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利顺德饭店诞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咸丰皇帝逃亡承德，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回京，次年死在避暑山庄。那时的清朝统治者仍在虚妄中生活，自以为是天朝上国，不敢承认“西夷”的力量，实际上又包含惧怕对方的成分。虚骄心理下不会处理好国际事务，更严重的是不可能去奋发图强。《北京条约》规定天津为通商口岸。天津本来就是进京的通道，至是开为商埠，西方商人、传教士、官员来此落脚，或路经于此，日趋增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顺德饭店建立了。它适应了西方人的需要。它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而当时清朝统治者不知图强，浑噩自闭，却是它产生的社会环境。虚骄妨碍图强，道、咸两代如此，乾、嘉又何尝不是这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利顺德饭店大规模扩建，由平房改建成三层楼房，为当时天津洋式建筑的佼佼者，也使它成为豪华宾馆，以适应日益增多的西方商人、科技人员投宿的需要。这时中国官僚、买办、商人兴起洋务运动，开办机器制造业，造轮船，开矿山，筑铁路，设立电话、电报。洋务运动，旧时称为“自强运动”，它的先驱者曾国藩就以自强为目的，他认为对外事务的准则，凡争执虚文礼仪的可以让步，而涉及民生的则要坚持中国利益，他倡办江南制造局，选派学童出洋学艺，是着眼于中国自强。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使洋务派政治目标破产，但自强精神则彪炳史册。洋务运动中天津及其附近出现近代企业，如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承平银矿等，尤其是电报总局，始设于天津，后来才移至上海。其时在天津地区经营新式企业的唐廷枢、徐润等人往还于津、沪之间，使天津成为洋务运动重地。洋务派官、商及与其企业有关的洋人，也成為促使利顺德发展业务的力量，粤籍买办梁炎卿成为它的大股东。所以说利顺德的发展与中国洋务运动的自强有密切关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利顺德又一次扩建，其时留下的大楼外景、豪华套间、贵宾休息厅、宴会厅、西餐厅的图片，犹令人领略当年豪华绰约的丰姿，是令旅客得到高级享受的处所。二三十年代天津多有下台军阀、失意政客，末代皇帝博仪不就蛰居津门吗！他们需要高级饭店，或者小住，或就餐、娱乐，利顺德这时的扩建，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推翻清朝后的一二十年代，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时期，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文化事业的成就非常可观，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从西方传入许多新学科，“五·四”运动更以政治思想领域促进国人思考国事。一二十年代是北洋政府时期，过去人们把那时认为一片黑暗，其实前述那些成就不说外，议会政治自此开始。当然曹锟贿选被正确地认为政治丑剧，但那些后来成为“猪仔议员”的人开始不服，至被圈禁，始被收买，这也反映议会制深入人心，骄横的军阀也不能不对它有所顾忌。中国有后代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北洋时期编纂出《清史稿》，出版后虽被国民政府禁止，但几十年后的实践证明，它虽然不是一部好的历史资料书籍，但仍有参考价值，故而被一再重印，说明它不是禁止得了的、废弃得了的。《清史稿》的修成实属不易，说明其时文化建设颇有可称述者，一方面是军阀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是人民的奋发图强，并探索强盛道路，但是它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所打乱。人民图强爱国的时候，军阀政客亡命天津，利顺德饭店在这种形势下得到二十年的
　　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从英国人手里接管利顺德饭店，把它改称“亚细亚饭店”。这时中国处在民族灾难之中，国力虚弱。日军的接管利顺德，不由得令人联想到日俄战争，双方在中国的国土辽东半岛打仗，而让中国“中立”，使中国成为最大受害国。日本因向英国开战而接管利顺德，其实利顺德还有中国股东，他们因此而倒霉。弱国被欺凌，一个国家不图强怎么能立足于世界！
　　五十年代起的三十年，利顺德改名“天津大饭店”。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利顺德成了合资企业，恢复原名，兴建大厦，有了新气象。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是为我利用，是为我之富强起促进作用，关键还在自强，不自强就不可能很好地利用外资，建设国强民富的社会。
　　利顺德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是那样的岌岌相关，它的兴衰与近现代社会的演变相一致，它反映中国社会、国计民生的状况和国家的荣辱，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缩影。一个饭店的历史能够反映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这种事例不可多得。
　　在利顺德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史上，我们看到自强精神的作用和重要。道、咸时代的自大和萎靡不振，只能使国家沦落；洋务运动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图强，未见多少成效，是不得其法；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图强效果较好，说明自洋务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人一直有建立强盛国家的愿望，这是极其可贵的民族精神；也说明我们始终在探索如何迈向富强之路。愿望不能实现就是空的，方法不对同样无济于事，探索通向富强之路的方法，也是精神财富，值得总结。自强者总会找到道路，总会昌盛的。
　　（选自《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有删节。作者为我国著名清史、中国社会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