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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现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小说，几乎都是关于“土”与“改”以及相互关系的文学叙事。丁玲与赵树理是解放区两类作家的代表，同样写土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邪不压正》是两种样态的土改叙事，二人笔下的土改虽各有长处与不同，但其土地意识的缺失却是一致的。
[关键词]解放区；土改叙事；农民；土地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3-0100-05
[收稿日期]2014-01-20
[基金项目]上海电机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12XKJ02）
[作者简介]尤冬克，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学。
丁玲与赵树理，一个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外来作家，一个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按旧文艺，这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文学立场，层分上下、不相类聚的作家群体，但是他们却在“延安道路”上、在革命解放区交集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解放区特殊的政治与地理环境下，实际就是文艺为农民，对丁玲来讲，这关涉文学立场与文学实践的转型；但对赵树理来说，则是对其文学创作的肯定与褒奖。经过意识形态的集结与《讲话》的规训，他们恰巧、也是必然，同在1948年发表了对他们人生与艺术际遇都有重大影响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与《邪不压正》。
土改指向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现代小说从20世纪20年代农民暴动触碰“咆哮的土地”开始，到30年代土地革命，40年代土地改革，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直到新时期农村联产承包、城乡土地融合，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主题，几乎都是关于“土”与“改”以及相互关系的文学叙事，并且这种叙事在各个时期都有烙下时代印记的名篇佳作。丁玲的《桑干河上》（虽还有一部与《桑干河上》同被视为“红色经典”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但它们应算是一种艺术范式的土改小说）和赵树理的《邪不压正》，是反映“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代表作品”[1]（P258），对“土”与“改”都各自有一番别样呈现，它们是具有两种文学范式的土改小说。
一
毛泽东在赞誉丁玲由昔日“文小姐”，变成解放区“武将军”时，还特别指出“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2]（P252-253）。“孤立”指承袭有五四文艺青年曾经有的个性，有过“梦珂”、“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与作风，因此，要深切改造世界观。“切实”指要切合现实、深入实际，实实在在表现工农兵。丁玲是诚挚真切地想“切实”的，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文件下达后，丁玲旋即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深入村屯，参加实际土改工作。土改对新中国政权巩固、军事、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丁玲非常清楚，因此，她“非常卖力”地想用文学反映“土改的过程”， “史记”新中国土地改革。如何实现这一“宏大叙事”的愿景呢？
丁玲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应是土改小说如何展现土地伦理和土地意识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土地革命的主题不在于土地，而在于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但谁也不会否认，“土”是“改”的基础，评价土改小说，尤其是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写得好不好，首先应看“土地”根基铺垫得好不好。丁玲的土地观念是怎样的呢？土地意识无外乎两种：一是文化认同。自古农耕经济、农业社会培养，“乡下的‘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3]（P7）。土改小说应展示传统文化普遍存在的这种根深蒂固、以土地为本的民族根性意识。二是政治认同。以解放区土改政策为模本，用文学去演绎土改政策，为土改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丁玲主要选择了后者。
丁玲第二个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表现土地。丁玲选择的办法是前置、预设农民的地根意识，尽量绕开“土地表现域”，然后直奔主题。集中反映土地改革“是如何在一个村子里进行的，这个村子是如何成功地斗倒地主，村子里的人们又是如何在土改过程中成长起来的”[4]（P105），这样的创作意图倒像今天的社会学田野考察。
丁玲认为“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是“最大的问题”[5]（P141），《桑干河上》为了突出这个最大问题，尽量遮蔽了对农民传统地根意识的当下诠释，把这种农民普遍具有的对“土地的渴望”，如丁玲所说，重点集中在富裕中农顾涌身上[5]（P141）。小说开篇就写顾涌赶着亲家转移的财产胶皮大车回村时，满眼望着桑干河西岸“穗穗密密的挤着”的庄稼，心生 “怎么自己也有这么一片好地呢？”的那番感慨，“怎么自己也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中对“怎么”内容的省略与删节，应是展示顾涌想土地发家过程的最好标注，是表现顾涌农民性与他中农身份地位与土地观念最生动、最丰满的部分，但作品却只用“简短素描”和“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的一句评议轻轻地划过了。丁玲自认“对于农民虽然有些印象，但并不懂得他们”[6]（P180）。“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不够的”[5]（P144）。丁玲出身地主家庭，但吃地租、住城里，土地只是远观的生存背景，在去延安之前，虽写过反映乡村生活的《田家冲》（1931年）和《水》（1931年），虽亲自参加了土改，但时间毕竟太短，因此，整个《桑干河上》一触碰到农民与土地本真关系时，丁玲几乎都是“述而不作”的，其原因“不懂”是一方面，“形上的意识形态诉求”更是主要原因。
《桑干河上》以“土地”为标准，框定了三种社会关系：一是被剥削、被损害的贫雇农，如侯忠全、李宝堂、郭富贵、李之祥、王新田。二是中农，如顾涌、胡泰。三是土地的食利者地主，如钱文贵、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在阐述这三种关系时，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改政策，对第一种贫苦农民，突出了在生存层面拥有土地的正大性。第二种突出了中农政策的合理性。第三种突出地主依靠土地进行阶级剥削的非理性。第一、第三种土地关系所具有的阶级属性昭然若揭，不容置疑，但第二种关系即如何对待中农问题上，政策执行易偏、易过，易出现摇摆，因此，丁玲的创作选择了突出中农政策。在三种土地关系的网络中，小说尽写土地占有的多寡对人阶级意识的影响，写地主掠夺土地，持有恒产后对贫苦农民侵压的非道义性，但却略去了是农民就具有的、普遍存在的对土地的贪婪与算计。丁玲的这种“土地立场”，决定了她写土改小说的叙事策略。 为了突出土改的中农政策，小说开篇从中农顾涌回村，带来土改气息，扰动暖水屯有地、没地、地多、地少不同家庭的心写起，重点写了顾涌这种中农，因为土改，他们内心举棋不定、困惑两难的内心世界，他们为保卫自己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所属权，去“出侦”，去“密谋”，最后在政府政策的感召下，真心地想“献地”。
为了在土改叙事中预置的“农民根性意识”具有逻辑与情境结构的合理性，小说总体采用了外入式，即由区工作队下乡领导土改的叙事方式，而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移用了当时土改发动群众时普遍采用、行之有效的“忆苦诉苦五步法”：一是培养土改积极分子点苦、引苦；二是让积极分子带头诉苦引苦；三是培养不同年龄、不同苦情、不同性别的典型在诉苦大会上现身说法，鼓动翻身；四是唱苦歌，启发感染群众；五是阵前抓重点开展进攻式、练兵式的诉苦[7]。《桑干河上》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这种程式化土改政治宣传策略的文学解读。
小说在分述上，则把农民土改的前叙事转为让一个个农民自行言说、更准确地说是控诉被剥削与压迫的故事：侯忠全馑年借粮，地主侯鼎臣借机霸占了自己的土地，其子还借机勾搭儿媳，自己只好到口外谋生，地失妻亡。刘满爹想置办田产，地主捣鬼，结果爹死，大哥被抓壮丁，二哥被逼疯等，小说里每个贫苦农民都有因土地而悲催的家史。
贫苦农民无地、少地，要求获得土地生存权，农民的这种意识，丁玲称之为“变天”，《桑干河上》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5]（P141）来结构小说的。“变天”就是“翻身”，就是在改变经济地位的同时，改变政治地位。如果仅仅是这些，《桑干河上》就是当时下乡搞土改时，工作干部揣到怀里、希望在具体工作中能按图索骥的土改工作指南。也就是如历史上一般农民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均贫富”土地要求的文学演绎。《桑干河上》能成为解放区土改初期“留下记忆”的著名小说，在于对乡村本来就有的复杂土地关系的反映，而且写得比实际生活更加复杂：有乡村文化底层的封建宗法结构；有地缘、血缘、姻缘相互交集的社会关系；有不同阶级对土地的不同要求；有土改时传统的、现实的各种社会势力的消长。因为丁玲“没有时间距离”、“没有历史间隔”，以清醒洞察与理性的批判对土改复杂层递关系的展示，《桑干河上》获得了比《暴风骤雨》更多评论者的赞赏和阅读层面的青睐。
土改“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8]（P11），意味着通过土改，广大农民对新政权必定生出的感激、敬畏之心，意味着农民对新政权开始有了普遍的国家认同，小说在最后一章中，总结了农民因为土改“翻身”后的变化：
文采几个朝县上走去，去到新的工作岗位去，沿路遇着一队一队的去挖战壕的民伕，那些人都是各村翻身的农民，都洋溢着新的气象，兴高采烈，好像在说：“土地是咱们的，是咱们辛辛苦苦翻身的结果，你蒋介石想来侵占吗？不行！咱们有咱们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有咱们千千万万翻身农民，咱们一条心，保卫咱们的土地！”
二
丁玲自述《桑干河上》“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9]（P145），而对赵树理来说则是“一贯”。从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在解放区成名之后，在《邪不压正》（1948年10月）发表之前，赵树理发表的小说有《李有才板话》（1943年10月）、《地板》（1947年3月）、《李家庄的变迁》（1947年6月）和《田寡妇看瓜》（1949年5月）。这些小说都有土改内容，而且成了一个系列，从减租减息，写到第一、第二次土地改革。赵树理跟定农民问题，关注土改，比丁玲的土改小说更“切实”，而且写得更有连续性。
赵树理是如何表现土地的？农民出身，农民的文艺立场，一贯坚持主体的农民性，都绕不开土地，但赵树理却把土地弥漫成一种背景、一种环境，然后在这一背景环境中去发现农村与农民身上所存在的社会问题。赵树理自述他的每部小说“都是我下乡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10]（P148），至于《邪不压正》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 [11]（P99）。这样写的土改小说，虽有“当时当地”的现实针对性，但也多少悬离了乡村农民土地根性意识的底层，这种现象在他的其他小说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与丁玲通过中农写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欲一样，《邪不压正》也通过富裕中农来写农民的土地崇拜。富裕中农聚财哥俩二十岁上下就随爹来到下河村开荒，两代人辛苦，才置下了十几亩好地。为这，他瞧不起地无一垄，但想着自己女儿的小宝。两次土改为了保全自己的土地，整日生活在患得患失里，失地即病，获地即刻扔了拐杖。此外，《邪不压正》与《桑干河上》一样，写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有层次的：对待贫农如老拐，要解决的是生存危机，土改“有几亩地，吃穿就有了”。而对中农，土地有比生存更高了些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农民式的发家、成就以及自尊等。
与丁玲的《桑干河上》工作队进村的叙事模式相比，赵树理的《地板》、《邪不压正》都故意淡化了工作队叙事。《地板》没有土改工作队在场，小说让农民自己辩论土地作为资产的重要性，地主王老四认为“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理由是“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而王老三以自己亲自干农活的窘态与劳苦，用现身说法向王老四证明“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减租减息是土改的序曲，地主与佃户们的租佃关系，通过减租减息变得趋于合理，这是赵树理想通过小说告诉读者的。《邪不压正》写到了两次土改：第一次工作队进村领导土改，只有“区上高工作员来发动群众斗争刘家，把刘家父子都捉回来了”寥寥一句话衔接。第二次土改也只写了高工作员和工作队来到村里参加“整党会”的一个场面，而且两次提到的高工作员，也是只知其姓不知其名。赵树理土改小说的叙事主体都是农民自己，小说的创作意图虽都有问题意识和政治意义，但求解方式与叙事策略却都是民间的，这种叙述模式本可以给展示土地提供更大的表现空间，但赵树理却把这部分非常熟悉的生活，有选择性地自动放弃了。 赵树理的土改小说写 “劝人”，并时时暴露土改运动中一般农民与土改干部与时代不相合拍的新旧思想意识，《邪不压正》就在于此。小说采用侧面透露土改的方法，没有多写农民与地主的正面交锋，重点写了土改运动农民自身。赵树理说：“我在写作上有些别扭劲儿，就是不愿意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土改、复仇、翻身等伟大运动，我没有正面去写，因为我要写的时候别人已经写了好几本。别人把这条道路走了，我就另想别的办法” [12]（P28）。《邪不压正》从侧面透露了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四个问题，赵树理把它归结为：一是乡村流氓问题，二是封建势力残存的问题，三是农民翻身不均的问题，四是如何“纠偏”落实政策的问题[11]（P99-100）。四个问题的核心是土改干部的素质问题。赵树理要把这四个问题囊装在《邪不压正》这个中篇小说里，把以上问题与作品中的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小说从1943年下河村恶霸刘锡元威逼中农聚财，强逼他把女儿软英嫁给自己儿子做填房写起，中间写到小昌是刘锡元家的长工，土改前因“革命表现”成了土改干部，土改时借手中权力，翻身“翻得高”，成了“聚财”干部后，想让真正叫聚财的这个中农去当“散财童子”，他和村中流氓相互勾搭，以权势威胁软英嫁给自己才十几岁的孩子。小昌的思想与行为都在向地主刘锡元的过去靠拢，因为有了这样的土改干部，才有了像小旦这样的流氓存在的现实土壤。在斗争会场当众给地主刘锡元“抹了一嘴屎”的乡村流氓小旦，仰人鼻息，仗势欺人，见风使舵，自私自利。小昌正在向小旦看齐，二人身上都有农民的流氓性。小说的第五十四章“加强组织”，以农民之口骂小昌、张正典等村里土改干部“穷人也是财迷，你发财了，你又要剥削人，还不一样斗争你！”土改后的土地前景，只是平均地权，不消灭私有制，封建性的历史还有可能轮回，这一特点在《桑干河上》中有过圈点，但《邪不压正》写得更具启示意义。
三
铲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农民会释放出巨大或正义、或邪恶的双重力量，想当“书记员”的丁玲有将真实遮蔽的一面，想当“工作员”的赵树理也有方式方法失当的时候。《桑干河上》从发表以来，除了小说与现代文学接受史具有互文性，常被人诘问，小说本身具有的明显欠缺，也是不时被人提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梳理《桑干河上》批评史可见，小说发表头十年，是“比较稳定的十年”，即使有非议也是伤皮不伤筋骨。20世纪50年代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有关《桑干河上》批评一直在“坏作家”与“好作品”之间踯躅，这样那样的观点都有，但“作为一部描写中国土地改革的小说，它没有写出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的看法[13]，倒也不失一语中的。1979年绝版重印时，丁玲自知，《桑干河上》“必定还要接受新的、更大的考验”[9]（P143）。小说重印后，她首先翻阅的就是“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她是不是同样认为写土地底蕴的文字更有魅力呢？
赵树理《邪不压正》发表后即有是与非两种评价，小说采用了“旧瓶”（乡村爱情故事）装“新酒”（土改叙事）的方式。针对有人把小说的主题归结为正当爱情的“正”，压倒阻挠正当爱情的邪恶势力的“邪”的解读[14]（P214），赵树理解释是想用恋爱的“绳子”去“套”“土改经验教训”[11]（P101）。 评价的是否正确、中肯另当别论，违背创作初衷的评议，把土改叙事当成了新的“小二黑结婚”故事本身就说明，《邪不压正》“套用”过去创作经验写土改的做法是不够成功的，更为重要的是《邪不压正》溢出了形上“方向”的边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赵树理评价史因此而改写，如史记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其他作品“不略”，但却唯独“略”去了1948年赵树理发表的小说纲目[15]（P77）。
在解放区写土改，尤其是经过了常被两位作家一再强调的《讲话》精神提携下写土改，二人所表现的自五四、左翼文学以来，两类作家一贯的延传和分野，还是很明显的。
《桑干河上》视角向上。左翼文学的启蒙立场不能不说还在影响丁玲，形成了丁玲合中有分的创作形态：一方面深入民间，为工农兵；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工农兵，最终影响政治，为意识形态服务。除了因袭文学传统，来延安后，深得毛泽东的重视与提携，对知遇之恩的报答，想用创作向解放区新政权献礼的想法，也在丁玲关于解放区创作生活的回忆中被丁玲特别强调。
而《邪不压正》视角向下。想通过文学为实际土改工作服务，先“老百姓喜欢看”，然后在“政治上起作用”。谈到创作意图，赵树理不避讳，一再说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丁玲的《桑干河上》也有明显的自觉“听将令”的问题意识，但写土改，赵树理并没有丁玲文学“史”的野心。
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在解放区写土改，虽然把作品中众多的文词换成俗语，果树园“沸腾”起来了，换成“闹腾”起来了，但我们依稀可见“莎菲女士”的影子。而赵树理从写《盘龙峪》到《邪不压正》，一方面享受着“土气”，另一方面又因为“土气”艺术形式本身，限制了小说对土地的人文抒写。
《桑干河上》与《邪不压正》是解放区初期显现的两种样态的土改小说，虽然两部作品都存在明显轻“土”重“改”的倾向，但丁玲的轻“土”重“改”，主观决定的政治与政策成分更大。而赵树理的轻“土”重“改”，则把“土”看成了民间与农民本身。在《讲话》话语背景下，两部作品都存在着图解政策的艺术心智，都有因政策规训与艺术的画地为牢或促进、或懈怠知识分子自省力与批判力所受到的影响。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思想去苛求过去，但我们可以用今天相对的“现代性”去认识过去，生发新的思想和认识，例如：面对土地，是否我们应该承认存在普适的土地伦理；人的土地智慧是不是具有差异性；如果有，这种智慧有无正当性；土地的不均是否都因为阶级的巧取豪夺。
土改是关系新中国政权、制度、道路建设的政治运动，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农民运动，“对于这样伟大的土地改革，现在人民还在期待着能够更综合地、更高瞻远瞩地反映它的全部纵横关系和它的全部的作品的出现”[16]（P287），希望里本身就隐含着对现状的失望，《桑干河上》与《邪不压正》都存在着作为土改小说的“土”与“改”的展现不够“综合”、不够“高瞻远瞩”和“纵横关系失调”等问题。土改小说只剩下“土改”了，具体来说，两部作品都有因对“问题意识”理解的褊狭，多少消弭了土改小说表现土地意识的深度；也都有因为对农民土地意识的提前预置，更专注了农民翻身过程的纪实，多少削弱了农民形象的厚度；也都有因土改叙述方式的影响，限制了作品视野的延展，限制了土改叙事的广度，拘囿了小说艺术的表达。可就是这样，当下的人们还是认为“60年的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人们所有关于土改小说的记忆，都停留在1948年以前产生的解放区文学作品，即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和《暴风骤雨》（周立波著），此外还有一部评论者经常提到的《邪不压正》（赵树理著）”[17]（P76-77）。向后看土改小说“乏善可陈”，向前看就只有丁玲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与赵树理的土改系列小说了，作为最早写土改，并且能呈现土改两种样态的小说，虽有不足，但是它们仍是“中国反映农民土地斗争的代表作品”。尤其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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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G]//黄修已.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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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J].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4）
Abstract：The peasant problem is the primary issue i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ore of the peasant problem is the land problem. Most peasant novel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re literary narratives that talk about “land” and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wo writers - Ding Ling and Zhao Shuli -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liberated area in two types； they both wrote narratives of land revolution， but The Sun on the Sanggan River and Good Prevails over Evil are land revolution novels of two modes. Although some advantages and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se two writers’ compositions， the lack of awareness in land is the same.
Key words：liberated area；land revolution narratives；peasant；land consciousnes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解放区；土改叙事；农民；土地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3-0100-05
[收稿日期]2014-01-20
[基金项目]上海电机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12XKJ02）
[作者简介]尤冬克，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学。
丁玲与赵树理，一个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外来作家，一个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按旧文艺，这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文学立场，层分上下、不相类聚的作家群体，但是他们却在“延安道路”上、在革命解放区交集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解放区特殊的政治与地理环境下，实际就是文艺为农民，对丁玲来讲，这关涉文学立场与文学实践的转型；但对赵树理来说，则是对其文学创作的肯定与褒奖。经过意识形态的集结与《讲话》的规训，他们恰巧、也是必然，同在1948年发表了对他们人生与艺术际遇都有重大影响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与《邪不压正》。
土改指向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现代小说从20世纪20年代农民暴动触碰“咆哮的土地”开始，到30年代土地革命，40年代土地改革，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直到新时期农村联产承包、城乡土地融合，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主题，几乎都是关于“土”与“改”以及相互关系的文学叙事，并且这种叙事在各个时期都有烙下时代印记的名篇佳作。丁玲的《桑干河上》（虽还有一部与《桑干河上》同被视为“红色经典”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但它们应算是一种艺术范式的土改小说）和赵树理的《邪不压正》，是反映“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代表作品”[1]（P258），对“土”与“改”都各自有一番别样呈现，它们是具有两种文学范式的土改小说。
一
毛泽东在赞誉丁玲由昔日“文小姐”，变成解放区“武将军”时，还特别指出“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2]（P252-253）。“孤立”指承袭有五四文艺青年曾经有的个性，有过“梦珂”、“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与作风，因此，要深切改造世界观。“切实”指要切合现实、深入实际，实实在在表现工农兵。丁玲是诚挚真切地想“切实”的，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文件下达后，丁玲旋即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深入村屯，参加实际土改工作。土改对新中国政权巩固、军事、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丁玲非常清楚，因此，她“非常卖力”地想用文学反映“土改的过程”， “史记”新中国土地改革。如何实现这一“宏大叙事”的愿景呢？
丁玲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应是土改小说如何展现土地伦理和土地意识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土地革命的主题不在于土地，而在于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但谁也不会否认，“土”是“改”的基础，评价土改小说，尤其是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写得好不好，首先应看“土地”根基铺垫得好不好。丁玲的土地观念是怎样的呢？土地意识无外乎两种：一是文化认同。自古农耕经济、农业社会培养，“乡下的‘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3]（P7）。土改小说应展示传统文化普遍存在的这种根深蒂固、以土地为本的民族根性意识。二是政治认同。以解放区土改政策为模本，用文学去演绎土改政策，为土改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丁玲主要选择了后者。
丁玲第二个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表现土地。丁玲选择的办法是前置、预设农民的地根意识，尽量绕开“土地表现域”，然后直奔主题。集中反映土地改革“是如何在一个村子里进行的，这个村子是如何成功地斗倒地主，村子里的人们又是如何在土改过程中成长起来的”[4]（P105），这样的创作意图倒像今天的社会学田野考察。
丁玲认为“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是“最大的问题”[5]（P141），《桑干河上》为了突出这个最大问题，尽量遮蔽了对农民传统地根意识的当下诠释，把这种农民普遍具有的对“土地的渴望”，如丁玲所说，重点集中在富裕中农顾涌身上[5]（P141）。小说开篇就写顾涌赶着亲家转移的财产胶皮大车回村时，满眼望着桑干河西岸“穗穗密密的挤着”的庄稼，心生 “怎么自己也有这么一片好地呢？”的那番感慨，“怎么自己也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中对“怎么”内容的省略与删节，应是展示顾涌想土地发家过程的最好标注，是表现顾涌农民性与他中农身份地位与土地观念最生动、最丰满的部分，但作品却只用“简短素描”和“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的一句评议轻轻地划过了。丁玲自认“对于农民虽然有些印象，但并不懂得他们”[6]（P180）。“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不够的”[5]（P144）。丁玲出身地主家庭，但吃地租、住城里，土地只是远观的生存背景，在去延安之前，虽写过反映乡村生活的《田家冲》（1931年）和《水》（1931年），虽亲自参加了土改，但时间毕竟太短，因此，整个《桑干河上》一触碰到农民与土地本真关系时，丁玲几乎都是“述而不作”的，其原因“不懂”是一方面，“形上的意识形态诉求”更是主要原因。
《桑干河上》以“土地”为标准，框定了三种社会关系：一是被剥削、被损害的贫雇农，如侯忠全、李宝堂、郭富贵、李之祥、王新田。二是中农，如顾涌、胡泰。三是土地的食利者地主，如钱文贵、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在阐述这三种关系时，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改政策，对第一种贫苦农民，突出了在生存层面拥有土地的正大性。第二种突出了中农政策的合理性。第三种突出地主依靠土地进行阶级剥削的非理性。第一、第三种土地关系所具有的阶级属性昭然若揭，不容置疑，但第二种关系即如何对待中农问题上，政策执行易偏、易过，易出现摇摆，因此，丁玲的创作选择了突出中农政策。在三种土地关系的网络中，小说尽写土地占有的多寡对人阶级意识的影响，写地主掠夺土地，持有恒产后对贫苦农民侵压的非道义性，但却略去了是农民就具有的、普遍存在的对土地的贪婪与算计。丁玲的这种“土地立场”，决定了她写土改小说的叙事策略。 为了突出土改的中农政策，小说开篇从中农顾涌回村，带来土改气息，扰动暖水屯有地、没地、地多、地少不同家庭的心写起，重点写了顾涌这种中农，因为土改，他们内心举棋不定、困惑两难的内心世界，他们为保卫自己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所属权，去“出侦”，去“密谋”，最后在政府政策的感召下，真心地想“献地”。
为了在土改叙事中预置的“农民根性意识”具有逻辑与情境结构的合理性，小说总体采用了外入式，即由区工作队下乡领导土改的叙事方式，而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移用了当时土改发动群众时普遍采用、行之有效的“忆苦诉苦五步法”：一是培养土改积极分子点苦、引苦；二是让积极分子带头诉苦引苦；三是培养不同年龄、不同苦情、不同性别的典型在诉苦大会上现身说法，鼓动翻身；四是唱苦歌，启发感染群众；五是阵前抓重点开展进攻式、练兵式的诉苦[7]。《桑干河上》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这种程式化土改政治宣传策略的文学解读。
小说在分述上，则把农民土改的前叙事转为让一个个农民自行言说、更准确地说是控诉被剥削与压迫的故事：侯忠全馑年借粮，地主侯鼎臣借机霸占了自己的土地，其子还借机勾搭儿媳，自己只好到口外谋生，地失妻亡。刘满爹想置办田产，地主捣鬼，结果爹死，大哥被抓壮丁，二哥被逼疯等，小说里每个贫苦农民都有因土地而悲催的家史。
贫苦农民无地、少地，要求获得土地生存权，农民的这种意识，丁玲称之为“变天”，《桑干河上》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5]（P141）来结构小说的。“变天”就是“翻身”，就是在改变经济地位的同时，改变政治地位。如果仅仅是这些，《桑干河上》就是当时下乡搞土改时，工作干部揣到怀里、希望在具体工作中能按图索骥的土改工作指南。也就是如历史上一般农民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均贫富”土地要求的文学演绎。《桑干河上》能成为解放区土改初期“留下记忆”的著名小说，在于对乡村本来就有的复杂土地关系的反映，而且写得比实际生活更加复杂：有乡村文化底层的封建宗法结构；有地缘、血缘、姻缘相互交集的社会关系；有不同阶级对土地的不同要求；有土改时传统的、现实的各种社会势力的消长。因为丁玲“没有时间距离”、“没有历史间隔”，以清醒洞察与理性的批判对土改复杂层递关系的展示，《桑干河上》获得了比《暴风骤雨》更多评论者的赞赏和阅读层面的青睐。
土改“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8]（P11），意味着通过土改，广大农民对新政权必定生出的感激、敬畏之心，意味着农民对新政权开始有了普遍的国家认同，小说在最后一章中，总结了农民因为土改“翻身”后的变化：
文采几个朝县上走去，去到新的工作岗位去，沿路遇着一队一队的去挖战壕的民伕，那些人都是各村翻身的农民，都洋溢着新的气象，兴高采烈，好像在说：“土地是咱们的，是咱们辛辛苦苦翻身的结果，你蒋介石想来侵占吗？不行！咱们有咱们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有咱们千千万万翻身农民，咱们一条心，保卫咱们的土地！”
二
丁玲自述《桑干河上》“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9]（P145），而对赵树理来说则是“一贯”。从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在解放区成名之后，在《邪不压正》（1948年10月）发表之前，赵树理发表的小说有《李有才板话》（1943年10月）、《地板》（1947年3月）、《李家庄的变迁》（1947年6月）和《田寡妇看瓜》（1949年5月）。这些小说都有土改内容，而且成了一个系列，从减租减息，写到第一、第二次土地改革。赵树理跟定农民问题，关注土改，比丁玲的土改小说更“切实”，而且写得更有连续性。
赵树理是如何表现土地的？农民出身，农民的文艺立场，一贯坚持主体的农民性，都绕不开土地，但赵树理却把土地弥漫成一种背景、一种环境，然后在这一背景环境中去发现农村与农民身上所存在的社会问题。赵树理自述他的每部小说“都是我下乡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10]（P148），至于《邪不压正》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 [11]（P99）。这样写的土改小说，虽有“当时当地”的现实针对性，但也多少悬离了乡村农民土地根性意识的底层，这种现象在他的其他小说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与丁玲通过中农写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欲一样，《邪不压正》也通过富裕中农来写农民的土地崇拜。富裕中农聚财哥俩二十岁上下就随爹来到下河村开荒，两代人辛苦，才置下了十几亩好地。为这，他瞧不起地无一垄，但想着自己女儿的小宝。两次土改为了保全自己的土地，整日生活在患得患失里，失地即病，获地即刻扔了拐杖。此外，《邪不压正》与《桑干河上》一样，写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有层次的：对待贫农如老拐，要解决的是生存危机，土改“有几亩地，吃穿就有了”。而对中农，土地有比生存更高了些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农民式的发家、成就以及自尊等。
与丁玲的《桑干河上》工作队进村的叙事模式相比，赵树理的《地板》、《邪不压正》都故意淡化了工作队叙事。《地板》没有土改工作队在场，小说让农民自己辩论土地作为资产的重要性，地主王老四认为“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理由是“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而王老三以自己亲自干农活的窘态与劳苦，用现身说法向王老四证明“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减租减息是土改的序曲，地主与佃户们的租佃关系，通过减租减息变得趋于合理，这是赵树理想通过小说告诉读者的。《邪不压正》写到了两次土改：第一次工作队进村领导土改，只有“区上高工作员来发动群众斗争刘家，把刘家父子都捉回来了”寥寥一句话衔接。第二次土改也只写了高工作员和工作队来到村里参加“整党会”的一个场面，而且两次提到的高工作员，也是只知其姓不知其名。赵树理土改小说的叙事主体都是农民自己，小说的创作意图虽都有问题意识和政治意义，但求解方式与叙事策略却都是民间的，这种叙述模式本可以给展示土地提供更大的表现空间，但赵树理却把这部分非常熟悉的生活，有选择性地自动放弃了。 赵树理的土改小说写 “劝人”，并时时暴露土改运动中一般农民与土改干部与时代不相合拍的新旧思想意识，《邪不压正》就在于此。小说采用侧面透露土改的方法，没有多写农民与地主的正面交锋，重点写了土改运动农民自身。赵树理说：“我在写作上有些别扭劲儿，就是不愿意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土改、复仇、翻身等伟大运动，我没有正面去写，因为我要写的时候别人已经写了好几本。别人把这条道路走了，我就另想别的办法” [12]（P28）。《邪不压正》从侧面透露了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四个问题，赵树理把它归结为：一是乡村流氓问题，二是封建势力残存的问题，三是农民翻身不均的问题，四是如何“纠偏”落实政策的问题[11]（P99-100）。四个问题的核心是土改干部的素质问题。赵树理要把这四个问题囊装在《邪不压正》这个中篇小说里，把以上问题与作品中的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小说从1943年下河村恶霸刘锡元威逼中农聚财，强逼他把女儿软英嫁给自己儿子做填房写起，中间写到小昌是刘锡元家的长工，土改前因“革命表现”成了土改干部，土改时借手中权力，翻身“翻得高”，成了“聚财”干部后，想让真正叫聚财的这个中农去当“散财童子”，他和村中流氓相互勾搭，以权势威胁软英嫁给自己才十几岁的孩子。小昌的思想与行为都在向地主刘锡元的过去靠拢，因为有了这样的土改干部，才有了像小旦这样的流氓存在的现实土壤。在斗争会场当众给地主刘锡元“抹了一嘴屎”的乡村流氓小旦，仰人鼻息，仗势欺人，见风使舵，自私自利。小昌正在向小旦看齐，二人身上都有农民的流氓性。小说的第五十四章“加强组织”，以农民之口骂小昌、张正典等村里土改干部“穷人也是财迷，你发财了，你又要剥削人，还不一样斗争你！”土改后的土地前景，只是平均地权，不消灭私有制，封建性的历史还有可能轮回，这一特点在《桑干河上》中有过圈点，但《邪不压正》写得更具启示意义。
三
铲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农民会释放出巨大或正义、或邪恶的双重力量，想当“书记员”的丁玲有将真实遮蔽的一面，想当“工作员”的赵树理也有方式方法失当的时候。《桑干河上》从发表以来，除了小说与现代文学接受史具有互文性，常被人诘问，小说本身具有的明显欠缺，也是不时被人提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梳理《桑干河上》批评史可见，小说发表头十年，是“比较稳定的十年”，即使有非议也是伤皮不伤筋骨。20世纪50年代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有关《桑干河上》批评一直在“坏作家”与“好作品”之间踯躅，这样那样的观点都有，但“作为一部描写中国土地改革的小说，它没有写出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的看法[13]，倒也不失一语中的。1979年绝版重印时，丁玲自知，《桑干河上》“必定还要接受新的、更大的考验”[9]（P143）。小说重印后，她首先翻阅的就是“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她是不是同样认为写土地底蕴的文字更有魅力呢？
赵树理《邪不压正》发表后即有是与非两种评价，小说采用了“旧瓶”（乡村爱情故事）装“新酒”（土改叙事）的方式。针对有人把小说的主题归结为正当爱情的“正”，压倒阻挠正当爱情的邪恶势力的“邪”的解读[14]（P214），赵树理解释是想用恋爱的“绳子”去“套”“土改经验教训”[11]（P101）。 评价的是否正确、中肯另当别论，违背创作初衷的评议，把土改叙事当成了新的“小二黑结婚”故事本身就说明，《邪不压正》“套用”过去创作经验写土改的做法是不够成功的，更为重要的是《邪不压正》溢出了形上“方向”的边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赵树理评价史因此而改写，如史记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其他作品“不略”，但却唯独“略”去了1948年赵树理发表的小说纲目[15]（P77）。
在解放区写土改，尤其是经过了常被两位作家一再强调的《讲话》精神提携下写土改，二人所表现的自五四、左翼文学以来，两类作家一贯的延传和分野，还是很明显的。
《桑干河上》视角向上。左翼文学的启蒙立场不能不说还在影响丁玲，形成了丁玲合中有分的创作形态：一方面深入民间，为工农兵；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工农兵，最终影响政治，为意识形态服务。除了因袭文学传统，来延安后，深得毛泽东的重视与提携，对知遇之恩的报答，想用创作向解放区新政权献礼的想法，也在丁玲关于解放区创作生活的回忆中被丁玲特别强调。
而《邪不压正》视角向下。想通过文学为实际土改工作服务，先“老百姓喜欢看”，然后在“政治上起作用”。谈到创作意图，赵树理不避讳，一再说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丁玲的《桑干河上》也有明显的自觉“听将令”的问题意识，但写土改，赵树理并没有丁玲文学“史”的野心。
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在解放区写土改，虽然把作品中众多的文词换成俗语，果树园“沸腾”起来了，换成“闹腾”起来了，但我们依稀可见“莎菲女士”的影子。而赵树理从写《盘龙峪》到《邪不压正》，一方面享受着“土气”，另一方面又因为“土气”艺术形式本身，限制了小说对土地的人文抒写。
《桑干河上》与《邪不压正》是解放区初期显现的两种样态的土改小说，虽然两部作品都存在明显轻“土”重“改”的倾向，但丁玲的轻“土”重“改”，主观决定的政治与政策成分更大。而赵树理的轻“土”重“改”，则把“土”看成了民间与农民本身。在《讲话》话语背景下，两部作品都存在着图解政策的艺术心智，都有因政策规训与艺术的画地为牢或促进、或懈怠知识分子自省力与批判力所受到的影响。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思想去苛求过去，但我们可以用今天相对的“现代性”去认识过去，生发新的思想和认识，例如：面对土地，是否我们应该承认存在普适的土地伦理；人的土地智慧是不是具有差异性；如果有，这种智慧有无正当性；土地的不均是否都因为阶级的巧取豪夺。
土改是关系新中国政权、制度、道路建设的政治运动，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农民运动，“对于这样伟大的土地改革，现在人民还在期待着能够更综合地、更高瞻远瞩地反映它的全部纵横关系和它的全部的作品的出现”[16]（P287），希望里本身就隐含着对现状的失望，《桑干河上》与《邪不压正》都存在着作为土改小说的“土”与“改”的展现不够“综合”、不够“高瞻远瞩”和“纵横关系失调”等问题。土改小说只剩下“土改”了，具体来说，两部作品都有因对“问题意识”理解的褊狭，多少消弭了土改小说表现土地意识的深度；也都有因为对农民土地意识的提前预置，更专注了农民翻身过程的纪实，多少削弱了农民形象的厚度；也都有因土改叙述方式的影响，限制了作品视野的延展，限制了土改叙事的广度，拘囿了小说艺术的表达。可就是这样，当下的人们还是认为“60年的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人们所有关于土改小说的记忆，都停留在1948年以前产生的解放区文学作品，即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和《暴风骤雨》（周立波著），此外还有一部评论者经常提到的《邪不压正》（赵树理著）”[17]（P76-77）。向后看土改小说“乏善可陈”，向前看就只有丁玲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与赵树理的土改系列小说了，作为最早写土改，并且能呈现土改两种样态的小说，虽有不足，但是它们仍是“中国反映农民土地斗争的代表作品”。尤其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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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easant problem is the primary issue i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ore of the peasant problem is the land problem. Most peasant novel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re literary narratives that talk about “land” and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wo writers - Ding Ling and Zhao Shuli -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liberated area in two types； they both wrote narratives of land revolution， but The Sun on the Sanggan River and Good Prevails over Evil are land revolution novels of two modes. Although some advantages and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se two writers’ compositions， the lack of awareness in land is the same.
Key words：liberated area；land revolution narratives；peasant；land consciousnes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