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司马光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a，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b，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c，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d。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资治通鉴·周纪二》）
　　注释：
　　a 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事見《史记·刺客列传》。鲁国将军曹沫与齐国作战，打了三次败仗，鲁庄公不得已而献土地与齐国讲和。后来，齐鲁两国会盟，齐桓公与鲁庄公在坛上盟誓时，曹沫突然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无奈之下，齐桓公答应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曹沫听后便扔下匕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脸色不变，言谈如故。齐桓公脱离了危险，勃然大怒，想毁约。这时，齐国丞相管仲说道：“不能这样，贪图小利而逞一时之快，在诸侯面前不讲信义，就会失去天下的援助，不如把土地给他们。”最后齐桓公便将侵夺鲁国的土地还给了鲁国。
　　b 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因蒙难而流亡到了楚国，楚国国君热情地招待了他，并说：“如果你以后做了晋国国君，将如何报答我？”重耳回答：“珍珠美玉，您都不缺，我不会有更稀罕的东西送给你，不过以后我如果做了晋国国君，假若两国在战场上相遇，我便以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作为回报！”后来，重耳作了国君，即晋文公。五年后，晋楚两国果然在中原战场上相遇，晋文公确实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退避近百里以报楚国招待之恩。
　　c 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事见《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此时天降大雨，魏文侯想起他与虞人（山林管理者）相约当日要打猎，于是下令驾车前往。大臣十分惊诧，问道：“大家喝得正起劲，天又下着大雨，您要去哪里？”魏文侯说：“我与虞人约好了今天打猎，怎能因为现在的快乐，而不遵守约定呢？”于是亲自去虞人那里取消了打猎活动。
　　d 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事见《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年（前359）。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建议实施变法，法令已经制定，但还未公布。商鞅担心百姓不信，便在国都南门立起一根木杆，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去，便赏十金。百姓觉得奇怪，也没有人愿意去搬。商鞅又下令说：“能搬过去的赏五十金。”有一个人将此木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此后，商鞅颁布了变法的法令。
　　大意：
　　臣司马光说：诚信，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诚信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守护国家。所以古代称王之人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的人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不善于治国治家的人则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领导不信任下属，下属不信任领导，上下离心，以至一败涂地。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救不了致命伤，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这岂不令人痛心！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中原之地而遵守信用，魏文侯不背弃与虞人打猎的约定，秦孝公不收回对搬动木杆之人的奖赏。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而商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勇之时，尚且不敢忘记用诚信来获得民心，何况作为太平盛世之时的执政者呢！
　　【题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为了富国强兵，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徙木为信，获得了百姓的信任，新法得以顺利颁布和实施，秦国由此走向强大。针对这一事件，司马光做了这段议论。《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司马光的思想与此一脉相承，意在强调诚信的重要性。无独有偶，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也写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这是借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对商鞅变法取信于民进行褒扬。诚信，不仅是道德准则，更是治国理政的法宝，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因诚信而立天下、因失信而失天下的例子。当今，营造一个相互信任的社会风气，建立国家诚信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和关键。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著作，该书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的历史，目的是以史为鉴，有资于治道。“臣光曰”是司马光针对所述事件阐发的评论，虽有主观色彩，却具普遍和现实意义，于今不无借鉴。（高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