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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会一课”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需要坚持、加强和创新。以上海市市属本科高校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影响“三会一课”成效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并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发现：高校“三会一课”制度的成效受其制度、内容和形式三大因素的共同影响，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回归模型，其中制度因素对成效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26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5-0110-03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44。高校基层党组织更是肩负着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使命，是党在高校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2]40。因此，对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的研究现状
“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制度，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3]52再次强调了“三会一课”制度，也为我们进一步坚持、完善和创新“三会一课”制度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的实施，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制度成效有所提高。但各高校不同程度上仍然存在“重业务，轻党建”，支部委员会的组织力不够强，党员教育管理不够严格，党员对“三会一课”制度在思想上认识不到位、重视度不够，“三会一课”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较单一等问题。因此，如何提高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的成效是一重要理论研究和实践命题。
关于“三会一课”制度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论文和著作呈增长态势。高校研究者多为高校党建工作者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研究内容主要围绕高校“三会一课”制度的规范、形式载体创新、做法、特色等方面，研究方法上主要为定性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方法，但利用数据挖掘手段进行深入实证性研究很少。本研究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上海市属本科高校为调查对象，依据党建的相关理论和工作实践设计问卷和题目，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采用微信端在各校的党支部微信群中以匿名方式进行问卷投放。问卷回收后，采用SPSS软件对数据做统计分析，对影响“三会一课”成效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并建立回归模型，旨为进一步探讨提高“三会一课”成效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措施提供实证支持。
二、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的量化
1.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问卷》对其成效进行量化研究，问卷分党员个人成效和党组织成效两个维度，共47个题目，其中，个人成效维度有28个题目，包含党性修养、思想意识、行为表现三个方面，组织成效维度有19个题目，包含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力三个方面。问卷的α系数0.992，两个分问卷的α系数分别为0.989、0.984，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该问卷的编制经过了一系列规范和严格的操作程序，也具有较高的效度。
2.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影响因素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影响因素问卷》对影响因素进行量化，问卷包含制度因素、内容因素、形式因素三个维度，共25个题目，其中，制度因素维度有7个题目，内容因素维度有12个题目，形式因素维度有6个题目。问卷的α系数0.989。该问卷的编制经过了一系列规范和严格的操作程序，也具有較高的效度。
3.施测过程
从上海市属本科高校中随机抽取了1 985名党员被试，其中，男性党员751人，女性党员1 234人;教职工党员831人，学生党员1 154人;施测方式采用“问卷星”网络平台，以匿名方式进行;测试结果使用SPSS16.0FORWINDOWS软件进行处理。
三、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
1.“三会一课”成效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就调查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来看，“三会一课”整体成效水平及在个人和党支部两个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207.35±29.493、121.52±17.700、85.82±12.311。个人维度上的平均数高于党支部维度上的平均数，并且前者也更为分散。
本研究对各研究水平在 “三会一课”整体成效及其两个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第一，从整体分布情况来看，党支部维度上的平均数均低于个人维度上的平均数，分布也更为集中，但整体性成效也更为分散;整体效果的标准差是最高的，这说明了“三会一课”制度的整体成效是比较分散的，而在党组织维度上的标准差是最低的，这说明“三会一课”制度对党组织的成效相对比较集中。 第二，从有关研究水平分布情况来看，一是在整体成效上，年龄在53-57岁之间的平均数相对于其他各研究水平来看是最低的，为199.57;年龄处于18-22岁之间的标准差是最高的，达到32.706，这说明“三会一课”在这一年龄段的成效是最分散的;从年龄分布上来看，年龄段为28-32岁，无论是个人成效、组织成效还是整体成效，平均数都是最高的，分别为124.03、87.89和211.92，这说明“三会一课”的成效在这个年龄段的效果是最明显的。二是对党员个人成效上，党龄在11-15年之间和教辅部门党员的平均数是最高的，分别为123.75、123.24;年龄在18-22岁之间的标准差是最高的，为19.568。三是对党支部的成效上，年龄在28-32岁之间的平均数是最高的，为87.89;年龄在18-22岁的标准差是最高的，为13.721。四是“三会一课”成效在其他研究水平上（性别、专业类型、国外经历、所在党支部、教师或学生）等方面的平均数和标准差都是非常接近的，没有前述因素的较大差异。 从以上研究数据来看，在各个研究水平上，“三会一课”的成效在年龄段28-32岁之间的成效是最明显的，因为在个人、党组织和整体成效上的平均数是最高的;标准差最高的集中在18-22岁年龄段，这说明“三会一课”的成效在这个年龄段是最分散的，呈现出比较大的分布面，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入党过程中的阶段（如有可能刚刚入党或者是培养对象等，对“三会一课”的接触处于起步阶段）有关，也存在着成效在这一年龄段两极分化的可能性。
本研究也对教职工党员所涉及的研究水平（职务）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职务在“三会一课”成效的整体水平、组织维度和个人维度主效应也是不同的。这也说明了高校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成效的提升是不均衡的，从本研究来看，高校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成效对党组织而言是最有成效的，而对党员个人和整体性上来说并没有达到同步提高的效果，所以今后在推进“三会一课”提升党组织成效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其对党员个人发展和整体性带来的作用进行统筹考虑。
2. “三会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的建立
（1）“三会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的适宜性检验
为了明确“三会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问题，我们采用建立回归方程的方式进行，所以，首先对本研究用Durbin-Watson值（DW值）和容限度对其是否适合进行回归分析进行了检验。“成效”三个维度的DW值为2.012（党员个人维度为因变量）、1.981（党支部维度为因变量）、2.001（整体成效为因变量），都属于[0，4]范围之内，通过DW值检验表明，在误差上不存在序列相关，所以本研究是适合进行回归分析的。多重共线性检验也发现，制度、内容、形式三个因素的容限度分别为0.053、0.043、0.067，都小于1，满足了进行回归分析容限度为1的常规界限。因此，通过Durbin-Watson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均表明，本研究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2）回归分析方程的确立
本研究采用“全部纳入法”进行回归分析，因此，我们以《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问卷》所测量的结果为因变量，以《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影响因素问卷》所测量的结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依据表1所提供的数据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三会一课”党员个人成效=8.495+1.54*制度因素+0.739*内容因素+0.890*形式因素
“三会一课”党支部成效=2.946+1.304*制度因素+0.364*内容因素+0.807*形式因素
“三会一课”整体成效=11.441+2.844*制度因素+1.103*内容因素+1.697*形式因素
（3）回归方程与回归系数的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方程的合理性，我们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结果表明，F=2913.005，p<0.01;F=6617.610，p<0.01;F=4996.348，p<0.01，这三个回归方程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这表明方程中的“三会一课”对党员个人成效、党支部成效及整体成效与“三会一课”的制度、内容、形式之间有非常显著的线性关系。
通过表1和表2所提供的数据来看，对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的检验都表明了本研究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比较理想的。
四、研究结论
1.高校“三会一课”成效受多种因素影响，各种因素作用大小存在差异
本研究通过“三会一课”整体成效及其两个维度与其影响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表明，“三会一课”的制度、内容、形式这三个因素对其成效产生的作用大小是不一样的，其中“制度”无论是对整体成效还是两个维度上的影响都是最大，其标准化系数（β值）分别为0.440（整体）、0.483（党支部）、0.397（个人）;“内容”对党员个人（β=0.321）和整体成效（β=0.288）是居于第二位的，但在“党支部”（β=0.227）的影响中是第三位的;“形式”对党支部（β=0.255）的影响中是第二位的，对整体效果（β=0.245）和党员个人（β=0.196）的成效是第三位的，即使是在控制了其他自变量后，它们的偏相关系数也表明了这样作用大小的顺序。这说明，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的成效受其制度、内容和形式的共同影响，并且这种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2.高校“三會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回归模型
为了更加直观地明确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与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本研究又以“三会一课”成效的两个维度及整体成效为因变量，以“三会一课”的制度、内容和形式这三个因素为自变量分别建立了回归方程，并对所建立的回归方程进行了方差分析（表2）和回归系数（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各回归系数和回归方程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这说明本研究所建立的回归方程都是比较理想的。通过此模型，在以后的研究中在已知有关因素的情况下可预测对党员个人、党组织和整体的效果，极大提高了关于“三会一课”成效的研究效率。
3.高校“三会一课”成效是可测量的，并可实现针对性提升
本研究运用数据挖掘的手段，在前期严格编制问卷的基础上，对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与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了测量，这说明了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的成效是可以测量的。本研究也明确了制度、内容和形式等各个因素对“三会一课”成效的作用大小，并且建立了相对比较理想的回归模型，这与以往研究相比又取得了较大进步，这为今后有针对性的抓住这三个方面，实现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的有效提升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实证支持。
五、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的提升策略
1.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是提升高校“三会一课”成效的“牛鼻子” 本研究发现，“制度”因素无论是对“三会一课”的整体成效还是党支部和党员个人的成效都是最大的，这说明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是提升“三会一课”成效的关键因素，是“牛鼻子”。2017年2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简称《标准》）公布，明确“坚持以‘两学一做’为基本内容，以‘三会一课’为基本制度，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形成学生党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机制”。2017年9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印发，明确了高校教师党支部在高校党的建设和学校基层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定位及建设目标。要求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标准》和《意见》为高校基层党支部坚持和发展“三会一课”制度提供了重要遵循，也再次凸显了制度建设在提升“三会一课”成效的关键作用。高校党委以及二级学院分党委（总支委员会）要加强理论指导和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制度，制定教工支部和学生支部的“三会一课”制度实施办法，强化“三会一课”的监督机制，推动“三会一课”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建设。
2.内容丰富和形式创新是提升高校“三会一课”成效的着力点
本研究在“党组织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方面最主要障碍和问题”的选择上，有3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形式比较单一”，有1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内容比较枯燥”。实证研究中对“三会一课”成效的影响因素的探索中发现，“内容”对党员个人（β=0.321）和整体成效（β=0.288）是居于第二位的，“形式”在党支部（β=0.255）的影响中是第二位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三会一课”的内容和形式对其成效的重要作用。因此，“三会一课”要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和创新，与时俱进，根据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将思想教育与解决问题有机结合，增强“三会一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来提高“三会一课”的成效。
3.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是提升高校“三会一课”成效的内在要求
实证研究发现，有的研究水平在整体成效上有显著主效应，有的研究水平对个人维度或党支部维度有显著的主效应。尤其是对教师党员的调查中发现，教师职务在“三会一课”成效的整体水平上（F=2.387，P<0.05）和个人（F=2.688，P<0.05）上均具有显著的主效应，但在党支部维度上未发现具有显著的主效应。这说明，在今后推进“三会一课”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三会一课”对党员个人的影响，强调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也同时关注其对党支部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因为高校基层党支部是党在高校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直接影响到党支部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的充分发挥。所以，只有实现个人进步与组织发展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1+1大于2的成效，才能推动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2]王亭.高校基層党组织严格党内生活常态化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2）：40.
[3]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52.
关键词：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26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5-0110-03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44。高校基层党组织更是肩负着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使命，是党在高校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2]40。因此，对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的研究现状
“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制度，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3]52再次强调了“三会一课”制度，也为我们进一步坚持、完善和创新“三会一课”制度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的实施，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制度成效有所提高。但各高校不同程度上仍然存在“重业务，轻党建”，支部委员会的组织力不够强，党员教育管理不够严格，党员对“三会一课”制度在思想上认识不到位、重视度不够，“三会一课”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较单一等问题。因此，如何提高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的成效是一重要理论研究和实践命题。
关于“三会一课”制度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论文和著作呈增长态势。高校研究者多为高校党建工作者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研究内容主要围绕高校“三会一课”制度的规范、形式载体创新、做法、特色等方面，研究方法上主要为定性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方法，但利用数据挖掘手段进行深入实证性研究很少。本研究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上海市属本科高校为调查对象，依据党建的相关理论和工作实践设计问卷和题目，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采用微信端在各校的党支部微信群中以匿名方式进行问卷投放。问卷回收后，采用SPSS软件对数据做统计分析，对影响“三会一课”成效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并建立回归模型，旨为进一步探讨提高“三会一课”成效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措施提供实证支持。
二、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的量化
1.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问卷》对其成效进行量化研究，问卷分党员个人成效和党组织成效两个维度，共47个题目，其中，个人成效维度有28个题目，包含党性修养、思想意识、行为表现三个方面，组织成效维度有19个题目，包含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力三个方面。问卷的α系数0.992，两个分问卷的α系数分别为0.989、0.984，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该问卷的编制经过了一系列规范和严格的操作程序，也具有较高的效度。
2.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影响因素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影响因素问卷》对影响因素进行量化，问卷包含制度因素、内容因素、形式因素三个维度，共25个题目，其中，制度因素维度有7个题目，内容因素维度有12个题目，形式因素维度有6个题目。问卷的α系数0.989。该问卷的编制经过了一系列规范和严格的操作程序，也具有較高的效度。
3.施测过程
从上海市属本科高校中随机抽取了1 985名党员被试，其中，男性党员751人，女性党员1 234人;教职工党员831人，学生党员1 154人;施测方式采用“问卷星”网络平台，以匿名方式进行;测试结果使用SPSS16.0FORWINDOWS软件进行处理。
三、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
1.“三会一课”成效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就调查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来看，“三会一课”整体成效水平及在个人和党支部两个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207.35±29.493、121.52±17.700、85.82±12.311。个人维度上的平均数高于党支部维度上的平均数，并且前者也更为分散。
本研究对各研究水平在 “三会一课”整体成效及其两个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第一，从整体分布情况来看，党支部维度上的平均数均低于个人维度上的平均数，分布也更为集中，但整体性成效也更为分散;整体效果的标准差是最高的，这说明了“三会一课”制度的整体成效是比较分散的，而在党组织维度上的标准差是最低的，这说明“三会一课”制度对党组织的成效相对比较集中。 第二，从有关研究水平分布情况来看，一是在整体成效上，年龄在53-57岁之间的平均数相对于其他各研究水平来看是最低的，为199.57;年龄处于18-22岁之间的标准差是最高的，达到32.706，这说明“三会一课”在这一年龄段的成效是最分散的;从年龄分布上来看，年龄段为28-32岁，无论是个人成效、组织成效还是整体成效，平均数都是最高的，分别为124.03、87.89和211.92，这说明“三会一课”的成效在这个年龄段的效果是最明显的。二是对党员个人成效上，党龄在11-15年之间和教辅部门党员的平均数是最高的，分别为123.75、123.24;年龄在18-22岁之间的标准差是最高的，为19.568。三是对党支部的成效上，年龄在28-32岁之间的平均数是最高的，为87.89;年龄在18-22岁的标准差是最高的，为13.721。四是“三会一课”成效在其他研究水平上（性别、专业类型、国外经历、所在党支部、教师或学生）等方面的平均数和标准差都是非常接近的，没有前述因素的较大差异。 从以上研究数据来看，在各个研究水平上，“三会一课”的成效在年龄段28-32岁之间的成效是最明显的，因为在个人、党组织和整体成效上的平均数是最高的;标准差最高的集中在18-22岁年龄段，这说明“三会一课”的成效在这个年龄段是最分散的，呈现出比较大的分布面，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入党过程中的阶段（如有可能刚刚入党或者是培养对象等，对“三会一课”的接触处于起步阶段）有关，也存在着成效在这一年龄段两极分化的可能性。
本研究也对教职工党员所涉及的研究水平（职务）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职务在“三会一课”成效的整体水平、组织维度和个人维度主效应也是不同的。这也说明了高校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成效的提升是不均衡的，从本研究来看，高校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成效对党组织而言是最有成效的，而对党员个人和整体性上来说并没有达到同步提高的效果，所以今后在推进“三会一课”提升党组织成效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其对党员个人发展和整体性带来的作用进行统筹考虑。
2. “三会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的建立
（1）“三会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的适宜性检验
为了明确“三会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问题，我们采用建立回归方程的方式进行，所以，首先对本研究用Durbin-Watson值（DW值）和容限度对其是否适合进行回归分析进行了检验。“成效”三个维度的DW值为2.012（党员个人维度为因变量）、1.981（党支部维度为因变量）、2.001（整体成效为因变量），都属于[0，4]范围之内，通过DW值检验表明，在误差上不存在序列相关，所以本研究是适合进行回归分析的。多重共线性检验也发现，制度、内容、形式三个因素的容限度分别为0.053、0.043、0.067，都小于1，满足了进行回归分析容限度为1的常规界限。因此，通过Durbin-Watson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均表明，本研究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2）回归分析方程的确立
本研究采用“全部纳入法”进行回归分析，因此，我们以《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问卷》所测量的结果为因变量，以《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影响因素问卷》所测量的结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依据表1所提供的数据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三会一课”党员个人成效=8.495+1.54*制度因素+0.739*内容因素+0.890*形式因素
“三会一课”党支部成效=2.946+1.304*制度因素+0.364*内容因素+0.807*形式因素
“三会一课”整体成效=11.441+2.844*制度因素+1.103*内容因素+1.697*形式因素
（3）回归方程与回归系数的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方程的合理性，我们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结果表明，F=2913.005，p<0.01;F=6617.610，p<0.01;F=4996.348，p<0.01，这三个回归方程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这表明方程中的“三会一课”对党员个人成效、党支部成效及整体成效与“三会一课”的制度、内容、形式之间有非常显著的线性关系。
通过表1和表2所提供的数据来看，对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的检验都表明了本研究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比较理想的。
四、研究结论
1.高校“三会一课”成效受多种因素影响，各种因素作用大小存在差异
本研究通过“三会一课”整体成效及其两个维度与其影响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表明，“三会一课”的制度、内容、形式这三个因素对其成效产生的作用大小是不一样的，其中“制度”无论是对整体成效还是两个维度上的影响都是最大，其标准化系数（β值）分别为0.440（整体）、0.483（党支部）、0.397（个人）;“内容”对党员个人（β=0.321）和整体成效（β=0.288）是居于第二位的，但在“党支部”（β=0.227）的影响中是第三位的;“形式”对党支部（β=0.255）的影响中是第二位的，对整体效果（β=0.245）和党员个人（β=0.196）的成效是第三位的，即使是在控制了其他自变量后，它们的偏相关系数也表明了这样作用大小的顺序。这说明，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的成效受其制度、内容和形式的共同影响，并且这种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2.高校“三會一课”成效与其影响因素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回归模型
为了更加直观地明确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与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本研究又以“三会一课”成效的两个维度及整体成效为因变量，以“三会一课”的制度、内容和形式这三个因素为自变量分别建立了回归方程，并对所建立的回归方程进行了方差分析（表2）和回归系数（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各回归系数和回归方程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这说明本研究所建立的回归方程都是比较理想的。通过此模型，在以后的研究中在已知有关因素的情况下可预测对党员个人、党组织和整体的效果，极大提高了关于“三会一课”成效的研究效率。
3.高校“三会一课”成效是可测量的，并可实现针对性提升
本研究运用数据挖掘的手段，在前期严格编制问卷的基础上，对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与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了测量，这说明了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的成效是可以测量的。本研究也明确了制度、内容和形式等各个因素对“三会一课”成效的作用大小，并且建立了相对比较理想的回归模型，这与以往研究相比又取得了较大进步，这为今后有针对性的抓住这三个方面，实现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的有效提升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实证支持。
五、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的提升策略
1.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是提升高校“三会一课”成效的“牛鼻子” 本研究发现，“制度”因素无论是对“三会一课”的整体成效还是党支部和党员个人的成效都是最大的，这说明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是提升“三会一课”成效的关键因素，是“牛鼻子”。2017年2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简称《标准》）公布，明确“坚持以‘两学一做’为基本内容，以‘三会一课’为基本制度，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形成学生党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机制”。2017年9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印发，明确了高校教师党支部在高校党的建设和学校基层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定位及建设目标。要求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标准》和《意见》为高校基层党支部坚持和发展“三会一课”制度提供了重要遵循，也再次凸显了制度建设在提升“三会一课”成效的关键作用。高校党委以及二级学院分党委（总支委员会）要加强理论指导和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制度，制定教工支部和学生支部的“三会一课”制度实施办法，强化“三会一课”的监督机制，推动“三会一课”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建设。
2.内容丰富和形式创新是提升高校“三会一课”成效的着力点
本研究在“党组织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方面最主要障碍和问题”的选择上，有3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形式比较单一”，有1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内容比较枯燥”。实证研究中对“三会一课”成效的影响因素的探索中发现，“内容”对党员个人（β=0.321）和整体成效（β=0.288）是居于第二位的，“形式”在党支部（β=0.255）的影响中是第二位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三会一课”的内容和形式对其成效的重要作用。因此，“三会一课”要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和创新，与时俱进，根据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将思想教育与解决问题有机结合，增强“三会一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来提高“三会一课”的成效。
3.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是提升高校“三会一课”成效的内在要求
实证研究发现，有的研究水平在整体成效上有显著主效应，有的研究水平对个人维度或党支部维度有显著的主效应。尤其是对教师党员的调查中发现，教师职务在“三会一课”成效的整体水平上（F=2.387，P<0.05）和个人（F=2.688，P<0.05）上均具有显著的主效应，但在党支部维度上未发现具有显著的主效应。这说明，在今后推进“三会一课”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三会一课”对党员个人的影响，强调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也同时关注其对党支部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因为高校基层党支部是党在高校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直接影响到党支部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的充分发挥。所以，只有实现个人进步与组织发展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1+1大于2的成效，才能推动高校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成效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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