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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汉学家戴仁柱所著，刘广丰翻译而成的《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是关于后唐研究的一部新作。全书约25万字，除绪论、尾声外，共分为六章，并有附录三个。该书在结构上采取年代与话题相搭配的形式，除以年代为基础梳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政治成果外，又以专题的形式探讨明宗统治时期的政治文化和内忧外患。作者不仅在写作形式上有所创新，同时致力于从基本史实出发，独具慧眼地关注到沙陀给后世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为这一断代史研究提供全新视角，有力推动了五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后唐;李嗣源;评介
中图分类号：K2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5-0023-04
美国汉学家戴仁柱所著，刘广丰翻译而成的《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于202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从基本史实出发，解读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政治成果。与以往同类作品主要强调汉族政治文化对沙陀的影响有所不同的是，该书更关注沙陀给后世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笔者学识浅陋，尝试发表一些阅读本书后的心得体会。
一、内容介绍
《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一书，是在作者原作英文版的基础上翻译而来，同时译者对于原作中的一些细节和错误都重新进行考证修订。作者在结构上采取年代与话题相搭配，除以年代为基础梳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政治成果外，另以专题的形式探讨明宗统治时期的政治文化和内忧外患。全书约25万余字，除绪论、尾声外，共分为六章，并有附录三个，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紹明宗的成长背景与王者之路。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年代为基础，强调明宗统治的八年里政治演变的过程。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采用话题式结构，分别描述了明宗统治期间的政治文化和内忧外患。第四部分即附录。
第一部分，依次介绍李嗣源的成长经历，沙陀人的发展历程，与李嗣源关系密切的女性、兄弟子嗣和大臣以及明宗即位前的主要经历等问题。
在第一章中，作者分别介绍李嗣源的成长背景、后宫女性、兄弟子嗣以及重要大臣等。李嗣源是沙陀人，父亲是沙陀军中的一名将领，13岁时双亲去世成为孤儿。之后，李嗣源就一直追随李国昌和李克用。8世纪伴随着东突厥的衰落，沙陀逐渐崛起。唐朝时，逐渐成为朝廷的雇佣兵，不断南迁。从李克用开始，沙陀人的活动基地以晋阳为中心。同时作者分别介绍了李嗣源生命中比较重要的几位女性，与李嗣源关系密切的兄弟子嗣以及明宗统治期间几位重要的文武大臣，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李嗣源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章中作者主要介绍李嗣源即位之前的主要经历，包括参加的几次重大战役以及被叛军拥护和庄宗驾崩后监国期间采取的一些措施等。魏博兵变后，庄宗在大臣施压下不得已派李嗣源平叛，但派去平叛的军队发生兵变，逼迫李嗣源称帝。之后，李嗣源在身边几位亲信的拥护下，攻陷开封。不久庄宗身边的郭从谦发动“兴教门之变”，皇帝在兵变中驾崩。李嗣源在皇帝驾崩两天后到达洛阳，不久开始以监国的名义发号指令。之后顺利完成新旧两朝过渡，依旧保留原来的国号，改元“天成”。
第二部分，以年代为基础，介绍明宗统治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等问题。
在第三章中，作者主要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天成年间明宗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明宗首先对人事进行变动，拜任圜和郑珏为相。之后又重新任命了20多名军官分别到各地担任节度使，以减少军权世袭的现象，并且开始重用文臣。929年，又宣布将庄宗命名的邺都恢复其本名魏州。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几次叛乱，如芦台兵变、朱守殷叛乱和王都谋反，最后都被顺利平定。通过明宗在这一时期颁布的一些诏令和举措，也可以窥得明宗的一些政治思想和理念。例如，天成二年，明宗颁布了一条诏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不可一日不修，忠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则上下顺，一途废则出入差，须振纲维，以严规矩。”[1]由此可以看出明宗将儒家礼仪和道德相结合。天成三年时，明宗辍朝两次，以纪念刚刚去世不久的两位大臣。其中一位是国子祭酒朱守素，另一位是节度使袁建丰。这一举措体现出军人在地方和中央事务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另一方面也表明朝廷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
第四章主要介绍明宗在长兴年间的政治措施以及重大事件。930年，明宗宣布将年号从“天成”改为“长兴”。之后，在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下令“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诸道不得奏荐。”[2]重新把地方官员任命权回归中央。这一时期与党项发生两次冲突事件。第一次是932年朝廷主动出兵讨伐党项。第二次发生在933年4月，党项族首领李仁福去世后，他的儿子李彝超拒绝到延州任命，并联合其他酋长，袭击延州，在对战中双方出现对峙僵局。7月末，明宗下令唐军退出夏州。最后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明宗的儿子李从荣谋反，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但此事对明宗打击很大，不久明宗驾崩。
第三部分，采用话题式结构，介绍明宗统治时期的政治文化和内忧外患。
在第五章中，作者主要从管理官员、法律与秩序、整饬吏治、史书修撰、文化、教育与考试、财政与科技等方面介绍明宗统治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措施，体现出明宗在统治期间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和统治理念等。
作者在第六章中介绍了明宗统治期间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内忧指的是两川之叛。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攻陷原属朝廷控制的利州与阆州，朝廷派兵进行镇压，不久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叛变，两大节度使正式结成联盟。朝廷军队在两川连番受挫，明宗开始寻求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此时两位节度使的矛盾也凸显出来。932年，双方正式决裂，不久董璋兵败被部下杀死，两川地区尽归孟知祥。之后明宗采取怀柔政策，与孟知祥维持了良好关系。外患指后唐时所处北方强邻和南方小国。北方强邻重点描述了后唐与契丹、党项和吐浑之间的关系。南方小国既包括与后唐有朝贡关系的楚、闽、南平、吴越，又包含两个独立帝国——吴和南汉。作者对后唐与这几个小国之间的关系都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第四部分，即附录1、附录2和附录3，分别对明宗朝进士录取人数、明宗统治时期大事年表以及李嗣源主要家庭成员世系表进行梳理，便于学界参照。
二、学术创新及学术贡献
《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一书，在写作手法、研究思路上多有创新之处，对于五代史研究中的某些具体问题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采用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使得历史更加有趣生动，同时从史实出发，做到有据可依。传记是帮助人们全面认识、深入了解历史的一种生动形式，作者采用这种人物传记的写作方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也使历史舞台中的表演者更具人性。书中作者通过描写一些人物细节，使得所刻画出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亲切。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明宗和枢密使范延光曾经有一段对话，明宗问范延光整个后唐王朝所掌握的马匹数量，范延光以“三万五千匹”[3]对之，明宗叹道：“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吾老矣，马将奈何！”[4]对此，范延光向明宗建议减少骑兵以节约资源武装更多的步兵，明宗却感慨道：“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5]作者善于把握历史细节，刻画出一个关心百姓、忧国忧民的皇帝形象。此外，作者还将视野放在皇族女性成员身上，关注后宫女性对历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这也是学界通常会忽视的部分。把关注点放在与李嗣源紧密相关的文武官僚集团和亲属身上，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李嗣源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所做出的种种决策。
尽管是一本人物传记，但作者依然致力于从基本史实出发，努力做到每句话都能有史料可依。作者于2004年在美国出版历十年之功的《新五代史》英译版，之后又继续在台湾从事五代史研究。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史学功底深厚，这不仅仅是一本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的人物传记，更具严谨性，体现出这本著作的学术性。
第二，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借鉴史景迁先生的话题式结构，采用年代与话题相搭配的研究方法。本书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类作品，在采用编年结构系统把握人物生平的基础上，在第五、六章中采用话题式结构，突破时间桎梏，以专题的形式對明宗统治期间的政治文化、内忧外患进行系统梳理，更有利于挖掘历史细节，使得塑造的明宗形象也更加丰满。
第三，视角独特，关注沙陀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学界通常把沙陀的消失归因于他们统治以及后来居住在中原时所受到的文化同化，强调中原对沙陀的影响，而作者在本书中则是集中关注沙陀人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首先在继承模式上，作者指出，宋朝建立者赵匡胤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正确认识到子嗣无法担当大任，选择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正是参考了五代后唐明宗和后周世宗的即位。把合理性放在合法性之前，这正是沙陀对宋代早期政治文化影响的反映。
沙陀人的政治遗产还体现在关于首都迁移问题上。沙陀用了一个多世纪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游牧部落登上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但在一个世纪之后就消失融入其他民族，作者认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被其他民族如契丹等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与他们多次迁徙有关。沙陀人多次迁徙居住地，从最初的天山南北地区迁到河东地区的北部，后来迁到陕西北部盐州，最后又迁到河东地区北部。923年征服北中国后，又从太原迁到洛阳。这个决策有利于国家统治者深入把握了解核心地带国情，但也使得他们渐渐忘记自己的传统和习俗，沙陀对长城以北地区防御不断减弱，最终导致沙陀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几个世纪以后，蒙古族人和满族人都选择保留两个首都，就让他们在京城北京统治整个中央王朝的同时，也保持自己在家乡有足够的影响力。这正是吸取沙陀人的经验教训，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当他们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之后，还可以退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这也是沙陀人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
第四，看待问题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想法。五代通常被认为是混乱且倒退的时代，但作者却肯定了这一时代的一些正面变化，认为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体现出作者看待问题角度的独特性。书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天成四年时，宰相冯道称赞明宗“今陛下恭修俭德，留心治道，民无徭役，故相与言曰：尧年舜日，不过人安俗阜尔。”[6]通常人们都会鞭挞冯道阿谀奉承，作者却更倾向于关注上述话语的积极作用，认为冯道一直致力于调整皇帝的道德指针，以达到推进社会发展，改善民众生活的目的。
关于芦台兵变的原因，史料中说法不一，作者赞成《旧五代史·明宗纪》中的说法，认为兵乱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于魏州军队。朱守殷叛乱事件，所有材料都抨击当时的军事顾问，因为他们高调宣传皇帝出行，而此次出行的目的不是常规巡幸，而是秘密执行国防任务。但作者对这一说法并不赞同，因为所有材料都指出明宗对此次事件一无所知，证据还出现在开封居民免税的诏令上：“近者言幸浚郊，暂离洛邑，盖逢岁稔，共乐时康。不谓奸臣，遽彰逆状，为厉之阶既甚，覆宗之祸自贻。”[7]之后，明宗任命李从荣镇守邺都，石敬塘主持开封，共同防御各个陪都，都可作为佐证。
王赓武先生在《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一书中提出，庄宗在控制地方军事势力方面政策更为积极，明宗在信中也表明认同这种政策，并成为他统治前期的统治精神。但在930年，征讨孟知祥失败之后，就完全抛弃了这种政策[8]。因而王赓武先生得出结论，五代中央集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在910至920年代有所推进，但在930至940年代又大幅倒退，在950至960年代才又重新出现，并最终为宋朝平定地方势力奠定基础。而明宗作为这一时期统治时间第二长的皇帝，政策却是背道而驰[9]。然而作者戴仁柱得出了不同结论，认为明宗虽然表面上就地方军事势力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让步，但并没有在原则上退让。在明宗统治后期，朝廷与四川等敏感地带的节度使达成妥协，但核心地带的地方军事势力远远不能威胁洛阳朝廷。930年之后基本没有军事叛变正能说明问题。在统治后期，明宗关注点开始转向政府建设，从“肥马”“瘠民”论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三、相关延展性评论
首先，结构安排不甚合理。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把核心集团囊括其中，笔者认为如此安排并不妥当。核心集团人物众多，对于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的初次阅读的读者来说，阅读较为困难，无法将人物与事迹对号入座，若能将之安排在三、四章之后，使读者具备初步印象再去阅读，会更为合适。并且作者专题分类不当，有些混乱。作者在第五、六章采取话题式结构，第五章标题为政治文化，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而且各个部分之间没有联系，显得有些突兀生硬。作者本意想把各个方面都包含进来，但所选取的例子又不具备典型性，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同樣由于结构问题，导致书中有很多内容出现重复，这与作者没有合理安排结构有关。
其次，内容较为散乱。本书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内容过于散乱，不够紧凑。以第二章为例，“冉冉上升”中作者本意是介绍明宗李嗣源即位前参加的几场重要战役，却对庄宗朝部分如郭崇韬等着墨颇多。而这些内容本应作为背景补充即可，但由于作者描写篇幅过长，就会导致旁支横出，主线不够突出明显，读者阅读起来也会感觉有些混乱。另外，书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子”混乱。作者没有按照通常的子嗣先后顺序排序称呼，而是以在生说论，因而文中会多次出现不同的“长子”，导致读者阅读较为困难，作者若能采取通常的子嗣排序称呼，会更易于读者阅读理解。
再次，学术性不强。作者见解独到，对很多问题都提出了与学界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遗憾的是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者只是简单提出，没有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作者在自序中就将这本传记以学术性标榜，但本书中很多问题都没有深入研究，也未能简单介绍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只是一本浅显的通俗读物。比如明宗在征讨孟知祥失败之后，抛弃之前的强硬政策，默认节度使的任命权，对于这一问题作者没有进行再深层次的探讨，其中也有部分局限于文体的原因。
同时，主观意识强烈。书中在涉及到长兴四年后唐与党项族人的战争时，7月末明宗突然下令让唐军退出夏州，作者从情感出发，认为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是明宗从情感上欣赏弱者抵抗强军的意志，但明宗作出这一举动原因不限于此，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明宗当时的战略战术、治国方略等都有关联，作者这里过于主观感性，没有做到客观叙述历史。
最后，翻译痕迹明显。本书作为一本译著，在阅读时可以明显感觉到翻译痕迹过重，在语言表达上有所欠缺，未能很好地做到语言流畅优美，进而对阅读感受有所影响，与原文相较应逊色不少。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表达含义，这也是本书的不足之一。
总之，《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一书，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同时，又严格以史料为基础，从基本史实出发，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但遗憾的是，或是限于文体，本书的学术性较为薄弱，非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具有通俗性和趣味性，这有利于更多人将关注点转移到五代史研究上来，以期推动学界对这段历史有着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08·朝会第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76.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7·后唐纪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6.9043.
〔3〕〔4〕〔5〕[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1·范延光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651.
〔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314·谋猷第四[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3555.
〔7〕[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38·明宗本纪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5.603.
〔8〕〔9〕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M].上海：中西书局，2014.170，180-181.
（责任编辑 曹彩霞）
关键词：后唐;李嗣源;评介
中图分类号：K2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5-0023-04
美国汉学家戴仁柱所著，刘广丰翻译而成的《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于202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从基本史实出发，解读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政治成果。与以往同类作品主要强调汉族政治文化对沙陀的影响有所不同的是，该书更关注沙陀给后世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笔者学识浅陋，尝试发表一些阅读本书后的心得体会。
一、内容介绍
《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一书，是在作者原作英文版的基础上翻译而来，同时译者对于原作中的一些细节和错误都重新进行考证修订。作者在结构上采取年代与话题相搭配，除以年代为基础梳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政治成果外，另以专题的形式探讨明宗统治时期的政治文化和内忧外患。全书约25万余字，除绪论、尾声外，共分为六章，并有附录三个，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紹明宗的成长背景与王者之路。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年代为基础，强调明宗统治的八年里政治演变的过程。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采用话题式结构，分别描述了明宗统治期间的政治文化和内忧外患。第四部分即附录。
第一部分，依次介绍李嗣源的成长经历，沙陀人的发展历程，与李嗣源关系密切的女性、兄弟子嗣和大臣以及明宗即位前的主要经历等问题。
在第一章中，作者分别介绍李嗣源的成长背景、后宫女性、兄弟子嗣以及重要大臣等。李嗣源是沙陀人，父亲是沙陀军中的一名将领，13岁时双亲去世成为孤儿。之后，李嗣源就一直追随李国昌和李克用。8世纪伴随着东突厥的衰落，沙陀逐渐崛起。唐朝时，逐渐成为朝廷的雇佣兵，不断南迁。从李克用开始，沙陀人的活动基地以晋阳为中心。同时作者分别介绍了李嗣源生命中比较重要的几位女性，与李嗣源关系密切的兄弟子嗣以及明宗统治期间几位重要的文武大臣，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李嗣源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章中作者主要介绍李嗣源即位之前的主要经历，包括参加的几次重大战役以及被叛军拥护和庄宗驾崩后监国期间采取的一些措施等。魏博兵变后，庄宗在大臣施压下不得已派李嗣源平叛，但派去平叛的军队发生兵变，逼迫李嗣源称帝。之后，李嗣源在身边几位亲信的拥护下，攻陷开封。不久庄宗身边的郭从谦发动“兴教门之变”，皇帝在兵变中驾崩。李嗣源在皇帝驾崩两天后到达洛阳，不久开始以监国的名义发号指令。之后顺利完成新旧两朝过渡，依旧保留原来的国号，改元“天成”。
第二部分，以年代为基础，介绍明宗统治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等问题。
在第三章中，作者主要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天成年间明宗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明宗首先对人事进行变动，拜任圜和郑珏为相。之后又重新任命了20多名军官分别到各地担任节度使，以减少军权世袭的现象，并且开始重用文臣。929年，又宣布将庄宗命名的邺都恢复其本名魏州。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几次叛乱，如芦台兵变、朱守殷叛乱和王都谋反，最后都被顺利平定。通过明宗在这一时期颁布的一些诏令和举措，也可以窥得明宗的一些政治思想和理念。例如，天成二年，明宗颁布了一条诏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不可一日不修，忠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则上下顺，一途废则出入差，须振纲维，以严规矩。”[1]由此可以看出明宗将儒家礼仪和道德相结合。天成三年时，明宗辍朝两次，以纪念刚刚去世不久的两位大臣。其中一位是国子祭酒朱守素，另一位是节度使袁建丰。这一举措体现出军人在地方和中央事务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另一方面也表明朝廷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
第四章主要介绍明宗在长兴年间的政治措施以及重大事件。930年，明宗宣布将年号从“天成”改为“长兴”。之后，在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下令“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诸道不得奏荐。”[2]重新把地方官员任命权回归中央。这一时期与党项发生两次冲突事件。第一次是932年朝廷主动出兵讨伐党项。第二次发生在933年4月，党项族首领李仁福去世后，他的儿子李彝超拒绝到延州任命，并联合其他酋长，袭击延州，在对战中双方出现对峙僵局。7月末，明宗下令唐军退出夏州。最后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明宗的儿子李从荣谋反，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但此事对明宗打击很大，不久明宗驾崩。
第三部分，采用话题式结构，介绍明宗统治时期的政治文化和内忧外患。
在第五章中，作者主要从管理官员、法律与秩序、整饬吏治、史书修撰、文化、教育与考试、财政与科技等方面介绍明宗统治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措施，体现出明宗在统治期间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和统治理念等。
作者在第六章中介绍了明宗统治期间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内忧指的是两川之叛。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攻陷原属朝廷控制的利州与阆州，朝廷派兵进行镇压，不久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叛变，两大节度使正式结成联盟。朝廷军队在两川连番受挫，明宗开始寻求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此时两位节度使的矛盾也凸显出来。932年，双方正式决裂，不久董璋兵败被部下杀死，两川地区尽归孟知祥。之后明宗采取怀柔政策，与孟知祥维持了良好关系。外患指后唐时所处北方强邻和南方小国。北方强邻重点描述了后唐与契丹、党项和吐浑之间的关系。南方小国既包括与后唐有朝贡关系的楚、闽、南平、吴越，又包含两个独立帝国——吴和南汉。作者对后唐与这几个小国之间的关系都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第四部分，即附录1、附录2和附录3，分别对明宗朝进士录取人数、明宗统治时期大事年表以及李嗣源主要家庭成员世系表进行梳理，便于学界参照。
二、学术创新及学术贡献
《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一书，在写作手法、研究思路上多有创新之处，对于五代史研究中的某些具体问题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采用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使得历史更加有趣生动，同时从史实出发，做到有据可依。传记是帮助人们全面认识、深入了解历史的一种生动形式，作者采用这种人物传记的写作方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也使历史舞台中的表演者更具人性。书中作者通过描写一些人物细节，使得所刻画出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亲切。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明宗和枢密使范延光曾经有一段对话，明宗问范延光整个后唐王朝所掌握的马匹数量，范延光以“三万五千匹”[3]对之，明宗叹道：“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吾老矣，马将奈何！”[4]对此，范延光向明宗建议减少骑兵以节约资源武装更多的步兵，明宗却感慨道：“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5]作者善于把握历史细节，刻画出一个关心百姓、忧国忧民的皇帝形象。此外，作者还将视野放在皇族女性成员身上，关注后宫女性对历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这也是学界通常会忽视的部分。把关注点放在与李嗣源紧密相关的文武官僚集团和亲属身上，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李嗣源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所做出的种种决策。
尽管是一本人物传记，但作者依然致力于从基本史实出发，努力做到每句话都能有史料可依。作者于2004年在美国出版历十年之功的《新五代史》英译版，之后又继续在台湾从事五代史研究。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史学功底深厚，这不仅仅是一本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的人物传记，更具严谨性，体现出这本著作的学术性。
第二，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借鉴史景迁先生的话题式结构，采用年代与话题相搭配的研究方法。本书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类作品，在采用编年结构系统把握人物生平的基础上，在第五、六章中采用话题式结构，突破时间桎梏，以专题的形式對明宗统治期间的政治文化、内忧外患进行系统梳理，更有利于挖掘历史细节，使得塑造的明宗形象也更加丰满。
第三，视角独特，关注沙陀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学界通常把沙陀的消失归因于他们统治以及后来居住在中原时所受到的文化同化，强调中原对沙陀的影响，而作者在本书中则是集中关注沙陀人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首先在继承模式上，作者指出，宋朝建立者赵匡胤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正确认识到子嗣无法担当大任，选择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正是参考了五代后唐明宗和后周世宗的即位。把合理性放在合法性之前，这正是沙陀对宋代早期政治文化影响的反映。
沙陀人的政治遗产还体现在关于首都迁移问题上。沙陀用了一个多世纪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游牧部落登上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但在一个世纪之后就消失融入其他民族，作者认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被其他民族如契丹等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与他们多次迁徙有关。沙陀人多次迁徙居住地，从最初的天山南北地区迁到河东地区的北部，后来迁到陕西北部盐州，最后又迁到河东地区北部。923年征服北中国后，又从太原迁到洛阳。这个决策有利于国家统治者深入把握了解核心地带国情，但也使得他们渐渐忘记自己的传统和习俗，沙陀对长城以北地区防御不断减弱，最终导致沙陀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几个世纪以后，蒙古族人和满族人都选择保留两个首都，就让他们在京城北京统治整个中央王朝的同时，也保持自己在家乡有足够的影响力。这正是吸取沙陀人的经验教训，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当他们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之后，还可以退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这也是沙陀人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
第四，看待问题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想法。五代通常被认为是混乱且倒退的时代，但作者却肯定了这一时代的一些正面变化，认为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体现出作者看待问题角度的独特性。书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天成四年时，宰相冯道称赞明宗“今陛下恭修俭德，留心治道，民无徭役，故相与言曰：尧年舜日，不过人安俗阜尔。”[6]通常人们都会鞭挞冯道阿谀奉承，作者却更倾向于关注上述话语的积极作用，认为冯道一直致力于调整皇帝的道德指针，以达到推进社会发展，改善民众生活的目的。
关于芦台兵变的原因，史料中说法不一，作者赞成《旧五代史·明宗纪》中的说法，认为兵乱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于魏州军队。朱守殷叛乱事件，所有材料都抨击当时的军事顾问，因为他们高调宣传皇帝出行，而此次出行的目的不是常规巡幸，而是秘密执行国防任务。但作者对这一说法并不赞同，因为所有材料都指出明宗对此次事件一无所知，证据还出现在开封居民免税的诏令上：“近者言幸浚郊，暂离洛邑，盖逢岁稔，共乐时康。不谓奸臣，遽彰逆状，为厉之阶既甚，覆宗之祸自贻。”[7]之后，明宗任命李从荣镇守邺都，石敬塘主持开封，共同防御各个陪都，都可作为佐证。
王赓武先生在《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一书中提出，庄宗在控制地方军事势力方面政策更为积极，明宗在信中也表明认同这种政策，并成为他统治前期的统治精神。但在930年，征讨孟知祥失败之后，就完全抛弃了这种政策[8]。因而王赓武先生得出结论，五代中央集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在910至920年代有所推进，但在930至940年代又大幅倒退，在950至960年代才又重新出现，并最终为宋朝平定地方势力奠定基础。而明宗作为这一时期统治时间第二长的皇帝，政策却是背道而驰[9]。然而作者戴仁柱得出了不同结论，认为明宗虽然表面上就地方军事势力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让步，但并没有在原则上退让。在明宗统治后期，朝廷与四川等敏感地带的节度使达成妥协，但核心地带的地方军事势力远远不能威胁洛阳朝廷。930年之后基本没有军事叛变正能说明问题。在统治后期，明宗关注点开始转向政府建设，从“肥马”“瘠民”论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三、相关延展性评论
首先，结构安排不甚合理。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把核心集团囊括其中，笔者认为如此安排并不妥当。核心集团人物众多，对于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的初次阅读的读者来说，阅读较为困难，无法将人物与事迹对号入座，若能将之安排在三、四章之后，使读者具备初步印象再去阅读，会更为合适。并且作者专题分类不当，有些混乱。作者在第五、六章采取话题式结构，第五章标题为政治文化，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而且各个部分之间没有联系，显得有些突兀生硬。作者本意想把各个方面都包含进来，但所选取的例子又不具备典型性，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同樣由于结构问题，导致书中有很多内容出现重复，这与作者没有合理安排结构有关。
其次，内容较为散乱。本书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内容过于散乱，不够紧凑。以第二章为例，“冉冉上升”中作者本意是介绍明宗李嗣源即位前参加的几场重要战役，却对庄宗朝部分如郭崇韬等着墨颇多。而这些内容本应作为背景补充即可，但由于作者描写篇幅过长，就会导致旁支横出，主线不够突出明显，读者阅读起来也会感觉有些混乱。另外，书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子”混乱。作者没有按照通常的子嗣先后顺序排序称呼，而是以在生说论，因而文中会多次出现不同的“长子”，导致读者阅读较为困难，作者若能采取通常的子嗣排序称呼，会更易于读者阅读理解。
再次，学术性不强。作者见解独到，对很多问题都提出了与学界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遗憾的是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者只是简单提出，没有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作者在自序中就将这本传记以学术性标榜，但本书中很多问题都没有深入研究，也未能简单介绍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只是一本浅显的通俗读物。比如明宗在征讨孟知祥失败之后，抛弃之前的强硬政策，默认节度使的任命权，对于这一问题作者没有进行再深层次的探讨，其中也有部分局限于文体的原因。
同时，主观意识强烈。书中在涉及到长兴四年后唐与党项族人的战争时，7月末明宗突然下令让唐军退出夏州，作者从情感出发，认为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是明宗从情感上欣赏弱者抵抗强军的意志，但明宗作出这一举动原因不限于此，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明宗当时的战略战术、治国方略等都有关联，作者这里过于主观感性，没有做到客观叙述历史。
最后，翻译痕迹明显。本书作为一本译著，在阅读时可以明显感觉到翻译痕迹过重，在语言表达上有所欠缺，未能很好地做到语言流畅优美，进而对阅读感受有所影响，与原文相较应逊色不少。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表达含义，这也是本书的不足之一。
总之，《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一书，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同时，又严格以史料为基础，从基本史实出发，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但遗憾的是，或是限于文体，本书的学术性较为薄弱，非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具有通俗性和趣味性，这有利于更多人将关注点转移到五代史研究上来，以期推动学界对这段历史有着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08·朝会第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76.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7·后唐纪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6.9043.
〔3〕〔4〕〔5〕[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1·范延光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651.
〔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314·谋猷第四[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3555.
〔7〕[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38·明宗本纪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5.603.
〔8〕〔9〕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M].上海：中西书局，2014.170，180-181.
（责任编辑 曹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