本追求是“尚志”，就是树立远大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仁义之道。他认为士人要树野心，立大志，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大丈夫精神，存养自身“浩然之气”，担当天下大任。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许多仁人志士，为实现“天下归仁由义”的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就其现实意义来说，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中，内心仍要保持那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
另外孟子还特别强调了：即使身处逆境，也不能舍弃改造社会、造福百姓的使命感。他具體阐述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个有着重大担当的人，应该在艰难困苦中锻炼自己，最终才能有所作为。在孟子生存的那个混乱年代，他便深切地认识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我们知道，英雄人物或者伟人都有相似的经历，都必然经过逆境的锤炼与锻造。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面对挫折、痛苦也不能气馁、退缩，要坚信这是对我们心智的考验。熬过了这些困境，便会迎来光明。现在我们呼吁这种坚韧的毅力和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
通过归结文本，孟子认为士阶层存在的意义，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道德价值，年轻人信从他，老年人敬重他，使社会形成孝悌忠信的良好风气。以上两大点正是孟子笔下士人的道德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其政治价值，即使国家安定、富足，君上尊贵、荣耀。
三、积极入世的政治取向
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核心思想，儒家在政治上提倡积极入世。孟子对于士人也坚持这一思想。一方面孟子鼓励士人入仕，入仕的动机首先是“行道”，并不只是为了财富。笔者认为，士人入仕为官的过程，便是对道的体认与践行过程。入仕又能帮助士人在社会中体现自身价值。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价值分为个体价值和类价值，而这两者的实现又不是分割开的。士人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他对社会的价值。对于那些表面上看来是明哲保身的士人行为，孟子则是十分鄙夷的。
另一方面，孟子从穷与达两种情境要求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已成为封建社会士人处世的准则。得志与不得志的二元分法，将士人置于政治仕途正反对立的两面情境中加以考验其人生价值，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即使“不得志，”也要“修身见于世”，这充分体现了士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近代顾炎武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英雄气节。
四、独立的人格尊严
在孟子所处的混乱年代，虽然士人的社会地位不够高，但在他眼中士人要保持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战国时期，士人游说诸侯国当权者的事极多。游说成了士的基本技能。在游说诸国统治者时，士人不必为其威严所惧，要守住自己的人格尊严。再者，在《孟子》中，要求士人面对权贵，应当充分体现自尊。
人格尊严是值得尊重的。孟子不但鄙视自贱人格，更重视人格尊重，对于轻侮别人的言行则严厉抵制和抨击。人格怎么尊严，如何才算是尊重人格？人格何以尊严，如何才算是尊重人格?对此，孟子从以下方面作过精辟的论述。
（一）肯定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人格尊严的重要标志之一，独立人格在于有独立意志。遵守封建等级制度中的君臣关系固然重要，但是关键要保持独立的人格，不可依附于人；（二）主张人格平等。在维护人格尊严上，孟子主张人们在交往中的对等关系，既不自我轻视也不侮辱别人，既自尊自好又尊重别人。
其所以如此，原因乃在于以下几点：对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人，基于自己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对自己的思想学说要充满自信；基于对德与位、道与势的对比中，因前者比后者毫不逊色而更不卑不亢。在君臣观上持平等、互敬、互信的态度；面对权势穷奢极欲的生活，士人君子不以为然，宣讲、推介古圣先贤的合理做法，言行合乎先王礼仪制度，自当理直气壮。只有这样言语才有分量，效果才能得以显现。
由此看来，孟子笔下刻画出一个重视自身修养、有责任心、心怀天下的大丈夫形象。作为封建社会的“劳心者”，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居仁由义，涵养自身又能保持思想独立，从而实现了其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真正做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就其现实价值来说，对于我们，古代士人之魂，当铭记心中。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人民出版社,1949.
\[2\]张家才,方克立.圣王之道《孟子》\[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