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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7日是我等待了好久的日子。这一天8月份的《玛丽克莱》杂志面世了。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我在地铁站买了一份杂志，匆匆走下楼梯，来到匹卡第里线往南方向的月台上。我焦急地翻到我写的那篇文章，开始阅读起来。
这天月台特别拥挤。所有的列车严重地误点。我走到一个不太拥挤的地方，找了一张长凳坐了下来，让我可以安静地阅读，也不时拾起头来看看列车什么时侯进站。不久列车来了，可是太挤，我要是上去了就无法阅读。我只能再等。哪知道下一列车更挤。眼看要迟到了，我只好使劲挤上去。那时是上午8点42分。
列车快速地往前行驶。每到一站就有更多的乘客上来。我根本不去注意他们，专心致志地阅读，它使我的思想闪回到我一生中最可怕最痛苦的时刻。加上我四周乘客的挤压、粗重的呼吸、难闻的汗臭，更使我透不过气来，我几乎要晕倒了。
列车到达国王街口，我念完了那篇文章，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接近休克状态。月台上乱轰轰的，许多人挤下车，更多的人挤上来。我被挤得被迫跟一个女人面对面地贴身而立。幸而对方不是男人。我的心脏猛烈地跳，血液里的肾上腺素迅速上升。我没有地方可以逃遁。
最后挤上车的是一个脸上带着微笑的黑女人。她使劲地挤，不断地道歉。列车终于开动了。我松了一口气。再过三站我就到了。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我双眼漆黑，好像一下被丢进深海里。我的心中在呼喊：“不能再发生了!不能再流血了!”
差不多正好是在三年前。那是2002年7月16日晚上。我赤身裸体，浑身是血，脖子上套着一根电线，双手被绑在背后，跌跌撞撞爬下公寓的楼梯，一路尖叫着，终于被警察扶进了一辆救护车。描述那晚的遭遇使我的心剧烈绞痛，但我还是要描述。
那晚我从姐姐家回来就上床了。我的男友J还在工作。他在法律事务所经常得干到深夜。刚躺下不久，我听到门铃声，马上起来开门。我想J大概忘了带钥匙了。
门刚打开，一个陌生人冲了进来。他迎面就给我狠狠的一拳，再加上重重的一脚，把我打倒在黑暗的走道上。他立刻脱下T恤，套在我的头上。接着又不断地拳击我的脸。我感到鼻子、嘴唇、舌头全裂开了，热血不断地涌出来。我被他打得昏昏沉沉。他又剥去我的衣服，将我的双手绑在我背后，巨大的身躯压在我身上，他要强奸我。我拼命地挣扎，大声地喊。结果是又一阵拳击。“不许喊!不然我打死你!”他威胁道。我无法继续抵抗。他终于强奸了我。最后我完全昏迷了。
大概是两个小时以后我逐渐苏醒过来。那个暴徒已经走了。我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裸，双手被绑在身后，脖子上套着电线。我在心里鼓励自己：“莱切儿，你不能屈服!起来!起来!”我艰难地扭动身体，弯腰，屈腿，慢慢地坐起来，然后站了起来。
我努力爬上一层楼梯，到了住在我楼上那一家的门口。我满嘴是血，发不出声音，只能用身体撞他们的门。撞了好久，毫无反应。我只好再蹒跚地爬下楼，来到公寓大楼前门口。我背对着门，踮起脚尖，用被捆绑的手打开门锁。门一打开，我站不住，一下掉在水泥的石阶上。双踝给扭伤了。正当其时，一辆警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原来我楼上那个公寓里有人，只是他们怕遇到坏人，不肯开门，而是打电话报了警。
忽然我能说话了。我大声尖叫起来。警察被吓了一跳。我要他们拿下套在我颈上的电线，他们不同意，说那是物证。接着来了几十名警察疯狂地寻找凶手。我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但是在替我治疗前，法医得先检查现场和我的身体。
J总算来了。他想握我的手，可是警察要他先带上橡胶手套。这时候我开始哭了。因为那晚只有他把我当成一个人，而其他人全把我当做暴力或检查的物体。
警方的追查进行得极慢。五个月后，他们抓住了一个暴徒，是个黑人。他曾经多次强奸和殴打妇女。检查证明他的DNA跟我体内的精子相符。他才17岁，而我已31岁。
2004年1月我在法庭上见到了他。这时我跟他都变了。我变得坚强，而他变得虚弱。他一遍遍地涨红着脸说谎耍赖，而我则一遍遍义正词严地揭穿了他的谎言，使他不得不低下了头。结果法院判他监禁15年。
过了一年以后我赶到体内有一种冲动要把我的遭遇写下来公之于众。这就是2005年7月7日我在遇到爆炸前一刻在皮卡第里线的月台上所读的文章。
我是个34岁的广告总监，住在伦敦北部，跟J同居，彼此十分相爱。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爱舞蹈和艺术。我在大学里念的是英语和神学，毕业后到国外去教过书，后来定居伦敦做广告。我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胆小怕事，思想单纯，生活满足，觉得世上一切都美好。却想不到却有两个年轻人(分别为17岁和19岁)竟然要强奸我和杀死我。他们跟我没有甚么仇恨，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在这种可怕的魅影笼罩下我的平静生活怎么还过得下去?
刚被强奸以后我一度陷于绝望，曾经有自杀的企图。后来我稍微有点振作起来。我想知道为什么厄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阅读了许多关于强奸的案例。我学习了犯罪法、刑事案件，心理学、社会学、遗传学、犯罪学等等。我研究了暴力的原因，为什么男人爱袭击女人。
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害怕。我在自己家里都回遭到袭击，那何处才是安全的?一点轻微的声音都会让我吓得跳起来。睡眠中我常被噩梦惊醒。我觉得极度孤独。尽管我读了许多书，我的心中仍充满了恐惧和仇恨。我怕自己会发疯。
是我的亲友，特别是我男友的爱，让我逐渐恢复起来。我知道自己受到精神创伤，只有靠精神治疗才能复原。我就用假名参加网上讨论，把我的遭遇诉说出来。想不到我获得许多网友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告诉我，袭击决不是针对我的，有许多仇恨社会的人，总在找机会发泄，我只是碰巧遇上了而已。面对他们热情的鼓励，我感到无比温暖，我对自己说“莱切儿，振作起来!你如果继续这样孤独和仇恨下去，你就会变成和那两个暴徒一样的人。”
那个强奸我的暴徒不许我说话，不许我告诉别人。如今我偏要说，偏要告诉别人。我告诉警察，告诉法官，告诉亲友，告诉网友。我甚至写文章告诉读者。我化自卑为自尊，化懦弱为坚强。我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当我在去年7月7日坐上地铁阅读登载在《玛丽克莱》杂志上的文章时，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幸福。我有了一份新的满意的工作，我跟J刚庆祝了同居六年，我们买了新居，我们的花园里种满了鲜花和西红柿。朋友们来我们家吃饭和跳舞。我的文章中充满了希望，我想鼓励跟我有类似遭遇的女人站起来与邪恶作斗争。
就在这时候那个炸弹爆炸了，离我才不到十英尺，我被炸晕了。和三年前几乎一样，我又一次倒在黑暗 中，别人的身躯压在我身上，我无法动弹，透不过气来。我的脸上热乎乎的。是血？，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血？我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上帝为什么这样不公平，让我两次掉入黑暗的深渊?
可是我本身毕竟跟三年前不—样了。我坚强得多了。我慢慢恢复正常意识。我知道自己未受重伤。那血不是我的，是别人的。血是黑色的，里面混和着黑烟，来自烧焦的橡胶和头发。
开始时我的耳朵被震聋了。以后逐渐恢复，我听到呼叫声。那不像是人类的声音。压在我的身上人在扭动，他们也活着。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另一个女人的手。
司机也活着。乘客们听到他声音，他要求大家保持镇定。然后由乘务员引导乘客一个个沿着司机边上的扶梯走出车厢。下面是黑暗的地铁隧道。我们在狭窄的隧道中跌跌撞撞地前进。我的耳鼓还在嗡嗡作响。目光还是游弋不定。受重伤的乘客躺在担架上从人们的头顶上被运送往前。前方在罗素广场有医生护士带着水、氧气和毛毯在等着我们。我们相互鼓励：只要努力向前进，前面就是希望。走了大约15分钟我们到达了广场。在光线下我看到自己手腕上的骨头露了出来。有个女人抓住我的手把我往电梯上送。这时侯我才感到疼痛，不觉尖叫起来。
在电梯里，又累又惊慌的乘客们拥挤地靠在电梯壁上，也有的实在站立不住而设法蹲了下来。相互呆呆地看着。我问一个在我身旁疲惫不堪的女人是否需要帮助，她一点反应也没有。电梯上升到了售票大厅，有一个男人递给我一瓶水。地方开阔了，人们纷纷地坐下或躺了下来。我打手机给我的男友，没有回音。我留了一个短信。他在我后面的车厢里。我怕他已经给炸死了。
我走出大厅，到了人行道上，我想抽烟，可是怎么也点不着，因为我的手上全是血和黑灰。我想打电话到我的单位去，可我记不起电话号码。
一个日本旅客拿着摄像机在拍摄当时的情形，把我也拍了进去。人们在慌乱地乱转。一个妇女高呼：“我要上班去!”她走上来问我：“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要坐地铁上班去!”我满面墨黑，头发乱得像爱因斯坦，耸耸肩回答她：“你今天坐不到地铁了。”她气愤地骂了我一句。真是不讲道理。
有个好心人给我点着了烟。我狠狠地吸了一口。我嘴里的血腥气和烧焦味被清除了一些。我在手机里找到一个名叫珍娜的电话号码。她不久前刚通过急救班的课程。我请她尽快坐出租汽车赶来。我需要急救。我对她说我不需要救护车。我边上有些人需要救护车，可我顾不上他们了。
我觉得自己快要晕倒时，珍娜来了。我想问是否有人需要跟我一起去医院，但是我的嘴麻木了，说不出话，我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
珍娜把我的患臂挂在一块三角带上。汽车直驶大学医院。这时候是上午9时45分。在路上我听到一声沉闷的轰隆，后来才知道那是一辆公交车的爆炸声。开车到医院才几百米，而司机却趁火打劫，向我索取10英镑。
实际上当时的情景我是后来看了电视记录才慢慢回忆起来的。我记得爆炸发生时，我们在离地面一百英尺的地铁车厢里。乘客们惊叫、呼救、呻吟，但也有人保持镇定，安慰别人，鼓励别人，搀扶别人。有人打开手机上的灯光照亮车厢。有人砸碎玻璃窗让空气进来。
我现在知道在这列地铁的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人在等待救护。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也有人砸碎玻璃窗。他们在烟雾弥漫的车厢里坚持了半个多小时，直到警察和地铁工作人员前来带领他们逃离现场。
我怎么会获悉其它车厢里发生的事呢?那是因为我以后多次跟难友们聚会交谈。我们成了患难之交。这跟2002年发生的事件完全不一样。那一次我掉入了黑暗的深渊，无助、孤独，我痛苦得几乎要自杀了。而这一次我有许多同志。
我结交了那辆列车上的70余名乘客。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国王街口联合会”。我们共同回忆那天事故的详细经过，把每人片断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串联起来，组合成事故的全貌，成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故事。在事故发生后一个星期我们全体会员肩并肩地站在爆炸地点默哀两分钟，然后一起去酒店喝啤酒。我们建立了一个“国王街口联合会”网站，不但互相联系，还欢迎社会各界点击和鼓励。当然我们的故事也有力地鼓舞其他遇到困难的人们，教他们如何更振作起来与困难做斗争，因此网站迅速地在扩大。我们全体参加了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礼拜。在那里我们高兴地遇到了那辆列车的司机和抢救我们的警察。我们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
我们经常聚会，也经常互发e－mail交流彼此遇到的高兴的或是困难的事，特别是令人开颜的有趣故事，这样一个人的乐事就成了许多人的乐事。
我们这个联合会里有各色人等：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政治观点，但我们都成了莫逆之交。我们是一个在极为罕见的机会中偶然结合的群体。任何人碰上这种机会，都会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我们都很快乐和直率，彼此之间毫无保留和隔阂，好像是多年的老友。
任何人在生活中总有黑暗的时期。但我不再害怕黑暗。在黑暗中我感到陌生人坚强的手在搀扶着我，给了我帮助，给了我希望。在黑暗中一些普通人成了英雄，陌生人成了朋友。如今我也在努力地设法帮助人，给人希望。
编译自《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天月台特别拥挤。所有的列车严重地误点。我走到一个不太拥挤的地方，找了一张长凳坐了下来，让我可以安静地阅读，也不时拾起头来看看列车什么时侯进站。不久列车来了，可是太挤，我要是上去了就无法阅读。我只能再等。哪知道下一列车更挤。眼看要迟到了，我只好使劲挤上去。那时是上午8点42分。
列车快速地往前行驶。每到一站就有更多的乘客上来。我根本不去注意他们，专心致志地阅读，它使我的思想闪回到我一生中最可怕最痛苦的时刻。加上我四周乘客的挤压、粗重的呼吸、难闻的汗臭，更使我透不过气来，我几乎要晕倒了。
列车到达国王街口，我念完了那篇文章，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接近休克状态。月台上乱轰轰的，许多人挤下车，更多的人挤上来。我被挤得被迫跟一个女人面对面地贴身而立。幸而对方不是男人。我的心脏猛烈地跳，血液里的肾上腺素迅速上升。我没有地方可以逃遁。
最后挤上车的是一个脸上带着微笑的黑女人。她使劲地挤，不断地道歉。列车终于开动了。我松了一口气。再过三站我就到了。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我双眼漆黑，好像一下被丢进深海里。我的心中在呼喊：“不能再发生了!不能再流血了!”
差不多正好是在三年前。那是2002年7月16日晚上。我赤身裸体，浑身是血，脖子上套着一根电线，双手被绑在背后，跌跌撞撞爬下公寓的楼梯，一路尖叫着，终于被警察扶进了一辆救护车。描述那晚的遭遇使我的心剧烈绞痛，但我还是要描述。
那晚我从姐姐家回来就上床了。我的男友J还在工作。他在法律事务所经常得干到深夜。刚躺下不久，我听到门铃声，马上起来开门。我想J大概忘了带钥匙了。
门刚打开，一个陌生人冲了进来。他迎面就给我狠狠的一拳，再加上重重的一脚，把我打倒在黑暗的走道上。他立刻脱下T恤，套在我的头上。接着又不断地拳击我的脸。我感到鼻子、嘴唇、舌头全裂开了，热血不断地涌出来。我被他打得昏昏沉沉。他又剥去我的衣服，将我的双手绑在我背后，巨大的身躯压在我身上，他要强奸我。我拼命地挣扎，大声地喊。结果是又一阵拳击。“不许喊!不然我打死你!”他威胁道。我无法继续抵抗。他终于强奸了我。最后我完全昏迷了。
大概是两个小时以后我逐渐苏醒过来。那个暴徒已经走了。我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裸，双手被绑在身后，脖子上套着电线。我在心里鼓励自己：“莱切儿，你不能屈服!起来!起来!”我艰难地扭动身体，弯腰，屈腿，慢慢地坐起来，然后站了起来。
我努力爬上一层楼梯，到了住在我楼上那一家的门口。我满嘴是血，发不出声音，只能用身体撞他们的门。撞了好久，毫无反应。我只好再蹒跚地爬下楼，来到公寓大楼前门口。我背对着门，踮起脚尖，用被捆绑的手打开门锁。门一打开，我站不住，一下掉在水泥的石阶上。双踝给扭伤了。正当其时，一辆警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原来我楼上那个公寓里有人，只是他们怕遇到坏人，不肯开门，而是打电话报了警。
忽然我能说话了。我大声尖叫起来。警察被吓了一跳。我要他们拿下套在我颈上的电线，他们不同意，说那是物证。接着来了几十名警察疯狂地寻找凶手。我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但是在替我治疗前，法医得先检查现场和我的身体。
J总算来了。他想握我的手，可是警察要他先带上橡胶手套。这时候我开始哭了。因为那晚只有他把我当成一个人，而其他人全把我当做暴力或检查的物体。
警方的追查进行得极慢。五个月后，他们抓住了一个暴徒，是个黑人。他曾经多次强奸和殴打妇女。检查证明他的DNA跟我体内的精子相符。他才17岁，而我已31岁。
2004年1月我在法庭上见到了他。这时我跟他都变了。我变得坚强，而他变得虚弱。他一遍遍地涨红着脸说谎耍赖，而我则一遍遍义正词严地揭穿了他的谎言，使他不得不低下了头。结果法院判他监禁15年。
过了一年以后我赶到体内有一种冲动要把我的遭遇写下来公之于众。这就是2005年7月7日我在遇到爆炸前一刻在皮卡第里线的月台上所读的文章。
我是个34岁的广告总监，住在伦敦北部，跟J同居，彼此十分相爱。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爱舞蹈和艺术。我在大学里念的是英语和神学，毕业后到国外去教过书，后来定居伦敦做广告。我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胆小怕事，思想单纯，生活满足，觉得世上一切都美好。却想不到却有两个年轻人(分别为17岁和19岁)竟然要强奸我和杀死我。他们跟我没有甚么仇恨，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在这种可怕的魅影笼罩下我的平静生活怎么还过得下去?
刚被强奸以后我一度陷于绝望，曾经有自杀的企图。后来我稍微有点振作起来。我想知道为什么厄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阅读了许多关于强奸的案例。我学习了犯罪法、刑事案件，心理学、社会学、遗传学、犯罪学等等。我研究了暴力的原因，为什么男人爱袭击女人。
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害怕。我在自己家里都回遭到袭击，那何处才是安全的?一点轻微的声音都会让我吓得跳起来。睡眠中我常被噩梦惊醒。我觉得极度孤独。尽管我读了许多书，我的心中仍充满了恐惧和仇恨。我怕自己会发疯。
是我的亲友，特别是我男友的爱，让我逐渐恢复起来。我知道自己受到精神创伤，只有靠精神治疗才能复原。我就用假名参加网上讨论，把我的遭遇诉说出来。想不到我获得许多网友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告诉我，袭击决不是针对我的，有许多仇恨社会的人，总在找机会发泄，我只是碰巧遇上了而已。面对他们热情的鼓励，我感到无比温暖，我对自己说“莱切儿，振作起来!你如果继续这样孤独和仇恨下去，你就会变成和那两个暴徒一样的人。”
那个强奸我的暴徒不许我说话，不许我告诉别人。如今我偏要说，偏要告诉别人。我告诉警察，告诉法官，告诉亲友，告诉网友。我甚至写文章告诉读者。我化自卑为自尊，化懦弱为坚强。我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当我在去年7月7日坐上地铁阅读登载在《玛丽克莱》杂志上的文章时，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幸福。我有了一份新的满意的工作，我跟J刚庆祝了同居六年，我们买了新居，我们的花园里种满了鲜花和西红柿。朋友们来我们家吃饭和跳舞。我的文章中充满了希望，我想鼓励跟我有类似遭遇的女人站起来与邪恶作斗争。
就在这时候那个炸弹爆炸了，离我才不到十英尺，我被炸晕了。和三年前几乎一样，我又一次倒在黑暗 中，别人的身躯压在我身上，我无法动弹，透不过气来。我的脸上热乎乎的。是血？，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血？我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上帝为什么这样不公平，让我两次掉入黑暗的深渊?
可是我本身毕竟跟三年前不—样了。我坚强得多了。我慢慢恢复正常意识。我知道自己未受重伤。那血不是我的，是别人的。血是黑色的，里面混和着黑烟，来自烧焦的橡胶和头发。
开始时我的耳朵被震聋了。以后逐渐恢复，我听到呼叫声。那不像是人类的声音。压在我的身上人在扭动，他们也活着。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另一个女人的手。
司机也活着。乘客们听到他声音，他要求大家保持镇定。然后由乘务员引导乘客一个个沿着司机边上的扶梯走出车厢。下面是黑暗的地铁隧道。我们在狭窄的隧道中跌跌撞撞地前进。我的耳鼓还在嗡嗡作响。目光还是游弋不定。受重伤的乘客躺在担架上从人们的头顶上被运送往前。前方在罗素广场有医生护士带着水、氧气和毛毯在等着我们。我们相互鼓励：只要努力向前进，前面就是希望。走了大约15分钟我们到达了广场。在光线下我看到自己手腕上的骨头露了出来。有个女人抓住我的手把我往电梯上送。这时侯我才感到疼痛，不觉尖叫起来。
在电梯里，又累又惊慌的乘客们拥挤地靠在电梯壁上，也有的实在站立不住而设法蹲了下来。相互呆呆地看着。我问一个在我身旁疲惫不堪的女人是否需要帮助，她一点反应也没有。电梯上升到了售票大厅，有一个男人递给我一瓶水。地方开阔了，人们纷纷地坐下或躺了下来。我打手机给我的男友，没有回音。我留了一个短信。他在我后面的车厢里。我怕他已经给炸死了。
我走出大厅，到了人行道上，我想抽烟，可是怎么也点不着，因为我的手上全是血和黑灰。我想打电话到我的单位去，可我记不起电话号码。
一个日本旅客拿着摄像机在拍摄当时的情形，把我也拍了进去。人们在慌乱地乱转。一个妇女高呼：“我要上班去!”她走上来问我：“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要坐地铁上班去!”我满面墨黑，头发乱得像爱因斯坦，耸耸肩回答她：“你今天坐不到地铁了。”她气愤地骂了我一句。真是不讲道理。
有个好心人给我点着了烟。我狠狠地吸了一口。我嘴里的血腥气和烧焦味被清除了一些。我在手机里找到一个名叫珍娜的电话号码。她不久前刚通过急救班的课程。我请她尽快坐出租汽车赶来。我需要急救。我对她说我不需要救护车。我边上有些人需要救护车，可我顾不上他们了。
我觉得自己快要晕倒时，珍娜来了。我想问是否有人需要跟我一起去医院，但是我的嘴麻木了，说不出话，我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
珍娜把我的患臂挂在一块三角带上。汽车直驶大学医院。这时候是上午9时45分。在路上我听到一声沉闷的轰隆，后来才知道那是一辆公交车的爆炸声。开车到医院才几百米，而司机却趁火打劫，向我索取10英镑。
实际上当时的情景我是后来看了电视记录才慢慢回忆起来的。我记得爆炸发生时，我们在离地面一百英尺的地铁车厢里。乘客们惊叫、呼救、呻吟，但也有人保持镇定，安慰别人，鼓励别人，搀扶别人。有人打开手机上的灯光照亮车厢。有人砸碎玻璃窗让空气进来。
我现在知道在这列地铁的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人在等待救护。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也有人砸碎玻璃窗。他们在烟雾弥漫的车厢里坚持了半个多小时，直到警察和地铁工作人员前来带领他们逃离现场。
我怎么会获悉其它车厢里发生的事呢?那是因为我以后多次跟难友们聚会交谈。我们成了患难之交。这跟2002年发生的事件完全不一样。那一次我掉入了黑暗的深渊，无助、孤独，我痛苦得几乎要自杀了。而这一次我有许多同志。
我结交了那辆列车上的70余名乘客。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国王街口联合会”。我们共同回忆那天事故的详细经过，把每人片断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串联起来，组合成事故的全貌，成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故事。在事故发生后一个星期我们全体会员肩并肩地站在爆炸地点默哀两分钟，然后一起去酒店喝啤酒。我们建立了一个“国王街口联合会”网站，不但互相联系，还欢迎社会各界点击和鼓励。当然我们的故事也有力地鼓舞其他遇到困难的人们，教他们如何更振作起来与困难做斗争，因此网站迅速地在扩大。我们全体参加了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礼拜。在那里我们高兴地遇到了那辆列车的司机和抢救我们的警察。我们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
我们经常聚会，也经常互发e－mail交流彼此遇到的高兴的或是困难的事，特别是令人开颜的有趣故事，这样一个人的乐事就成了许多人的乐事。
我们这个联合会里有各色人等：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政治观点，但我们都成了莫逆之交。我们是一个在极为罕见的机会中偶然结合的群体。任何人碰上这种机会，都会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我们都很快乐和直率，彼此之间毫无保留和隔阂，好像是多年的老友。
任何人在生活中总有黑暗的时期。但我不再害怕黑暗。在黑暗中我感到陌生人坚强的手在搀扶着我，给了我帮助，给了我希望。在黑暗中一些普通人成了英雄，陌生人成了朋友。如今我也在努力地设法帮助人，给人希望。
编译自《星期日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