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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太宗曾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能将历代人对当时国家社会治理的满意度与现在作比较，就可以知道现在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本文以唐人诚信故事为例，论述了大唐精神中最有价值的自爱、自信、自尊和让天下人折服的诚信。
[关键词]大唐文化；唐人精神；诚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4－0027－05
长安作为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是不争的事实。长安城在以往“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的环境中发育，由胡汉血统参半的隋唐皇室重建经营。中外学者们提出的例证，有如邓之诚统计，两唐书中所记与唐交往的“四十八国”中，“朝贡”者二十九，“纳土”者六，“归附”者六，“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者四，“聘问”者二。“来学”者一，“和亲”者一，规模比隋炀帝时来谒的西域二十七国又胜一筹。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一统计，一般说法是七十国，实际数字在200个左右。总体来看，国家民族的关系处得比较好，民族在凝聚而不是在搞种群撕裂，日常生活也不受什么恐怖活动威胁。宗教也是基本能和睦相处，初唐朝廷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都在长安设寺，使之充分发挥“一种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畛域，授以官位品职”，使“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人本、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黄仁宇先生所引西方学者的这句话，让我们这些住在西安的人深感自豪和骄傲。
人们颇重视对开创这一局面做出贡献的唐太宗所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个“一”字，道出了长安文化内在魅力之所在。除非奴婢部曲贱民，不同种族不同国别的中国人、外国人，在长安既没有民族歧视，也没有治外法权，一切均不受内外有别或内紧外松的拘束，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在这里，新罗人应试中举，日本人上朝理政，波斯王挂衔将军。更活跃有无数蕃将胡商。自诩“大唐烈士”，表现他们的忠诚，打诨“穷波斯”，反衬他们的得意。“爱之如一”是在法律、经济、政治上待遇平等，既没有特别的优待，也没有特殊的限制，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尊严和雄大的魄力，留给每个人的这份自在和自尊，应是长安最大的吸引力和使之成为“有国际性格的都会”的奥秘所在。
我们知道，隋唐时代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有很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何处?当然相对的富裕、衣食无虞是基础，再就是是唐人雄大的魄力、社会井然有序的治理，促使新罗、日本等许多东亚国家在200多年间。一再派人前来学习。伊斯兰世界流传一句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位就生活在初唐年代的圣人，远在讲《天方夜谭》故事的西亚，也号召人们向中国学习。
这里举法治方面的一个案例来透视唐代社会治理的成功。法制方面，唐律继承了开皇律。史家称颂隋文帝曾遽改周宣帝苛政酷刑。“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开皇年间社会治理得很好。
有一则故事，说明隋代法制在取信于民方面曾取得莫大成功。开皇末，王伽从齐州(今济南)押送李参等70多名被判流刑的囚犯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可怜他们披枷带锁的痛苦，责备他们触犯国法，劳累押送人员，应有愧于心。于是和囚犯们商量：给大家除去枷锁，各人自行前往，按时在京城集合。众人答应“必不违期”后，王伽把流犯放了。分别时嘱咐：某日要到京城，如果不到，我得为你们受死。结果所有犯人“依期而至，一无离叛”。集合的时候一个不少。隋文帝非常惊奇，召见嘉勉王伽，还令所有犯人携妻儿人宫，赐宴于殿廷，宣布全部赦免。又为此事下诏，感慨“率土之人非为难教”，倘若官都如同王伽，民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一个没有人犯法的太平盛世就不远了。
无独有偶，唐太宗时也有一个非常相像的故事。白居易诗《七德舞》颂扬唐太宗：“太宗十八举义兵……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后面有一句“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是贞观六年(632)冬，唐太宗放390名死囚回家过年，对他们说：新年将到，你们的家人惦记你们，今天我放你们回去和亲人团聚，明年秋天回来执行死刑，望按时回来，不要辜负了我的恩典。第二年到约定的日子。死囚全都回来了，“无一人亡匿者”，唐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犯人甘心伏法，一个都没有逃跑，这说明当时的法制和执法官员有公信力。没什么冤案，法官有人性，犯人也讲诚信。唐太宗时，有一年全国仅判处29人死刑，就是所谓几至刑措，死刑差不多废弃了。人们出远门、行千里不用带兵刃，不用带粮食，到处很安全，到处有饭吃。这就是历来人们称道不已的“贞观之治”的大治景象。
这样一种社会治理良好的状况，使外国人惊奇，日本不断派人前来学习，很快把日本建成一个讲究法治的律令国家。当时日本女皇和中国皇帝的两段话，生动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巨大进步。607年，日本国圣德太子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入隋，第二年隋炀帝派裴世清等为使回访日本，推古女皇向隋使裴世清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谦称：“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又说“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表示了学习中国制度、文化的诚意。据《续日本记》卷3“文武天皇庆云元年(704)七月”条记：入唐回去的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提及他初至唐时，唐人对他们说：“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仪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其不信乎?”过了100多年后。753年，唐明皇在接见第十一次遣唐使藤原清河时，盛赞日本的文明进步，命“加号日本为礼仪君子之国”。这前后几段话反映出百余年间日本社会经过学习隋唐制度，成功进行大化改新的文明进步。实际上更早在雄略天皇时(457－479年在位)，就集中中国移民，赐姓太秦公，命养蚕织绸。雄略天皇临终遗诏：“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惟以留恨。”到嵯峨天皇时(818)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跪拜之等，不论男女，一准唐仪。”仁明天皇承和九年(842)诏：“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这就是所谓“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在商业和人们日常交往中体现的礼仪文明，更对来到唐朝的外国人具有无比吸引力。许多优秀唐人讲诚信的生动故事，非常值得体味，无疑是吸引外商的最佳环境。
有两个故事：
兵部李约员外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橶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见，以二女记之。皆绝色也。又与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钜万，约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敛商胡。约自以夜光啥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栓 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
崔枢应进士，客居汴半岁，与海贾同止。其人得疾既笃，谓崔日：“荷君见顾，不以外夷见忽。今疾势不起。番人重土殡，脱殁，君能终始之否?”崔许之。日：“某有一珠，价万缗得之能蹈火赴水，实至宝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进士，巡州邑以自给，奈何忽蓄异宝?”伺无人，置于枢中，瘗于阡陌。后崔游丐亳州，闻番人有自南来寻故夫，并勘珠所在，陈于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于亳来追捕。崔曰：“倘窀穸不为盗所发，珠必无他。”遂剖棺得其珠。
上述两个故事，前一个商胡，可能来自西方；后一个外夷海贾，肯定是外商，是从海上来的南洋人或印度人，受讬的唐人不为名利财色所动，讲情义、守诚信。谁读了这些故事，都会为我们的祖先骄傲。
唐代社会随处有这样品德高贵的人物，官场更不乏浩然正气，许多故事发人深省。
受累于王侄、王叔文这两个蹩脚政治家，“二王八司马事件”惨遭失败，可“八司马”中也有出众人才，如贬死在柳州的柳宗元。还有刘禹锡，外贬十年后被召回京城，他去游玄都观，作诗称：“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因为“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又被外贬。14年后才再度被召回京，他又去游玄都观，复作诗：“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重来。”两首游玄都观诗。表示24年贬黜丝毫无损他不屈不挠的斗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他的名句。白居易为他的诗集作序，盛赞他这些诗句“真谓神妙矣”!
最让人难忘的是岑文本就任宰相时，对向他祝贺的人所说的话：“受吊不受贺。”当天他“归家有忧色”，为“责重位高，所以忧惧”。果然上任不久便“精神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不过一年，年仅51岁便溘然长逝。要是所有为政者能有岑文本那样的境界。那样沉甸甸的责任感，升官都“受吊不受贺”，国家就大有希望了。宰相温彦博和岑文本一样，也是在职期间劳累过度而死。失去这两位尽职的宰相，唐太宗伤心懊恼，“恨不纵其闲逸，致天性灵”。
君臣之间如此精诚的合作，是“贞观之治”最闪光的地方。真正精诚的合作，一定是坦诚相待，有话直说，这才是健康的政治，或者说是有益于国家治理的健康政治生态。魏征的事例人皆尽知，再举一个张玄素的故事。贞观六年(632)，张玄素只是个五品官，但他担任的职务很重要，在皇帝身边作决策、提意见。当时决定要修洛阳宫，张玄素对唐太宗说，十年前你刚打下洛阳时，才下令把隋朝建的豪华宫殿全拆了，怎么又修开了?况且现在的财力远不如隋代，老百姓的日子还很艰难，你又这么干，恐怕比隋炀帝更过分。唐太宗问他：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比桀、纣如何?张玄素答道：“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把当今皇上与亡国之君相提并论，哪一个能容忍，可唐太宗认为张玄素所说确有道理，取消了修建洛阳宫的决定。
“贞观之治”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情况并不很好但是政治风气相当宽松的情况下创造的。贞观君臣在为国事分忧中各尽其职、肝胆相照，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李劾患病，药方中有一味“龙须”，唐太宗剪须烧灰为其合药，李劾“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一次食瓜味美，唐太宗想起早逝的杜如晦，“怆然悼之，遂辍食之半，遣使奠于灵座”。侯君集因卷入太子承乾谋反案，法不容赦，唐太宗为他说情，群臣不依，只好与他挥泪长诀。说：“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因念其功，指示不要涂去侯君集在凌烟阁的功臣像。魏征为相，“深惧满盈”，房玄龄在职，“罄竭心力”，都频表辞位。李靖64岁时恳辞相职，唐太宗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忧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人不恋栈，这也是贞观官场中的一种良好风气。连皇帝中都出了一个三让天下的唐睿宗：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第二次让储君位给哥哥唐中宗。创造了武则天晚年和她身后政权回归李唐的政治稳定局面：第三次让皇位给儿子唐明皇，让这位开元天子提前登上皇位。
上面说的那些唐代政治家。虽然不能说他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但可以说他们心里不是只有自己，而是不忘江山社稷，具有一份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老百姓在他们心中，也具有一席之地。唐太宗心里总惦着的那句话：“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如果说还只是表达了他对民众力量之畏惧的话。唐高宗去世那天最后一句问话是：“民庶喜否?”表明他至死惦念着百姓。他叹息：“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唐高宗心里最后的挂念，表现出他不俗的境界。
唐明皇在安史乱军打来，逃出长安途中，杨国忠要烧掉左藏大库，说不能留给叛军，被唐明皇制止：贼军来了，得不到库藏的东西，必然更加重敛于百姓；不如把这留给他们，“无重困吾民也”。过了渭河上的便桥，怕叛军尾随而来，杨国忠派人把桥点着了。唐明皇说：老百姓也要逃避求生，不要断他们的路，命高力士留下灭火。当时人们就议论：“吾君爱人如是，福未艾也。”仓促逃命之际，还想着子民。难怪乱后回到长安，对“安史之乱”后返回长安闲住兴庆宫的这位已是失去权柄的太上皇，父老们犹“往往瞻拜。呼万岁”。尽管他惹过大祸，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灾难，但对这位心里装着或心里曾经有过老百姓的唐明皇。大唐子民还是回报以宽容，甚至不减尊崇之情。历史地理解这种感情和宽容，应该说是人们没有忘记早年大有作为的开元天子曾经将中国的历史推向盛世。人们在自己的记忆中宁愿保存一个美好的而不是可憎的唐明皇。虽然历尽苦难，竟有这等胸怀，这就是唐人的善良、唐人的风采。
论述唐人精神心理基础的自信自尊，我们还可以举出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言壮语。说这话的李白，有点天真，有点狂狷。有点理想主义，但不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会有这种自信的。我们看到了太多天才被扼杀、人性被扭曲的悲剧，就格外庆幸李白能有如此好的心态，那么强烈的自信。
说到价值观，任何一个时代的行为，自觉不自觉都受各自的价值观支配，唐人甚至在方尺大的墓志里，都有关于财富观、价值观的讨论。2010年第2期《考古与文物》杂志披露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的墓志，反映出志主对高品位人生的追求。
一方是《大唐故通直郎行巴州司口参军上官君墓志铭并序》。志文的第一句就问：“古之高者道，今之高者位，没而不朽者，岂在于富贵乎?”盛赞志主的曾祖、祖、父并“以仁以为富，义以为尊”，将仁义奉为人生最大的财富。另一方是《唐故处士赵惠满墓志铭》。志主“半隐半吏或农或商”，身份很低，却提出“夫在白屋奉王税。自幼及长，不求减免，谓之忠”的观念，很有创意地将一生一分不少地缴纳王税、不求减免的行为诠释为忠，是境界极高的纳税人意识。
关于唐人优雅、高贵气度的故事，这里再略举一二。
一个是为官不敛财的宰相韦贯之。《唐国史补》有《韦相拒碑志》，其中有“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之语，说的就是谁家死了人，就去抢买卖。“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够为此也。…裴均是唐宪宗时的宰相，名声不好，韦贯之不为重金诱惑，拒绝给他写墓志。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对夫妇离异时。丈夫在离婚书里写下对妻子再嫁的祝福辞：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娉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看到此文让人不禁赞叹：好一派绅士的翩翩风度这就是唐代!唐人拥有着更多的感情追求。更多的心灵自由和行动自由，使唐代文化具有了吸引人、征服人的永恒魅力。
更出色的是唐太宗的遗嘱。在他病故前一年。曾和太子李治有一次恳切的长谈，历数自己居位以来，“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的种种不善和深过，说自己只是个中等的君主。他叮嘱李治：“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唐太宗留给儿子的这一遗训式的自我批评，是值得称道的政治遗产，不仅表现出这位大政治家不同凡响的襟怀，使他的人格更加健全，而且给带着几分悲剧色彩在哀歌声中降下幕布的“贞观之治”，抹上了一道永恒的耀眼光辉。
不是常说要以史为鉴吗?在回顾唐人讲诚信的故事时，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有必要学习唐人的诚信。具备一种让人感动和信任的优雅、高贵；把历史经验变成一种约束，用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还应该多弘扬唐人的自尊尊人、自爱爱人、善良宽容的精神，比较符合建设现代文明的要求。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建设工程，如果能矢志于这样一个目标，成功就翘首可待了。
[关键词]大唐文化；唐人精神；诚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4－0027－05
长安作为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是不争的事实。长安城在以往“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的环境中发育，由胡汉血统参半的隋唐皇室重建经营。中外学者们提出的例证，有如邓之诚统计，两唐书中所记与唐交往的“四十八国”中，“朝贡”者二十九，“纳土”者六，“归附”者六，“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者四，“聘问”者二。“来学”者一，“和亲”者一，规模比隋炀帝时来谒的西域二十七国又胜一筹。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一统计，一般说法是七十国，实际数字在200个左右。总体来看，国家民族的关系处得比较好，民族在凝聚而不是在搞种群撕裂，日常生活也不受什么恐怖活动威胁。宗教也是基本能和睦相处，初唐朝廷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都在长安设寺，使之充分发挥“一种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畛域，授以官位品职”，使“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人本、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黄仁宇先生所引西方学者的这句话，让我们这些住在西安的人深感自豪和骄傲。
人们颇重视对开创这一局面做出贡献的唐太宗所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个“一”字，道出了长安文化内在魅力之所在。除非奴婢部曲贱民，不同种族不同国别的中国人、外国人，在长安既没有民族歧视，也没有治外法权，一切均不受内外有别或内紧外松的拘束，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在这里，新罗人应试中举，日本人上朝理政，波斯王挂衔将军。更活跃有无数蕃将胡商。自诩“大唐烈士”，表现他们的忠诚，打诨“穷波斯”，反衬他们的得意。“爱之如一”是在法律、经济、政治上待遇平等，既没有特别的优待，也没有特殊的限制，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尊严和雄大的魄力，留给每个人的这份自在和自尊，应是长安最大的吸引力和使之成为“有国际性格的都会”的奥秘所在。
我们知道，隋唐时代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有很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何处?当然相对的富裕、衣食无虞是基础，再就是是唐人雄大的魄力、社会井然有序的治理，促使新罗、日本等许多东亚国家在200多年间。一再派人前来学习。伊斯兰世界流传一句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位就生活在初唐年代的圣人，远在讲《天方夜谭》故事的西亚，也号召人们向中国学习。
这里举法治方面的一个案例来透视唐代社会治理的成功。法制方面，唐律继承了开皇律。史家称颂隋文帝曾遽改周宣帝苛政酷刑。“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开皇年间社会治理得很好。
有一则故事，说明隋代法制在取信于民方面曾取得莫大成功。开皇末，王伽从齐州(今济南)押送李参等70多名被判流刑的囚犯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可怜他们披枷带锁的痛苦，责备他们触犯国法，劳累押送人员，应有愧于心。于是和囚犯们商量：给大家除去枷锁，各人自行前往，按时在京城集合。众人答应“必不违期”后，王伽把流犯放了。分别时嘱咐：某日要到京城，如果不到，我得为你们受死。结果所有犯人“依期而至，一无离叛”。集合的时候一个不少。隋文帝非常惊奇，召见嘉勉王伽，还令所有犯人携妻儿人宫，赐宴于殿廷，宣布全部赦免。又为此事下诏，感慨“率土之人非为难教”，倘若官都如同王伽，民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一个没有人犯法的太平盛世就不远了。
无独有偶，唐太宗时也有一个非常相像的故事。白居易诗《七德舞》颂扬唐太宗：“太宗十八举义兵……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后面有一句“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是贞观六年(632)冬，唐太宗放390名死囚回家过年，对他们说：新年将到，你们的家人惦记你们，今天我放你们回去和亲人团聚，明年秋天回来执行死刑，望按时回来，不要辜负了我的恩典。第二年到约定的日子。死囚全都回来了，“无一人亡匿者”，唐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犯人甘心伏法，一个都没有逃跑，这说明当时的法制和执法官员有公信力。没什么冤案，法官有人性，犯人也讲诚信。唐太宗时，有一年全国仅判处29人死刑，就是所谓几至刑措，死刑差不多废弃了。人们出远门、行千里不用带兵刃，不用带粮食，到处很安全，到处有饭吃。这就是历来人们称道不已的“贞观之治”的大治景象。
这样一种社会治理良好的状况，使外国人惊奇，日本不断派人前来学习，很快把日本建成一个讲究法治的律令国家。当时日本女皇和中国皇帝的两段话，生动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巨大进步。607年，日本国圣德太子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入隋，第二年隋炀帝派裴世清等为使回访日本，推古女皇向隋使裴世清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谦称：“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又说“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表示了学习中国制度、文化的诚意。据《续日本记》卷3“文武天皇庆云元年(704)七月”条记：入唐回去的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提及他初至唐时，唐人对他们说：“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仪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其不信乎?”过了100多年后。753年，唐明皇在接见第十一次遣唐使藤原清河时，盛赞日本的文明进步，命“加号日本为礼仪君子之国”。这前后几段话反映出百余年间日本社会经过学习隋唐制度，成功进行大化改新的文明进步。实际上更早在雄略天皇时(457－479年在位)，就集中中国移民，赐姓太秦公，命养蚕织绸。雄略天皇临终遗诏：“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惟以留恨。”到嵯峨天皇时(818)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跪拜之等，不论男女，一准唐仪。”仁明天皇承和九年(842)诏：“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这就是所谓“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在商业和人们日常交往中体现的礼仪文明，更对来到唐朝的外国人具有无比吸引力。许多优秀唐人讲诚信的生动故事，非常值得体味，无疑是吸引外商的最佳环境。
有两个故事：
兵部李约员外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橶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见，以二女记之。皆绝色也。又与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钜万，约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敛商胡。约自以夜光啥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栓 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
崔枢应进士，客居汴半岁，与海贾同止。其人得疾既笃，谓崔日：“荷君见顾，不以外夷见忽。今疾势不起。番人重土殡，脱殁，君能终始之否?”崔许之。日：“某有一珠，价万缗得之能蹈火赴水，实至宝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进士，巡州邑以自给，奈何忽蓄异宝?”伺无人，置于枢中，瘗于阡陌。后崔游丐亳州，闻番人有自南来寻故夫，并勘珠所在，陈于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于亳来追捕。崔曰：“倘窀穸不为盗所发，珠必无他。”遂剖棺得其珠。
上述两个故事，前一个商胡，可能来自西方；后一个外夷海贾，肯定是外商，是从海上来的南洋人或印度人，受讬的唐人不为名利财色所动，讲情义、守诚信。谁读了这些故事，都会为我们的祖先骄傲。
唐代社会随处有这样品德高贵的人物，官场更不乏浩然正气，许多故事发人深省。
受累于王侄、王叔文这两个蹩脚政治家，“二王八司马事件”惨遭失败，可“八司马”中也有出众人才，如贬死在柳州的柳宗元。还有刘禹锡，外贬十年后被召回京城，他去游玄都观，作诗称：“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因为“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又被外贬。14年后才再度被召回京，他又去游玄都观，复作诗：“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重来。”两首游玄都观诗。表示24年贬黜丝毫无损他不屈不挠的斗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他的名句。白居易为他的诗集作序，盛赞他这些诗句“真谓神妙矣”!
最让人难忘的是岑文本就任宰相时，对向他祝贺的人所说的话：“受吊不受贺。”当天他“归家有忧色”，为“责重位高，所以忧惧”。果然上任不久便“精神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不过一年，年仅51岁便溘然长逝。要是所有为政者能有岑文本那样的境界。那样沉甸甸的责任感，升官都“受吊不受贺”，国家就大有希望了。宰相温彦博和岑文本一样，也是在职期间劳累过度而死。失去这两位尽职的宰相，唐太宗伤心懊恼，“恨不纵其闲逸，致天性灵”。
君臣之间如此精诚的合作，是“贞观之治”最闪光的地方。真正精诚的合作，一定是坦诚相待，有话直说，这才是健康的政治，或者说是有益于国家治理的健康政治生态。魏征的事例人皆尽知，再举一个张玄素的故事。贞观六年(632)，张玄素只是个五品官，但他担任的职务很重要，在皇帝身边作决策、提意见。当时决定要修洛阳宫，张玄素对唐太宗说，十年前你刚打下洛阳时，才下令把隋朝建的豪华宫殿全拆了，怎么又修开了?况且现在的财力远不如隋代，老百姓的日子还很艰难，你又这么干，恐怕比隋炀帝更过分。唐太宗问他：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比桀、纣如何?张玄素答道：“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把当今皇上与亡国之君相提并论，哪一个能容忍，可唐太宗认为张玄素所说确有道理，取消了修建洛阳宫的决定。
“贞观之治”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情况并不很好但是政治风气相当宽松的情况下创造的。贞观君臣在为国事分忧中各尽其职、肝胆相照，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李劾患病，药方中有一味“龙须”，唐太宗剪须烧灰为其合药，李劾“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一次食瓜味美，唐太宗想起早逝的杜如晦，“怆然悼之，遂辍食之半，遣使奠于灵座”。侯君集因卷入太子承乾谋反案，法不容赦，唐太宗为他说情，群臣不依，只好与他挥泪长诀。说：“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因念其功，指示不要涂去侯君集在凌烟阁的功臣像。魏征为相，“深惧满盈”，房玄龄在职，“罄竭心力”，都频表辞位。李靖64岁时恳辞相职，唐太宗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忧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人不恋栈，这也是贞观官场中的一种良好风气。连皇帝中都出了一个三让天下的唐睿宗：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第二次让储君位给哥哥唐中宗。创造了武则天晚年和她身后政权回归李唐的政治稳定局面：第三次让皇位给儿子唐明皇，让这位开元天子提前登上皇位。
上面说的那些唐代政治家。虽然不能说他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但可以说他们心里不是只有自己，而是不忘江山社稷，具有一份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老百姓在他们心中，也具有一席之地。唐太宗心里总惦着的那句话：“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如果说还只是表达了他对民众力量之畏惧的话。唐高宗去世那天最后一句问话是：“民庶喜否?”表明他至死惦念着百姓。他叹息：“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唐高宗心里最后的挂念，表现出他不俗的境界。
唐明皇在安史乱军打来，逃出长安途中，杨国忠要烧掉左藏大库，说不能留给叛军，被唐明皇制止：贼军来了，得不到库藏的东西，必然更加重敛于百姓；不如把这留给他们，“无重困吾民也”。过了渭河上的便桥，怕叛军尾随而来，杨国忠派人把桥点着了。唐明皇说：老百姓也要逃避求生，不要断他们的路，命高力士留下灭火。当时人们就议论：“吾君爱人如是，福未艾也。”仓促逃命之际，还想着子民。难怪乱后回到长安，对“安史之乱”后返回长安闲住兴庆宫的这位已是失去权柄的太上皇，父老们犹“往往瞻拜。呼万岁”。尽管他惹过大祸，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灾难，但对这位心里装着或心里曾经有过老百姓的唐明皇。大唐子民还是回报以宽容，甚至不减尊崇之情。历史地理解这种感情和宽容，应该说是人们没有忘记早年大有作为的开元天子曾经将中国的历史推向盛世。人们在自己的记忆中宁愿保存一个美好的而不是可憎的唐明皇。虽然历尽苦难，竟有这等胸怀，这就是唐人的善良、唐人的风采。
论述唐人精神心理基础的自信自尊，我们还可以举出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言壮语。说这话的李白，有点天真，有点狂狷。有点理想主义，但不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会有这种自信的。我们看到了太多天才被扼杀、人性被扭曲的悲剧，就格外庆幸李白能有如此好的心态，那么强烈的自信。
说到价值观，任何一个时代的行为，自觉不自觉都受各自的价值观支配，唐人甚至在方尺大的墓志里，都有关于财富观、价值观的讨论。2010年第2期《考古与文物》杂志披露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的墓志，反映出志主对高品位人生的追求。
一方是《大唐故通直郎行巴州司口参军上官君墓志铭并序》。志文的第一句就问：“古之高者道，今之高者位，没而不朽者，岂在于富贵乎?”盛赞志主的曾祖、祖、父并“以仁以为富，义以为尊”，将仁义奉为人生最大的财富。另一方是《唐故处士赵惠满墓志铭》。志主“半隐半吏或农或商”，身份很低，却提出“夫在白屋奉王税。自幼及长，不求减免，谓之忠”的观念，很有创意地将一生一分不少地缴纳王税、不求减免的行为诠释为忠，是境界极高的纳税人意识。
关于唐人优雅、高贵气度的故事，这里再略举一二。
一个是为官不敛财的宰相韦贯之。《唐国史补》有《韦相拒碑志》，其中有“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之语，说的就是谁家死了人，就去抢买卖。“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够为此也。…裴均是唐宪宗时的宰相，名声不好，韦贯之不为重金诱惑，拒绝给他写墓志。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对夫妇离异时。丈夫在离婚书里写下对妻子再嫁的祝福辞：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娉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看到此文让人不禁赞叹：好一派绅士的翩翩风度这就是唐代!唐人拥有着更多的感情追求。更多的心灵自由和行动自由，使唐代文化具有了吸引人、征服人的永恒魅力。
更出色的是唐太宗的遗嘱。在他病故前一年。曾和太子李治有一次恳切的长谈，历数自己居位以来，“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的种种不善和深过，说自己只是个中等的君主。他叮嘱李治：“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唐太宗留给儿子的这一遗训式的自我批评，是值得称道的政治遗产，不仅表现出这位大政治家不同凡响的襟怀，使他的人格更加健全，而且给带着几分悲剧色彩在哀歌声中降下幕布的“贞观之治”，抹上了一道永恒的耀眼光辉。
不是常说要以史为鉴吗?在回顾唐人讲诚信的故事时，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有必要学习唐人的诚信。具备一种让人感动和信任的优雅、高贵；把历史经验变成一种约束，用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还应该多弘扬唐人的自尊尊人、自爱爱人、善良宽容的精神，比较符合建设现代文明的要求。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建设工程，如果能矢志于这样一个目标，成功就翘首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