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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教育要有做长期的心态，就像飞机起飞一样，在起飞点之前要滑很长一段时间
CID是一家从中国台湾扩展到中国内地发展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台湾，伴随着芯片行业（IC）的兴起，CID活跃在产业的各个层面，企业感叹说，找到CID，基本上就找到了打通产业链的金钥匙，也使得CID在台湾拥有相当的声誉。在中国大陆地区，除了在积累多年经验的IC行业继续寻找机会，以低调风格著称的CID，却接连在教育产业出手。CID投资北京公司董事总经理罗文倩，向我们揭示了CID重点关注的IC行业和教育产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IC企业需要学会两条腿走路
《创业邦》：目前CID的投资方向包括哪些？
罗文倩（以下简称罗）：CID在IC行业经营得比较深，所以一直在关注和投资。现在在美国或者中国，单件案子的投资金额都在一千万美金左右。除了这个方向之外，我们在中国有一个30多人构成的投资团队和上海的产业研究院，对于中国整个内需市场比较关注，包括教育、环境、医疗、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汽车产业等。
教育方面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投了几个项目, 如安博教育、数字博识、说宝堂等，还有两家马上就要完成投资。教育和医疗都是很大的产业，细分下来，不同的细分领域都有商业机会。我们在选择项目时也有系统的方法，原则上在同样细分的竞争领域只支持一家，对创业者比较公平，我们也可以参与的比较深入，创业者没有竞争的顾虑。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做不同的细分服务。不过，既然都是在教育的大产业圈子里，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资源是被投资公司之间可以分享的，这样不同的公司就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在中间可以扮演好整合的角色。
《创业邦》：您指的选择项目时的“系统的方法”具体是怎样？
罗：我们除了直接投资的团队外，还与上海交大合作设立了产业研究院，组成20余人的团队，对中国具备高增长潜力的行业进行研究分析。研究院和投资团队配合紧密，我们找到一个案子，对公司有了初步的兴趣，会邀请研究院提供完整的产业研究，不仅仅包含公司的所在产业，也会对产业的上下游做一定延伸，把竞争者和上下游的供应关系都进行分析，所以一份研究报告，往往包含了很多企业。我们用这种方式，既容易和现在看的公司达成合作，通常还会和报告中的上游厂商和下游的客户企业联系。同时培养了后备人才。
《创业邦》：作为长期关注芯片业（IC）的投资商，您怎么看这个行业面临的机会？
罗：芯片业处于全球竞争的环境，随着国外领先的厂商不断渗入市场，新创公司会越来越辛苦，第一时间就会碰到巨头。但技术扩散全球化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是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机会，中国在市场某些方面会拥有标准制定权，标准的制定会产生对本地发展厂商的倾斜，这就是两套不一样的游戏规则。中国很多芯片公司，面向的都是世界竞争，所以首先一定要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同时，要特别加强服务的能力，尤其对中国的系统厂商。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3G、数字电视接收芯片一类中国主导制定标准的机会，标准没有确立前，其实国外的竞争者是很难去竞争的，这就给了中国芯片企业以机会。展讯就是很好的示范。
对于新创公司来说，在全球竞争方向的产品，一定要找好一个切入点，掌握独特的技术，设计出效能和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当然这个产品必须要针对大市场，市场要足够大，才能取代原有的技术。还有，终端产品的廉价化，对于IC行业是个挑战，台湾和亚洲的一些公司都在研究探索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这两个出路是不同的，前者处于创新的源头，必须要有非常强的技术；后者在一个产品技术快要成熟的阶段，用管理的手段，把类似的东西做出来，在价格压力下出头。
《创业邦》：现在芯片业从下游的代工走向上游的研发，争夺更高利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第二个高通”吗？
罗：高通只有一家。即使你都清楚它成功的模式，但成功的时空背景已经无法复制了。包括携程、新东方，好的商业模式也都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才成功的。这就回到了创新的问题，了解现有产业里成功公司的情况是必须做的功课，可是抄袭和复制都不能让你成功。所以，一定要找到能够颠覆传统成功模式的方法。
技术和应用创新都希望看到
《创业邦》：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您更看重哪一点？
罗：创新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在硅谷，主要是体现在技术创新；在中国市场，应用层面的创新比较多。作为风险投资机构，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希望看到的。风险投资偏向于投资未来对这个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一种可能是，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市场；还有一种可能，是能够把握住在市场中快速发展机会的企业。
公司如果处于一个本身比较成熟的市场，讲究的不是技术创新，我们会希望它在商业模式和流程上和现有企业的形态不一样；看技术创新就比较容易一点，看团队在技术上针对一个问题是否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快速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在技术创新上要求的标准。
《创业邦》：怎样科学地去预测创新的商业价值？风险投资商的角色是什么？
罗：风险投资者是天文学家，透过理论和观测手段，我们对产业有比较广泛地了解，此外我们一年看过几百个案子，也不局限在中国市场，借由这种广度，我们可以把企业的创新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衡量；创业者如同太空人, 要有实战精神, 必须对他经营的事业有特别深的了解，甚至就是专注于某种应用，或者只关注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他去沟通，就可以把国外市场的竞争态势和世界新的技术带给他，这样可以把创新放在更合理的位置上去衡量、去公平评价。
《创业邦》：如何才能做到持续创新？
罗：一次创新容易，要实现持续创新就很困难，最核心的应该是公司的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就有系统分工、系统运作，那么它的流程就会僵化。大企业创新很困难，因为它的组织架构本身的逻辑就与创新相抵触，这些大企业一般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例如很多企业单独设立研究院，研究院甚至不做产品的研发、不用带来利润，他们跟踪行业做非常广泛的研究。小企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小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靠创新, 必须在骨子里建立起创新的DNA。
《创业邦》：小公司怎样去保护创新的成果？
罗：小公司面对大公司的威胁，其中包括一些法律方面的威胁，关键点是新创公司对自己要有知识产权专利的保护，我常说，什么钱都能省，做知识产权专利的钱不能省，聘请最好的产权律师，新公司的钱要优先用于保护知识产权（IP），即便大公司用法律诉讼的手段想阻止你进入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小公司一旦保护好自己的IP，大公司更可能的是采取并购或者合作的态度，这种防护策略本身就是进攻策略。
教育行业需要做长期的心态
《创业邦》：CID选择教育产业投资的背景是什么？您怎么看待其中的投资机会？
罗：教育产业分几种，义务教育一直是政府在抓，也一定不会被放开；还有教育服务产业包括课辅、培训，义务教育之外的产业。因为社会变化很快，需要的人才的类型也随之变化很快，而面向公众的基础课程系统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会跟随市场那么快的变化，所以商业教育部门就应更好地配合，对人才进行培训。
首先，这可以解决失业率的问题，高等教育的目的并非完全是经济性的考量, 并非仅仅针对企业需求在做服务，透过商业的培训就可以使人力资源的培养方向更有效率地去适应企业及经济的发展需求,可以使“人尽其材”, 并减少社会问题，对提高社会的稳定度及经济发展的效率性是很重要的，目前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做；另外的商业机会还有用系统的方式更有效率地提供信息，例如很多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企业也不知道怎样找到需要的人，我们知道，一旦存在资讯不对称就有机会，企业可以针对此部分提供服务。
其次，BPO类型的企业也有机会，原来我们有外包业务需要的公司都是500强的公司，在未来10年的中国市场会出现很多中小企业，会对非主要业务外包有很大需求。此种情形在欧美市场过去的演进历程中都发生过。专门针对企业某项功能的外包，会使企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主营业务，这就显示出巨大的商业机会。
《创业邦》：怎么去做一个成功的教育产业的创业者？
罗：首先创业都有一个通则，第一是团队；第二是市场潜力；第三是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最后是灵活的市场策略。教育产业有它自己特殊的地方，属于非全球竞争性产业，和IC不一样，教育产业需要配合政策，要把握好自己的分寸和角色，什么是属于政策范畴的，什么是属于私营范畴的。难点是它的品牌很重要，这点与消费品类似，负影响是不可恢复的，教育品牌的经营和维护非常重要，而且教育品牌与消费品不同的是，它需要时间的积累，例如知名的大学都是百年学府，品牌的积累性很强，广告是靠不了的，经营教育品牌要靠创业者，而且对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营销方式，例如新东方的各种课程。
新东方很难复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非新创公司能达到的。而新东方在上市后进入不同领域，也需要积累，教育品牌有一个特性就是品牌的复制性不强，这个做得很好人家不会觉得另一个你也会做得很好，所以教育产业的创业者要做好长期计划，教育产业特性就是非爆发性的，投资教育要有做长期的心态，爆发点会在后面出现，而前面的积累非常重要。就像飞机起飞一样，在起飞点之前要滑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纳斯达克也有很多教育品牌，都达到25倍到30倍的市盈率，但是也都成立了30年到40年。
教育不是新产业，但是仍然有很多机会。教育产业有很丰富的层次，针对某一年龄层的人群就会有十几家公司。中国的教育产业才刚刚开始，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CID是一家从中国台湾扩展到中国内地发展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台湾，伴随着芯片行业（IC）的兴起，CID活跃在产业的各个层面，企业感叹说，找到CID，基本上就找到了打通产业链的金钥匙，也使得CID在台湾拥有相当的声誉。在中国大陆地区，除了在积累多年经验的IC行业继续寻找机会，以低调风格著称的CID，却接连在教育产业出手。CID投资北京公司董事总经理罗文倩，向我们揭示了CID重点关注的IC行业和教育产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IC企业需要学会两条腿走路
《创业邦》：目前CID的投资方向包括哪些？
罗文倩（以下简称罗）：CID在IC行业经营得比较深，所以一直在关注和投资。现在在美国或者中国，单件案子的投资金额都在一千万美金左右。除了这个方向之外，我们在中国有一个30多人构成的投资团队和上海的产业研究院，对于中国整个内需市场比较关注，包括教育、环境、医疗、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汽车产业等。
教育方面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投了几个项目, 如安博教育、数字博识、说宝堂等，还有两家马上就要完成投资。教育和医疗都是很大的产业，细分下来，不同的细分领域都有商业机会。我们在选择项目时也有系统的方法，原则上在同样细分的竞争领域只支持一家，对创业者比较公平，我们也可以参与的比较深入，创业者没有竞争的顾虑。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做不同的细分服务。不过，既然都是在教育的大产业圈子里，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资源是被投资公司之间可以分享的，这样不同的公司就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在中间可以扮演好整合的角色。
《创业邦》：您指的选择项目时的“系统的方法”具体是怎样？
罗：我们除了直接投资的团队外，还与上海交大合作设立了产业研究院，组成20余人的团队，对中国具备高增长潜力的行业进行研究分析。研究院和投资团队配合紧密，我们找到一个案子，对公司有了初步的兴趣，会邀请研究院提供完整的产业研究，不仅仅包含公司的所在产业，也会对产业的上下游做一定延伸，把竞争者和上下游的供应关系都进行分析，所以一份研究报告，往往包含了很多企业。我们用这种方式，既容易和现在看的公司达成合作，通常还会和报告中的上游厂商和下游的客户企业联系。同时培养了后备人才。
《创业邦》：作为长期关注芯片业（IC）的投资商，您怎么看这个行业面临的机会？
罗：芯片业处于全球竞争的环境，随着国外领先的厂商不断渗入市场，新创公司会越来越辛苦，第一时间就会碰到巨头。但技术扩散全球化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是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机会，中国在市场某些方面会拥有标准制定权，标准的制定会产生对本地发展厂商的倾斜，这就是两套不一样的游戏规则。中国很多芯片公司，面向的都是世界竞争，所以首先一定要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同时，要特别加强服务的能力，尤其对中国的系统厂商。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3G、数字电视接收芯片一类中国主导制定标准的机会，标准没有确立前，其实国外的竞争者是很难去竞争的，这就给了中国芯片企业以机会。展讯就是很好的示范。
对于新创公司来说，在全球竞争方向的产品，一定要找好一个切入点，掌握独特的技术，设计出效能和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当然这个产品必须要针对大市场，市场要足够大，才能取代原有的技术。还有，终端产品的廉价化，对于IC行业是个挑战，台湾和亚洲的一些公司都在研究探索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这两个出路是不同的，前者处于创新的源头，必须要有非常强的技术；后者在一个产品技术快要成熟的阶段，用管理的手段，把类似的东西做出来，在价格压力下出头。
《创业邦》：现在芯片业从下游的代工走向上游的研发，争夺更高利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第二个高通”吗？
罗：高通只有一家。即使你都清楚它成功的模式，但成功的时空背景已经无法复制了。包括携程、新东方，好的商业模式也都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才成功的。这就回到了创新的问题，了解现有产业里成功公司的情况是必须做的功课，可是抄袭和复制都不能让你成功。所以，一定要找到能够颠覆传统成功模式的方法。
技术和应用创新都希望看到
《创业邦》：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您更看重哪一点？
罗：创新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在硅谷，主要是体现在技术创新；在中国市场，应用层面的创新比较多。作为风险投资机构，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希望看到的。风险投资偏向于投资未来对这个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一种可能是，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市场；还有一种可能，是能够把握住在市场中快速发展机会的企业。
公司如果处于一个本身比较成熟的市场，讲究的不是技术创新，我们会希望它在商业模式和流程上和现有企业的形态不一样；看技术创新就比较容易一点，看团队在技术上针对一个问题是否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快速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在技术创新上要求的标准。
《创业邦》：怎样科学地去预测创新的商业价值？风险投资商的角色是什么？
罗：风险投资者是天文学家，透过理论和观测手段，我们对产业有比较广泛地了解，此外我们一年看过几百个案子，也不局限在中国市场，借由这种广度，我们可以把企业的创新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衡量；创业者如同太空人, 要有实战精神, 必须对他经营的事业有特别深的了解，甚至就是专注于某种应用，或者只关注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他去沟通，就可以把国外市场的竞争态势和世界新的技术带给他，这样可以把创新放在更合理的位置上去衡量、去公平评价。
《创业邦》：如何才能做到持续创新？
罗：一次创新容易，要实现持续创新就很困难，最核心的应该是公司的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就有系统分工、系统运作，那么它的流程就会僵化。大企业创新很困难，因为它的组织架构本身的逻辑就与创新相抵触，这些大企业一般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例如很多企业单独设立研究院，研究院甚至不做产品的研发、不用带来利润，他们跟踪行业做非常广泛的研究。小企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小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靠创新, 必须在骨子里建立起创新的DNA。
《创业邦》：小公司怎样去保护创新的成果？
罗：小公司面对大公司的威胁，其中包括一些法律方面的威胁，关键点是新创公司对自己要有知识产权专利的保护，我常说，什么钱都能省，做知识产权专利的钱不能省，聘请最好的产权律师，新公司的钱要优先用于保护知识产权（IP），即便大公司用法律诉讼的手段想阻止你进入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小公司一旦保护好自己的IP，大公司更可能的是采取并购或者合作的态度，这种防护策略本身就是进攻策略。
教育行业需要做长期的心态
《创业邦》：CID选择教育产业投资的背景是什么？您怎么看待其中的投资机会？
罗：教育产业分几种，义务教育一直是政府在抓，也一定不会被放开；还有教育服务产业包括课辅、培训，义务教育之外的产业。因为社会变化很快，需要的人才的类型也随之变化很快，而面向公众的基础课程系统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会跟随市场那么快的变化，所以商业教育部门就应更好地配合，对人才进行培训。
首先，这可以解决失业率的问题，高等教育的目的并非完全是经济性的考量, 并非仅仅针对企业需求在做服务，透过商业的培训就可以使人力资源的培养方向更有效率地去适应企业及经济的发展需求,可以使“人尽其材”, 并减少社会问题，对提高社会的稳定度及经济发展的效率性是很重要的，目前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做；另外的商业机会还有用系统的方式更有效率地提供信息，例如很多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企业也不知道怎样找到需要的人，我们知道，一旦存在资讯不对称就有机会，企业可以针对此部分提供服务。
其次，BPO类型的企业也有机会，原来我们有外包业务需要的公司都是500强的公司，在未来10年的中国市场会出现很多中小企业，会对非主要业务外包有很大需求。此种情形在欧美市场过去的演进历程中都发生过。专门针对企业某项功能的外包，会使企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主营业务，这就显示出巨大的商业机会。
《创业邦》：怎么去做一个成功的教育产业的创业者？
罗：首先创业都有一个通则，第一是团队；第二是市场潜力；第三是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最后是灵活的市场策略。教育产业有它自己特殊的地方，属于非全球竞争性产业，和IC不一样，教育产业需要配合政策，要把握好自己的分寸和角色，什么是属于政策范畴的，什么是属于私营范畴的。难点是它的品牌很重要，这点与消费品类似，负影响是不可恢复的，教育品牌的经营和维护非常重要，而且教育品牌与消费品不同的是，它需要时间的积累，例如知名的大学都是百年学府，品牌的积累性很强，广告是靠不了的，经营教育品牌要靠创业者，而且对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营销方式，例如新东方的各种课程。
新东方很难复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非新创公司能达到的。而新东方在上市后进入不同领域，也需要积累，教育品牌有一个特性就是品牌的复制性不强，这个做得很好人家不会觉得另一个你也会做得很好，所以教育产业的创业者要做好长期计划，教育产业特性就是非爆发性的，投资教育要有做长期的心态，爆发点会在后面出现，而前面的积累非常重要。就像飞机起飞一样，在起飞点之前要滑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纳斯达克也有很多教育品牌，都达到25倍到30倍的市盈率，但是也都成立了30年到40年。
教育不是新产业，但是仍然有很多机会。教育产业有很丰富的层次，针对某一年龄层的人群就会有十几家公司。中国的教育产业才刚刚开始，有很长的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