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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邮差送来一件寄自浙江海宁的书包裹，打开一看，不觉令人分外眼亮。原来这是一册我盼望已久，却没想到已悄然问世的工具书——《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全书44万余字，编著者为当代海昌学者虞坤林先生。
众所周知，由于日记文体固具的“私密性”，因此，它往往是以手稿本的形式“藏于家”，获得刊印出版的概率是相当小的，要有，也是名流时贤的“专利”。周氏弟兄说过：“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周作人《日记与尺牍》）；“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周树人《马上日记》）
据说，在上世纪的文人中，周树人（1881—1936年）和郁达夫（1896—1945年）是在中国日记出版史上开创了记录的两个人，前者是因为在身后被影印出版了全部的日记，而后者则是主动交付了部分日记内容去出版的人。此后，作为一种出版物的日记，其市场价值逐渐为出版商所看中，并被上溯到19世纪或更早。目前，中华书局就在推出一套“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其《刊行缘起》云：
日记是人们对自己的活动、交游、见闻、学习心得以至思想感情的记录。一般说来，日记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且又是当时的记录，因而它的内容也就比较具体、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的资料，有的为一般史籍所不载，有的可与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有的还可订正史籍中的讹误……近代人物的日记究竟有多少种，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数量肯定是十分可观的。全国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单位，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记，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也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日记。这些日记，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发掘、整理这批史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可见出版商之所以关注日记，是因为其内容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看重的是其作为一种出版物上市发行后的功利性，这样也就把作者“私密性”的本意，置之不顾了。当然也不能就径直说这就是一种见利忘义的行为，因为毕竟出版商还抱有一个“善良的宗旨”——“是为给有关学术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不过，当年记主自我录下的“隐秘心声”，一变而为后来者的案头读物、桌边谈资，应该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吧？但因为有了出版商的介入，且由于当日、当事之人早已隐没于世，因而公开出版历史人物的日记，已基本上可以规避人世间客观存在的种种纠葛和纠纷，这也是出版商敢于大胆编发的原因吧？
素有“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陈左高先生（1924—2011年），在平生目验千余种日记之后，认为日记所具有的“真实”“具体”和“新鲜”三大内容特征，是一般书籍所少有的。这大概也正是出版商特别青睐它的原因。但因为有了本应秘不示人的日记，可能被出版后广而告知世人的事实存在，我相信，在周、郁两位之后，大凡有排日记事之癖的人，在落笔时不免多了几分踌躇和几番掂量。这也是在阅读20世纪日记作品时所不可不预知的一点“人情之微”。或如梁实秋（1903—1987年）在《日记》一文中所说的极为世故的话：“天下没有秘密可以珍藏，白纸黑字，大概早晚总有被人察觉的可能，所以凡是为自己看的日记，而真能吐露心声，袒露原形者并不多见。”
陈先生编撰有《古代日记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清代日记汇抄·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王汝润、陈左高等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等问世。他在2003年7月为《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预写的序言中说道：“坤林致力近代日记整理，其难有三：一是篇幅大……非要有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之精神，不可完成。二是搜访难，当代日记作品手稿，往往散存全国各地，借阅不易。已梓行者，往往出版单位分处大江南北，难以购置。其三，从阅读、考订、撰写来看，所费时间更多，其甘苦疾徐，当必备尝之矣。”而我为虞君大著感到且惊且钦敬的是，《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收录了他多年来所过目的近、现代人物日记1200多种。据此，他该是当今中国寓目日记类文献最多的学人了。
且录《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卷首“凡例”数则，以知该书基本架构：
本书收录了近现代人物日记1200余种，分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每一部分按照日记著者笔画顺序排列。
本书为工具书，不论人物臧否，不加拣择，一律收采。
本书所收日记，不论是单行本、合刊本、稿本、抄本或期刊内所收，或文集后附，能见者均一一著录。
凡与日记体例相同之书，虽不称“日记”，如“纪程”、 “游记”、“琐识”等，也予以收入。凡以“日记”为名，而是小说、散文类作品，原则上不予收入，如丁玲的《护士日记》。
每个条目下，设篇目、作者、版本、日记跨度、著者简介、收藏单位等六个部分……
有关坚持写作日记的好处，前人不乏种种妙谈。但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当以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先生（1904-1957年）的吐露最为实在：“记日记丝毫无自尊的意思，也无有预备做‘自传’的虚荣心。我的目的，大约有四：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思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这段话写于1929年1月29日他26岁时。
浦先生的日记原写本有十几册，限于当时的“语境”，其哲嗣浦汉昕、浦汉明两君请吕叔湘先生（1904-1998年）代为选定出版内容时，提出了“尽量保持原貌，不作整段的删节，只在必要处理改动了个别词句”（浦汉明语）的原则——确实，“日记”本来就是记主自我练笔、纪世录事、记帐备忘的一种文字，并不是那种为了复制后广为流传的作品。 不过，浦先生的日记能历上世纪50至80年代之劫而幸存于家，真是幸事，或者也可以忍心地说，乃是因为他在1957年8月31日的不幸去世，才让他在客观上得以规避残酷的时政运动的冲击。否则，他的日记手稿要不是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劫，恐怕也难逃九年后所谓“红卫兵”们的“破四旧”行动。试举数例：
钱基博先生（1887-1957年）在体例上仿李慈铭（1829—1894年）《越缦堂日记》、王闿运（1833—1916年）《湘绮楼日记》而作的《潜庐日记》，坚持写作半个世纪以上，多达500余册，却于“文革”浩劫中被全部查抄并焚毁。此劫被目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和“我国学林的大厄”！（吴忠匡《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
汪辟疆先生（1887—1966年）的日记始作于清末，一直记到1954年后他半身中风为止，每日小字正楷记录当天所治之事以及读书所得，从没有间断过，原稿当在百册以上，却在“文革”中被掠走，从此不知下落，大概早已毁灭于人间。现存下来的仅有三册，一册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武酉山偶然在南京夫子庙地摊上用一角钱买回的；另外两册则是掠夺者在匆忙中遗落在地上，没被抄走的；此外还有若干零页。后被其弟子程千帆先生（1913—2000年）依《竹汀先生日记钞》之例，将残本中论学部分辑出，依年月先后排列，题为《方湖日记幸存录》。
吕贞白先生（1907—1984年）在“文革”开始后，忍痛毁掉了记录着其个人历程和读书心得的80多本日记，以及凝聚着多年创作心血的诗词手稿，因而“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后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是痛惜万分。”（陈麦青《吕贞白先生小传》）
在“文革”中被赶出文坛，剥夺了写作权利的巴金（1904—2005年），在一封信中曾向友人痛苦地诉说道：“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在日记本上写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写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他在《我的日记》一文中说：
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记让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拿去。以后我停笔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开始写日记，那时我在作协分会的“牛棚”里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给叫出去劳动。劳动的项目不过是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当时还写过《劳动日记》，给“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过两天就不见了，再写、再挂、再给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没有再写了。《劳动日记》中除了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外，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
接着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当然我在短短的日记里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我想几年以后自己重读它们，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总之我当时是用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没有杨沫同志的那种想法，更谈不上什么勇气。但即便是我写的那样的日记也不能继续下去。到这年八月底，几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勒令我搬到作协分会三楼走廊上过夜，在那里睡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把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批斗，让我在学生宿舍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释放回家。我的日记却不知给扔到哪里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萧珊要了一本“学习手册”，又开始写起日记来。我的用意不再是争取“坦白从宽”，我已经看透“造反派”的心（他们要整你，你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我只是想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不过为了保护自己，我继续“歌功颂德”。我每天在“牛棚”里写一段，尽管日记中并无违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记带回家中，在那段时间只要是自称“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闯进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别的东西。我以为把日记放在“牛棚”内，锁在抽屉里面比较安全。没有想到不到两个月，“造反派”、监督组忽然采取“革命行动”搜查“牛棚”，勒令打开抽屉，把“学习手册”中的日记和“检查交代”、“思想汇报”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写过日记……
从小在苏州长大的吴雨苍（1916—2006年）在《蜗园忆旧》一文中说，少时曾问学于金松岑先生（1874—1947年）时说，金先生对于学业上的要求是，除了登堂入室听讲古文外，每天须得写一篇日记和读书笔记，“每隔三四天，另出题目，各写一篇；日记和读书笔记，是每天必须交给他批阅的，这是我感到负担最重而最苦恼的事情。但是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养成了我后来写作快、记忆强，一口气写几千字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看来，用写日记的方式来锻炼笔头能力，在老辈学人那里已成为育人成才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养成后生持之以恒品质的传统。
1929年出生于天津的姜德明先生，也曾在《日记杂谈》一文中回忆说：“从读小学时，老师就让我们写日记，说是可以培养写作能力……解放后，三联书店出版了由曹辛之先生设计的一种《学习日记》，装帧设计很美，勾引起我写日记的欲望，写了足有多半本。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无暇顾及，就此中断了，但那本日记仍珍藏着”，后来，自我感觉越来越不合时宜，“鉴于胡风一案的教训，留下白纸黑字，总是祸患，还是主动销毁了事。”
凡此种种事实都说明，要是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一直是清平时日的话，那么，存世日记的种和量一定会比现在要多出很多，被日记记录下来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也将更加丰富。
“日记……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饰的，也不打算公开的，因而有可能更为具体地记录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更为真实地袒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动、观点和著述，大大小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世事线索，通过日记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现。日记是时代风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能够承载这种投影的文类并不多，日记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能不能记日记，敢不敢真实地记日记，是一个时代清明与否的标志。再就是，能不能坚持记日记，是一个人有没有毅力的体现，也是一个人敢不敢坦然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体现……”，这两段话，分别是韩石山、陈子善先生为古农主编的“书脉日记文丛”（《日记漫谈》《日记闲话》《日记品读》《日记序跋》，均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所作序言中说的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日记文献的人文可读性价值。而这，也正是虞坤林先生编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的文献性价值之所系了。
虞先生在《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的后记中说：“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都处在一个风云四起、社会发生巨大裂变的时代，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变化的重大史实极为频繁。而在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人，在干些什么，在想些什么，也许留下的日记能告诉我们……”诚然，从此往后，我们不难借助虞君在该书中的文献指引（书后附有“日记著者”、“日记名称”两个索引），按图索骥地寻觅到为自己所感兴趣的人物的日记，从而能够比较近乎真实地回到历史现场，去领略、领会进而领悟过往的世况人情，从而倍加惜缘、惜福和惜时，甚至见贤思齐，拿起笔来，记录下自己所参与的这个时代的人生阅历、见闻和感想。或如韩石山先生所号召的那样——“勇敢地记日记吧，这是你对社会的信心，也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的表示。”
众所周知，由于日记文体固具的“私密性”，因此，它往往是以手稿本的形式“藏于家”，获得刊印出版的概率是相当小的，要有，也是名流时贤的“专利”。周氏弟兄说过：“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周作人《日记与尺牍》）；“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周树人《马上日记》）
据说，在上世纪的文人中，周树人（1881—1936年）和郁达夫（1896—1945年）是在中国日记出版史上开创了记录的两个人，前者是因为在身后被影印出版了全部的日记，而后者则是主动交付了部分日记内容去出版的人。此后，作为一种出版物的日记，其市场价值逐渐为出版商所看中，并被上溯到19世纪或更早。目前，中华书局就在推出一套“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其《刊行缘起》云：
日记是人们对自己的活动、交游、见闻、学习心得以至思想感情的记录。一般说来，日记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且又是当时的记录，因而它的内容也就比较具体、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的资料，有的为一般史籍所不载，有的可与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有的还可订正史籍中的讹误……近代人物的日记究竟有多少种，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数量肯定是十分可观的。全国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单位，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记，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也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日记。这些日记，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发掘、整理这批史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可见出版商之所以关注日记，是因为其内容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看重的是其作为一种出版物上市发行后的功利性，这样也就把作者“私密性”的本意，置之不顾了。当然也不能就径直说这就是一种见利忘义的行为，因为毕竟出版商还抱有一个“善良的宗旨”——“是为给有关学术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不过，当年记主自我录下的“隐秘心声”，一变而为后来者的案头读物、桌边谈资，应该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吧？但因为有了出版商的介入，且由于当日、当事之人早已隐没于世，因而公开出版历史人物的日记，已基本上可以规避人世间客观存在的种种纠葛和纠纷，这也是出版商敢于大胆编发的原因吧？
素有“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陈左高先生（1924—2011年），在平生目验千余种日记之后，认为日记所具有的“真实”“具体”和“新鲜”三大内容特征，是一般书籍所少有的。这大概也正是出版商特别青睐它的原因。但因为有了本应秘不示人的日记，可能被出版后广而告知世人的事实存在，我相信，在周、郁两位之后，大凡有排日记事之癖的人，在落笔时不免多了几分踌躇和几番掂量。这也是在阅读20世纪日记作品时所不可不预知的一点“人情之微”。或如梁实秋（1903—1987年）在《日记》一文中所说的极为世故的话：“天下没有秘密可以珍藏，白纸黑字，大概早晚总有被人察觉的可能，所以凡是为自己看的日记，而真能吐露心声，袒露原形者并不多见。”
陈先生编撰有《古代日记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清代日记汇抄·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王汝润、陈左高等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等问世。他在2003年7月为《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预写的序言中说道：“坤林致力近代日记整理，其难有三：一是篇幅大……非要有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之精神，不可完成。二是搜访难，当代日记作品手稿，往往散存全国各地，借阅不易。已梓行者，往往出版单位分处大江南北，难以购置。其三，从阅读、考订、撰写来看，所费时间更多，其甘苦疾徐，当必备尝之矣。”而我为虞君大著感到且惊且钦敬的是，《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收录了他多年来所过目的近、现代人物日记1200多种。据此，他该是当今中国寓目日记类文献最多的学人了。
且录《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卷首“凡例”数则，以知该书基本架构：
本书收录了近现代人物日记1200余种，分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每一部分按照日记著者笔画顺序排列。
本书为工具书，不论人物臧否，不加拣择，一律收采。
本书所收日记，不论是单行本、合刊本、稿本、抄本或期刊内所收，或文集后附，能见者均一一著录。
凡与日记体例相同之书，虽不称“日记”，如“纪程”、 “游记”、“琐识”等，也予以收入。凡以“日记”为名，而是小说、散文类作品，原则上不予收入，如丁玲的《护士日记》。
每个条目下，设篇目、作者、版本、日记跨度、著者简介、收藏单位等六个部分……
有关坚持写作日记的好处，前人不乏种种妙谈。但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当以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先生（1904-1957年）的吐露最为实在：“记日记丝毫无自尊的意思，也无有预备做‘自传’的虚荣心。我的目的，大约有四：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思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这段话写于1929年1月29日他26岁时。
浦先生的日记原写本有十几册，限于当时的“语境”，其哲嗣浦汉昕、浦汉明两君请吕叔湘先生（1904-1998年）代为选定出版内容时，提出了“尽量保持原貌，不作整段的删节，只在必要处理改动了个别词句”（浦汉明语）的原则——确实，“日记”本来就是记主自我练笔、纪世录事、记帐备忘的一种文字，并不是那种为了复制后广为流传的作品。 不过，浦先生的日记能历上世纪50至80年代之劫而幸存于家，真是幸事，或者也可以忍心地说，乃是因为他在1957年8月31日的不幸去世，才让他在客观上得以规避残酷的时政运动的冲击。否则，他的日记手稿要不是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劫，恐怕也难逃九年后所谓“红卫兵”们的“破四旧”行动。试举数例：
钱基博先生（1887-1957年）在体例上仿李慈铭（1829—1894年）《越缦堂日记》、王闿运（1833—1916年）《湘绮楼日记》而作的《潜庐日记》，坚持写作半个世纪以上，多达500余册，却于“文革”浩劫中被全部查抄并焚毁。此劫被目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和“我国学林的大厄”！（吴忠匡《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
汪辟疆先生（1887—1966年）的日记始作于清末，一直记到1954年后他半身中风为止，每日小字正楷记录当天所治之事以及读书所得，从没有间断过，原稿当在百册以上，却在“文革”中被掠走，从此不知下落，大概早已毁灭于人间。现存下来的仅有三册，一册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武酉山偶然在南京夫子庙地摊上用一角钱买回的；另外两册则是掠夺者在匆忙中遗落在地上，没被抄走的；此外还有若干零页。后被其弟子程千帆先生（1913—2000年）依《竹汀先生日记钞》之例，将残本中论学部分辑出，依年月先后排列，题为《方湖日记幸存录》。
吕贞白先生（1907—1984年）在“文革”开始后，忍痛毁掉了记录着其个人历程和读书心得的80多本日记，以及凝聚着多年创作心血的诗词手稿，因而“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后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是痛惜万分。”（陈麦青《吕贞白先生小传》）
在“文革”中被赶出文坛，剥夺了写作权利的巴金（1904—2005年），在一封信中曾向友人痛苦地诉说道：“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在日记本上写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写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他在《我的日记》一文中说：
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记让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拿去。以后我停笔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开始写日记，那时我在作协分会的“牛棚”里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给叫出去劳动。劳动的项目不过是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当时还写过《劳动日记》，给“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过两天就不见了，再写、再挂、再给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没有再写了。《劳动日记》中除了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外，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
接着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当然我在短短的日记里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我想几年以后自己重读它们，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总之我当时是用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没有杨沫同志的那种想法，更谈不上什么勇气。但即便是我写的那样的日记也不能继续下去。到这年八月底，几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勒令我搬到作协分会三楼走廊上过夜，在那里睡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把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批斗，让我在学生宿舍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释放回家。我的日记却不知给扔到哪里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萧珊要了一本“学习手册”，又开始写起日记来。我的用意不再是争取“坦白从宽”，我已经看透“造反派”的心（他们要整你，你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我只是想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不过为了保护自己，我继续“歌功颂德”。我每天在“牛棚”里写一段，尽管日记中并无违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记带回家中，在那段时间只要是自称“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闯进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别的东西。我以为把日记放在“牛棚”内，锁在抽屉里面比较安全。没有想到不到两个月，“造反派”、监督组忽然采取“革命行动”搜查“牛棚”，勒令打开抽屉，把“学习手册”中的日记和“检查交代”、“思想汇报”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写过日记……
从小在苏州长大的吴雨苍（1916—2006年）在《蜗园忆旧》一文中说，少时曾问学于金松岑先生（1874—1947年）时说，金先生对于学业上的要求是，除了登堂入室听讲古文外，每天须得写一篇日记和读书笔记，“每隔三四天，另出题目，各写一篇；日记和读书笔记，是每天必须交给他批阅的，这是我感到负担最重而最苦恼的事情。但是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养成了我后来写作快、记忆强，一口气写几千字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看来，用写日记的方式来锻炼笔头能力，在老辈学人那里已成为育人成才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养成后生持之以恒品质的传统。
1929年出生于天津的姜德明先生，也曾在《日记杂谈》一文中回忆说：“从读小学时，老师就让我们写日记，说是可以培养写作能力……解放后，三联书店出版了由曹辛之先生设计的一种《学习日记》，装帧设计很美，勾引起我写日记的欲望，写了足有多半本。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无暇顾及，就此中断了，但那本日记仍珍藏着”，后来，自我感觉越来越不合时宜，“鉴于胡风一案的教训，留下白纸黑字，总是祸患，还是主动销毁了事。”
凡此种种事实都说明，要是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一直是清平时日的话，那么，存世日记的种和量一定会比现在要多出很多，被日记记录下来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也将更加丰富。
“日记……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饰的，也不打算公开的，因而有可能更为具体地记录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更为真实地袒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动、观点和著述，大大小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世事线索，通过日记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现。日记是时代风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能够承载这种投影的文类并不多，日记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能不能记日记，敢不敢真实地记日记，是一个时代清明与否的标志。再就是，能不能坚持记日记，是一个人有没有毅力的体现，也是一个人敢不敢坦然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体现……”，这两段话，分别是韩石山、陈子善先生为古农主编的“书脉日记文丛”（《日记漫谈》《日记闲话》《日记品读》《日记序跋》，均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所作序言中说的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日记文献的人文可读性价值。而这，也正是虞坤林先生编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的文献性价值之所系了。
虞先生在《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的后记中说：“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都处在一个风云四起、社会发生巨大裂变的时代，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变化的重大史实极为频繁。而在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人，在干些什么，在想些什么，也许留下的日记能告诉我们……”诚然，从此往后，我们不难借助虞君在该书中的文献指引（书后附有“日记著者”、“日记名称”两个索引），按图索骥地寻觅到为自己所感兴趣的人物的日记，从而能够比较近乎真实地回到历史现场，去领略、领会进而领悟过往的世况人情，从而倍加惜缘、惜福和惜时，甚至见贤思齐，拿起笔来，记录下自己所参与的这个时代的人生阅历、见闻和感想。或如韩石山先生所号召的那样——“勇敢地记日记吧，这是你对社会的信心，也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