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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怀特·金德坐在家中，从媒体资料收集有关她儿子瑞恩的报道。然后，她又从报纸上剪辑下自从1985年美国抗击艾滋病后，学校是怎样把她儿子赶出校园的报道文章。她通过分类，整理资料编写出一本小说——《我有艾滋病：一个少年的故事》。简女士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完成了这部小说，好莱坞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竟愿意出巨额资金买下，将搬上银幕。
因艾滋病看清自己怎样走向堕落
儿子感染了HIV后苦苦挣扎了7年后死去。当时，路易斯安那州仅三名艾滋病患者，她儿子瑞恩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简含着泪水掩埋了死去的18岁患儿。之后，艾滋病从东海岸肆虐到西海岸，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像重视禽流感和非典一样重视艾滋病。
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确诊以来，美国犹如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大屠杀，痛苦、绝望、混乱，为保性命，人们抛弃了起码的同情和仁爱。里根政府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流行病无所适从，拿不出任何有效措施。4年后，美国就有1．2万人死于艾滋病。美国人谈虎色变，传统伦理道德已被抛入九霄云外，艾滋病带来的恐慌远远超出了流行病本身。
现实中出现的绝情更是惨无人道，人们把患者赶出家门、从学校、医院和公司，甚至保险公司迫不及待的给艾滋病患者退保。只要身边有人感染HIV，这人就立即沦为无救无助的无家可归者。其他人就会把该患者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1983年，里根总统高级顾问帕特·布参南根据初步研究得出结论，艾滋病主要来自同性恋!于是，白宫宣布，向同性恋开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战斗打响了。政府呼吁人们放弃恶习。许多人开始把同性恋者与艾滋病患者画等号，这类人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到处遭受驱赶。
1986年，在自由女神像落成两百周年之际，有人把艾滋病的流行归罪于自由女神像，讥讽道，自由女神患了艾滋病，把病毒带给了美国人。但谁也不知道，自由女神像“感染”的艾滋病是否来自哈德森河口，他们只看见曼哈顿年轻人举行的葬礼者越来越多，葬礼渐渐多于婚礼。
迄今为止，艾滋病让死于该病的美国人超过了二战伤亡、越战死亡和死于伊拉克战场的美军总和，给美国历史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且，这一瘟疫还在迅速蔓延。美国号称自由民主的乐土，公民却渐渐意识到，他们的民主与自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必须收敛“自由”的生活习惯。
一些患者由于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开始拒绝就医，自作主张。一些人甚至开始报复社会，与多个搭档发生关系，把HIV传染给更多人。他们把性欢乐看作最后的晚餐，尽情享乐；另一些人则盲目模仿癌症患者的做法，但最终都没能逃脱死亡。
1990年，好莱坞正式推出作为美国第一部正面描写艾滋病患者的影片《友谊地久天长》(Long timeCompanion)。在该片播放之前，美国民众仍然犯迷糊。以至于当时许多民众都相信，艾滋病就是由被污染的饮水、空气等不良环境引起的，但后来又发现不是来源于环境，艾滋病在公众中开始造成恐慌。政府和科学家希望尽快平息这种恐慌，但他们既不能治愈艾滋病，也无法面对，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让人感到失望。该片通过若干小片段，讲述10年来艾滋病患者的故事。一同性恋者因感染艾滋病逝世，其男友在讣告上只能用“爱之伴侣”四个字称最亲密的恋人，这种称呼在当时很尴尬。
恐慌与忽略的对应之策
美国媒体开始称同性恋为反社会的毒瘤，但他们给予更多关注的却是军团病、中毒性休克症和其他传染疾病。这种新型的综合病人们知之甚少，死亡人数越多，人们越恐慌。媒体甚至不愿意承认死亡数字。《纽约时报》在1981—1982年期间还对艾滋病遮遮掩掩，《新闻周刊》直到1983年4月才在封面上打出“艾滋病已成为本世纪最大的杀手”的标题，《华尔街周刊》也仅称“致命疾病正向男女同性恋传播。”
尽管美国人面对死亡毫无办法，但却引发了严重的偏见和歧视风潮。瑞恩·怀特患上艾滋病后，学校甚至将他除名，不让他再进校门，他的教室座位也被强行取缔。社会活动家开始呼吁同性恋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但事实上这一群体对社会起到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一些艾滋病患者获知，自己的HIV检验结果呈阳性后，居然不闻不问，继续我行我素，1989年，好莱坞著名摄影师梅坡·索普(Mapple Thorpe)死于艾滋病。当年美国艾滋病案例已达10万起。1990年，好莱坞推出《友谊地久天长》后，许多人才渐渐明白，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
面对居高不下的案例，美国的艾滋病恐怖趋势日渐浓烈，人们谈艾色变。与艾滋病相对应的是，美国发病率很高的还有乳腺癌、淋巴瘤和ALS等等，但无论哪种都无法与过去的艾滋病恐慌相提并论。社会活动家拉瑞·克莱默曾发起组织了“平等沉默与死亡”的运动。他组织了1万名艾滋病患者，与他们一起步行到白宫，声称，若美国政府还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措施，那么他们就组织万名患者徒步华尔街，让沿途经济瘫痪，让企业关门。他们还上街游行，要求美国政府投入研究资金，尽快研制新药，挽救患者生命。
实际上，美国政府若安抚民心，艾滋病恐惧是可以控制的。然而政府、媒体和同性恋者首先作出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无能为力和无可救药，因而加重了恐慌的程度。一家同性恋新闻机构甚至赌咒说：现在是反同性恋者吹毛求疵的好机会。《纽约本土》杂志甚至登出：这是造谣不打草稿的疾病谣传。
就这样，艾滋病从1980年代初期到中期开始大肆传播，延误了阻断艾滋病蔓延的最佳时期。在里根时代，美国国会保守的政治家甚至反对投入资金研究新病原体，并且他们对HIV病毒的致命危险性遮遮掩掩。当时的情形就像发生的卡特琳娜飓风，眼看大水泛滥成灾，众多人站在屋顶上求援，而政府的救援之舟迟迟不到。后来，美国最具权威的联邦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家唐纳德·弗朗西斯倡议设立艾滋病研究项目，这样政府才拨款3000万确立了项目。
反应最为滞后的还是同性恋。许多男同性恋对所谓的“谣传”不屑一顾。一些人已病入膏盲，还以为感染了皮肤癌或肺炎。那时，美国只有克莱默才意识到，必须尽快筹集资金，研制抗击艾滋病病毒的药物。当克莱默开始在纽约大街上募捐时，有人称，这是个疯子!结果，他们只募集到769美元。直到1984年，旧金山还有机构在公开为同性恋提供共用浴室，为他们提供同性恋场所。同性恋们对如此严重的艾滋病流行趋势也仅仅表现为漠不关心。看见同伴一个个倒下，他们只认为这一群体正受到社会和国家的抛弃，还打算联合抗争，并不在乎与HIV阳性患者共用一个浴缸。当出租车司机拒载艾滋病患 者，医生在艾滋病病房门贴上：“警告，请勿随便进入!”的字牌时，同性恋却把出租车司机和医生看作神经病。
数年后，美国一些机构才开始为患者寻医问药，提供医疗服务、问询、食物和住房，人们并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一群体。在没有任何经验，他们仅仅按照传统护理方式照顾患者。由于患者不停死亡，他们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
好莱坞的先期觉醒
1985年夏季，整个好莱坞都行动起来。电影明星开始义演，吸引全国各界的关注，为患者筹集资金。当时，好莱坞浪漫明星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减为最具号召力的偶像，他不仅是同性恋，也成了艾滋病患者。
一次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回忆说，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台下大量观众正等待着患者明星的到来。许多人是第一次听说艾滋病，他们不仅仅想看看艾滋病是不是真正的疾病，更想获知患者明星的感受，因此他们把整个会场围得水泄不通。后来，美国32岁的篮球明星迈基克·约翰森(Magic Johnson)宣布，他的HIV检测为阳性。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带来的冲击波几乎摧毁了所有同性恋的心理大堤。他公开发表演说，敦促人们实施安全的性爱方式。诸如约翰森这样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明星带来的冲击波十分巨大，随之媒体惊爆另一消息，好莱坞著名演员布雷德·达维斯(BradDavis)，曾在《夜半快车》中扮演成功的主打明星竟隐瞒6年诊断结果。直到1991年他去世，人们才获知他早就是艾滋病患者。其妻子苏珊·布鲁斯登(Susan Blue stein)曾被称为好莱坞的“慧眼”，是专门负责挑选演员的行家。达维斯去世后，苏珊伤心欲绝，但有关亡夫的同性恋谣传不胫而走。谣传带给妻子和女儿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丈夫的死。后来，苏珊在《半夜之后》一书中说，“丈夫是瘾君子，不可信任的男人，但不是同性恋。”该书带给人们更多联想，即艾滋病不仅在同性恋中传播，也开始在异性恋中传播。艾滋病已成为15岁至44岁年龄段人群的主要死因；在北美地区，女性感染人数在不断上升。
最让人感动的是好莱坞明星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伊丽莎白与药品和酒精的斗争以及她的数次婚恋都已有很详细的报道。尽管她的一生充满伤感，但对她的朋友和影迷来说，仍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强者，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她个人捐助了数百万以支持和艾滋病作斗争的事业。她自始自终都站在抗击艾滋病的最前沿。她勇敢的与患者明星洛克·哈德森手挽手，站在摄影机镜头前，面对媒体，面对观众，要人们坚信，人定胜天，艾滋病是可以战胜的。1985年，伊丽莎白每次当众挥手，都迎来经久不息的掌声。她多次与哈德森手挽手抛头露面，减轻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当时谣传，艾滋病演员哈德森曾将病毒传染给另一女明星琳达·伊万斯。事实让谣言不攻自破。
伊丽莎白的挥手还被媒体称为革命性召唤，人们把她的露面看作人定胜天的先兆。她成为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的名人偶像。她对媒体说：“我已失去太多的朋友和影迷，这已让我心碎，我不想失去更多。”自那以后，好莱坞人便成为抗击艾滋病最有力的号召者。约翰·欧曼(John Erman)今天回忆说，1985年好莱坞推出了具有感召力的抗艾滋病新片《初霜》(AnEarly frost)。该片渐渐让人恢复了抗击艾滋病的信心。在国家广播公司娱乐电视台总裁布兰顿·塔迪克的支持下，欧曼拍摄完成该片并在连续电视节目中播出，长达十余载。
好莱坞电影明星汤姆·汉克斯1993年在电影《费城故事》(Philadelphia)中扮演同性恋律师即将死去的悲惨状况。该片讲述艾滋病患者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故事，标志着好莱坞不再逃避社会现实，正式向泛滥美国的艾滋病宣战。媒体作出评论称，美国的艾滋病恐慌潮要比电影更加惨烈，更加普遍，以至于里根政府不得不设立仁慈艾滋病社区。美国艾滋病患者解救工程与HIV阳性患者管理主任克雷戈·汤姆森曾负责这一工作25年。他说，“那时，同性恋群体的确已成美国最大的艾滋病滋生群体，也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
直到1994年，美国音乐电视《真实的世界》开始让同性恋明白，HIV阳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因为，在该片中播出他们十分熟悉的电影明星，23岁的皮特罗·扎莫拉(Pedro Zamora)感染HIV后慢慢死亡的悲惨过程。
2003年影迷甚至热衷于收藏有关艾滋病电影的道具。好莱坞电影演员里亚姆·尼森发起倡议“援助非洲儿童与艾滋病斗争”的拍卖活动，得到好莱坞众多大牌影星的响应。他们纷纷拿出许多本来作为个人珍藏的道具参加拍卖活动，其中包括：凯瑟琳·泽塔·琼斯在《佐罗的面具》中的戏装、哈里森·福特在扮演印第安纳；琼斯使用的鞭子、梅尔·吉布森在《勇敢的心》中使用的剑、亚姆·尼森在《星球大战之幻影危机》中使用的刀、梅丽尔·斯特里普在《廊桥遗梦》中穿的红色裙子以及《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椅子和救生衣。著名的索斯比拍卖行展示了拍卖的服装道具等等。好莱坞人明白，倘若电影和电视不对时下的严峻形势做出回应，那么电影院就可能沦为电影的坟墓。实际上，美国娱乐界对流行病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好莱坞艺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针对这一恐慌打造抗艾电影。
电影挽回了美国的艾滋危局
从艾滋病爆发到好莱坞推出《友谊地久天长》的时间差也仅仅只有9年，但该片给美国社会造成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即使今天的《断臂山》也很难匹敌。奥斯卡提名明星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son)谈及艾滋病不无感叹道，《友谊地久天长》一片开天辟地，第一次唤起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生活的热情。一些艾滋病患者看了该片后痛哭流涕的说“我差点被流行病吓倒，误入歧途，多亏有了它!”汤姆·汉克斯感叹道：“《费城故事》一片姗姗来迟，没能像《友谊》那样唤起绝望患者对生命的渴望。”
纽约百老汇在对待艾滋病恐慌潮方面也很有特色。由于这里是世界戏剧之都，主要上演的剧目一般都来自世界各国的精品，为此它却成为艾滋病患者寻求庇护的乐园。当时有许许多多纽约艾滋病男性患者都到那儿寻找避风港，或者寻找工作。除了百老汇，艾滋病患者几乎不可能在其他地区找到工作和栖息之地。有一家百老汇护理公司专门为患者提供免费护理并与这些人共同抗击HIV。百老汇护理中心主任汤姆·凡尔拉(Tom Viola)回忆说：“1982年，记得有8个患者来到百老汇，其中4人已病入膏盲。从那时起，美国感染者扶摇直上，平均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逾4万。
托尼·库西纳是其中之一，作为HIV阳性患者，他在极度痛苦的条件下创作了(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剧本，并于1993年在百老汇首演，之后该剧连续上演60场，获得非同凡响的效果。之后，该剧被送到好莱坞制片。制片商杰弗瑞·塞勒(JeffreySeller)当时在极大干扰的情况下，把同性恋者、吸毒者、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制成了这部巨作。十年后，这部影片仍然受到欢迎。《美国天使》成为继《友谊地久天长》之后抗击艾滋病的又一力作。
实际上，好莱坞在唤起人们抗击艾滋病战斗精神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无论是电影(意志与优雅)(Will & Grace)还是《断臂山》(Broke back Mountain)都在提醒人们，历史上的抗艾之战是何等的惨烈。电影提高了人们的警觉性，也进一步说服了国家投入巨资研究的必要性。科学家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最初把艾滋病与癌症相提并论。直到1996年，世界科学家才研制出抗艾滋病较为有效的药物，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15年后，人们的艾滋病恐慌症才逐渐消退，但最新研究的药物并非万能。实际上，年轻人对新药的信心仍然不足，因为HIV阳性患者还在增多，死亡还在继续，新的抗HIV阳性特效药还没有出来。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不断有年轻人被HIV感染，也有人在为亲朋好友扫墓。国家公墓一座座新碑告诉人们，已到了必须全民抗击艾滋病，大打生命保卫战的时候了。
然而，艾滋病给美国带来最大的变化不仅是人定胜天的信心和科技水平的大提高，而是改变了美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瑞恩·怀特去世之前，给妈妈说了一句话：“倘若再让我多活三年五载，我一定要亲手发起一场抗艾之战，彻底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然而，瑞恩的母亲直到今天，也不得不说：“我们不仅要面对疾病，更需要的是引导年轻人走正确的生活之路，让人们把流行病永远杜绝于门外。”25年后，艾滋病夺走了全世界2500万患者的生命。
编译自美国2006年5月15日出版
《新闻周刊》
因艾滋病看清自己怎样走向堕落
儿子感染了HIV后苦苦挣扎了7年后死去。当时，路易斯安那州仅三名艾滋病患者，她儿子瑞恩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简含着泪水掩埋了死去的18岁患儿。之后，艾滋病从东海岸肆虐到西海岸，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像重视禽流感和非典一样重视艾滋病。
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确诊以来，美国犹如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大屠杀，痛苦、绝望、混乱，为保性命，人们抛弃了起码的同情和仁爱。里根政府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流行病无所适从，拿不出任何有效措施。4年后，美国就有1．2万人死于艾滋病。美国人谈虎色变，传统伦理道德已被抛入九霄云外，艾滋病带来的恐慌远远超出了流行病本身。
现实中出现的绝情更是惨无人道，人们把患者赶出家门、从学校、医院和公司，甚至保险公司迫不及待的给艾滋病患者退保。只要身边有人感染HIV，这人就立即沦为无救无助的无家可归者。其他人就会把该患者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1983年，里根总统高级顾问帕特·布参南根据初步研究得出结论，艾滋病主要来自同性恋!于是，白宫宣布，向同性恋开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战斗打响了。政府呼吁人们放弃恶习。许多人开始把同性恋者与艾滋病患者画等号，这类人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到处遭受驱赶。
1986年，在自由女神像落成两百周年之际，有人把艾滋病的流行归罪于自由女神像，讥讽道，自由女神患了艾滋病，把病毒带给了美国人。但谁也不知道，自由女神像“感染”的艾滋病是否来自哈德森河口，他们只看见曼哈顿年轻人举行的葬礼者越来越多，葬礼渐渐多于婚礼。
迄今为止，艾滋病让死于该病的美国人超过了二战伤亡、越战死亡和死于伊拉克战场的美军总和，给美国历史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且，这一瘟疫还在迅速蔓延。美国号称自由民主的乐土，公民却渐渐意识到，他们的民主与自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必须收敛“自由”的生活习惯。
一些患者由于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开始拒绝就医，自作主张。一些人甚至开始报复社会，与多个搭档发生关系，把HIV传染给更多人。他们把性欢乐看作最后的晚餐，尽情享乐；另一些人则盲目模仿癌症患者的做法，但最终都没能逃脱死亡。
1990年，好莱坞正式推出作为美国第一部正面描写艾滋病患者的影片《友谊地久天长》(Long timeCompanion)。在该片播放之前，美国民众仍然犯迷糊。以至于当时许多民众都相信，艾滋病就是由被污染的饮水、空气等不良环境引起的，但后来又发现不是来源于环境，艾滋病在公众中开始造成恐慌。政府和科学家希望尽快平息这种恐慌，但他们既不能治愈艾滋病，也无法面对，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让人感到失望。该片通过若干小片段，讲述10年来艾滋病患者的故事。一同性恋者因感染艾滋病逝世，其男友在讣告上只能用“爱之伴侣”四个字称最亲密的恋人，这种称呼在当时很尴尬。
恐慌与忽略的对应之策
美国媒体开始称同性恋为反社会的毒瘤，但他们给予更多关注的却是军团病、中毒性休克症和其他传染疾病。这种新型的综合病人们知之甚少，死亡人数越多，人们越恐慌。媒体甚至不愿意承认死亡数字。《纽约时报》在1981—1982年期间还对艾滋病遮遮掩掩，《新闻周刊》直到1983年4月才在封面上打出“艾滋病已成为本世纪最大的杀手”的标题，《华尔街周刊》也仅称“致命疾病正向男女同性恋传播。”
尽管美国人面对死亡毫无办法，但却引发了严重的偏见和歧视风潮。瑞恩·怀特患上艾滋病后，学校甚至将他除名，不让他再进校门，他的教室座位也被强行取缔。社会活动家开始呼吁同性恋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但事实上这一群体对社会起到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一些艾滋病患者获知，自己的HIV检验结果呈阳性后，居然不闻不问，继续我行我素，1989年，好莱坞著名摄影师梅坡·索普(Mapple Thorpe)死于艾滋病。当年美国艾滋病案例已达10万起。1990年，好莱坞推出《友谊地久天长》后，许多人才渐渐明白，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
面对居高不下的案例，美国的艾滋病恐怖趋势日渐浓烈，人们谈艾色变。与艾滋病相对应的是，美国发病率很高的还有乳腺癌、淋巴瘤和ALS等等，但无论哪种都无法与过去的艾滋病恐慌相提并论。社会活动家拉瑞·克莱默曾发起组织了“平等沉默与死亡”的运动。他组织了1万名艾滋病患者，与他们一起步行到白宫，声称，若美国政府还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措施，那么他们就组织万名患者徒步华尔街，让沿途经济瘫痪，让企业关门。他们还上街游行，要求美国政府投入研究资金，尽快研制新药，挽救患者生命。
实际上，美国政府若安抚民心，艾滋病恐惧是可以控制的。然而政府、媒体和同性恋者首先作出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无能为力和无可救药，因而加重了恐慌的程度。一家同性恋新闻机构甚至赌咒说：现在是反同性恋者吹毛求疵的好机会。《纽约本土》杂志甚至登出：这是造谣不打草稿的疾病谣传。
就这样，艾滋病从1980年代初期到中期开始大肆传播，延误了阻断艾滋病蔓延的最佳时期。在里根时代，美国国会保守的政治家甚至反对投入资金研究新病原体，并且他们对HIV病毒的致命危险性遮遮掩掩。当时的情形就像发生的卡特琳娜飓风，眼看大水泛滥成灾，众多人站在屋顶上求援，而政府的救援之舟迟迟不到。后来，美国最具权威的联邦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家唐纳德·弗朗西斯倡议设立艾滋病研究项目，这样政府才拨款3000万确立了项目。
反应最为滞后的还是同性恋。许多男同性恋对所谓的“谣传”不屑一顾。一些人已病入膏盲，还以为感染了皮肤癌或肺炎。那时，美国只有克莱默才意识到，必须尽快筹集资金，研制抗击艾滋病病毒的药物。当克莱默开始在纽约大街上募捐时，有人称，这是个疯子!结果，他们只募集到769美元。直到1984年，旧金山还有机构在公开为同性恋提供共用浴室，为他们提供同性恋场所。同性恋们对如此严重的艾滋病流行趋势也仅仅表现为漠不关心。看见同伴一个个倒下，他们只认为这一群体正受到社会和国家的抛弃，还打算联合抗争，并不在乎与HIV阳性患者共用一个浴缸。当出租车司机拒载艾滋病患 者，医生在艾滋病病房门贴上：“警告，请勿随便进入!”的字牌时，同性恋却把出租车司机和医生看作神经病。
数年后，美国一些机构才开始为患者寻医问药，提供医疗服务、问询、食物和住房，人们并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一群体。在没有任何经验，他们仅仅按照传统护理方式照顾患者。由于患者不停死亡，他们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
好莱坞的先期觉醒
1985年夏季，整个好莱坞都行动起来。电影明星开始义演，吸引全国各界的关注，为患者筹集资金。当时，好莱坞浪漫明星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减为最具号召力的偶像，他不仅是同性恋，也成了艾滋病患者。
一次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回忆说，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台下大量观众正等待着患者明星的到来。许多人是第一次听说艾滋病，他们不仅仅想看看艾滋病是不是真正的疾病，更想获知患者明星的感受，因此他们把整个会场围得水泄不通。后来，美国32岁的篮球明星迈基克·约翰森(Magic Johnson)宣布，他的HIV检测为阳性。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带来的冲击波几乎摧毁了所有同性恋的心理大堤。他公开发表演说，敦促人们实施安全的性爱方式。诸如约翰森这样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明星带来的冲击波十分巨大，随之媒体惊爆另一消息，好莱坞著名演员布雷德·达维斯(BradDavis)，曾在《夜半快车》中扮演成功的主打明星竟隐瞒6年诊断结果。直到1991年他去世，人们才获知他早就是艾滋病患者。其妻子苏珊·布鲁斯登(Susan Blue stein)曾被称为好莱坞的“慧眼”，是专门负责挑选演员的行家。达维斯去世后，苏珊伤心欲绝，但有关亡夫的同性恋谣传不胫而走。谣传带给妻子和女儿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丈夫的死。后来，苏珊在《半夜之后》一书中说，“丈夫是瘾君子，不可信任的男人，但不是同性恋。”该书带给人们更多联想，即艾滋病不仅在同性恋中传播，也开始在异性恋中传播。艾滋病已成为15岁至44岁年龄段人群的主要死因；在北美地区，女性感染人数在不断上升。
最让人感动的是好莱坞明星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伊丽莎白与药品和酒精的斗争以及她的数次婚恋都已有很详细的报道。尽管她的一生充满伤感，但对她的朋友和影迷来说，仍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强者，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她个人捐助了数百万以支持和艾滋病作斗争的事业。她自始自终都站在抗击艾滋病的最前沿。她勇敢的与患者明星洛克·哈德森手挽手，站在摄影机镜头前，面对媒体，面对观众，要人们坚信，人定胜天，艾滋病是可以战胜的。1985年，伊丽莎白每次当众挥手，都迎来经久不息的掌声。她多次与哈德森手挽手抛头露面，减轻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当时谣传，艾滋病演员哈德森曾将病毒传染给另一女明星琳达·伊万斯。事实让谣言不攻自破。
伊丽莎白的挥手还被媒体称为革命性召唤，人们把她的露面看作人定胜天的先兆。她成为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的名人偶像。她对媒体说：“我已失去太多的朋友和影迷，这已让我心碎，我不想失去更多。”自那以后，好莱坞人便成为抗击艾滋病最有力的号召者。约翰·欧曼(John Erman)今天回忆说，1985年好莱坞推出了具有感召力的抗艾滋病新片《初霜》(AnEarly frost)。该片渐渐让人恢复了抗击艾滋病的信心。在国家广播公司娱乐电视台总裁布兰顿·塔迪克的支持下，欧曼拍摄完成该片并在连续电视节目中播出，长达十余载。
好莱坞电影明星汤姆·汉克斯1993年在电影《费城故事》(Philadelphia)中扮演同性恋律师即将死去的悲惨状况。该片讲述艾滋病患者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故事，标志着好莱坞不再逃避社会现实，正式向泛滥美国的艾滋病宣战。媒体作出评论称，美国的艾滋病恐慌潮要比电影更加惨烈，更加普遍，以至于里根政府不得不设立仁慈艾滋病社区。美国艾滋病患者解救工程与HIV阳性患者管理主任克雷戈·汤姆森曾负责这一工作25年。他说，“那时，同性恋群体的确已成美国最大的艾滋病滋生群体，也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
直到1994年，美国音乐电视《真实的世界》开始让同性恋明白，HIV阳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因为，在该片中播出他们十分熟悉的电影明星，23岁的皮特罗·扎莫拉(Pedro Zamora)感染HIV后慢慢死亡的悲惨过程。
2003年影迷甚至热衷于收藏有关艾滋病电影的道具。好莱坞电影演员里亚姆·尼森发起倡议“援助非洲儿童与艾滋病斗争”的拍卖活动，得到好莱坞众多大牌影星的响应。他们纷纷拿出许多本来作为个人珍藏的道具参加拍卖活动，其中包括：凯瑟琳·泽塔·琼斯在《佐罗的面具》中的戏装、哈里森·福特在扮演印第安纳；琼斯使用的鞭子、梅尔·吉布森在《勇敢的心》中使用的剑、亚姆·尼森在《星球大战之幻影危机》中使用的刀、梅丽尔·斯特里普在《廊桥遗梦》中穿的红色裙子以及《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椅子和救生衣。著名的索斯比拍卖行展示了拍卖的服装道具等等。好莱坞人明白，倘若电影和电视不对时下的严峻形势做出回应，那么电影院就可能沦为电影的坟墓。实际上，美国娱乐界对流行病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好莱坞艺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针对这一恐慌打造抗艾电影。
电影挽回了美国的艾滋危局
从艾滋病爆发到好莱坞推出《友谊地久天长》的时间差也仅仅只有9年，但该片给美国社会造成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即使今天的《断臂山》也很难匹敌。奥斯卡提名明星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son)谈及艾滋病不无感叹道，《友谊地久天长》一片开天辟地，第一次唤起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生活的热情。一些艾滋病患者看了该片后痛哭流涕的说“我差点被流行病吓倒，误入歧途，多亏有了它!”汤姆·汉克斯感叹道：“《费城故事》一片姗姗来迟，没能像《友谊》那样唤起绝望患者对生命的渴望。”
纽约百老汇在对待艾滋病恐慌潮方面也很有特色。由于这里是世界戏剧之都，主要上演的剧目一般都来自世界各国的精品，为此它却成为艾滋病患者寻求庇护的乐园。当时有许许多多纽约艾滋病男性患者都到那儿寻找避风港，或者寻找工作。除了百老汇，艾滋病患者几乎不可能在其他地区找到工作和栖息之地。有一家百老汇护理公司专门为患者提供免费护理并与这些人共同抗击HIV。百老汇护理中心主任汤姆·凡尔拉(Tom Viola)回忆说：“1982年，记得有8个患者来到百老汇，其中4人已病入膏盲。从那时起，美国感染者扶摇直上，平均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逾4万。
托尼·库西纳是其中之一，作为HIV阳性患者，他在极度痛苦的条件下创作了(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剧本，并于1993年在百老汇首演，之后该剧连续上演60场，获得非同凡响的效果。之后，该剧被送到好莱坞制片。制片商杰弗瑞·塞勒(JeffreySeller)当时在极大干扰的情况下，把同性恋者、吸毒者、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制成了这部巨作。十年后，这部影片仍然受到欢迎。《美国天使》成为继《友谊地久天长》之后抗击艾滋病的又一力作。
实际上，好莱坞在唤起人们抗击艾滋病战斗精神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无论是电影(意志与优雅)(Will & Grace)还是《断臂山》(Broke back Mountain)都在提醒人们，历史上的抗艾之战是何等的惨烈。电影提高了人们的警觉性，也进一步说服了国家投入巨资研究的必要性。科学家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最初把艾滋病与癌症相提并论。直到1996年，世界科学家才研制出抗艾滋病较为有效的药物，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15年后，人们的艾滋病恐慌症才逐渐消退，但最新研究的药物并非万能。实际上，年轻人对新药的信心仍然不足，因为HIV阳性患者还在增多，死亡还在继续，新的抗HIV阳性特效药还没有出来。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不断有年轻人被HIV感染，也有人在为亲朋好友扫墓。国家公墓一座座新碑告诉人们，已到了必须全民抗击艾滋病，大打生命保卫战的时候了。
然而，艾滋病给美国带来最大的变化不仅是人定胜天的信心和科技水平的大提高，而是改变了美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瑞恩·怀特去世之前，给妈妈说了一句话：“倘若再让我多活三年五载，我一定要亲手发起一场抗艾之战，彻底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然而，瑞恩的母亲直到今天，也不得不说：“我们不仅要面对疾病，更需要的是引导年轻人走正确的生活之路，让人们把流行病永远杜绝于门外。”25年后，艾滋病夺走了全世界2500万患者的生命。
编译自美国2006年5月15日出版
《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