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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本分析法,以公元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台湾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以“关键词”检索该期限内联合报系的“联合知识库”所有与三次危机相关的新媒体报导进行了阅读分析,结果表明:新媒体对政治危机事件确实具备较大的话语空间,以及“自下而上”的动员功效,但是民众三次使用新媒体的目的与所透露的意义,却不尽相同。
关键词:自我防卫机制;政治危机;新媒体;话语空间;嘲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05
一
本研究主要针对2000年陈水扁上台至2008年下台八年内台湾政治上的三件重大危机事件,分析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在这三次危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功用,以及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换言之,本研究是探究新媒体在台湾动荡及危机时所拥有的话语空间,及其所显现的意义。
世上危机虽多,但人们对危机的定义,却不一定相同。大抵学界对公共关系学者Lerbinger所下的危机定义有一定的共识,即:只要发生“足以(或有潜力)给组织带来不名誉,摧毁其获利和成长,甚至影响其生存”的事件,都是危机[1]。如工厂大火本来只是意外,不见得是危机,但如果后续发展伤害到组织名誉,影响其生存,就是危机。据此,本研究对所谓“重大政治危机事件”的定义是:凡事件大到震动国际视听,使国际媒体争相报导,并对台湾的领导人或台湾的国际形象有负面影响,使得民情激愤,社会骚动,影响政局安定者,就属于本研究所谓的“重大政治危机事件”。
据此标准,本文选取三大政治事件,即2004年的“‘3•19枪击案’两颗子弹事件”,2006年的“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以及2008年的“扁家洗钱案”作为研究样本,分析探讨新媒体的话语空间及其意义。这三件事都与陈水扁有关,相信两岸三地的人民对事件的原委,在国际及台湾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下,都不陌生。吊诡的是,即使在已经是马英九所代表的国民党执政的现在,与陈水扁(以下简称“扁”)有关的第三件重大危机事件“扁家洗钱案”依然发生,并且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持续事件。
这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中的第一件“‘3•19枪击案’两颗子弹事件”(以下简称“3•19枪击事件”),至今尚未水落石出,仍没有一个征信各方的调查结果,此案至今悬而未决,甚至有不少人希望马政府重启调查,因此很难预料此一事件的确切结束日期。只有第二件2006年“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以下简称“红衫军倒扁事件”),有一个明显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始于2006年8月11日,止于同年11月29日红衫军静坐结束,为期三个多月,111天。
可以想象,伴随着这样重大的政治危机事件,网络上必然是喧嚣沸腾,话语频仍,虽然本文作者像其它许多身临其境的台湾人一样,对于这些危机事件记忆深刻,有亲临现场的观察,但为了本诸客观与科学的原则,本研究将根据报纸的报导,描画出新媒体在事件发生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话语与作为。最后参照相关文献与理论,作出分析与解释。
二
如果说21世纪与从前任何年代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认为,其差别就在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与意义。现今网络的影响无远弗届,在台湾,有近千万的互联网网民,这样庞大的网络世界与网络人口,对现实中的政治有何影响与意义?在危机时又有什么样的话语与行动?这些都有待我们作深入探讨。
一项美国的研究显示[2],有70%的年轻人认为网络是获取政治相关议题的有效管道,其重要性更胜于电视等媒体。Delli Carpini认为[3],网络提供政治精英建立网络管道,提升动员与沟通;对积极参与者,也有效降低了参与成本,并提供了更多元的沟通管道。网络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提升政治相关信息的散播速度与数量,有效凝聚散居在各处对政治有同样兴趣的网友。Chang在台湾的一项研究也显示[4],大学生透过网络表达政治看法的情形,远高于其它媒体。由于网络具有“实时”、“主动参与”、“互动”、“超越时空”、“匿名”等特性,与传统媒体迥异,因此有不少学者指出网络是一种理想的“新公共领域”[5]。张卿卿认为网络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包括政治信息的收集,政治意见的交换和政治意见的表达[6]。
一般人总认为年轻人对政治高度淡漠[7]。美国的一项相关研究也显示[3],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有降低的趋势,造成此种情况可能的三个原因为:一是年轻人政治效能感较低;二是年轻人缺乏公民参与的机会;三是年轻人欠缺公民参与能力。但Bimber认为[8],年轻人是网络的主要族群,网络也许正好可以扮演鼓励的角色,提供多元且便利的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网络的普及虽然降低了组织所扮演的重要功能,但增加了民众无须透过中介就可以直接参与的可行性。当人民越有机会直接与政府沟通时,就越可能参与政治活动,而个人对政治的影响力,也因此而提升。Corrado 和 Firestone则强调[9],透过电子邮件串起的人际网络,反而更能有效发挥组织动员功用,从而鼓励人们的政治参与。换言之,虽然少了真实世界的参与与动员,但网络之便利可能更有利于现实中的动员与沟通,且有利民主运作。
北京清华大学的李希光认为[10],因特网的出现,挑战了中国大陆原先高度集中控制政治新闻与观点的方式,也抢走了传统媒体的受众,打破了中国传统媒体的议题设定功能。王毓莉发现[11],网络论坛在中国大陆发挥了“公共性”功能,提供了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激起了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意识,改变了传统的宣传控制行为,但同时也受到国家机器的干预。她还认为,在线公共领域的特征,在参与者可以从原本脆弱的现世存有感,找到自身可加入和立足的公共场域,重构自我对世界的认同。换言之,在线公共领域提供了理想的辩论情境,突显了公共性的实践。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以立意抽样方式,筛选出自公元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台湾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然后分别从这些事件爆发的当天始,到事件发生后三个多月的时间点为止,以“关键词”输入该期限内联合报系的“联合知识库”,检索出所有与该危机相关的新媒体报导,如电子邮箱、网站、网友、BBS、PTT等来阅读与分析。前文已解释过这三大危机事件中只有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有明显的开始与结束日期,且期限长达111天,因此以“红衫军倒扁事件”为例,研究者就对“联合知识库”圈选《联合报》与《联合晚报》两项媒体(并非联合报系所有媒体),再以关键词检索出上述时段内所有与“红衫军倒扁事件”和网络/新媒体相关的新闻则数,然后阅读、分析此段期间内被“主流媒体”(指传统上所谓平面、广播、电视三大传播媒体)报导的新媒体作为。
这其中第一件“3•19枪击事件”,始于2004年总统大选前一天——3月19号,由于没有所谓的终止日期,为求公平起见,遂仿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以2004年3月19日始至2004年7月7日止,以111天为期,对“联合知识库”圈选《联合报》与《联合晚报》两项媒体,以关键词检索出上述时段内所有与“红衫军倒扁事件”和网络相关的新闻则数,做文本分析。至于最后一件2008年“扁家洗钱案”,自2008年8月14日下午扁开记者会自承“做了法律所不容许的事情”始,至2008年9月30日止,才44天,远低于前两次的111天,虽然时间较短,但这些报导的内容,亦足以呈现出“扁家洗钱案”的网络话语与动作。
本研究只以“联合知识库”相关数据做检索的原因在于:联合报系是台湾最“蓝”的媒体,其言论与扁所代表的民进党最为相反,因此有足够理由相信,在上述三件“与扁有关”的政治危机事件中,若有任何与“主流媒体”相对的“非官方”网络话语空间或动作,联合报系应属最勇于报导的媒体。因此本研究虽仅以“联合知识库”为主要样本,亦应可满足研究目的的需求。另一原因,即经过前期测试后,得知主流媒体相关报导其实不多,只有最大和最值得一提的网络创举与议题,才会被报导。既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调查危机期间“新媒体”话语空间到底有多大,想一窥网络在类似危机事件里都扮演些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些什么样的功用,反映出什么样的现象,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因此相关报导内容是最重要的,也是研究者必须逐一细读的,至于其它平面媒体的报导数据若干,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从过去的研究证明,《联合报》确实是类似事件里报导最多,最巨细无遗的媒体,而亲绿的报纸如《自由时报》,则是报导数量最少的,偏中立的立场《中国时报》的报导数则居中[12]。
三
有关这三次危机事件所用的关键词,经过测试,发现只有与事件及网络均相关的字词,才能将所有与新媒体有关的新闻“一网打尽”。当然,这样检索出来的新闻,会有重复,尤以头两项关键词所检索出来的新闻重复的时候最多,不过就算偶有重复,亦无妨于这些新闻所显现的趋势与内容,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兹将这三个事件的关键词与检索出来的新闻则数列表如下,见表1。
以下试分析这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及网络新媒体在三次危机事件发生后所呈现出来的话语与行为。
第一件“‘3•19枪击案’两颗子弹事件”,发生于2004年3月19号下午,当时陈水扁正在台南游街拜票,鞭炮声特别响,一阵硝烟之后,记者报导扁似为炮仗所伤,随后镜头只见扁捂着肚子,走进奇美医院……这就是台湾首度爆发的正、副元首枪击事件。而第二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选战因此而翻盘。此一疑云满布的选举危机事件,让扁以极些微的优势连任成功,整个台湾为之哗然。事发后各媒体疯狂报导,好长一段时间该事件占满各版面与时段,也占满网络信箱,网友讨论热烈,且大量制作、散发、转寄相关报导电子邮件,吁请大家转寄[13],也有不少自称是国安人员或奇美医院护士所发的电子邮件,还附上大量眼见为凭的照片档案,如:“夹克下方的红色,应是吉普车上的安全带,而不是血迹”,“照片会说话,枪弹疑云”等电邮,内容直指或暗示陈水扁的“遇袭”是场骗局,血迹是假的[14]。
案发四天后,争议迟迟无法落幕,“网上各拥其主,互有攻讦……网络持续发烧,相关字眼包括‘无效选举’、‘3•19枪击事件’等都是查询的热门词条,网络上也不断流传各类邮件,包括将蓝绿两方票数,公投票数,废票数相加减的巧合说……枪击案照片一一呈现,另将选务各项疑点整理制表,也有呼吁网友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各类信件转寄成为选后另一种网络文化,一天最多能收到10封以上”[15]。4月9号,华裔美籍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抵台勘验,表示“收到三千多封电子邮件……请他回台”[16],《联合报》社论说“谣言纷诼,网络上几乎全民皆成福尔摩斯”[16]。
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的远因,可溯自2005年8月的高雄捷运外来劳工弊案,此案因来自泰国的外来劳工兴建捷运受到苛刻的待遇而爆发,结果牵连出多起弊案,导致舆论大哗。2006年8月7日,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写了一封“给总统陈水扁的信函”,希望扁主动辞职下台,但未获响应。8月11日,施明德决定发起一人100的“百万人倒扁行动”,表示当捐款累积至1亿元时,显示有百万人参与,则将在总统府前发动和平静坐,迫使扁下台。在此危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倒扁总部的官方网站,一直是各方及媒体了解最新动态的消息来源,其链结选项中有“施明德日记”及“荣耀时刻”,后者是倒扁大事记,只要是倒扁总部自己发的新闻稿(共20篇),均会在第一时间张贴在官网上。而倒扁总部所发动的所有活动,亦会公布在网上。网上还张贴扁国务机要费案“起诉书”,及联署罢免立委的表格,供大家下载[12]。
很明显,是网站而非电子邮件,在“红衫军倒扁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此一红衫军事件有人主其事,也有一个可以发号施令,成为联系中心的网站,网民又可以走上街头直接发泄愤怒,所以电子邮件在此一活动中并非主要工具。有关本危机事件的新媒体作为,由于则数过多,内容花样也多,经整理归纳后列举如下,见表2。
第三件“扁家洗钱案”,肇因于立委洪秀柱在2008年8月14日电视上爆料扁媳妇黄睿靓在瑞士有银行账户,金额7亿,扁只好当天下午开记者会自承“做了法律所不允许的事”,此事于是越滚越大,所牵涉的金钱、人头、账户也越来越多,使人越看越胡涂,也越看越生气。由于扁家所牵涉的海外洗钱均属国际银行,使此一事件再度成为国际焦点,台湾的形象,也再一次损伤。
此段时间之《联合报》报导内容,如:“如何洗钱短片、讽扁来电答铃纷纷出笼,尘封四年的非常妈祖光盘竟也翻红”[17]。“网络流传一张将千元大钞图案改为陈水扁一家看着地球仪,还指着‘瑞士在这里’的图片”,电视上也转报不已,更有不少人用电邮转寄众人[18]。“网络上讨论激烈,炮轰阿扁伤了台湾人的心……还有网友讽刺地说,阿扁和阿珍可以拍续集了……PTT上有网友表示,台大今年过80岁生日,要选出杰出校友,不妨推荐陈前总统和宝贝儿子陈致中……网友大大嘲讽说,建议干脆把续集连续剧取名‘家和万事兴——洗钱的真相’”[19]。另有网友改编电影《赤壁》变“赤贫”,而台北曲艺团也创作了一个相声段子,将陈致中夫妇的名言“太超过”、“人头说”等搬上舞台,彻底地开了陈致中、黄睿靓的玩笑。曲艺团刘增锴表示:“相声表演针砭时事,自古以来就是小市民的发声管道,有的表演者在威权时代被杀头也不在乎,因此扯上敏感的政治话题也不担心。”[20]
至于调查局内部网站的留言板,也出现不少讨论,毫不留情地批评前局长叶盛茂事先将洗钱公文泄漏给扁。但最热闹的,还是网站,在一片挞伐声中,网友选择以kuso(恶搞、恶趣,本义源于日本流行文化)
方式揶揄第一家庭的成员……根据《死亡笔记本》改编出“洗钱笔记本kuso阿扁洗钱版”,漫画中把叶盛帽(叶盛茂)譬喻为死神,调侃了陈绥扁(陈水扁)的鲔鱼肚,也嘲讽了原本在美国的稚中(陈致中)和睿静(黄睿靓),并讽刺扁家人把责任全推到吴淑针(吴淑珍)头上,引起网友热烈回响。
四
从报纸报导与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电子邮件是“3•19枪击事件”网络作为的主要尖兵,也是网民串连的利器,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当时网站尚未大举进入web 2.0的时代,博客也不普遍,也还没有形成什么明显的网络言论社群,只有电子邮件使用得最普遍,所以成了新媒体的利器。当时几乎所有报纸网站都有名为“3•19枪击事件”的新闻专题,供读者查询,转寄,也有针对此一事件的论坛,供大家发抒想法。由于主流传媒对一般人而言仍遥不可及,因此若想和人分享和交换事件信息,或进一步去影响他人对案情的看法,就只有靠拼命转寄电子邮件了。
有理由相信,当时努力转寄这类电子邮件的人以泛蓝居多,因为台湾至少有5篇以上有关“3•19枪击事件”的硕士论文或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两人对该事件做“第三人效果”的研究。Davison对所谓“第三人效果”所作的假设是[21]:人们常倾向高估大众传媒对他人在认知上的影响,认为某项讯息对他人较有影响力,对自己则不具影响,所以“第三人效果”会促使人们采取相应行动。上述两篇以“3•19枪击事件”为题检测“第三人效果”的研究,都证实了“第三人效果”的假设,且因为E-mail所传讯息对泛绿支持者自身信仰不利,因此泛绿支持者的“第三人效果”远较泛蓝及中立者强烈许多,而此点对转寄有显著影响,使得泛绿倾向者“不转寄”这些电邮[22-23]。
大体而言,第一次“3•19枪击事件”发生时,虽然网络科技不若今日发达普遍,但民气可用,全民不惜化身福尔摩斯,热情高涨地企图以一己之力,鼓动众志成城,希望能对案情有所帮助。姑不论“3•19枪击事件”的真伪,光民众这股热情,以及“用力”转寄的傻劲,就很值得称道。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好几封这样的电邮,起初大家都很认真地努力转寄,后来渐渐销声匿迹。这可能是对胶着的案情感到失望,或是对“形势比人强”的体悟,人民的热情终于被浇熄,所谓“全民皆福尔摩斯”的热烈状况,就此黯然结束。
此后,直到2006年的“红衫军倒扁事件”发生,施明德登高一呼,以“反贪腐”来定调此一运动,并以红色来唤起人民的热情后,才再度激起台湾民众热血沸腾。“红衫军倒扁事件”具正当性(反贪腐),也具备好画面,因此立刻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一出由台湾人民集体演出的行动剧,撼动了国际视听,国际媒体纷纷锁定报导,奈何倒扁功败垂成,以致开头时轰轰烈烈的“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三个月后竟至惨淡收场。从表1的数据和表2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在第二次“红衫军倒扁事件”时,“网站”才是重心,虽仍有人使用电子邮件,但远不若第一次危机事件时普遍。
而在第三次“扁家洗钱案”中,“网站”与“网友”占了极大的份量,甚至电视都时常转报网友的创意与看法,可见网友的想法与作为,日渐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也可能因为网络科技的进步,使得网友得以用“kuso”的意趣改编影片或图片,这样就让电视台有了爆笑和嘲讽的画面,因此主流媒体,尤其电视新闻趋之若骛,在这一方面,网络的内容与作为,远远走在主流媒体前面。
析论上述报导可知,整体而言,第一次枪击事件时,人民的感觉是悲愤,但还带着极大的热情;第二次倒扁事件时,人民的感觉是愤怒,开始带着一丝讽刺;但到了第三次扁家洗钱事件时,人民则极尽嘲讽之能事。此时民众只将洗钱丑闻当作嬉笑怒骂的材料,若偶有以电子邮件转寄这些画面的网址,也只是用来逗人一笑,心理上对公平正义或司法似乎早已没有期待了。随后马政府几次危机处理不善,网络上也立刻有人嘲讽。至此台湾人民对政治冷感至极,也厌恶政治人物与政治事物。网络这种自发性新媒体话语空间,如实反映了此时台湾民众,尤其年轻人的感受。
为什么人民变得嘲讽?Inglehart认为[24],媒体提供大量容易接触的政治信息,提升政治知识水平,因此不管在认知上或行动上,都有助于公民动员,人民对政治的兴趣和讨论,会因而提高。文献也显示,网络能提升政治相关信息的散播速度与数量,有效凝聚散居在各处对政治有同样兴趣的网友,因此对政治新闻或事件,网络应有“动员”的功能,甚至能促进民主。证诸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危机事件,网络确实发挥了动员——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动员能量,但为什么到第三次事件时,网民反而凉了心,显现不出对政治事物的热情,只看到一片嘲讽?
由于“扁家洗钱案”是一持续性的事件,并且案情扑朔迷离,每日一曝,基于前两次功败垂成的经验,台湾人民并无法对司法或此案倒底能否水落石出抱有信心,因此神经紧绷,非常焦虑,而根据Corey的观点[25]95-97,焦虑是会“促使人们去做些什么”的紧张状态,它的功能是告知潜在的冲突与危险。Corey认为焦虑共有三种:实质的、神经官能的及道德的。当人们无法以理性的方法控制焦虑时,只有靠不切实际的作为来自我防卫,也就是下意识启动“自我防卫机制”。
所谓“自我防卫机制”,是指能帮助人们应付焦虑,并防止自我崩溃的心理动因,是正常的行为,也是一种逃避面对真相的生活型态,因此每人视焦虑的发展和程度,会选择不同的自我防卫机制。凡是防卫机制,都有两个共同特色:“否定”或“扭曲”真实。Corey列举常见的自我防卫机制,如:否认、投射、合理化、退化、升华、压抑、期待、取代等。另有不少人认为“幽默”也是一种很高深的自我防卫机制,在临床治疗上,幽默对化解焦虑与压力,有不错的效果[25]329-330。
德国心理学家Blaser曾指出[26],“讥诮”和“嘲讽”也是自我防卫机制,其功能在维持自己所持的“否定”看法,但又不显得太负面。Blaser强调“嘲讽”有史以来都被视为一种“否定”,其目的在于减低所嘲讽对象的重要性,使其显得无足轻重。但他强调“嘲讽”与“讥刺”不同,后者不属于防卫机制,是一种攻击与挑衅。
本文认为“嘲讽”是一种极高明的自我防卫机制,因为它含有“否定”与“幽默”双重功效,并且又不像“讥刺”那样有失厚道。现代人焦虑特多,活在当下的台湾人民焦虑尤多,因此逐渐地就练就一身“嘲讽”的自我防卫机制,这也是为什么在经过前两次重大危机事件的洗礼后,台湾人民已学会以“嘲讽”看待时事,学会了以嘲讽的方式,来发抒自己对政治的观感,并且效果宏大,受到各方的热烈回响。
再者,由于日本文化的影响,近几年“kuso”已成为一种趋势,任何事都要有一个引人发噱的kuso版本,才够时髦。kuso本是日本“后现代”现象,将之应用在光怪陆离的“扁家洗钱案”上,正足以反映此事之荒谬及人民心中的愤慨与无奈,而网络,由于其“非官方”的属性特强,所以是最适合kuso的媒体,可以说kuso本已有之,但一碰到网络,就发挥得特别彻底,而台湾的政治,又提供了kuso的好材料。
由以上分析可知,新媒体对政治危机事件确实具备较大的话语空间,以及极大的动员功效,但这未见得是一种全然正面的功效,例如“嘲讽”,就可算是动员的负面效果。虽然如文献所云,网络确实能发挥“公共性”,提供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也更能激起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但当网民的心态一旦变成嘲讽时,网络就成了展现创意的场域,此时任何严肃的话题,都失去认真讨论的空间,只剩下一片揶揄。长久下去,新媒体所带来的话语空间,只会使得人民对政府日益失去信心,也更无法认真对待任何政治事物与人物。
因此,当网络言论开始变成嘲讽时,表示人民的心理已有所转变,忍耐已到了最后关头,此时民众对政府已累积了大量不满,对施政当局已没有了信心,而信心正是施政的第一要务,此时执政者切不可轻松以对,幽默看待,而应反躬自省,确实作好施政,处理好危机,才能重新唤起民众对政治的热情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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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我防卫机制;政治危机;新媒体;话语空间;嘲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05
一
本研究主要针对2000年陈水扁上台至2008年下台八年内台湾政治上的三件重大危机事件,分析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在这三次危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功用,以及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换言之,本研究是探究新媒体在台湾动荡及危机时所拥有的话语空间,及其所显现的意义。
世上危机虽多,但人们对危机的定义,却不一定相同。大抵学界对公共关系学者Lerbinger所下的危机定义有一定的共识,即:只要发生“足以(或有潜力)给组织带来不名誉,摧毁其获利和成长,甚至影响其生存”的事件,都是危机[1]。如工厂大火本来只是意外,不见得是危机,但如果后续发展伤害到组织名誉,影响其生存,就是危机。据此,本研究对所谓“重大政治危机事件”的定义是:凡事件大到震动国际视听,使国际媒体争相报导,并对台湾的领导人或台湾的国际形象有负面影响,使得民情激愤,社会骚动,影响政局安定者,就属于本研究所谓的“重大政治危机事件”。
据此标准,本文选取三大政治事件,即2004年的“‘3•19枪击案’两颗子弹事件”,2006年的“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以及2008年的“扁家洗钱案”作为研究样本,分析探讨新媒体的话语空间及其意义。这三件事都与陈水扁有关,相信两岸三地的人民对事件的原委,在国际及台湾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下,都不陌生。吊诡的是,即使在已经是马英九所代表的国民党执政的现在,与陈水扁(以下简称“扁”)有关的第三件重大危机事件“扁家洗钱案”依然发生,并且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持续事件。
这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中的第一件“‘3•19枪击案’两颗子弹事件”(以下简称“3•19枪击事件”),至今尚未水落石出,仍没有一个征信各方的调查结果,此案至今悬而未决,甚至有不少人希望马政府重启调查,因此很难预料此一事件的确切结束日期。只有第二件2006年“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以下简称“红衫军倒扁事件”),有一个明显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始于2006年8月11日,止于同年11月29日红衫军静坐结束,为期三个多月,111天。
可以想象,伴随着这样重大的政治危机事件,网络上必然是喧嚣沸腾,话语频仍,虽然本文作者像其它许多身临其境的台湾人一样,对于这些危机事件记忆深刻,有亲临现场的观察,但为了本诸客观与科学的原则,本研究将根据报纸的报导,描画出新媒体在事件发生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话语与作为。最后参照相关文献与理论,作出分析与解释。
二
如果说21世纪与从前任何年代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认为,其差别就在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与意义。现今网络的影响无远弗届,在台湾,有近千万的互联网网民,这样庞大的网络世界与网络人口,对现实中的政治有何影响与意义?在危机时又有什么样的话语与行动?这些都有待我们作深入探讨。
一项美国的研究显示[2],有70%的年轻人认为网络是获取政治相关议题的有效管道,其重要性更胜于电视等媒体。Delli Carpini认为[3],网络提供政治精英建立网络管道,提升动员与沟通;对积极参与者,也有效降低了参与成本,并提供了更多元的沟通管道。网络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提升政治相关信息的散播速度与数量,有效凝聚散居在各处对政治有同样兴趣的网友。Chang在台湾的一项研究也显示[4],大学生透过网络表达政治看法的情形,远高于其它媒体。由于网络具有“实时”、“主动参与”、“互动”、“超越时空”、“匿名”等特性,与传统媒体迥异,因此有不少学者指出网络是一种理想的“新公共领域”[5]。张卿卿认为网络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包括政治信息的收集,政治意见的交换和政治意见的表达[6]。
一般人总认为年轻人对政治高度淡漠[7]。美国的一项相关研究也显示[3],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有降低的趋势,造成此种情况可能的三个原因为:一是年轻人政治效能感较低;二是年轻人缺乏公民参与的机会;三是年轻人欠缺公民参与能力。但Bimber认为[8],年轻人是网络的主要族群,网络也许正好可以扮演鼓励的角色,提供多元且便利的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网络的普及虽然降低了组织所扮演的重要功能,但增加了民众无须透过中介就可以直接参与的可行性。当人民越有机会直接与政府沟通时,就越可能参与政治活动,而个人对政治的影响力,也因此而提升。Corrado 和 Firestone则强调[9],透过电子邮件串起的人际网络,反而更能有效发挥组织动员功用,从而鼓励人们的政治参与。换言之,虽然少了真实世界的参与与动员,但网络之便利可能更有利于现实中的动员与沟通,且有利民主运作。
北京清华大学的李希光认为[10],因特网的出现,挑战了中国大陆原先高度集中控制政治新闻与观点的方式,也抢走了传统媒体的受众,打破了中国传统媒体的议题设定功能。王毓莉发现[11],网络论坛在中国大陆发挥了“公共性”功能,提供了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激起了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意识,改变了传统的宣传控制行为,但同时也受到国家机器的干预。她还认为,在线公共领域的特征,在参与者可以从原本脆弱的现世存有感,找到自身可加入和立足的公共场域,重构自我对世界的认同。换言之,在线公共领域提供了理想的辩论情境,突显了公共性的实践。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以立意抽样方式,筛选出自公元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台湾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然后分别从这些事件爆发的当天始,到事件发生后三个多月的时间点为止,以“关键词”输入该期限内联合报系的“联合知识库”,检索出所有与该危机相关的新媒体报导,如电子邮箱、网站、网友、BBS、PTT等来阅读与分析。前文已解释过这三大危机事件中只有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有明显的开始与结束日期,且期限长达111天,因此以“红衫军倒扁事件”为例,研究者就对“联合知识库”圈选《联合报》与《联合晚报》两项媒体(并非联合报系所有媒体),再以关键词检索出上述时段内所有与“红衫军倒扁事件”和网络/新媒体相关的新闻则数,然后阅读、分析此段期间内被“主流媒体”(指传统上所谓平面、广播、电视三大传播媒体)报导的新媒体作为。
这其中第一件“3•19枪击事件”,始于2004年总统大选前一天——3月19号,由于没有所谓的终止日期,为求公平起见,遂仿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以2004年3月19日始至2004年7月7日止,以111天为期,对“联合知识库”圈选《联合报》与《联合晚报》两项媒体,以关键词检索出上述时段内所有与“红衫军倒扁事件”和网络相关的新闻则数,做文本分析。至于最后一件2008年“扁家洗钱案”,自2008年8月14日下午扁开记者会自承“做了法律所不容许的事情”始,至2008年9月30日止,才44天,远低于前两次的111天,虽然时间较短,但这些报导的内容,亦足以呈现出“扁家洗钱案”的网络话语与动作。
本研究只以“联合知识库”相关数据做检索的原因在于:联合报系是台湾最“蓝”的媒体,其言论与扁所代表的民进党最为相反,因此有足够理由相信,在上述三件“与扁有关”的政治危机事件中,若有任何与“主流媒体”相对的“非官方”网络话语空间或动作,联合报系应属最勇于报导的媒体。因此本研究虽仅以“联合知识库”为主要样本,亦应可满足研究目的的需求。另一原因,即经过前期测试后,得知主流媒体相关报导其实不多,只有最大和最值得一提的网络创举与议题,才会被报导。既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调查危机期间“新媒体”话语空间到底有多大,想一窥网络在类似危机事件里都扮演些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些什么样的功用,反映出什么样的现象,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因此相关报导内容是最重要的,也是研究者必须逐一细读的,至于其它平面媒体的报导数据若干,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从过去的研究证明,《联合报》确实是类似事件里报导最多,最巨细无遗的媒体,而亲绿的报纸如《自由时报》,则是报导数量最少的,偏中立的立场《中国时报》的报导数则居中[12]。
三
有关这三次危机事件所用的关键词,经过测试,发现只有与事件及网络均相关的字词,才能将所有与新媒体有关的新闻“一网打尽”。当然,这样检索出来的新闻,会有重复,尤以头两项关键词所检索出来的新闻重复的时候最多,不过就算偶有重复,亦无妨于这些新闻所显现的趋势与内容,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兹将这三个事件的关键词与检索出来的新闻则数列表如下,见表1。
以下试分析这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及网络新媒体在三次危机事件发生后所呈现出来的话语与行为。
第一件“‘3•19枪击案’两颗子弹事件”,发生于2004年3月19号下午,当时陈水扁正在台南游街拜票,鞭炮声特别响,一阵硝烟之后,记者报导扁似为炮仗所伤,随后镜头只见扁捂着肚子,走进奇美医院……这就是台湾首度爆发的正、副元首枪击事件。而第二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选战因此而翻盘。此一疑云满布的选举危机事件,让扁以极些微的优势连任成功,整个台湾为之哗然。事发后各媒体疯狂报导,好长一段时间该事件占满各版面与时段,也占满网络信箱,网友讨论热烈,且大量制作、散发、转寄相关报导电子邮件,吁请大家转寄[13],也有不少自称是国安人员或奇美医院护士所发的电子邮件,还附上大量眼见为凭的照片档案,如:“夹克下方的红色,应是吉普车上的安全带,而不是血迹”,“照片会说话,枪弹疑云”等电邮,内容直指或暗示陈水扁的“遇袭”是场骗局,血迹是假的[14]。
案发四天后,争议迟迟无法落幕,“网上各拥其主,互有攻讦……网络持续发烧,相关字眼包括‘无效选举’、‘3•19枪击事件’等都是查询的热门词条,网络上也不断流传各类邮件,包括将蓝绿两方票数,公投票数,废票数相加减的巧合说……枪击案照片一一呈现,另将选务各项疑点整理制表,也有呼吁网友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各类信件转寄成为选后另一种网络文化,一天最多能收到10封以上”[15]。4月9号,华裔美籍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抵台勘验,表示“收到三千多封电子邮件……请他回台”[16],《联合报》社论说“谣言纷诼,网络上几乎全民皆成福尔摩斯”[16]。
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的远因,可溯自2005年8月的高雄捷运外来劳工弊案,此案因来自泰国的外来劳工兴建捷运受到苛刻的待遇而爆发,结果牵连出多起弊案,导致舆论大哗。2006年8月7日,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写了一封“给总统陈水扁的信函”,希望扁主动辞职下台,但未获响应。8月11日,施明德决定发起一人100的“百万人倒扁行动”,表示当捐款累积至1亿元时,显示有百万人参与,则将在总统府前发动和平静坐,迫使扁下台。在此危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倒扁总部的官方网站,一直是各方及媒体了解最新动态的消息来源,其链结选项中有“施明德日记”及“荣耀时刻”,后者是倒扁大事记,只要是倒扁总部自己发的新闻稿(共20篇),均会在第一时间张贴在官网上。而倒扁总部所发动的所有活动,亦会公布在网上。网上还张贴扁国务机要费案“起诉书”,及联署罢免立委的表格,供大家下载[12]。
很明显,是网站而非电子邮件,在“红衫军倒扁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此一红衫军事件有人主其事,也有一个可以发号施令,成为联系中心的网站,网民又可以走上街头直接发泄愤怒,所以电子邮件在此一活动中并非主要工具。有关本危机事件的新媒体作为,由于则数过多,内容花样也多,经整理归纳后列举如下,见表2。
第三件“扁家洗钱案”,肇因于立委洪秀柱在2008年8月14日电视上爆料扁媳妇黄睿靓在瑞士有银行账户,金额7亿,扁只好当天下午开记者会自承“做了法律所不允许的事”,此事于是越滚越大,所牵涉的金钱、人头、账户也越来越多,使人越看越胡涂,也越看越生气。由于扁家所牵涉的海外洗钱均属国际银行,使此一事件再度成为国际焦点,台湾的形象,也再一次损伤。
此段时间之《联合报》报导内容,如:“如何洗钱短片、讽扁来电答铃纷纷出笼,尘封四年的非常妈祖光盘竟也翻红”[17]。“网络流传一张将千元大钞图案改为陈水扁一家看着地球仪,还指着‘瑞士在这里’的图片”,电视上也转报不已,更有不少人用电邮转寄众人[18]。“网络上讨论激烈,炮轰阿扁伤了台湾人的心……还有网友讽刺地说,阿扁和阿珍可以拍续集了……PTT上有网友表示,台大今年过80岁生日,要选出杰出校友,不妨推荐陈前总统和宝贝儿子陈致中……网友大大嘲讽说,建议干脆把续集连续剧取名‘家和万事兴——洗钱的真相’”[19]。另有网友改编电影《赤壁》变“赤贫”,而台北曲艺团也创作了一个相声段子,将陈致中夫妇的名言“太超过”、“人头说”等搬上舞台,彻底地开了陈致中、黄睿靓的玩笑。曲艺团刘增锴表示:“相声表演针砭时事,自古以来就是小市民的发声管道,有的表演者在威权时代被杀头也不在乎,因此扯上敏感的政治话题也不担心。”[20]
至于调查局内部网站的留言板,也出现不少讨论,毫不留情地批评前局长叶盛茂事先将洗钱公文泄漏给扁。但最热闹的,还是网站,在一片挞伐声中,网友选择以kuso(恶搞、恶趣,本义源于日本流行文化)
方式揶揄第一家庭的成员……根据《死亡笔记本》改编出“洗钱笔记本kuso阿扁洗钱版”,漫画中把叶盛帽(叶盛茂)譬喻为死神,调侃了陈绥扁(陈水扁)的鲔鱼肚,也嘲讽了原本在美国的稚中(陈致中)和睿静(黄睿靓),并讽刺扁家人把责任全推到吴淑针(吴淑珍)头上,引起网友热烈回响。
四
从报纸报导与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电子邮件是“3•19枪击事件”网络作为的主要尖兵,也是网民串连的利器,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当时网站尚未大举进入web 2.0的时代,博客也不普遍,也还没有形成什么明显的网络言论社群,只有电子邮件使用得最普遍,所以成了新媒体的利器。当时几乎所有报纸网站都有名为“3•19枪击事件”的新闻专题,供读者查询,转寄,也有针对此一事件的论坛,供大家发抒想法。由于主流传媒对一般人而言仍遥不可及,因此若想和人分享和交换事件信息,或进一步去影响他人对案情的看法,就只有靠拼命转寄电子邮件了。
有理由相信,当时努力转寄这类电子邮件的人以泛蓝居多,因为台湾至少有5篇以上有关“3•19枪击事件”的硕士论文或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两人对该事件做“第三人效果”的研究。Davison对所谓“第三人效果”所作的假设是[21]:人们常倾向高估大众传媒对他人在认知上的影响,认为某项讯息对他人较有影响力,对自己则不具影响,所以“第三人效果”会促使人们采取相应行动。上述两篇以“3•19枪击事件”为题检测“第三人效果”的研究,都证实了“第三人效果”的假设,且因为E-mail所传讯息对泛绿支持者自身信仰不利,因此泛绿支持者的“第三人效果”远较泛蓝及中立者强烈许多,而此点对转寄有显著影响,使得泛绿倾向者“不转寄”这些电邮[22-23]。
大体而言,第一次“3•19枪击事件”发生时,虽然网络科技不若今日发达普遍,但民气可用,全民不惜化身福尔摩斯,热情高涨地企图以一己之力,鼓动众志成城,希望能对案情有所帮助。姑不论“3•19枪击事件”的真伪,光民众这股热情,以及“用力”转寄的傻劲,就很值得称道。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好几封这样的电邮,起初大家都很认真地努力转寄,后来渐渐销声匿迹。这可能是对胶着的案情感到失望,或是对“形势比人强”的体悟,人民的热情终于被浇熄,所谓“全民皆福尔摩斯”的热烈状况,就此黯然结束。
此后,直到2006年的“红衫军倒扁事件”发生,施明德登高一呼,以“反贪腐”来定调此一运动,并以红色来唤起人民的热情后,才再度激起台湾民众热血沸腾。“红衫军倒扁事件”具正当性(反贪腐),也具备好画面,因此立刻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一出由台湾人民集体演出的行动剧,撼动了国际视听,国际媒体纷纷锁定报导,奈何倒扁功败垂成,以致开头时轰轰烈烈的“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三个月后竟至惨淡收场。从表1的数据和表2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在第二次“红衫军倒扁事件”时,“网站”才是重心,虽仍有人使用电子邮件,但远不若第一次危机事件时普遍。
而在第三次“扁家洗钱案”中,“网站”与“网友”占了极大的份量,甚至电视都时常转报网友的创意与看法,可见网友的想法与作为,日渐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也可能因为网络科技的进步,使得网友得以用“kuso”的意趣改编影片或图片,这样就让电视台有了爆笑和嘲讽的画面,因此主流媒体,尤其电视新闻趋之若骛,在这一方面,网络的内容与作为,远远走在主流媒体前面。
析论上述报导可知,整体而言,第一次枪击事件时,人民的感觉是悲愤,但还带着极大的热情;第二次倒扁事件时,人民的感觉是愤怒,开始带着一丝讽刺;但到了第三次扁家洗钱事件时,人民则极尽嘲讽之能事。此时民众只将洗钱丑闻当作嬉笑怒骂的材料,若偶有以电子邮件转寄这些画面的网址,也只是用来逗人一笑,心理上对公平正义或司法似乎早已没有期待了。随后马政府几次危机处理不善,网络上也立刻有人嘲讽。至此台湾人民对政治冷感至极,也厌恶政治人物与政治事物。网络这种自发性新媒体话语空间,如实反映了此时台湾民众,尤其年轻人的感受。
为什么人民变得嘲讽?Inglehart认为[24],媒体提供大量容易接触的政治信息,提升政治知识水平,因此不管在认知上或行动上,都有助于公民动员,人民对政治的兴趣和讨论,会因而提高。文献也显示,网络能提升政治相关信息的散播速度与数量,有效凝聚散居在各处对政治有同样兴趣的网友,因此对政治新闻或事件,网络应有“动员”的功能,甚至能促进民主。证诸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危机事件,网络确实发挥了动员——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动员能量,但为什么到第三次事件时,网民反而凉了心,显现不出对政治事物的热情,只看到一片嘲讽?
由于“扁家洗钱案”是一持续性的事件,并且案情扑朔迷离,每日一曝,基于前两次功败垂成的经验,台湾人民并无法对司法或此案倒底能否水落石出抱有信心,因此神经紧绷,非常焦虑,而根据Corey的观点[25]95-97,焦虑是会“促使人们去做些什么”的紧张状态,它的功能是告知潜在的冲突与危险。Corey认为焦虑共有三种:实质的、神经官能的及道德的。当人们无法以理性的方法控制焦虑时,只有靠不切实际的作为来自我防卫,也就是下意识启动“自我防卫机制”。
所谓“自我防卫机制”,是指能帮助人们应付焦虑,并防止自我崩溃的心理动因,是正常的行为,也是一种逃避面对真相的生活型态,因此每人视焦虑的发展和程度,会选择不同的自我防卫机制。凡是防卫机制,都有两个共同特色:“否定”或“扭曲”真实。Corey列举常见的自我防卫机制,如:否认、投射、合理化、退化、升华、压抑、期待、取代等。另有不少人认为“幽默”也是一种很高深的自我防卫机制,在临床治疗上,幽默对化解焦虑与压力,有不错的效果[25]329-330。
德国心理学家Blaser曾指出[26],“讥诮”和“嘲讽”也是自我防卫机制,其功能在维持自己所持的“否定”看法,但又不显得太负面。Blaser强调“嘲讽”有史以来都被视为一种“否定”,其目的在于减低所嘲讽对象的重要性,使其显得无足轻重。但他强调“嘲讽”与“讥刺”不同,后者不属于防卫机制,是一种攻击与挑衅。
本文认为“嘲讽”是一种极高明的自我防卫机制,因为它含有“否定”与“幽默”双重功效,并且又不像“讥刺”那样有失厚道。现代人焦虑特多,活在当下的台湾人民焦虑尤多,因此逐渐地就练就一身“嘲讽”的自我防卫机制,这也是为什么在经过前两次重大危机事件的洗礼后,台湾人民已学会以“嘲讽”看待时事,学会了以嘲讽的方式,来发抒自己对政治的观感,并且效果宏大,受到各方的热烈回响。
再者,由于日本文化的影响,近几年“kuso”已成为一种趋势,任何事都要有一个引人发噱的kuso版本,才够时髦。kuso本是日本“后现代”现象,将之应用在光怪陆离的“扁家洗钱案”上,正足以反映此事之荒谬及人民心中的愤慨与无奈,而网络,由于其“非官方”的属性特强,所以是最适合kuso的媒体,可以说kuso本已有之,但一碰到网络,就发挥得特别彻底,而台湾的政治,又提供了kuso的好材料。
由以上分析可知,新媒体对政治危机事件确实具备较大的话语空间,以及极大的动员功效,但这未见得是一种全然正面的功效,例如“嘲讽”,就可算是动员的负面效果。虽然如文献所云,网络确实能发挥“公共性”,提供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也更能激起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但当网民的心态一旦变成嘲讽时,网络就成了展现创意的场域,此时任何严肃的话题,都失去认真讨论的空间,只剩下一片揶揄。长久下去,新媒体所带来的话语空间,只会使得人民对政府日益失去信心,也更无法认真对待任何政治事物与人物。
因此,当网络言论开始变成嘲讽时,表示人民的心理已有所转变,忍耐已到了最后关头,此时民众对政府已累积了大量不满,对施政当局已没有了信心,而信心正是施政的第一要务,此时执政者切不可轻松以对,幽默看待,而应反躬自省,确实作好施政,处理好危机,才能重新唤起民众对政治的热情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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