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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州中学教师
苏教版高中选修教材《短篇小说选读》中有一篇汪曾祺晚年追怀故土的小说《鉴赏家》，作品塑造了鉴赏家“叶三”和画家“季匋民”的人物形象。通过记叙两人的交往轶事，特别是叶三因赏鉴季匋民的画作而终生收藏、至死不卖的情节，赞颂了重情义、真性情、高雅清逸的美好品质。但对于叶三为何将画作带入棺材这一结尾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耐人寻味的结尾。
季匋民生前便是全县第一个大画家，他的画在当时已颇有价值。在叶三给季匋民送果子的生活中，季匋民送给叶三很多画，有的题款有的未题款，无论题款与否，叶三都十分珍惜，并将其放入早已打造好的棺材里。待季匋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很多人都想买叶三的藏画，但叶三死活不卖。有一天一个叫“辻听涛”的日本人远道而来专程看叶三的藏画。
辻听涛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
“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辻听涛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
“不卖。”
辻听涛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尾，很多教者从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出发，引导学生质疑结尾的不合理性，认为画作应该流传后世，以更好地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也有人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定时代下，传统文化面临复杂的文化背景，前景未卜，这一结局也是汪曾祺的无奈之举。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仍然值得商榷。解读作品，必然要依据文本的情节内涵，兼顾写作的时代环境，更重要的还要探究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关注作家的精神心灵。
要探究这耐人寻味的结尾安排，有必要将本文的主旨和人物形象加以研讨。
二、俗世中的真名士
1.两个全县“第一”
小说第一句话是“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如何理解“第一”？季匋民的画笔致疏朗，巧留空白，笔意俱到。一些假名士总爱在其面前卖弄自己，如若得到季匋民几句随声应和，就会在别处重贩他的高论：“兄弟此言，季匋民亦深为首肯。”由此可见，季匋民技艺超绝，颇有盛名，当为“第一”。叶三虽是一介果贩，但他能一句话说出季匋民的画好在哪里，能识得扬州八怪之一“李复堂”的真迹，甚至能指出季匋民画作里出现的错误。使得季匋民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真懂画。叶三为“第一”鉴赏家亦名副其实。
这只是“第一”的表层含义，两人的精神品性在汪曾祺看来应该是全县“第一”。季匋民有个脾气，一边作画，一边喝酒，喝酒就水果，一如文人墨客风趣高雅。他很少應酬别人，讨厌高谈阔论，题款学习古人风范。真诚谦逊、不虚美不隐恶。而叶三区别其他鉴赏家的特质在于：不慕名利。无论别人出多少钱来收购季匋民的画，他都不为所动，他对画作是真爱，无关金钱、不涉功利。在浮夸物质的世俗社会，他们身上闪耀出的轻名利、真诚高雅的精神品质弥足珍贵，成为全县乃至整个社会的“第一”。
2.不寻常的关系。
季匋民与叶三的关系可以用“知己”来概括。两人相知相识，彼此敬重。对艺术（绘画）有着相同的见解认识和共同的理想追求，没有阶级、身份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精神的契合。他们与那些高谈阔论、故作清高的假名士不同，他们才是现代社会里的真名士，两人身上散发出人性的独特魅力。如伯牙子期，他们传承了中国古代的知己精神、名士精神。为我们构建了80年代初期一个纯净的未被世俗浸染的诗意世界和艺术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很多评论者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文主旨着力于表现这种渐趋于无的美好人性和名士风范，表露出汪曾祺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在现代社会命运的忧虑感伤。其实在这种忧虑感伤之下，更隐含着汪曾祺的传统文化情结，透露出其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气息。
三、风流自赏的名士态度
1.汪曾祺的士大夫精神
评论家经常称汪曾祺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一方面源于汪曾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眷恋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其“士大夫”的气质。
汪曾祺出生于一个传统的旧式家庭。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拔贡”；祖母出生于诗书之家（她的父亲是本县同光年间最有名的诗人）；父亲汪菊生读过南京旧制中学，通晓金石书画；母亲杨氏也出身高邮大族，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婚后依然读书练字，过着闺秀式生活。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眷恋。
对于80年代出现的文学寻根现象，汪曾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支持。“我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应该尽量多读一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的当代文学含蕴着传统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正如现代化的中国里面有古代的中国。”[1]在他看来，中国作家必然要在当代文学里反映传统文化的东西，才能凸显中国文学的特质。不仅作家如此，每个中国人也当多读一些古典文学，才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人。“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2]我们从普通的小果贩叶三身上觅得汪曾祺所说的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涵养。
汪曾祺本身的文化修养自不必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古代“士大夫”如何生存于现代社会？这或许可以从研究者苏北的一段话中寻得端倪：“他身上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还在于他对世俗生活有兴趣，一直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一直在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然后再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淡泊的人，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在意，对职位、官位的毫不在意，完全是随缘的态度。”[3]这里的士大夫精神与正统主流的“文以载道”的责任意识不太一样，它更偏“魏晋名士”多一些。随缘的态度表面上看去是不在乎外在的物质生活富裕或贫瘠，有职位官位也好，没有也罢，都无所谓，不去强求。但我们透过表象涉入汪曾祺的内心可以发现，随缘的本质是坚守：坚守自我心中的纯净理想，坚守自我精神的独立性。虽不似“竹林七贤”般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超然物外，但汪曾祺沿承了他们“风流自赏”的风尚。 所谓风流自赏，是指文人以卓越的才华和超俗的风范而自我欣赏。特别是魏晋名士在动乱时期率性自然，坚守自我的风度。嵇康善琴、阮籍穷哭、刘伶醉酒，他们远离世事纷争，在隐逸竹林中逍遥自在；而汪曾祺更为可贵的是身处俗世而纤尘不染，他所欣赏的是纯净理想与风流传统，表现在《鉴赏家》中便是季叶二人的名士精神和知己精神。
2.“知己关系”的两面性
故事的结局与古代传统的“高山流水”是一致的。钟子期死后，俞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两者的知己关系牢固坚实，精神为世传扬。但我们也可重新审视这种关系的两面性：一方面，基于共同理想缔结的精神契约是牢不可破的，不会被外在的物质功利侵蚀，维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这种稳定性逐渐演变为封闭性，紧紧禁锢社会关系的再延伸，知己双方不会轻易接受第三者。一方的离开或逝世，只能成为另一方的等待与坚守。无论伯牙子期亦或叶三季匋民，当时真的再无知己？未必。不肯接受、不愿承认的原因在于其内心的排他性。《鉴赏家》众多求画之人中，日本人辻听涛在赏画之前先虔诚地洗手礼拜，“真是好画”，“无论多少钱都可以”。可见，他并非作为庸夫俗子出现的，而也许是如叶三般真正懂画的鉴赏家。正是由于叶三潜移默化受到传统精神封闭性、固守性的影响，才使得他不愿去认同接受。这样的价值取向恐怕还是与作者汪曾祺几于全盘接受传统遗产的态度及其本人长期浸染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
《鉴赏家》寄予了汪曾祺赤诚的人格理想，在彰顯士大夫传统精神这一层面上来讲，叶三无疑带有汪曾祺鲜明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是汪曾祺的另一个“自我”与化身。“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情感。”[4]“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这样才能在写作的大部分的过程中，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话语出自自己的肺腑，也是人物的肺腑。”[5]因而观之，叶三对待艺术与理想的态度，便是汪曾祺的态度，出自叶三的肺腑，也忠实于汪曾祺之内心。面对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其说这种结尾方式出于不知未来的无奈，不如说出于汪曾祺“风流自赏”的本心，出于一种对传统精神文化执拗的坚守。
这种执拗的坚守虽体现了汪曾祺对“这种封闭的古铜色的生活是存留不住的”认知，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以卓越的才华和超脱俗世的无功利风范来对待传统和生活的浪漫态度。不注重现实警示意义或深刻严肃的思想，但求纯美的情感。“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6]倘若要谈思想，“我认为即是作者自己所发现的生活中的美和诗意。”[7]
季、叶二人是健康之人，他们的生活是美和诗意的生活。汪曾祺终究是一个“风流自赏”的浪漫而诗意的传统士大夫，我们也不必去替他老人家关心传统文化如何被传承，如何普惠大众了吧。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4][5][6][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见2012年5月16日“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十五周年座谈会暨苏北新著《忆·读汪曾祺》研讨会”搜狐网对苏北采访，http：//cul.sohu.com/s2012/diyixianchang39/。
苏教版高中选修教材《短篇小说选读》中有一篇汪曾祺晚年追怀故土的小说《鉴赏家》，作品塑造了鉴赏家“叶三”和画家“季匋民”的人物形象。通过记叙两人的交往轶事，特别是叶三因赏鉴季匋民的画作而终生收藏、至死不卖的情节，赞颂了重情义、真性情、高雅清逸的美好品质。但对于叶三为何将画作带入棺材这一结尾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耐人寻味的结尾。
季匋民生前便是全县第一个大画家，他的画在当时已颇有价值。在叶三给季匋民送果子的生活中，季匋民送给叶三很多画，有的题款有的未题款，无论题款与否，叶三都十分珍惜，并将其放入早已打造好的棺材里。待季匋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很多人都想买叶三的藏画，但叶三死活不卖。有一天一个叫“辻听涛”的日本人远道而来专程看叶三的藏画。
辻听涛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
“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辻听涛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
“不卖。”
辻听涛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尾，很多教者从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出发，引导学生质疑结尾的不合理性，认为画作应该流传后世，以更好地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也有人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定时代下，传统文化面临复杂的文化背景，前景未卜，这一结局也是汪曾祺的无奈之举。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仍然值得商榷。解读作品，必然要依据文本的情节内涵，兼顾写作的时代环境，更重要的还要探究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关注作家的精神心灵。
要探究这耐人寻味的结尾安排，有必要将本文的主旨和人物形象加以研讨。
二、俗世中的真名士
1.两个全县“第一”
小说第一句话是“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如何理解“第一”？季匋民的画笔致疏朗，巧留空白，笔意俱到。一些假名士总爱在其面前卖弄自己，如若得到季匋民几句随声应和，就会在别处重贩他的高论：“兄弟此言，季匋民亦深为首肯。”由此可见，季匋民技艺超绝，颇有盛名，当为“第一”。叶三虽是一介果贩，但他能一句话说出季匋民的画好在哪里，能识得扬州八怪之一“李复堂”的真迹，甚至能指出季匋民画作里出现的错误。使得季匋民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真懂画。叶三为“第一”鉴赏家亦名副其实。
这只是“第一”的表层含义，两人的精神品性在汪曾祺看来应该是全县“第一”。季匋民有个脾气，一边作画，一边喝酒，喝酒就水果，一如文人墨客风趣高雅。他很少應酬别人，讨厌高谈阔论，题款学习古人风范。真诚谦逊、不虚美不隐恶。而叶三区别其他鉴赏家的特质在于：不慕名利。无论别人出多少钱来收购季匋民的画，他都不为所动，他对画作是真爱，无关金钱、不涉功利。在浮夸物质的世俗社会，他们身上闪耀出的轻名利、真诚高雅的精神品质弥足珍贵，成为全县乃至整个社会的“第一”。
2.不寻常的关系。
季匋民与叶三的关系可以用“知己”来概括。两人相知相识，彼此敬重。对艺术（绘画）有着相同的见解认识和共同的理想追求，没有阶级、身份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精神的契合。他们与那些高谈阔论、故作清高的假名士不同，他们才是现代社会里的真名士，两人身上散发出人性的独特魅力。如伯牙子期，他们传承了中国古代的知己精神、名士精神。为我们构建了80年代初期一个纯净的未被世俗浸染的诗意世界和艺术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很多评论者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文主旨着力于表现这种渐趋于无的美好人性和名士风范，表露出汪曾祺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在现代社会命运的忧虑感伤。其实在这种忧虑感伤之下，更隐含着汪曾祺的传统文化情结，透露出其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气息。
三、风流自赏的名士态度
1.汪曾祺的士大夫精神
评论家经常称汪曾祺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一方面源于汪曾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眷恋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其“士大夫”的气质。
汪曾祺出生于一个传统的旧式家庭。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拔贡”；祖母出生于诗书之家（她的父亲是本县同光年间最有名的诗人）；父亲汪菊生读过南京旧制中学，通晓金石书画；母亲杨氏也出身高邮大族，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婚后依然读书练字，过着闺秀式生活。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眷恋。
对于80年代出现的文学寻根现象，汪曾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支持。“我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应该尽量多读一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的当代文学含蕴着传统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正如现代化的中国里面有古代的中国。”[1]在他看来，中国作家必然要在当代文学里反映传统文化的东西，才能凸显中国文学的特质。不仅作家如此，每个中国人也当多读一些古典文学，才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人。“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2]我们从普通的小果贩叶三身上觅得汪曾祺所说的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涵养。
汪曾祺本身的文化修养自不必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古代“士大夫”如何生存于现代社会？这或许可以从研究者苏北的一段话中寻得端倪：“他身上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还在于他对世俗生活有兴趣，一直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一直在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然后再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淡泊的人，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在意，对职位、官位的毫不在意，完全是随缘的态度。”[3]这里的士大夫精神与正统主流的“文以载道”的责任意识不太一样，它更偏“魏晋名士”多一些。随缘的态度表面上看去是不在乎外在的物质生活富裕或贫瘠，有职位官位也好，没有也罢，都无所谓，不去强求。但我们透过表象涉入汪曾祺的内心可以发现，随缘的本质是坚守：坚守自我心中的纯净理想，坚守自我精神的独立性。虽不似“竹林七贤”般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超然物外，但汪曾祺沿承了他们“风流自赏”的风尚。 所谓风流自赏，是指文人以卓越的才华和超俗的风范而自我欣赏。特别是魏晋名士在动乱时期率性自然，坚守自我的风度。嵇康善琴、阮籍穷哭、刘伶醉酒，他们远离世事纷争，在隐逸竹林中逍遥自在；而汪曾祺更为可贵的是身处俗世而纤尘不染，他所欣赏的是纯净理想与风流传统，表现在《鉴赏家》中便是季叶二人的名士精神和知己精神。
2.“知己关系”的两面性
故事的结局与古代传统的“高山流水”是一致的。钟子期死后，俞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两者的知己关系牢固坚实，精神为世传扬。但我们也可重新审视这种关系的两面性：一方面，基于共同理想缔结的精神契约是牢不可破的，不会被外在的物质功利侵蚀，维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这种稳定性逐渐演变为封闭性，紧紧禁锢社会关系的再延伸，知己双方不会轻易接受第三者。一方的离开或逝世，只能成为另一方的等待与坚守。无论伯牙子期亦或叶三季匋民，当时真的再无知己？未必。不肯接受、不愿承认的原因在于其内心的排他性。《鉴赏家》众多求画之人中，日本人辻听涛在赏画之前先虔诚地洗手礼拜，“真是好画”，“无论多少钱都可以”。可见，他并非作为庸夫俗子出现的，而也许是如叶三般真正懂画的鉴赏家。正是由于叶三潜移默化受到传统精神封闭性、固守性的影响，才使得他不愿去认同接受。这样的价值取向恐怕还是与作者汪曾祺几于全盘接受传统遗产的态度及其本人长期浸染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
《鉴赏家》寄予了汪曾祺赤诚的人格理想，在彰顯士大夫传统精神这一层面上来讲，叶三无疑带有汪曾祺鲜明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是汪曾祺的另一个“自我”与化身。“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情感。”[4]“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这样才能在写作的大部分的过程中，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话语出自自己的肺腑，也是人物的肺腑。”[5]因而观之，叶三对待艺术与理想的态度，便是汪曾祺的态度，出自叶三的肺腑，也忠实于汪曾祺之内心。面对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其说这种结尾方式出于不知未来的无奈，不如说出于汪曾祺“风流自赏”的本心，出于一种对传统精神文化执拗的坚守。
这种执拗的坚守虽体现了汪曾祺对“这种封闭的古铜色的生活是存留不住的”认知，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以卓越的才华和超脱俗世的无功利风范来对待传统和生活的浪漫态度。不注重现实警示意义或深刻严肃的思想，但求纯美的情感。“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6]倘若要谈思想，“我认为即是作者自己所发现的生活中的美和诗意。”[7]
季、叶二人是健康之人，他们的生活是美和诗意的生活。汪曾祺终究是一个“风流自赏”的浪漫而诗意的传统士大夫，我们也不必去替他老人家关心传统文化如何被传承，如何普惠大众了吧。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4][5][6][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见2012年5月16日“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十五周年座谈会暨苏北新著《忆·读汪曾祺》研讨会”搜狐网对苏北采访，http：//cul.sohu.com/s2012/diyixianchang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