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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今,随着数码技术及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计算机和手机为主体的新媒介及其网络技术应用日渐普及化、平民化,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新媒体不仅仅意味着传播技术的进步,更意味着传统传播语境的改变,传统传播内容及其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对传统传播话语权的解构。新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现代化传播方式,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而且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本刊特开辟“媒介化社会与新媒体传播”栏目。本栏目欢迎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综合运用传播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和方法,探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
摘要: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与一般民众在新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博弈呈现显著变化,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提出了挑战。通过对代表政府和民间的两大互联网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的量化分析,指出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时政论坛日益具有公共领域特征,促使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发生下移和反转;其二,网络论坛激发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进而带来新媒体和消息来源的变化;其三,网络论坛改变了传统宣传控制模式,由此带来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变化。作为“民主的沟通”的公共关系,可以在新媒体的源头和管道上,为政府提供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的策略性调控理念和对策,从而优化和完善政府的新媒体管理系统。
关键词:媒介近用权;消息来源;新媒体;汶川大地震;公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04
近十年来,新媒体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焦点议题。欧美学者对新媒体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从整体上考察新媒体的历史、社会影响、演进规律和政府规制等等[1-2];二是分别研究各种新媒体的相关议题,主要包括新媒体本身特质、新媒体使用特征、媒体效果与新传播技术和媒体改进与融合研究,等等[3]。这些研究的理论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创新扩散理论”和“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4]上。也有国内学者认为,英、美等国的网络传播研究大致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网络上的社会交往行为;二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现有社会规范体系的影响和改造;三是从与传统媒介相参照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信息传播活动带来的变化及其特点[5]。
国内新媒体研究基本追随美国的方向[6],其研究成果颇丰,近十年来,论著和译著有百余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十几项。相关学术研究论文仅2006年就达500多篇。近两年来,新媒体研究热点集中在博客/播客、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媒介融合、网络危机处理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如“信息社会4.0”[7] 、“新媒体需求论”、“数码沟指标”[8]、“新媒介即关系”[9]等。比较而言,国内新媒体研究侧重在传播科技、数字传媒及网络媒体的理论、应用和政策方面;就新媒体管理政策而言,更注重政府实施硬性调控策略研究,却忽略了政府通过其它渠道实施的非强制性调控策略研究。虽然学界对新媒体所带来的“公共空间”、“公共新闻”、“公民社会”等公共议题有广泛关注,但是理论研究视角大多运用技术范式、社会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缺乏政治学范式和公共关系学范式的运用。
事实上,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挑战了原先高度集中控制的媒体管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与一般民众在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关系状态,呈现出政府近用新媒体能力低下,垄断消息来源的地位瓦解,与民众近用新媒体权力扩大,消息来源角色增强的二元博弈格局。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如何对新媒体进行策略性调控,是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文以中国目前两个最大的网络时政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为例进行了实证考察,对两大论坛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进行量化分析,以揭示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
一、媒介近用权与消息来源理论透视
媒介近用权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法学界提出的一项公民权利,美国学者Jerome A.Barron教授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出版的杂志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进入新闻:一种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10]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媒体接近使用权”的概念。 英文access一字,实际上包括了“接近”和“使用”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顾名思义,称之为媒介接近使用权,又可简称为“媒介近用权”。媒介近用权旨在探讨政府与民众接近使用媒介的权利问题,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指一种新的言论自由权,一种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利;二是一般私人可根据该权利,无条件或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求媒体提供版面(如报纸)或时间(如广播或电视)允许私人免费或付费使用,借以表达其个人之意见。
媒介近用权涉及三个主要权利义务主体:政府(公法人)、媒介及民众(私人)。三者两两相对,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之主体,由此衍生出许多诸如资讯自由、机会平等、消息来源保密等问题。媒介近用权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近用媒介载具问题,如兴办媒体的登记许可;二是近用媒介组织问题,如媒介工作者之选用;三是近用媒介内容问题,如媒介错误报导之更正规定。其中,媒介内容是媒介的具体表现和最后产出,因此成为测量新闻自由的重要指标。在传统媒体时代,这三个方面都完全由政府或者执政党所掌握,媒介内容都充斥着政府、社会精英以及利益集团的符码,而一般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符码不是付之阙如,就是受到扭曲。可以说,政府的媒介近用权呈现出过分膨胀的态势,因此人们研究的焦点是如何克服和打破政府及利益集团对各种媒体近用权的垄断,扩大和提高一般大众或弱势团体的意见表达权。而在web2.0或者web3.0的新媒体时代,政府的媒介近用权,尤其是新媒介的接近使用权远远落后于广大的草根民众,由此带来对政府新媒体管理体系的巨大挑战。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总是从消息来源的角度去检验媒介近用权的实践情形。广义的新闻来源,泛指能作为新闻素材的任何资料,而狭义的消息来源是指消息来源人物。消息来源人物根据角色可以分为当事人、举事人和评论人。不论其为何种角色,一旦成为消息来源人物,就拥有媒介接近使用之权利,在整个新闻事件发展过程中,消息来源人物是原始的“守门人”,他(她)们常常借着近用媒介的机会,筛选并宣扬对己有利的资讯。因此,从消息来源途径来解释媒介近用权,可以很好地呈现出传播权利和资讯之公平使用的情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知识的产出和意识霸权等重要而严肃的问题。国外有关消息来源的理论著述和实证研究均不在少数,其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有:消息来源人物的背景分配为何;媒介如何处理不同背景之消息来源人物。其主要的研究结论是:首先,就一般事件而言,消息来源背景愈有利者(如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支配性利益集团等),近用媒介的机率愈大;同时,其受到媒介处理的显著性也明显高于背景不利者(如普通农民和工人等一般民众)。其次,就特殊事件(街头运动、党外活动)而言,未涉事第三者(专家学者、一般民众)近用媒介机率最大,次为处理者,行动者最小;但第三者受到媒介处理的显著性明显低于处理者与行动者,后两者之间则无显著差异。最后,就特殊事件而言,随着时代之转移,背景不同的消息来源人物近用媒介之差异渐小;同时,其受到处理的显著性差异亦渐趋不显著。总之,背景不同的机构、团体或阶层,其近用媒介的机率和显著性均不平等。西蒙•科特认为[11],“媒体-消息来源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有三:一是消息来源场域处在为社会大众知情权服务的关键枢纽地位,而其中的媒体是各种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的角力场所, 也是各方利益竞争的所在;二是媒介-消息来源关系是一种“竞争性共生关系”,二者彼此利用,相互依赖,都拥有某种 “社会权力”;三是消息来源场域中的利益支配集团,如政府、财团拥有的媒介接近使用权大,信任等级高,是消息的普遍常规来源和“主要解释人”,能够为新闻媒介提供更多的“信息补贴”,能够调控议程的设置。
至于媒介如何处理不同背景的消息来源人物之探讨,过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以显著性、支配性、或近用层级等变项,以测量不同背景之消息来源是否受到媒介较显著,较具支配性与近用程度较高的处理,这些变项大体上是以出现频率、报纸面积、电视时间、版面位置或所处情境等指标作为测试依据。
本研究在上述研究及发现的基础上,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做个案性解析,并分析新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实践情形和可能作为。
二、媒介近用权与消息来源理论实例解析: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本文以两个中国目前最大的网络时政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为例进行实证考察,拟对两大论坛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进行量化分析,以此验证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
(一)新媒体类型及网络事件选择
“新媒体”是一个常用常新的相对概念,在这里主要是指基于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媒介形态,如互联网、手机、博客、播客、BBS、微博等等。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年1月发布的第21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前七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按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网络音乐>即时通信>网络影视>网络新闻>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电子邮件。显然,即时通信与网络新闻等,都与网络时政论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时政论坛是BBS的一个从属概念,即以时事政治等公众议题为主要讨论内容的BBS。 目前,中国国内的网络时政论坛主要有三种形态:其一是官方性网络时政论坛,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和“统一论坛”;其二是私有性网络时政论坛,如天涯社区;其三是半官方性网络时政论坛,如千龙网等。网络时政论坛上发表各种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观点,进而形成网络公共舆论,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造成影响,使网络舆论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我们主要选择两大网络时政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进行比较分析。
“强国论坛”诞生于1999年,是《人民日报》下设的网络时政论坛,其政治性较强,讨论的内容多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性话题为主。目前,“强国论坛”平均每天登录论坛的ID总数约有1.4万个/次,每天上帖率在0.7万张左右。在以强国论坛为主体的条件下,还陆续开设了读书、体育、中日关系等15个论坛,形成了以“强国论坛”为龙头的论坛群。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6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走进一个网络在线聊天室,和广大网民互动交流。从此,“强国论坛”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包括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媒体都对它作过报道。
“天涯社区”是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一个“网络虚拟社区”网站,又叫“天涯虚拟社区”。1999年3月,天涯虚拟社区诞生,当时开办了“股票论坛”、“天涯杂谈”,“电脑技术”、“情感天地”、“艺文漫笔”(现改名为“舞文弄墨”)、“新闻众评”、“体育聚焦”等栏目。其自创立以来以开放、自由、宽松、丰富的特性受到国内乃至全球华人的推崇,经过5年多的发展,已由最初的3个BBS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个公共版块,21 万个博客的著名的大型人文社区。在近几年的发展之中,“天涯社区”不断推出“关天茶社”、“天涯时空”等多个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版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深度在众多中文论坛中特别突出,并打出了“全球华人网上家园”的口号。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发生以后,“强国论坛”于5月18日专门开设了“抗震救灾论坛”,而“天涯社区”则于5月14日开设了“汶川地震”专版。这一公一私两大论坛可以很好地反映政府和一般民众的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的实践情形。研究样本的选择时间段从2008年5月14日起至2008年5月31日止。
(二)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分析
在网络时政论坛中,公众的媒介接近使用权主要依靠注册论坛的ID进行发帖、跟帖来实现,当然,还包括人数众多的“看帖不回帖”的“潜水者”。网络技术使得我们可以方便地观测某个帖子的“人气”(即点击率,某个帖子被多少人看过),发帖的总数,跟帖的总数。通过观察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看出网络时政论坛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了“网络公共场所”,为公众享有媒介近用权提供了方便。通过统计,“强国论坛”的“抗震救灾论坛”与“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专版开办以来的帖数、点击率总和、跟帖总和见表1。
因为两论坛开设的时间有先后的差异,比较二者的均值将更有说服力。见表2。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网络时政论坛都吸引了为数众多的网民在这一公共空间发表言论。相比之下,“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专版比强国论坛吸引的公众人数更多,无论从发帖总数、跟帖总数还是点击率,以及各项指标的日均数据,都明显高于“强国论坛”的“抗震救灾论坛”。
为了进一步分析两个论坛网民公众的消息来源背景情况,如性别、年龄、职业、坛龄(按照ID注册的年限来计算)等,以便深入观察两个论坛中的网民在多大程度上涵盖了现实的舆论公众。本研究采用在论坛发帖者、跟帖者中抽取便利样本的方式,在两个论坛中各抽取了50名网民进行调查,抽样时间为2008年5月31日。
统计结果显示,“强国论坛”中的“抗震救灾论坛”网民中男性38名,女性12名,分别占样本总数的76%、24%;50%以上的网民ID坛龄超过2年,70%以上坛龄超过1年,30%左右的ID属于该专版开设之后注册。其年龄及职业构成见图1、图2。
“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专版中男性29名,女性21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58%和42%;约20%的网民ID注册年限超过2年,50%的网民ID注册超过1年,其余ID注册时间都在当时1个月或专版开设之后。其年龄及职业构成见图3和图4所示。
从二者网民的性别构成来看,“强国论坛”中的“抗震救灾论坛”的男性网民明显多于女性网民,而“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论坛的男女比例则相对均衡;从年龄构成来看,“抗震救灾论坛”与“汶川地震”的“20~30岁”与“30~40岁”网民的比率刚好出现了对调,后者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而前者的主要力量则来自“30~4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群。从职业构成来看,“抗震救灾论坛”的网民以政府公务员、专家教授等现实社会的主流言论阶层居多;相比之下,“汶川地震”的网民职业构成相对均衡,比较真实地反应了现实社会中人群职业构成的特点。
从网络舆论内容来看,本研究首先在两个论坛分别抽取了5月30日00:00-24:00的24个小时为区间样本,再对两大论坛在该24小时内发表的全部帖子进行了随机抽样,样本数量各为50个。通过对“抗震救灾论坛”、“汶川地震”的帖子所涉及的主题按照内容进行分类之后,发现从主题到舆论倾向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考虑采用不同的结果呈现方式。
对于“抗震救灾论坛”,因为其主题相对集中,观点也相对集中、理性、中立,因此考虑只对其主题进行定类,并计算各个不同主题在样本中所占的数值。见图5。
统计结果显示,样本中主题有关“反腐倡廉”的帖子占到了一半还多,具体的主题名称如“中国发誓对救灾腐败严惩不贷,对非救灾腐败呢?”,“校舍倒塌原因,天灾掩盖不了人祸”等,大多直指眼下对救灾款物发放监督缺位而抬头的贪污腐败之风,体现的是传统主流媒体的附属论坛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其他有关救灾方式探讨、救灾心理干预等相关主题均是针对当时政府采取的救灾途径和方式发表看法,观点理性、成熟,内容显然出自对时局把握透彻的资深人士之手。具体主题名称如:“抗震救灾‘心理科学性援助’方案总结(原创首发)”,“关键时刻,切莫草木皆兵自乱阵脚”等等。
总体而言,“抗震救灾论坛”的帖子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跟帖也少见谩骂攻击之辞,体现了国家主流媒体中文论坛的特点。
对“天涯社区”中的“汶川地震”的样本进行主题定类分析之后发现,其主题涉及面广,坛民所主张或反对的,观点大多旗帜鲜明。因此在主题按内容分类之后,还对每一主题发帖者的态度进行了正面态度、反面态度两类立场划分。见表3。
当然,上述归纳出的十大主题只是大致涵盖了论坛中帖子的内容,还有一些属于较为边缘的主题,限于时间和精力只能采取相对忽略的方式。不难看出,“汶川地震”的50个样本体现出天涯社区“私”的鲜明特性,大多数网民都从自身及普通民众的视角出发看待地震中的人和事,并对特定的时间表现出极富感情色彩的或褒或贬的意见。“汶川地震”和几乎所有“天涯社区”的版块一样更新速度非常快,每天均有数以百计的帖子出现,且从前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跟帖量、点击量都非常之大。“汶川地震”专版的海量帖子所产生的强大舆论力量,就如同一阵阵的飓风席卷而来,给人以强大的思维冲击力。
(三)网络舆论个案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个网络论坛对主流媒体及现实社会舆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代表性事件进行跟踪考察。在“5.12特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向灾区伸出援手,著名企业、明星等公众人物也都慷慨解囊,向灾区捐款捐物。在举国同悲开始为灾区募捐时,国内房地产行业首屈一指的万科集团仅仅只捐出了200万元人民币。由于网友对万科的捐款数目提出质疑,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于2008年5月15日在个人博客发表了这样一段作为回应的言论:
“……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 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做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12]
此言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从王石个人博客的网友留言,到”天涯社区”、“强国论坛”等各大中文论坛,愤怒的网友无不对王石及其身后的万科集团极尽谩骂、讽刺之辞。一时间,网络舆论把连续四年荣膺“中国最受欢迎企业”称号的万科推上了风口浪尖,王石本人也被冠以“王十块”、“王八加二”等称谓,万科A股股价从40多元大跳水至18元,有网友甚至声称“万科的品牌与汶川一起被夷为平地了”。
本研究在“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用“王石”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区间为2008年5月14日至5月30日,搜索结果分别为12篇、2 489篇,帖子内容几乎全部为反对倾向。从帖子数量的悬殊也可以看出,这一涉及具体企业和个人的议题,在“强国论坛”这样的“公立”主流媒体论坛表现得远不如“天涯社区”等“私立”时政论坛活跃。“天涯社区”在发挥网络舆论监督方面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强国论坛”。
在网络媒体铺天盖地的发帖引导下,《南方都市报》、《华夏时报》、台湾《联合报》等各地平面媒体,东方卫视等电视媒体也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质疑万科“为富不仁”的行为。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2008年5月21日王石接受凤凰卫视《金石财经》节目采访时首次公开道歉:
“……就这个回答来讲,显然损伤了网友很多的赈灾热情。现在随着时间推移来反省这个事情,觉得是在那个时间,那个特殊情况下,那样来回复一个帖子,是非常不适当的。所以提到这个事,我当然是感到歉意的……而且对万科,对我本人,对希望我们在赈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些方面,对这个帖子很失望,甚至产生很大的愤怒。对这一点我是感到非常非常不安的,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当然我是表示我的歉意。”
光有口头的道歉当然无法平息网友的怒火,王石个人博客于5月24日登出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灾后安置及恢复重建工作的声明》,称万科将投入1亿元人民币用于灾区重建,并声明万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为完全无偿的纯公益性质,灾后重建的全过程中也不承揽任何有回报的重建业务,并且不考虑在遵道镇乃至整个绵竹市开展商品住宅、旅游开发或其他任何内容的商业投资活动。
此举之后,各地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立刻停止对王石和万科的负面报道,转而报道万科重建灾区的计划实施情况等。但以“天涯社区”为代表的广大网民却依然不依不饶,在“5.21道歉、捐款”之后仍然不断质疑万科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是否有“作秀”之嫌,万科是否有在四川借机圈地投资之嫌等等。总之,在以“天涯社区”为代表的众多网络时政论坛中,关于王石和万科的议论仍在缓慢的议题衰变中继续。本研究对2008年5月22日起至5月30日止在“天涯社区”“汶川地震”专版中发表的题目中含有“王石”二字的帖子数量进行了统计。见图6。
纵观整个王石和万科的“捐款门”事件,我们不难看出网络媒体一直贯穿始终,推动着事件的进程。从王石个人博客上的网友回复,到各大时政论坛广大网友的批评与质疑,再到王石通过传统媒体和博客发表道歉声明并捐款,再到时政论坛的后续关注……“天涯社区”“汶川地震”专版以及其他版面的网友在关注事态进展中不断形成网络舆论,引导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迫使当事人不得不作出令广大网民满意的,同时也是为挽回企业及个人声誉的举措。
三、结论与思考
通过观察“5•12地震”后“强国论坛”、“天涯社区”这两大中文论坛的反应,通过分析整个“捐款门”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以网络时政论坛为代表的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发生下移和反转。
如前所述,媒介近用权探讨的是政府与民众接近使用媒介的权利问题,在传播学领域,尤其是批判学家非常感兴趣 “传播权力”、“话语”、“消息来源”与社会压制,在话语与权力结合的领域里做出最大贡献的当数法国学者福柯。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和传播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话语权是通过媒介接近使用权来实现的。”[13]
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话语和媒介接近使用权经常会受禁止程序的制约,媒介使用权只能对部分说话主体开放,说话主体有时也被禁止进入某种话语领域,从而产生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和对有效性声音的虚假的一致意见。在《合法性危机》中,哈贝马斯认为:“国家通过把基本上无法检验的有效性声音强加于社会成员而与后者保持一种不对称的关系。”[14]所以,媒介接近使用权主要是掌握在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手中,他们拥有绝对的媒介话语权,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一般民众的传播权力不断扩大,政府传播权力呈弱化趋势,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呈现传播权力的“反转”现象。
第二,网络论坛激发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进一步带来新媒体-消息来源的变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学者S.Hall就提出“消息来源是社会真实的首要界定者”[15],指称新闻媒体其实无力单独产制新闻,多半受到消息来源的引入才能注意到特殊话题。因此媒介社会学家认为,所谓新闻媒介建构真实的说法需加以修正:真正的社会意义建构者应是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共同合作的结果。
在传统媒体时代,消息来源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常提供线索的“消息来源”, 这些“消息来源”提供者资讯丰富,与媒体记者往来频繁(几乎每日见面),是媒体记者的主要资讯的“衣食父母”,可通称为媒体的“第一线消息来源”,如各级政府部门,几乎提供了80%的政治信息。第二类则是新闻的诠释者,媒体记者在获得初步新闻资讯线索后,必须经过这些消息来源确认或诠释,才能撰写新闻,比如学者专家、权威人士、大型利益集团等,这些消息来源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成为被引述者,也最乐意接近媒体。第三类则是新闻活动的主角或相关人或是突发事件的当事人和报料人,如影视和体育明星等。
在新闻信息生产的过程中,媒体和消息来源的合作关系,远比具体的新闻写作和编辑的技术重要得多。Gan[16]提出了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之间合作关系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媒体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就像舞会中的舞伴,消息来源希望接近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也希望能够访问消息来源,但由于新闻记者在人数及时间上的限制,往往是由消息来源采取主动的立场,而记者只能主动跟随少部分有时间或合适的“常规消息来源”。这种媒介-消息来源的关系现状在新媒体时代被彻底打破了。Web2.0的 “零风险、零门槛、零进入”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信息提供的不平等格局,改变了对媒介接近使用权和信息发布的控制权。新媒体绝不再仅仅是政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庸。他们可能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进行舆论监督的“平台”,他们既要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不遗余力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第三,网络论坛改变了传统宣传的控制模式,由此带来政府调控新媒体策略的变化。
由于传统媒体的媒介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长期为精英阶层所垄断,民间的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寻找到足够的发言空间,网络时政论坛的开放互动为其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论坛成为表达社会各阶层声音的一个广场, 中文网络时政论坛的网民舆论,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舆论状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时政论坛正是以其无所不在的遍在效应,吸引着3亿中国网民对众多的公共性议题发表意见,形成了强大的网络公众舆论场,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管理机制。
至于如何从消息来源和媒介近用权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寻找政府管控媒体的策略,许多学者分别运用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传播行为主义范式,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而以公共关系范式展开的研究则始于西蒙•科特[11],他在《新闻、公共关系、权力》一书中,将公共关系视为关乎民主政治未来的大问题,视为研究消息来源的理论方法。他认为,各种利益集团(消息来源)运用公共关系来影响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形象,争取自身的利益。他在书中展示了运用公共关系的消息来源场域的二元视野:支配性利益集团和挑战者利益集团。并分别论述了从支配性利益集团的消息来源角度和作为挑战者集团的消息来源角度论述公共关系时代的媒介与消息来源的策略性关系及其影响。
因此,本研究认为,作为“民主的沟通”的公共关系,可以在新媒体的源头和管道上,为政府提供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的策略性调控理念和对策,从而优化和完善政府的新媒体管理系统,无疑,公共关系为政府调控新媒体提供了积极的理念和策略,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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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摘要: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与一般民众在新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博弈呈现显著变化,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提出了挑战。通过对代表政府和民间的两大互联网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的量化分析,指出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时政论坛日益具有公共领域特征,促使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发生下移和反转;其二,网络论坛激发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进而带来新媒体和消息来源的变化;其三,网络论坛改变了传统宣传控制模式,由此带来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变化。作为“民主的沟通”的公共关系,可以在新媒体的源头和管道上,为政府提供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的策略性调控理念和对策,从而优化和完善政府的新媒体管理系统。
关键词:媒介近用权;消息来源;新媒体;汶川大地震;公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04
近十年来,新媒体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焦点议题。欧美学者对新媒体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从整体上考察新媒体的历史、社会影响、演进规律和政府规制等等[1-2];二是分别研究各种新媒体的相关议题,主要包括新媒体本身特质、新媒体使用特征、媒体效果与新传播技术和媒体改进与融合研究,等等[3]。这些研究的理论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创新扩散理论”和“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4]上。也有国内学者认为,英、美等国的网络传播研究大致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网络上的社会交往行为;二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现有社会规范体系的影响和改造;三是从与传统媒介相参照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信息传播活动带来的变化及其特点[5]。
国内新媒体研究基本追随美国的方向[6],其研究成果颇丰,近十年来,论著和译著有百余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十几项。相关学术研究论文仅2006年就达500多篇。近两年来,新媒体研究热点集中在博客/播客、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媒介融合、网络危机处理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如“信息社会4.0”[7] 、“新媒体需求论”、“数码沟指标”[8]、“新媒介即关系”[9]等。比较而言,国内新媒体研究侧重在传播科技、数字传媒及网络媒体的理论、应用和政策方面;就新媒体管理政策而言,更注重政府实施硬性调控策略研究,却忽略了政府通过其它渠道实施的非强制性调控策略研究。虽然学界对新媒体所带来的“公共空间”、“公共新闻”、“公民社会”等公共议题有广泛关注,但是理论研究视角大多运用技术范式、社会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缺乏政治学范式和公共关系学范式的运用。
事实上,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挑战了原先高度集中控制的媒体管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与一般民众在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关系状态,呈现出政府近用新媒体能力低下,垄断消息来源的地位瓦解,与民众近用新媒体权力扩大,消息来源角色增强的二元博弈格局。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如何对新媒体进行策略性调控,是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文以中国目前两个最大的网络时政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为例进行了实证考察,对两大论坛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进行量化分析,以揭示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
一、媒介近用权与消息来源理论透视
媒介近用权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法学界提出的一项公民权利,美国学者Jerome A.Barron教授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出版的杂志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进入新闻:一种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10]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媒体接近使用权”的概念。 英文access一字,实际上包括了“接近”和“使用”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顾名思义,称之为媒介接近使用权,又可简称为“媒介近用权”。媒介近用权旨在探讨政府与民众接近使用媒介的权利问题,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指一种新的言论自由权,一种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利;二是一般私人可根据该权利,无条件或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求媒体提供版面(如报纸)或时间(如广播或电视)允许私人免费或付费使用,借以表达其个人之意见。
媒介近用权涉及三个主要权利义务主体:政府(公法人)、媒介及民众(私人)。三者两两相对,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之主体,由此衍生出许多诸如资讯自由、机会平等、消息来源保密等问题。媒介近用权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近用媒介载具问题,如兴办媒体的登记许可;二是近用媒介组织问题,如媒介工作者之选用;三是近用媒介内容问题,如媒介错误报导之更正规定。其中,媒介内容是媒介的具体表现和最后产出,因此成为测量新闻自由的重要指标。在传统媒体时代,这三个方面都完全由政府或者执政党所掌握,媒介内容都充斥着政府、社会精英以及利益集团的符码,而一般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符码不是付之阙如,就是受到扭曲。可以说,政府的媒介近用权呈现出过分膨胀的态势,因此人们研究的焦点是如何克服和打破政府及利益集团对各种媒体近用权的垄断,扩大和提高一般大众或弱势团体的意见表达权。而在web2.0或者web3.0的新媒体时代,政府的媒介近用权,尤其是新媒介的接近使用权远远落后于广大的草根民众,由此带来对政府新媒体管理体系的巨大挑战。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总是从消息来源的角度去检验媒介近用权的实践情形。广义的新闻来源,泛指能作为新闻素材的任何资料,而狭义的消息来源是指消息来源人物。消息来源人物根据角色可以分为当事人、举事人和评论人。不论其为何种角色,一旦成为消息来源人物,就拥有媒介接近使用之权利,在整个新闻事件发展过程中,消息来源人物是原始的“守门人”,他(她)们常常借着近用媒介的机会,筛选并宣扬对己有利的资讯。因此,从消息来源途径来解释媒介近用权,可以很好地呈现出传播权利和资讯之公平使用的情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知识的产出和意识霸权等重要而严肃的问题。国外有关消息来源的理论著述和实证研究均不在少数,其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有:消息来源人物的背景分配为何;媒介如何处理不同背景之消息来源人物。其主要的研究结论是:首先,就一般事件而言,消息来源背景愈有利者(如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支配性利益集团等),近用媒介的机率愈大;同时,其受到媒介处理的显著性也明显高于背景不利者(如普通农民和工人等一般民众)。其次,就特殊事件(街头运动、党外活动)而言,未涉事第三者(专家学者、一般民众)近用媒介机率最大,次为处理者,行动者最小;但第三者受到媒介处理的显著性明显低于处理者与行动者,后两者之间则无显著差异。最后,就特殊事件而言,随着时代之转移,背景不同的消息来源人物近用媒介之差异渐小;同时,其受到处理的显著性差异亦渐趋不显著。总之,背景不同的机构、团体或阶层,其近用媒介的机率和显著性均不平等。西蒙•科特认为[11],“媒体-消息来源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有三:一是消息来源场域处在为社会大众知情权服务的关键枢纽地位,而其中的媒体是各种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的角力场所, 也是各方利益竞争的所在;二是媒介-消息来源关系是一种“竞争性共生关系”,二者彼此利用,相互依赖,都拥有某种 “社会权力”;三是消息来源场域中的利益支配集团,如政府、财团拥有的媒介接近使用权大,信任等级高,是消息的普遍常规来源和“主要解释人”,能够为新闻媒介提供更多的“信息补贴”,能够调控议程的设置。
至于媒介如何处理不同背景的消息来源人物之探讨,过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以显著性、支配性、或近用层级等变项,以测量不同背景之消息来源是否受到媒介较显著,较具支配性与近用程度较高的处理,这些变项大体上是以出现频率、报纸面积、电视时间、版面位置或所处情境等指标作为测试依据。
本研究在上述研究及发现的基础上,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做个案性解析,并分析新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实践情形和可能作为。
二、媒介近用权与消息来源理论实例解析: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本文以两个中国目前最大的网络时政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为例进行实证考察,拟对两大论坛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进行量化分析,以此验证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
(一)新媒体类型及网络事件选择
“新媒体”是一个常用常新的相对概念,在这里主要是指基于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媒介形态,如互联网、手机、博客、播客、BBS、微博等等。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年1月发布的第21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前七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按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网络音乐>即时通信>网络影视>网络新闻>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电子邮件。显然,即时通信与网络新闻等,都与网络时政论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时政论坛是BBS的一个从属概念,即以时事政治等公众议题为主要讨论内容的BBS。 目前,中国国内的网络时政论坛主要有三种形态:其一是官方性网络时政论坛,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和“统一论坛”;其二是私有性网络时政论坛,如天涯社区;其三是半官方性网络时政论坛,如千龙网等。网络时政论坛上发表各种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观点,进而形成网络公共舆论,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造成影响,使网络舆论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我们主要选择两大网络时政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进行比较分析。
“强国论坛”诞生于1999年,是《人民日报》下设的网络时政论坛,其政治性较强,讨论的内容多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性话题为主。目前,“强国论坛”平均每天登录论坛的ID总数约有1.4万个/次,每天上帖率在0.7万张左右。在以强国论坛为主体的条件下,还陆续开设了读书、体育、中日关系等15个论坛,形成了以“强国论坛”为龙头的论坛群。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6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走进一个网络在线聊天室,和广大网民互动交流。从此,“强国论坛”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包括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媒体都对它作过报道。
“天涯社区”是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一个“网络虚拟社区”网站,又叫“天涯虚拟社区”。1999年3月,天涯虚拟社区诞生,当时开办了“股票论坛”、“天涯杂谈”,“电脑技术”、“情感天地”、“艺文漫笔”(现改名为“舞文弄墨”)、“新闻众评”、“体育聚焦”等栏目。其自创立以来以开放、自由、宽松、丰富的特性受到国内乃至全球华人的推崇,经过5年多的发展,已由最初的3个BBS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个公共版块,21 万个博客的著名的大型人文社区。在近几年的发展之中,“天涯社区”不断推出“关天茶社”、“天涯时空”等多个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版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深度在众多中文论坛中特别突出,并打出了“全球华人网上家园”的口号。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发生以后,“强国论坛”于5月18日专门开设了“抗震救灾论坛”,而“天涯社区”则于5月14日开设了“汶川地震”专版。这一公一私两大论坛可以很好地反映政府和一般民众的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的实践情形。研究样本的选择时间段从2008年5月14日起至2008年5月31日止。
(二)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分析
在网络时政论坛中,公众的媒介接近使用权主要依靠注册论坛的ID进行发帖、跟帖来实现,当然,还包括人数众多的“看帖不回帖”的“潜水者”。网络技术使得我们可以方便地观测某个帖子的“人气”(即点击率,某个帖子被多少人看过),发帖的总数,跟帖的总数。通过观察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看出网络时政论坛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了“网络公共场所”,为公众享有媒介近用权提供了方便。通过统计,“强国论坛”的“抗震救灾论坛”与“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专版开办以来的帖数、点击率总和、跟帖总和见表1。
因为两论坛开设的时间有先后的差异,比较二者的均值将更有说服力。见表2。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网络时政论坛都吸引了为数众多的网民在这一公共空间发表言论。相比之下,“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专版比强国论坛吸引的公众人数更多,无论从发帖总数、跟帖总数还是点击率,以及各项指标的日均数据,都明显高于“强国论坛”的“抗震救灾论坛”。
为了进一步分析两个论坛网民公众的消息来源背景情况,如性别、年龄、职业、坛龄(按照ID注册的年限来计算)等,以便深入观察两个论坛中的网民在多大程度上涵盖了现实的舆论公众。本研究采用在论坛发帖者、跟帖者中抽取便利样本的方式,在两个论坛中各抽取了50名网民进行调查,抽样时间为2008年5月31日。
统计结果显示,“强国论坛”中的“抗震救灾论坛”网民中男性38名,女性12名,分别占样本总数的76%、24%;50%以上的网民ID坛龄超过2年,70%以上坛龄超过1年,30%左右的ID属于该专版开设之后注册。其年龄及职业构成见图1、图2。
“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专版中男性29名,女性21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58%和42%;约20%的网民ID注册年限超过2年,50%的网民ID注册超过1年,其余ID注册时间都在当时1个月或专版开设之后。其年龄及职业构成见图3和图4所示。
从二者网民的性别构成来看,“强国论坛”中的“抗震救灾论坛”的男性网民明显多于女性网民,而“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论坛的男女比例则相对均衡;从年龄构成来看,“抗震救灾论坛”与“汶川地震”的“20~30岁”与“30~40岁”网民的比率刚好出现了对调,后者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而前者的主要力量则来自“30~4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群。从职业构成来看,“抗震救灾论坛”的网民以政府公务员、专家教授等现实社会的主流言论阶层居多;相比之下,“汶川地震”的网民职业构成相对均衡,比较真实地反应了现实社会中人群职业构成的特点。
从网络舆论内容来看,本研究首先在两个论坛分别抽取了5月30日00:00-24:00的24个小时为区间样本,再对两大论坛在该24小时内发表的全部帖子进行了随机抽样,样本数量各为50个。通过对“抗震救灾论坛”、“汶川地震”的帖子所涉及的主题按照内容进行分类之后,发现从主题到舆论倾向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考虑采用不同的结果呈现方式。
对于“抗震救灾论坛”,因为其主题相对集中,观点也相对集中、理性、中立,因此考虑只对其主题进行定类,并计算各个不同主题在样本中所占的数值。见图5。
统计结果显示,样本中主题有关“反腐倡廉”的帖子占到了一半还多,具体的主题名称如“中国发誓对救灾腐败严惩不贷,对非救灾腐败呢?”,“校舍倒塌原因,天灾掩盖不了人祸”等,大多直指眼下对救灾款物发放监督缺位而抬头的贪污腐败之风,体现的是传统主流媒体的附属论坛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其他有关救灾方式探讨、救灾心理干预等相关主题均是针对当时政府采取的救灾途径和方式发表看法,观点理性、成熟,内容显然出自对时局把握透彻的资深人士之手。具体主题名称如:“抗震救灾‘心理科学性援助’方案总结(原创首发)”,“关键时刻,切莫草木皆兵自乱阵脚”等等。
总体而言,“抗震救灾论坛”的帖子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跟帖也少见谩骂攻击之辞,体现了国家主流媒体中文论坛的特点。
对“天涯社区”中的“汶川地震”的样本进行主题定类分析之后发现,其主题涉及面广,坛民所主张或反对的,观点大多旗帜鲜明。因此在主题按内容分类之后,还对每一主题发帖者的态度进行了正面态度、反面态度两类立场划分。见表3。
当然,上述归纳出的十大主题只是大致涵盖了论坛中帖子的内容,还有一些属于较为边缘的主题,限于时间和精力只能采取相对忽略的方式。不难看出,“汶川地震”的50个样本体现出天涯社区“私”的鲜明特性,大多数网民都从自身及普通民众的视角出发看待地震中的人和事,并对特定的时间表现出极富感情色彩的或褒或贬的意见。“汶川地震”和几乎所有“天涯社区”的版块一样更新速度非常快,每天均有数以百计的帖子出现,且从前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跟帖量、点击量都非常之大。“汶川地震”专版的海量帖子所产生的强大舆论力量,就如同一阵阵的飓风席卷而来,给人以强大的思维冲击力。
(三)网络舆论个案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个网络论坛对主流媒体及现实社会舆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代表性事件进行跟踪考察。在“5.12特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向灾区伸出援手,著名企业、明星等公众人物也都慷慨解囊,向灾区捐款捐物。在举国同悲开始为灾区募捐时,国内房地产行业首屈一指的万科集团仅仅只捐出了200万元人民币。由于网友对万科的捐款数目提出质疑,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于2008年5月15日在个人博客发表了这样一段作为回应的言论:
“……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 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做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12]
此言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从王石个人博客的网友留言,到”天涯社区”、“强国论坛”等各大中文论坛,愤怒的网友无不对王石及其身后的万科集团极尽谩骂、讽刺之辞。一时间,网络舆论把连续四年荣膺“中国最受欢迎企业”称号的万科推上了风口浪尖,王石本人也被冠以“王十块”、“王八加二”等称谓,万科A股股价从40多元大跳水至18元,有网友甚至声称“万科的品牌与汶川一起被夷为平地了”。
本研究在“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用“王石”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区间为2008年5月14日至5月30日,搜索结果分别为12篇、2 489篇,帖子内容几乎全部为反对倾向。从帖子数量的悬殊也可以看出,这一涉及具体企业和个人的议题,在“强国论坛”这样的“公立”主流媒体论坛表现得远不如“天涯社区”等“私立”时政论坛活跃。“天涯社区”在发挥网络舆论监督方面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强国论坛”。
在网络媒体铺天盖地的发帖引导下,《南方都市报》、《华夏时报》、台湾《联合报》等各地平面媒体,东方卫视等电视媒体也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质疑万科“为富不仁”的行为。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2008年5月21日王石接受凤凰卫视《金石财经》节目采访时首次公开道歉:
“……就这个回答来讲,显然损伤了网友很多的赈灾热情。现在随着时间推移来反省这个事情,觉得是在那个时间,那个特殊情况下,那样来回复一个帖子,是非常不适当的。所以提到这个事,我当然是感到歉意的……而且对万科,对我本人,对希望我们在赈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些方面,对这个帖子很失望,甚至产生很大的愤怒。对这一点我是感到非常非常不安的,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当然我是表示我的歉意。”
光有口头的道歉当然无法平息网友的怒火,王石个人博客于5月24日登出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灾后安置及恢复重建工作的声明》,称万科将投入1亿元人民币用于灾区重建,并声明万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为完全无偿的纯公益性质,灾后重建的全过程中也不承揽任何有回报的重建业务,并且不考虑在遵道镇乃至整个绵竹市开展商品住宅、旅游开发或其他任何内容的商业投资活动。
此举之后,各地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立刻停止对王石和万科的负面报道,转而报道万科重建灾区的计划实施情况等。但以“天涯社区”为代表的广大网民却依然不依不饶,在“5.21道歉、捐款”之后仍然不断质疑万科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是否有“作秀”之嫌,万科是否有在四川借机圈地投资之嫌等等。总之,在以“天涯社区”为代表的众多网络时政论坛中,关于王石和万科的议论仍在缓慢的议题衰变中继续。本研究对2008年5月22日起至5月30日止在“天涯社区”“汶川地震”专版中发表的题目中含有“王石”二字的帖子数量进行了统计。见图6。
纵观整个王石和万科的“捐款门”事件,我们不难看出网络媒体一直贯穿始终,推动着事件的进程。从王石个人博客上的网友回复,到各大时政论坛广大网友的批评与质疑,再到王石通过传统媒体和博客发表道歉声明并捐款,再到时政论坛的后续关注……“天涯社区”“汶川地震”专版以及其他版面的网友在关注事态进展中不断形成网络舆论,引导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迫使当事人不得不作出令广大网民满意的,同时也是为挽回企业及个人声誉的举措。
三、结论与思考
通过观察“5•12地震”后“强国论坛”、“天涯社区”这两大中文论坛的反应,通过分析整个“捐款门”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以网络时政论坛为代表的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发生下移和反转。
如前所述,媒介近用权探讨的是政府与民众接近使用媒介的权利问题,在传播学领域,尤其是批判学家非常感兴趣 “传播权力”、“话语”、“消息来源”与社会压制,在话语与权力结合的领域里做出最大贡献的当数法国学者福柯。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和传播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话语权是通过媒介接近使用权来实现的。”[13]
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话语和媒介接近使用权经常会受禁止程序的制约,媒介使用权只能对部分说话主体开放,说话主体有时也被禁止进入某种话语领域,从而产生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和对有效性声音的虚假的一致意见。在《合法性危机》中,哈贝马斯认为:“国家通过把基本上无法检验的有效性声音强加于社会成员而与后者保持一种不对称的关系。”[14]所以,媒介接近使用权主要是掌握在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手中,他们拥有绝对的媒介话语权,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一般民众的传播权力不断扩大,政府传播权力呈弱化趋势,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呈现传播权力的“反转”现象。
第二,网络论坛激发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进一步带来新媒体-消息来源的变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学者S.Hall就提出“消息来源是社会真实的首要界定者”[15],指称新闻媒体其实无力单独产制新闻,多半受到消息来源的引入才能注意到特殊话题。因此媒介社会学家认为,所谓新闻媒介建构真实的说法需加以修正:真正的社会意义建构者应是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共同合作的结果。
在传统媒体时代,消息来源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常提供线索的“消息来源”, 这些“消息来源”提供者资讯丰富,与媒体记者往来频繁(几乎每日见面),是媒体记者的主要资讯的“衣食父母”,可通称为媒体的“第一线消息来源”,如各级政府部门,几乎提供了80%的政治信息。第二类则是新闻的诠释者,媒体记者在获得初步新闻资讯线索后,必须经过这些消息来源确认或诠释,才能撰写新闻,比如学者专家、权威人士、大型利益集团等,这些消息来源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成为被引述者,也最乐意接近媒体。第三类则是新闻活动的主角或相关人或是突发事件的当事人和报料人,如影视和体育明星等。
在新闻信息生产的过程中,媒体和消息来源的合作关系,远比具体的新闻写作和编辑的技术重要得多。Gan[16]提出了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之间合作关系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媒体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就像舞会中的舞伴,消息来源希望接近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也希望能够访问消息来源,但由于新闻记者在人数及时间上的限制,往往是由消息来源采取主动的立场,而记者只能主动跟随少部分有时间或合适的“常规消息来源”。这种媒介-消息来源的关系现状在新媒体时代被彻底打破了。Web2.0的 “零风险、零门槛、零进入”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信息提供的不平等格局,改变了对媒介接近使用权和信息发布的控制权。新媒体绝不再仅仅是政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庸。他们可能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进行舆论监督的“平台”,他们既要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不遗余力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第三,网络论坛改变了传统宣传的控制模式,由此带来政府调控新媒体策略的变化。
由于传统媒体的媒介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长期为精英阶层所垄断,民间的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寻找到足够的发言空间,网络时政论坛的开放互动为其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论坛成为表达社会各阶层声音的一个广场, 中文网络时政论坛的网民舆论,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舆论状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时政论坛正是以其无所不在的遍在效应,吸引着3亿中国网民对众多的公共性议题发表意见,形成了强大的网络公众舆论场,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管理机制。
至于如何从消息来源和媒介近用权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寻找政府管控媒体的策略,许多学者分别运用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传播行为主义范式,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而以公共关系范式展开的研究则始于西蒙•科特[11],他在《新闻、公共关系、权力》一书中,将公共关系视为关乎民主政治未来的大问题,视为研究消息来源的理论方法。他认为,各种利益集团(消息来源)运用公共关系来影响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形象,争取自身的利益。他在书中展示了运用公共关系的消息来源场域的二元视野:支配性利益集团和挑战者利益集团。并分别论述了从支配性利益集团的消息来源角度和作为挑战者集团的消息来源角度论述公共关系时代的媒介与消息来源的策略性关系及其影响。
因此,本研究认为,作为“民主的沟通”的公共关系,可以在新媒体的源头和管道上,为政府提供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的策略性调控理念和对策,从而优化和完善政府的新媒体管理系统,无疑,公共关系为政府调控新媒体提供了积极的理念和策略,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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