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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关 键 词】人性 制度 专制 民主
一、辩证地理解人性与制度
人类基于某些目标追求来设计制度，制度又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我们不能抹去制度中的人为性，更不能简单解释制度与人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人性”是关于人自身最深层次的问题，是人意識到自己与其他生命体特别是动物的不同时，而做出的区别解释。
（一）人性及人性观
哲学是其它众多学科的始祖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从人性出发去探寻问题成为其他学科采用的一种传统或者说是方法，从人性的视角审视制度也就成为必然之势。
“人性”是人对自身追问中的一个始源性和本然性的问题，其在哲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问题的解释和推演都绕不开它。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性有多种认识，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制度设想。人性善说产生人治、仁政，或者称“以德治国”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确定无疑，进而他提出了“四端”说。基于这样的前提，孔孟的德治思想就有了理论的依托，于是就有了人性与国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形成。人性恶观点影响到法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种思想在中西方表现都非常明显，中国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典型代表，西方以基督教的“原罪说”为典型。荀子全力论证人性是“恶”的思想，而且以人性为“恶”建构了自己的全部学说。尽管荀子的出发点与孔孟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要寻求“善”的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荀子提出了“尽伦尽制”和“隆礼重法”的圣人治理国家的模式。综合来看，人性是“人在现实生活和活动中所具有的属性，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全部类特性，它包含着人的本质，是人的各种特性、本性和属性的总和”，较为准确令人信服。
（二）制度及制度设计
制度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制定的，用于调节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准则。制度与人性关系密切正如休谟所说，任何学科不管它看起来与人性离得多远，终究都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性上来，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人性有关。
在探寻制度起源和形成原因时，人性成为许多思想家分析的切入口，截取人性中不同的层面：本能倾向、理性、利己或贪欲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决定不同政治制度产生的是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这里“习惯的倾向”指的是人性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谁占主导地位。在他看来理性作为一种判断力能够支配、控制和协调人类行为，为我们提供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由完善人性，即理性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家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是最美好的制度。
二、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基石
政治思想家和制度设计者受个人人性观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对人性的把握和认识作为论述政治态度、构建自己理想社会制度的基础，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人性与制度的某种关联。
（一）人性恶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
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认为，专制制度反映了人性恶。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历史现实来看，荀子人性恶最能解释史实。
1.兽性与恶性
“恶性”体现出人与禽兽无异的“人之兽性”。在孟子看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弃之，君子存之”（《荀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相差甚少，但人是理智的，君子与庶民最大的区别在于君子有“仁义礼智信”的修为境界。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也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人的兽性或人本动物的论断，指明人这种为了生存的原始本能。
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是人生来如此的特性，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天性。人的生理欲求部分地与动物相同，感官欲求是人性中最基本的部分，荀子肯定它有着积极的现实作用，强调“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以生之所以然者为性，认为性不需学习，不需努力，生而具有，人所本有的生理欲求即为性。人性如果不能以仁义法度来加以引导规范，而任其发展，必定导致争夺淫乱偏邪等之恶。
2.专制凸显恶性
专制制度反映了人性之恶，而兽性是人恶性的最直接体现，简单说来就在于人类欲望的三种存在形式：个人生命危机感以求活下来的生存欲；与动物无异繁衍后代的生理情欲；爱财贪物渴望掌控所有权力的支配欲。中国古代君王至高无上，制度都围绕君王个人的利益需求来设计。在生存欲方面，君王的生存是他人、整个社会存亡的先决条件。君王情欲无与伦比，毫不遮掩地表现原始本能。专门服务君王的三宫六院制，扭曲人性的太监无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此性垄断在制度框架内为君王提供贪色纵欲的专享空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对物对人的支配是绝对和不可超越的，专制下的君王举天下而私之，亦称“家天下”。
荀子直视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设想通过礼治的化性起伪的内修以达到天下治之的理想目标，实际上主要还是通过对君王以外的其他人进行人性改造，以适宜君王专制的需求，专制下的君王兽性欲望压倒了理性和德性，权力本身又不受限制从而为君王提供了释放欲望的空间。 （二）全面人性觀与美国现代民主制度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合称“普布利乌斯”）为独立后的美国设计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好蓝图，既论及人类理性和正义感的伟大又深入披露人类情感冲动的劣根性，引导人们正视人性的光辉和阴暗。
1.正视人性
我们不能无视人类理性和正义感的存在，所以一定程度上自由政府才有实现的依据。同样，人类的利己行为和短视目光需要自由政府来节制和劝道。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普布利乌斯的人性解读体现在对人性阴暗和理性两个部分的洞察。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理性自私的，但实际如此，还是“应该如此”，政治学有不同的判断，普布利乌斯的意见是，人自私不假，却未必理性；人在本质上是激情与情欲的动物。人只有在受到环境的压力和制度的约束下才会变得理性起来。“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人的利益必然是与当地的法定权利相联系。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汉密尔顿看来，民众统治也是不可信赖的，但人民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他们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
2.民主与全面人性
美国宪法所设计的政府结构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它既要防范人性固有的弱点和缺陷，以避免人类政治社会经常发生的强人专政的危险，又要限制某种压倒优势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操纵，以避免多数暴政对个人自由的摧残。汉密尔顿指出：“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普布利乌斯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人类要追求幸福，所以政府要明确其善的目标。为了与其任务相称，人民必须授予政府以必要的权力，同时又要在授权的同时对其权力加以适当的控制和约束，政府应当是有限的，有限政府既符合要对人性中非理性加以的限制，又充分体现了制度必须能为人性中善良的追求保驾护航。
三、制度的“人性”评价
我们对制度进行价值评价时，不能脱离人性的考虑。要在合理的范围和度上对人性与制度之间的联系进行正确的梳理，那么这些分析具有科学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看待问题的新颖视角。
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时，认为“私有财产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要比对许多人或所有人拥有的东西，照看得好得多；是因为人们为自己干活要比为别人干活卖劲得多；是因为如果财产划分清楚，就不会为如何使用公共财物而争吵，就会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道出了一个极为智慧的观点，那就是制度只有是顺乎人性的产物，它才是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的主线思想就人性观方面来说，正从为符合一个人、一个家族或少数人的人性要求，而剥夺和牺牲社会其他大多数人的自我需求，逐步发展到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的人性释放新的转变。各阶段的政治制度设计不仅脱离不了当时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水准，制度本身也从现实的基础上保障、维系和印证了这些人性观点，一定的制度从理论设计走向实际操作层面后，也就把人们对于人性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渐渐拉近。
参考文献：
[1]夏超男.浅析荀子之人性论[J].咸宁学院学报，2010（9）.
[2]梁啓雄.荀子简释[M].中华书局，1983.
[3]邵龙宝.中西人性观：历史的嬗变与比较[J].思想战线，2010（5）.
[4]赵荷花.人性论的反思与重构——五性说[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6）.
【关 键 词】人性 制度 专制 民主
一、辩证地理解人性与制度
人类基于某些目标追求来设计制度，制度又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我们不能抹去制度中的人为性，更不能简单解释制度与人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人性”是关于人自身最深层次的问题，是人意識到自己与其他生命体特别是动物的不同时，而做出的区别解释。
（一）人性及人性观
哲学是其它众多学科的始祖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从人性出发去探寻问题成为其他学科采用的一种传统或者说是方法，从人性的视角审视制度也就成为必然之势。
“人性”是人对自身追问中的一个始源性和本然性的问题，其在哲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问题的解释和推演都绕不开它。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性有多种认识，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制度设想。人性善说产生人治、仁政，或者称“以德治国”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确定无疑，进而他提出了“四端”说。基于这样的前提，孔孟的德治思想就有了理论的依托，于是就有了人性与国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形成。人性恶观点影响到法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种思想在中西方表现都非常明显，中国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典型代表，西方以基督教的“原罪说”为典型。荀子全力论证人性是“恶”的思想，而且以人性为“恶”建构了自己的全部学说。尽管荀子的出发点与孔孟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要寻求“善”的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荀子提出了“尽伦尽制”和“隆礼重法”的圣人治理国家的模式。综合来看，人性是“人在现实生活和活动中所具有的属性，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全部类特性，它包含着人的本质，是人的各种特性、本性和属性的总和”，较为准确令人信服。
（二）制度及制度设计
制度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制定的，用于调节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准则。制度与人性关系密切正如休谟所说，任何学科不管它看起来与人性离得多远，终究都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性上来，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人性有关。
在探寻制度起源和形成原因时，人性成为许多思想家分析的切入口，截取人性中不同的层面：本能倾向、理性、利己或贪欲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决定不同政治制度产生的是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这里“习惯的倾向”指的是人性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谁占主导地位。在他看来理性作为一种判断力能够支配、控制和协调人类行为，为我们提供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由完善人性，即理性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家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是最美好的制度。
二、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基石
政治思想家和制度设计者受个人人性观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对人性的把握和认识作为论述政治态度、构建自己理想社会制度的基础，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人性与制度的某种关联。
（一）人性恶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
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认为，专制制度反映了人性恶。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历史现实来看，荀子人性恶最能解释史实。
1.兽性与恶性
“恶性”体现出人与禽兽无异的“人之兽性”。在孟子看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弃之，君子存之”（《荀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相差甚少，但人是理智的，君子与庶民最大的区别在于君子有“仁义礼智信”的修为境界。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也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人的兽性或人本动物的论断，指明人这种为了生存的原始本能。
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是人生来如此的特性，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天性。人的生理欲求部分地与动物相同，感官欲求是人性中最基本的部分，荀子肯定它有着积极的现实作用，强调“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以生之所以然者为性，认为性不需学习，不需努力，生而具有，人所本有的生理欲求即为性。人性如果不能以仁义法度来加以引导规范，而任其发展，必定导致争夺淫乱偏邪等之恶。
2.专制凸显恶性
专制制度反映了人性之恶，而兽性是人恶性的最直接体现，简单说来就在于人类欲望的三种存在形式：个人生命危机感以求活下来的生存欲；与动物无异繁衍后代的生理情欲；爱财贪物渴望掌控所有权力的支配欲。中国古代君王至高无上，制度都围绕君王个人的利益需求来设计。在生存欲方面，君王的生存是他人、整个社会存亡的先决条件。君王情欲无与伦比，毫不遮掩地表现原始本能。专门服务君王的三宫六院制，扭曲人性的太监无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此性垄断在制度框架内为君王提供贪色纵欲的专享空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对物对人的支配是绝对和不可超越的，专制下的君王举天下而私之，亦称“家天下”。
荀子直视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设想通过礼治的化性起伪的内修以达到天下治之的理想目标，实际上主要还是通过对君王以外的其他人进行人性改造，以适宜君王专制的需求，专制下的君王兽性欲望压倒了理性和德性，权力本身又不受限制从而为君王提供了释放欲望的空间。 （二）全面人性觀与美国现代民主制度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合称“普布利乌斯”）为独立后的美国设计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好蓝图，既论及人类理性和正义感的伟大又深入披露人类情感冲动的劣根性，引导人们正视人性的光辉和阴暗。
1.正视人性
我们不能无视人类理性和正义感的存在，所以一定程度上自由政府才有实现的依据。同样，人类的利己行为和短视目光需要自由政府来节制和劝道。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普布利乌斯的人性解读体现在对人性阴暗和理性两个部分的洞察。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理性自私的，但实际如此，还是“应该如此”，政治学有不同的判断，普布利乌斯的意见是，人自私不假，却未必理性；人在本质上是激情与情欲的动物。人只有在受到环境的压力和制度的约束下才会变得理性起来。“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人的利益必然是与当地的法定权利相联系。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汉密尔顿看来，民众统治也是不可信赖的，但人民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他们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
2.民主与全面人性
美国宪法所设计的政府结构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它既要防范人性固有的弱点和缺陷，以避免人类政治社会经常发生的强人专政的危险，又要限制某种压倒优势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操纵，以避免多数暴政对个人自由的摧残。汉密尔顿指出：“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普布利乌斯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人类要追求幸福，所以政府要明确其善的目标。为了与其任务相称，人民必须授予政府以必要的权力，同时又要在授权的同时对其权力加以适当的控制和约束，政府应当是有限的，有限政府既符合要对人性中非理性加以的限制，又充分体现了制度必须能为人性中善良的追求保驾护航。
三、制度的“人性”评价
我们对制度进行价值评价时，不能脱离人性的考虑。要在合理的范围和度上对人性与制度之间的联系进行正确的梳理，那么这些分析具有科学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看待问题的新颖视角。
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时，认为“私有财产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要比对许多人或所有人拥有的东西，照看得好得多；是因为人们为自己干活要比为别人干活卖劲得多；是因为如果财产划分清楚，就不会为如何使用公共财物而争吵，就会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道出了一个极为智慧的观点，那就是制度只有是顺乎人性的产物，它才是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的主线思想就人性观方面来说，正从为符合一个人、一个家族或少数人的人性要求，而剥夺和牺牲社会其他大多数人的自我需求，逐步发展到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的人性释放新的转变。各阶段的政治制度设计不仅脱离不了当时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水准，制度本身也从现实的基础上保障、维系和印证了这些人性观点，一定的制度从理论设计走向实际操作层面后，也就把人们对于人性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渐渐拉近。
参考文献：
[1]夏超男.浅析荀子之人性论[J].咸宁学院学报，2010（9）.
[2]梁啓雄.荀子简释[M].中华书局，1983.
[3]邵龙宝.中西人性观：历史的嬗变与比较[J].思想战线，2010（5）.
[4]赵荷花.人性论的反思与重构——五性说[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