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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阿尔都塞的“断裂论”思想以1845年为界，将马克思的思想分为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两个部分。阿尔都塞区分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因而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认知是否准确，是评判断裂论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通过探寻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可实现对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的进一步思考。
【关 键 词】阿尔都塞 马克思 费尔巴哈 断裂论
一、“断裂论”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
“认识论断裂”思想是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分成了四个主要的阶段：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断裂时的著作、成长时期的著作和成熟时期的著作四个具体阶段。阿尔都塞认为，断裂时期的马克思著作即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正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分水岭：在1945年以前的马克思是一个处于“意识形态”阶段的马克思；1945年以后，马克思成为了科学的马克思。阿尔都塞之所以认定1845年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水岭的原因就在于随着《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产生了重大的转变。阿尔都塞对于认识论断裂问题的提出，也正是在他阅读费尔巴哈著作的基础上，通过对1839至1845年马克思思想的研读中提出的。
在“意识形态”阶段的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将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分为了两个小的阶段：为《莱茵报》撰文的理性自由主义的阶段（1842年以前）和1842年到1845年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阿尔都塞认为，在第一个阶段的著作中马克思思想的总问题是一个康德和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而第二个阶段的著作正式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的基础之上的。阿尔都塞对于费尔巴哈的分析与评价，也正是在第二个阶段中体现出来的。
首先，阿尔都塞肯定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思想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意义。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中指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指出了在非理性中存在着理性的异化，而在理性的异化中又存在着人的实现，即人的历史”。[1]（p220-221）阿尔都塞从费尔巴哈的“人的類本质”入手，来解读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费尔巴哈在他“异化的人道主义”中体现的内容是将“人类本质的异化作为实现人类本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把非理性（国家的不合理现实）作为实现理性（国家的观念）的必要环节”。[1]（p221）阿尔都塞认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正是打破了康德和费希特思想中人的本质只有依靠“自由和理性”才能被理解的束缚，认为人首先是在“共同体”中实现了人的“类本质”，进而才能是“自由和理性”的。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宣扬人的哲学，认为“人的本根就是人本身”。由于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是理性在非理性中的异化和产生，是真正的人在异化的人中的异化和产生”[1]（p221），因此人是在异化中实现自己的本质的，在实践中实现人的本质。因此，阿尔都塞拓展了政治的意义，认为政治已不再是“简单地从事理论批判”，也不再是去“树立理性”，而是要通过人的实践去回复人的本质。因此，阿尔都塞指出革命不仅仅是将国家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更是要将人的本质从异化中解放出来，革命就是“对异化所固有的逻辑的逻辑”[1]（p222）。通过分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四个批判和对无产阶级地位与作用的描述，阿尔都塞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和哲学也是在人的本质中结成革命联盟的”。[1]（p222）而马克思的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在阿尔都塞看来都是在费尔巴哈“共同体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因此，阿尔都塞肯定了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其次，阿尔都塞认为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产生的影响，使得马克思没有对黑格尔做出正确的批判。阿尔都塞指出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的批判是“十分不够的”，甚至是“不确切的”，这主要在于青年马克思是从费尔巴哈的观点出发来对黑格尔进行的批判。阿尔都塞在《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一文中指出，费尔巴哈的思想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马克思在1839年至1845年间的著作中大量采用了费尔巴哈的相关语言，他的许多著名的说法都是“直接受到费尔巴哈的歧视或者直接从他那里借用来的”。[1]（p29）其次，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单个概念的借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被马克思所运用。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两三年中“却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将自己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完全等同了起来”。[1]（p30）在阿尔都塞看来，费尔巴哈是一位“理想”哲学家，是“感觉论唯物主义和伦理历史唯心主义的综合”，[1]（p18）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全面的，他“‘推倒’了黑格尔大厦的主题，但依然保留了这一大厦的基础和结构，即黑格尔的理论前提”。[1]（p321）因此，阿尔都塞认为这一时期由于费尔巴哈的影响，导致了此时的马克思还处于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
因此，阿尔都塞将1845年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原因就在于在1945年马克思所发表的著作中，马克思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了“清算”，远离了费尔巴哈。如果说在断裂以前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自己的名义重复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那么在断裂以后的马克思则真正从科学的角度实现了对黑格尔的批判。因此可以看出，在阿尔都塞看来，1942年至1945年的三年时间内，马克思实际上是一个“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在马克思青年时期是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的时期。
二、对“断裂论”关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关系批判
尽管阿尔都塞否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已经得到普遍认知的“黑格尔派的阶段”，并强调在1842至1845年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上的影响，但是他对这一短时期内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真正理解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思想。 阿尔都塞并没能真正理解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及其哲学论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建立在他对宗教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是他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宗教的秘密和真理在人本学中”。[2]（p30）费尔巴哈人本学方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阐明宗教的人本学本质，一方面把“上帝的全宇宙的、超自然的、超人的本质降低到人的人本学本质”，另一方面把“神学降低到人本学的水平”。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强调的是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费尔巴哈在对宗教批判时指出，在人自身与自然相依的过程中，人将自然神化，进而形成上帝；在人自身与自然相区别，人逐渐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时，人将国王神化，进而形成上帝。这是宗教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也是宗教逐渐异化的过程。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创造了自己的上帝”，而人却将上帝作为自己的主宰而进行崇拜，这正是宗教异化的表现。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的历史是宗教异化的历史，所以阿尔都塞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提出：“历史是理性在非理性中的异化和产生，是真正的人在异化的人中的异化和产生”。[1]（p221）但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核心问题是他的“利己主义”思想，费尔巴哈是根据“利己主义”的原则強调在人应该终于自己的“人本主义原则”，顺应历史而不善于说明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所以费尔巴哈提出以人性为基础、以人民互爱基础的道德。这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费尔巴哈修改了人的概念，人先作为“共同体”，形成具体的“主体间本位、爱情、博爱、‘类存在’”[1]（p221）之后才能理解历史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相矛盾的。但是，费尔巴哈所强调的人的“类”是“人作为跟其他的人群相同的各种生理学特征而跟自然界对立”。[2]（p23）而“互爱”、“爱情”等内容则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以人性为基础、以人民互爱为基础的道德”。[2]（p388）费尔巴哈没有像阿尔都塞所想象的那样去修改人的概念，进而理解历史关系，而是在他的“利己主义”的基础上就已经实现了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虽然如阿尔都塞所说，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用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总体逻辑问题对世界进行思考。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和实践问题，不仅对宗教进行批判，还对政治、哲学和实践进行批判，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因而，此时的马克思已不再局限于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内容，而是对其进行了超越。
阿尔都塞“断裂论”的理论依据就在于在断裂前的马克思是受费尔巴哈总问题影响的马克思，断裂后的马克思实现了与费尔巴哈的决裂，成为了科学的马克思。但是通过对费尔巴哈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对比可以看出，阿尔都塞的断裂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这一方面是由于阿尔都塞对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忽视，另一方面在于阿尔都塞对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思想没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这些都最终导致了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思想的局限性。因而，尽管“认识论断裂”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马克思的新的途径，但是其在断裂问题的设置上的局限性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读的。
参考文献：
[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关 键 词】阿尔都塞 马克思 费尔巴哈 断裂论
一、“断裂论”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
“认识论断裂”思想是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分成了四个主要的阶段：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断裂时的著作、成长时期的著作和成熟时期的著作四个具体阶段。阿尔都塞认为，断裂时期的马克思著作即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正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分水岭：在1945年以前的马克思是一个处于“意识形态”阶段的马克思；1945年以后，马克思成为了科学的马克思。阿尔都塞之所以认定1845年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水岭的原因就在于随着《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产生了重大的转变。阿尔都塞对于认识论断裂问题的提出，也正是在他阅读费尔巴哈著作的基础上，通过对1839至1845年马克思思想的研读中提出的。
在“意识形态”阶段的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将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分为了两个小的阶段：为《莱茵报》撰文的理性自由主义的阶段（1842年以前）和1842年到1845年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阿尔都塞认为，在第一个阶段的著作中马克思思想的总问题是一个康德和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而第二个阶段的著作正式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的基础之上的。阿尔都塞对于费尔巴哈的分析与评价，也正是在第二个阶段中体现出来的。
首先，阿尔都塞肯定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思想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意义。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中指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指出了在非理性中存在着理性的异化，而在理性的异化中又存在着人的实现，即人的历史”。[1]（p220-221）阿尔都塞从费尔巴哈的“人的類本质”入手，来解读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费尔巴哈在他“异化的人道主义”中体现的内容是将“人类本质的异化作为实现人类本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把非理性（国家的不合理现实）作为实现理性（国家的观念）的必要环节”。[1]（p221）阿尔都塞认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正是打破了康德和费希特思想中人的本质只有依靠“自由和理性”才能被理解的束缚，认为人首先是在“共同体”中实现了人的“类本质”，进而才能是“自由和理性”的。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宣扬人的哲学，认为“人的本根就是人本身”。由于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是理性在非理性中的异化和产生，是真正的人在异化的人中的异化和产生”[1]（p221），因此人是在异化中实现自己的本质的，在实践中实现人的本质。因此，阿尔都塞拓展了政治的意义，认为政治已不再是“简单地从事理论批判”，也不再是去“树立理性”，而是要通过人的实践去回复人的本质。因此，阿尔都塞指出革命不仅仅是将国家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更是要将人的本质从异化中解放出来，革命就是“对异化所固有的逻辑的逻辑”[1]（p222）。通过分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四个批判和对无产阶级地位与作用的描述，阿尔都塞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和哲学也是在人的本质中结成革命联盟的”。[1]（p222）而马克思的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在阿尔都塞看来都是在费尔巴哈“共同体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因此，阿尔都塞肯定了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其次，阿尔都塞认为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产生的影响，使得马克思没有对黑格尔做出正确的批判。阿尔都塞指出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的批判是“十分不够的”，甚至是“不确切的”，这主要在于青年马克思是从费尔巴哈的观点出发来对黑格尔进行的批判。阿尔都塞在《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一文中指出，费尔巴哈的思想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马克思在1839年至1845年间的著作中大量采用了费尔巴哈的相关语言，他的许多著名的说法都是“直接受到费尔巴哈的歧视或者直接从他那里借用来的”。[1]（p29）其次，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单个概念的借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被马克思所运用。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两三年中“却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将自己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完全等同了起来”。[1]（p30）在阿尔都塞看来，费尔巴哈是一位“理想”哲学家，是“感觉论唯物主义和伦理历史唯心主义的综合”，[1]（p18）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全面的，他“‘推倒’了黑格尔大厦的主题，但依然保留了这一大厦的基础和结构，即黑格尔的理论前提”。[1]（p321）因此，阿尔都塞认为这一时期由于费尔巴哈的影响，导致了此时的马克思还处于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
因此，阿尔都塞将1845年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原因就在于在1945年马克思所发表的著作中，马克思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了“清算”，远离了费尔巴哈。如果说在断裂以前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自己的名义重复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那么在断裂以后的马克思则真正从科学的角度实现了对黑格尔的批判。因此可以看出，在阿尔都塞看来，1942年至1945年的三年时间内，马克思实际上是一个“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在马克思青年时期是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的时期。
二、对“断裂论”关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关系批判
尽管阿尔都塞否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已经得到普遍认知的“黑格尔派的阶段”，并强调在1842至1845年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上的影响，但是他对这一短时期内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真正理解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思想。 阿尔都塞并没能真正理解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及其哲学论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建立在他对宗教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是他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宗教的秘密和真理在人本学中”。[2]（p30）费尔巴哈人本学方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阐明宗教的人本学本质，一方面把“上帝的全宇宙的、超自然的、超人的本质降低到人的人本学本质”，另一方面把“神学降低到人本学的水平”。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强调的是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费尔巴哈在对宗教批判时指出，在人自身与自然相依的过程中，人将自然神化，进而形成上帝；在人自身与自然相区别，人逐渐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时，人将国王神化，进而形成上帝。这是宗教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也是宗教逐渐异化的过程。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创造了自己的上帝”，而人却将上帝作为自己的主宰而进行崇拜，这正是宗教异化的表现。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的历史是宗教异化的历史，所以阿尔都塞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提出：“历史是理性在非理性中的异化和产生，是真正的人在异化的人中的异化和产生”。[1]（p221）但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核心问题是他的“利己主义”思想，费尔巴哈是根据“利己主义”的原则強调在人应该终于自己的“人本主义原则”，顺应历史而不善于说明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所以费尔巴哈提出以人性为基础、以人民互爱基础的道德。这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费尔巴哈修改了人的概念，人先作为“共同体”，形成具体的“主体间本位、爱情、博爱、‘类存在’”[1]（p221）之后才能理解历史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相矛盾的。但是，费尔巴哈所强调的人的“类”是“人作为跟其他的人群相同的各种生理学特征而跟自然界对立”。[2]（p23）而“互爱”、“爱情”等内容则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以人性为基础、以人民互爱为基础的道德”。[2]（p388）费尔巴哈没有像阿尔都塞所想象的那样去修改人的概念，进而理解历史关系，而是在他的“利己主义”的基础上就已经实现了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虽然如阿尔都塞所说，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用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总体逻辑问题对世界进行思考。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和实践问题，不仅对宗教进行批判，还对政治、哲学和实践进行批判，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因而，此时的马克思已不再局限于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内容，而是对其进行了超越。
阿尔都塞“断裂论”的理论依据就在于在断裂前的马克思是受费尔巴哈总问题影响的马克思，断裂后的马克思实现了与费尔巴哈的决裂，成为了科学的马克思。但是通过对费尔巴哈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对比可以看出，阿尔都塞的断裂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这一方面是由于阿尔都塞对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忽视，另一方面在于阿尔都塞对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思想没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这些都最终导致了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思想的局限性。因而，尽管“认识论断裂”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马克思的新的途径，但是其在断裂问题的设置上的局限性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读的。
参考文献：
[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