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开《花果册》是金农晚年的一本册页精品，作于1755年，时年金农69岁。纸本，水墨，各纵24厘米，横30厘米，绘各式花果，有草本木本、春花秋花，还有折枝缠枝、清供赏石。册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一帧都以清笔绘就，不以设色渲染，而是用墨色变化营造清雅气氛。所绘画浓字淡，即便漆书——那是他一直以油烟墨书写的字体，而在此册题识时却是干笔淡墨，对比关系处理得非常好。金农本色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写得好，至少在他中年以前那是让他感到最为骄傲的一件事，年轻时曾得到大学者、诗人毛奇龄、朱彝尊的盛赞。写诗崇尚意境，《花果册》的清雅气息正是由此一脉而来。其实笔重笔轻，墨浓墨淡在落笔之前金农早已格局在先，诗意乃画意，诗法即画法，正所谓立意在先，手段在后，与作诗并无二致，无非材质、载体、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本册页尤为突出，为什么呢?
　　册页绘于1755年，至今已逾250年，先后经丁辅之、高邕之、蒋祖诒、张珩、徐平羽、唐云等名家收藏和鉴赏，又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经西泠印社珂罗版刊印，并在日本昭和十年(1935)收入兴文社出版的《南画大成》，可谓传承有序，著录清晰。但是《花果册》作于何地、为何以及为谁而作，这么多年下来却没有被人提及，而这恰恰对厘清并认识这本册页之所以绘得如此用心是关键所在。《花果册》十二开，各开均有署款钤印，其中第十二开所署最详，款识如下“乙亥六月雨中画，献德州先生使君有道之教，曲江外史金农。”印钤白文“金吉金印”。册页作于何地因为此册有明确作年，通过检索金农行踪即可得到答案。金农于乾隆十五年(1750)在他一生中最爱的两个人女儿和妻子先后亡故之后(金农妻何时亡故没有确切记载，大约在金农62至65岁之间)开始长期定居扬州，期间很偶然才回一次杭州，而绘此册页的1755年他正住在扬州的寺庙里，所以这本册页作于扬州是可以肯定的。而“德州先生”是谁则让人费解。《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历史人名大辞典》乃至《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等大型工具书均查无所获。但是既为“使君”，册页又是作于1755年，“德州先生”应该与扬州有关系。“使君”日时是对出使的人的尊称，在汉代“刺史”就被人称为“使君”，并且为历代所延用。扬州乃历史名城，古为州，元设路，明清时为府。府在清代设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府，官阶从四品，据嘉庆十五年《扬州府志》载，乾隆十九年(1754)扬州知府为正蓝旗人兆麟。但是扬州自古繁华，至清代康乾时期仍是万商云集之地，是大码头，其商埠地位比之今日不是上海也是深圳，而且盐运在此集散，所以朝廷又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一职，官阶从三品。若以“行政级别”论，两淮盐运使当为扬州级别最高的“干部”，那么1755年的两淮盐运使是谁呢?卢见曾。
　　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康熙六十年二甲进士，山东德州人。他生二任两淮盐运使，第一次是在乾隆二年(1737)，后因盐商诬陷，第二年即遭罢职。第二次是乾隆十八年(1753)，这次任职十年。1755年正是他第二次任两淮盐运使的第三年，金农在《花果册》中署献“德州先生使君”与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在时间及身份上正好相符，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本册页是金农绘赠卢见曾的。至于为什么不以字或者号相称，这是地望称法。所谓地望称是指对必须表示尊重的人不直呼其名，而是以其出身、族望、为官的地名来相称，这种称谓法自古有之。比如，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出身湖北襄阳，于是人们就称他孟襄阳，连他的诗集也叫《孟襄阳集》，宋代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人称王临川，他的诗文集也以地望作书名，叫《王临川集》；明代大书法家王铎是河南孟津人，人称王孟津……卢见曾出身山东德州，称“德州先生”十分自然。《清史列传》等书记载，卢见曾少年时即负诗名，取得进士功名后，在为官从政的同时，继续学问，并转治经学，是一位有学问的官僚。金农与卢见曾关系相契，此前年(乾隆十九年)，他也曾绘有一本十二开《花卉册》奉呈卢见曾。而卢见曾更是诗怀儒雅，任职两淮盐运使期间与当时在扬州谋生的诸多文士结谊交善，筹划活动(雅集)，比如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三日，卢雅雨(卢见曾的号)在扬州首次修禊红桥，金农、郑燮都参与其中。一个月后，卢雅雨又邀集名流二十余人在红桥观芍药赋诗，金农也在其中。那一天，金农在二十多人中还率先口占一首七言律诗：“看花都是白头人，爱惜风光爱惜身。到此百杯须满饮，果然四月有余春。枝头红影初离雨，扇底狂香欲拂尘。知道使君诗第一，明珠清玉此精神。”在座诸位尤其是卢见曾闻诗大喜，赞不绝口，此事在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记载。不久金农就绘制了这本《花果册》，将那份缘自诗情的美意借助水墨延展到了宣纸上。这是《花果册》为什么如此富有诗意的渊薮。绘画是心情的产物，心情不一样，所绘自然也不一样。
　　册页旧裱，作工精细，包边匀挺，上下以楠木整板作夹板，唐云先生题写签条。唐云亦杭州人，与金农同里，故以“乡后学”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