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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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场在瓮安。瓮安,那曾经的厚重历史,那曾经的生命起源,那曾经的土司衙署、文化巨擘、神秘特工,那曾经的金戈铁马、愤激战鼓、义军号角,那曾经商贾如云的黔中繁华,以及那连绵不断的座座山峦,山间小溪的涓涓细流……都已被那滚滚乌江水洗礼得悲怆苍凉。多少年过去,只剩下亘古不变的山川大地、崛起的古城、山野的驿道和那镌刻着古代朝廷残酷屠杀起义苗民的摩崖……还有说不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一支悠扬漂浮在天际的歌谣。当然,还有猴场,还有猴场的田坝、土埂、小路和与天地同在的春夏秋冬。一幅醉人心魄的沧桑画卷,令人震撼无声。
  沧桑猴场属于瓮安。如果说贵州的版图是一片古老而庞大的荷叶,乌江就是蜿蜒盘旋于荷叶上的粗茎,在荷叶的腹部,茎的中端,瓮安生命活跃在东经107度07分至107度42分、北纬26度53分至27度29分的坐标点上,与周边黄平、福泉、开阳、遵义、湄潭、余庆六县市相邻,南去108公里便是州府都匀,西驶148公里便是省城贵阳。在这片197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50万勤劳智慧的瓮安人世代演绎着精彩的历史。瓮安优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容地貌、丰富的水资源,年均气温13.6℃的宜人气候,保有了同纬度最完好的朱家山原始森林,培育出融峡谷风光、高原湖景交相辉映的江界河国家级风景名胜。瓮安春有嫩绿、夏有湛蓝、秋有金黄、冬有雪白,春夏秋冬,寒来暑往,那嫩绿、那湛蓝、那金黄、那雪白,使你站立在渡江广场,会倾听,你会去当一个红军渡江战士,披着一袭红军装,在飘然旋起的片片飞黄与零零落红中遥遥劈斩,挥出那道沧桑的弧线。此时的我才开始明白它的存在,开始追忆它的辉煌,开始探寻它的伟大。这瓮安与猴场,是我梦中的诗画,而沧桑猴场便是这诗画中的极品。
  沧桑猴场,是我平生所见最美丽的。凡沧桑的历史,都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显得厚重而平淡。当烈日狂风来临时,一场凌风厉雨的抽打,块块巨石沉积了5,8亿年的历史,突然迸发出鲜活丰满的生命——瓮安古生物化石群。瓮安开拓较早,在公元前1600多年的夏朝,瓮安这块误被外界打入冷宫的“不毛之地”归属粱州,唐僖宗乾符二年以犹崇义为都总管领兵征南,“克平留镇其地”,实现了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子孙世袭。宋置瓮水寨,元明设长官司,直至清雍正初年才改土归流。元代还在南距瓮水寨40余公里的地方置旧州草塘等处长官司,明代置草塘瓮水安抚司,万历二十九年以瓮水、草塘安抚司合置瓮安县。古代的少数民族长期遭受朝廷的羁縻和歧视,不时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事件。大明景泰四年,瓮安深溪一带的少数民族不堪忍受,黄隆、韦保等率众起义,后被朝廷镇压,“巢屯皆被官兵克破,乃献俘于朝,明正其罪,枭首分尸,家下大小贼属并贼党先行凌迟,家财房屋荡然一空。”位于玉山镇龙蟠村高40米、宽90米的天然崖壁——“偏岩”上,一方日渐风化的摩崖替瓮安人记录了这段历史。清朝咸同年间,黄号军首领何德胜统率数万义军征战十余年,攻下数十府州县城,几度围攻贵阳,朝廷为之惊骇。清代著名学者、贵州文化巨擘傅玉书,一个站在黔中文化顶峰的圣贤,他创造了贵州文化史上的四个第一:剧本《鸳鸯镜传奇》开创了贵州戏剧之先河,被誉为中华戏曲史上的名家;《桑梓述闻》成为全国第一部私家县志;《竹庄·四书文》、《古今诗赋文抄》、《桑梓说经》、《黔风旧闻录》、《黔风鸣盛录》、《象数蠡测》等,为他冠以“清代贵州诗文兼善第一人”和“收集刊印贵州明清两代诗歌第一人”的美誉。《黔诗纪略后编》称:“诗文兼擅,自竹庄始。”《贵州通志》日:“时海内学子无不知竹庄者。”民国《瓮安县志》日:“数百年来,邑中第一人也。”史学家犹法贤的《黔史》成为贵州历史文献的典范。红军作家陈靖重走长征路,再次回顾和体验长征精神,写下了长篇小说《金沙江畔》、《红军不怕远征难》、《往日情深》等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在军事界颇具影响。解放后,历任党政领导呕心沥血,带领全县人民奋力拼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青山天然保肝茶”先后荣获“美国国际轻工产品博览会金奖”和“中国保健品新优产品特别金奖”。世界第一跨度桁式组合拱桥——江界河大桥的竣工,刷新了亚洲的桥梁史。瓮安经过“6·28”事件的洗礼,变得更为成熟和矫健,社会治安快速好转,财政收入成倍增长,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正在实现由城镇化向城市化的转型。瓮安,这位被历史锁在深闺的佳丽,越发长得楚楚动人。
  沧桑猴场,是我平生所见最无私的。说她无私,是因为她在近千年的沧桑岁月中和狭小的地域里接纳和孕育了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猴场自晋始就设有建制,是贵州较早开拓的地区之一,因逢申赶集而得名,是一个千年古镇。土司统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猴场位于贵州历史上东部区域的交通要道,境内有著名的奢香古驿,是北连四川、东接湖南的商业重镇和交通中转站,素有“黔北四大名镇”“贵州十大乡场”的美誉,历来都是商贾云集、繁华热闹之地,明清遗存的古街坊、商铺、药号和民居院落,至今仍可见其踪迹。繁荣的商业带给猴场的不仅仅是财富,外地客商在带给猴场商机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变化。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建造了一批以赣南风格、川南风格为主并兼容西藏风格的古建筑。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和猴场的本土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贾文化。猴场后岩风景绮丽,怪石嶙峋,元明时为草塘司后衙,永历贵州巡抚钱邦芑(号“大错和尚”)辞官退隐余庆他乡,其间曾三次到此居住,与宋氏文人首开吟咏之风,发展为影响黔中的“后岩文化”。猴场是传统的龙狮文化艺术之乡,2009年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其独特的“火龙”(也称“断头龙”)享誉四方,每逢丰年和新年,人们都举办舞龙舞狮活动,以此庆祝丰收,祈求欢乐、幸福和希望。
  红军长征三过瓮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尤其是彪炳史册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以及突破乌江的伟大胜利,使“猴场”这个名字日渐响亮动人。从这些文化的实质来说,沧桑猴场可以说是一种较早的移民文化,是一种集历史文化、土司文化、商贾文化、龙狮文化和红色文化为一体的多元文化。
  沧桑的猴场,是我平生所见最具包容精神的。红军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兵。1934年10月3日至1936年1月26日,红军三次来到瓮安。虽然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拉开了老百姓与红军的距离,饱经沧桑的猴场这位贫穷的母亲毅然无怨无悔地接纳了他们。红军到来,边开展政治宣传,边打富济贫,把地主老财的粮食分给了干人(当地穷人),干人们奔走相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好人”。崎岖的山路一直伸向远方,无声地讲述着村民席安国主动为红军担行李,带路到猴场,到江界河;帮工何大爷利用替主人卖的梭罗贡米,挽救了红军伤病员的生命;毛泽东在桐梓坡教农会主席陈金榜磨刀,与杀猪匠陈老万“打老庚”;周 恩来关心体贴挑夫……这些故事化出沸腾的热血,化出不屈的正气,让这些红军战士前赴后继地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业。
  沧桑猴场,是我平生所见最悲壮的。在猴场以北40多公里的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那滔滔的江水日夜流淌,流淌着当年红军的悲情故事;那滔滔的江水日夜歌唱,唱着多少红军的高亢赞歌。
  “猴场会议”扭航向,乌江天险验证了英明。乌江流域中游地段的江界河,素以岸陡流急闻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左纵队右路军前卫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抵达江界河,为执行猴场会议的决定,突破乌江天险,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部署,陈光、刘亚楼靠前指挥,耿彪、杨成武、张云逸、肖劲光、韦国清等亲临前线,通过火力侦察,采取佯攻、主攻、偷渡、强渡相结合的战术,1935年1月2日,实施两次偷渡,3只竹筏中只有连长毛正华等5个勇士的竹筏抵达对岸,潜伏在老虎洞对岸敌人前沿阵地的山崖下,伺机行动。1月3日拂晓,红军从老虎洞以三只竹筏强渡,渡口处仍采取佯攻掩护,几十只竹筏乘势破浪,向敌岸猛冲。毛正华五人立即接应,从山崖下突然杀出。守敌遭到近距离袭击,防不胜防,红军一举攻下火金山,取得了突破乌江天险的胜利,谱写了人类革命史上最为壮丽的红色史诗,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空前伟大的战例奇迹。而“猴场会议”,便是这红色史诗中引人注目的片段,它是伟大奇迹里无以替代的情节,它是红军进人贵州、中央政治局继“黎平会议”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做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从根本上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改变了“左”倾单纯打仗的军事观点,恢复了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群众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它仿佛一盏明灯,照亮了走向胜利的前程,被周恩来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红军精神是不死的战神,那种遇强则强、逆境奋起,一息尚存、决不放弃的精神,使所有真正的男儿血脉贲张,霜风击倒,挣扎爬起、奋力撑起,不惜为之从容赴义,慷慨就死。
  沧桑猴场,是我平生所见最伟大的。在猴场南面20公里的茅坡场,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红色特工——冷少农。1900年1月25日,一个生命在此诞生,注定猴场会与党的革命结下不解之缘,注定这个鲜活的生命就是“藏在敌人心脏的定时炸弹”,令敌人终日惶恐不安。1925年冷少农赴广东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征军政治部和两广区委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派往南京负责地下工作,先后打入国民党陆军训练总监部、军事部,在此期间,他收集重要情报,秘密发展党员,策动军运,组织反蒋活动,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32年,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6月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冷少农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彪炳史册,为后人撑起一面榜样旗帜,永远激励人们奋勇前进。  
  沧桑猴场,是生命的起源。在猴场西南近40公里的玉华乡北斗山的矿山上,1997年8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均远教授和台湾清华大学细胞生物学家李家维教授的到来,使这里顿时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这里有距今5.8亿年前寒武纪时期的古生物化石,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动物化石,比在此之前已知最古老的澳大利亚伊迪卡拉生物化石群早2000多万年,比展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云南澄江动物化石群早5000多万年。它的组成以动物卵和胚胎为主,保存了地球远古时期大量的生命信息,毫米之间蕴藏了几亿年的悠久历史。瓮安古生物化石群的发现及研究成果公布后,立即轰动了全球,包括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美国的《科学》和英国《自然》等在内的中外几十家报刊及电视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专家认为:瓮安古生物化石的发现首次找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前可靠的、最古老的多细胞动物化石,将生命的起源向前推进了5000万年;这些化石保存了胚胎和卯,为研究早期生物怎样从单细胞发育成多细胞的过程提供了依据;这些化石保存了细胞和亚细胞构造,为从细胞的水平来研究探索早期动物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窗口;化石中细胞和亚细胞保存得如此完整,有可能为氨基酸、核糖等大分子DNA(遗传信息的片断)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基地。
  沧桑猴场,并不孤独。猴场有一座三合院,那是瓮余湄铁壁合围剿匪指挥部旧址,谁曾想到,就这几张当年的桌子,几盏当年的马灯,硬是成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剿匪大计,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并号召领导剿匪工作的同志和部队学习借鉴。在瓮余湄铁壁合围剿匪战役中,解放军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其中有数十人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但历史不会忘记,国家不会忘记,人民更不会忘记。1967年,当地人民找寻到18位烈士的遗骸,并将他们迁葬于营盘坡上。在猴场还有一座由前厅、两厢、后厅构成的赣南式建筑——傅氏宗祠,宏伟戏楼无不彰显着主人的显赫地位和精湛的雕花艺术。这里曾经是傅氏家族供奉祖先和开族会商议家事的地方,1934年12月31日,因一位伟人的到来,让这座古老的建筑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红军长征到达猴场以前,毛泽东一直处于被博古、李德排挤的艰难处境,猴场会议期间,毛泽东没有和其他领导人住在一起,而是和他的警卫员住在傅氏宗祠。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回忆中说:“这是长征以来,毛主席住过的最好的房子。”《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针对毛泽东在猴场的住房变化一事说:
  “这表明,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正因为如此,傅氏宗祠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毛泽东行居,并与猴场会议会址一起,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草塘安抚司,演绎瓮安宋氏豪族的成败与兴衰。时间的沙漏沉淀着无法磨灭的过往,历史的双手不经意间拾起那些或明或暗的华丽与沧桑……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项政治统治制度。瓮安在古代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元代设旧州草堂(塘)等处长官司;明洪武十七年,草塘等处长官司升为草塘安抚司;万历二十九年改土归流,以瓮水、草塘二安抚司及平越卫右所干平、干溪、梭罗等十五堡地合置瓮安县。草塘安抚司的建立、发展与历史更替,反映出瓮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民族关系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演绎了瓮安宋氏豪门的兴衰成败。草塘安抚司历代为宋氏掌权,遥想当年,宋氏土司官雄掌一方,就相当于一个土皇帝,主宰着当地百姓的生杀大权,也掌握着瓮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命运。宋氏统治时期,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繁荣鼎盛,使草塘很早就步入“黔北四大名镇”和“贵州十大古集镇”的行列,因后人宋万化、宋嗣殷在明朝天启年间参加水西安邦彦叛乱,被朝廷剿灭,宋氏豪族因此从兴盛走向衰亡。草塘司衙署位于猴场村,该建筑是在明朝景泰后期的衙署遗址上恢复重建的,规模虽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但“窥一斑可见全豹”。
  有人说,生活在贵州目前这个时代的文化人是幸运的,身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保存得如此之好的黔中大地瓮安,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和亲近各种文化,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具有探视和查究这些宝藏的先决条件。倍感幸运的是,国家的文化惠民政策,博物馆、纪念馆的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增长38%,让人们能够近距离,或者说干脆置身其中去感受这样的悠久历史,这样的辉煌文化。
  岁月轮回,猴场沧桑还在继续书写着它新一轮的辉煌。中央每年转移支付170多万元用于会址的保护维修、展览的改陈提升、文物征集等,今年政府计划投资1000万元建猴场会议纪念馆。真的到某一天,上苍被勤劳智慧的猴场人、瓮安人所感动,看见猴场这片饱经沧桑而魅力永恒的土地问:你是谁?苍茫大地中无数个声音回答:我是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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