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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吃播作为中国社会的新兴现象，学界多从传播学视角予以分析，人类学领域关注不足。从人类学视野出发，通过分析吃播的主要构成因素，即食物、吃、播和观众，对其背后的文化逻辑进行解析。食物的背后是民众的焦虑、不安与不满;“吃”行为的出现是对传统饮食认知的挑战，并且其本身被商品化、被支配;“播”行为的背后是社会的原子化，个人的孤独化;观众是被权力规训的产品，其观念与生理欲望具有矛盾性。
关键词：吃播;食物;文化;部落;权力
吃播，即直播吃饭，是一种将“吃食物”活动作为视听内容的广播，播主与观众互动的同时吃下大量的食物。吃播最早在2010年后出现于韩国，在2014年后向东亚和欧美地区蔓延。在传入我国后，本土吃播迅速发展，内容输出者和观众规模已相当庞大。但通过知网、万方等数据平台的文献检索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传播学领域，人类学视域下的研究并不多。作为分析人类文化现象的有力工具，人类学对于吃播的分析自有其独特性和价值。本文以人类学视角解析吃播现象，回答吃播为何能快速流行和发展的问题。
吃播，即由“吃”和“播”构成，吃涉及到食物，播则涉及到观众。因此，本文主要从食物、吃、播、观众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食物的隐喻
食物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仓廪足而知礼节”等论断。中国漫长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人对食物的追求史，与饥饿的对抗史。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人仍在与饥饿对抗，仍在强调“吃苦”。从“吃苦”向“吃播”的变迁，在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社会从饥馑到充裕、从乡土向现代性的转型。[1]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已经消灭了饥荒，民众不在对食物的匮乏感到恐惧。但中国人对于食物的渴望依然存在。这种渴望并不是来自生物属性的驱使，也并非仅是丰盛的食物本身，而是更多的是食物背后的文化隐喻。吃播中的丰盛食物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符号。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援引符号学的概念进入人类学领域，认为文化是“控制行为的一套符号装置与超越肉体的信息资源，在人的天生变化能力和人实际上的逐步变化之间提供了连接”[2]。吃播中的丰盛食物，由中国历史赋意，象征着地位、财富和特权。而在中国社会中，地位、财富和特权三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的。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具有特权地位的人往往并有将特权转化为财富的能力和机会，反之亦然。丰富的食物象征着高地位。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境，地位的划分标准各不相同。但无论任何时期，地位高的人能够享有更加丰盛的食物。在狩猎采集时代，年龄是划分不同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例如在东玻利维亞，一些特定的肉食只有年长者才有资格使用，如角雕、食蚁兽、吼猴等。[3]中国春秋时期，曹刿论战时所说“肉食者鄙”，食肉者便是贵族的代名词。唐代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反映出食物分配的极度不均衡。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使城市户籍成为了等级划分的新标准，对没有城市正式户口的城市居民口粮实行严格控制，将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粮食供应排除在有保障的计划供应之外，凸显了城市户籍的优越性[4]。由此，城市户籍的代名词成为了是商品粮，而农村居民则成为面对食物危机的排头兵。而今，在这个饥荒似乎远去的年代，对于丰盛食的渴望背后是民众强烈的不安全感，对社会不公正的的不满，对地位、财富的希冀。
二、“吃”行为背后的文化、权力和礼仪
“吃”的活动被人类赋予意义。个人对于食物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所接受的文化下的心理结构所决定，而某一饮食文化的形成受到人类族群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等物质条件影响。在吃播中，播主吃某些被认为奇怪的东西或者生吃某类食物。这种现象常被批评为哗众取宠、审丑文化等。事实上，这类“吃”行为不能简单归结于审丑文化的蔓延，更实质对的是其对中国文化下饮食心理结构的挑战，是对原有饮食偏好观念的突破。
这种挑战和突破来自播主和观众的双方互动。播主与观众的互动产生出新内容并将其呈现在网络直播间中。并且，“互动”使受众获得了更具主动性的地位，他们可以主动出击。[5]在吃播中，“播主的“吃”行为不再由自己控制，吃或不吃的权力让渡给观众，而观众获得这份权力的方式则是给播主“赠送”可兑换为现金的虚拟礼物。但吃播中的虚拟礼物仅仅使用“礼物”这一名词，与博厄斯、莫斯互惠理论中的礼物交换并不相同。“礼物交换的演进图示在贯彻着互惠原则。[6]互惠的特征是不以现代社会的金钱作为交换媒介，而吃播中的礼物只是金钱的另一形式，吃播中的礼物给予是经济交换。播主与观众建立经济交换关系，“吃”行为本身成为一场表演性质的商品。并且，观众对播主建立支配权力，决定其吃或不吃、吃什么以及吃多少。
中国文化中，礼仪与饮食紧密相连。《礼记·扎运》有言：“夫礼之出，始诸饮食”，可见礼与饮食关系密切，实际上，几乎所有与礼有关的内容、程序、表述都与饮食有着发生学上的关系。[7]从古至今，餐桌始终是礼仪运作的重要场所，吃饭似乎一定要守礼。孔子有言：“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礼仪始终对个人“吃”行为进行规束。并且，在现代社会，吃饭活动兼具商业、社交功能。而在吃播中，吃饭还原为本身，与礼仪无关，也无需肩负其他的功能。直播主吃饭的坐姿随意，发出清晰咀嚼声，甚至直接用手抓取食物，同时和观众交谈。吃播的流行是对饮食礼仪的束缚反抗，对“吃”活动承载过多社会内涵的不耐。矛盾的是，吃播中的“吃”活动因去商业、社交内涵的简单化和轻松化特征而开始流行，最后却成为商品经济的一部分，播主自身也成为商品。
三、“播”活动的意涵
“播”，此处指播放，直播和录播两种。大量视频内容的创造和浏览以及直播形式的出现得益于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此类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群体活动的边界，为社群和部落注入新的内涵和特点。
社群或部落是人类出于保证生存、生产的实现并通过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得以诞生和维系，但网络社群或部落的出现、维系和消失与生存、生产等活动关联不大。吃播观众在观看播主表演的过程中，观众之间的高频互动及与播主的互动构成了一个新兴共同体或部落。然而，在吃播中诞生的共同体与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并不相同。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通过某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的群体，统一对内的对外发挥作用的一种结合关系，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组合。由个体意志决定的、相互发生关系的群体，这是是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对内对外发挥作用是共同体的功能，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是功能共同体的本质。”[8]吃播中的观众部落并没有统一的身份归属感，并且社群结构极其松散且不稳定。当吃播结束时，部落便随之解体消失，成员离开网络或流向其他部落。正如米歇尔·马费索利所言：“我们时代的部落不再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强调宗教价值的原始部族，而是后现代美学层面上的聚群方式”[9]。对于吃播观众而言，部落仅仅是一种消遣手段或者狂欢的情景，并不被认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且，尽管他们对所处部落有情感投入，但实质上他们自身并未明确意识到部落的存在，。 “播”意味事物的展示与接收。“吃”活动是个人的生活内容，但通过“播”的方式被呈現在公共空间中。将生活内容的呈现于公共视野中的角色范围不再局限于公众人物而扩展至大众。这种趋势的背后不仅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用户下沉，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内容呈现背后的需求。“吃”被“播”的背后是人类社会的原子化。在人类漫长的生活史中，群居是常态，而独居是异态。个人生活需要他人存在、参与和互动，吃播则应此需求而生。单身群体独自用餐时，常常将观看吃播作为缓解孤独感的有效手段。[10]
四、被规训的观众
通过网络民族志和对访谈，笔者发现观众在观看吃播时常表示羡慕播主可以无所顾忌吃巨量的食物却不长胖的体质。男女观众都表现出“瘦”的追求，以及苗条身材和随意吃喝之间的矛盾心理。观众对于“瘦”追求是规训的产物。米歇尔·福柯曾相信阐述权力作用于身体的微观过程和细致方式，他认为，这种过程与方式是通过对身体的“规训”来呈现的，“规训的目的是让身体更符合社会规范”[11]。社会对于身材的苛求无处不在，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建构“瘦”的身材图景。媒体传播的信息中心包含的大量瘦的形象图像“加剧了青年女性的身体焦虑，激发着她们改造身体的”[12]。可以说，吃播的流行是身材追求和食物渴望之间矛盾心理的呈现和宣泄。
五、小结
将“吃播”简单驳斥为审丑文化的泛滥无法解释更深层次的原因，只能忽视这一流行现象的背后是特定文化观念、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不可否认，“吃播”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恶俗内容。对于此类已经突破社会道德标准的内容的治理，应当依靠网络治理水平和公众审美观念的提升。对于“吃播”整体，社会应当少一些苛责，多一些关注和理解。社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未来必然还会有更多个“吃播”的出现。
参考文献
[1]王斌，体验式数字部落：“吃播”的群聚效应及其理论反思 [J].《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8期
[2]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3]Holmberg Allen R.，Nomads of the long Bow.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50 P.33
[4]汤水清，论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视角 [J].《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
[5]龚诗尧， 陈刚，他山之石或可攻玉——当影视人类学遇见新媒体[J]. 《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6期
[6]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李放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彭兆荣，饮食人类学[M]. 背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8]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Michel Maffesoli.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M]. Trans by Don Smi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6;6.
[10]Husna Hakimey， Rashad Yazdanifard. The Review of Mokbang （Broadcast Eating） Phenomen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n Culture and Socie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5（5）：444-456.
[1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刘北城，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9：5-7.
[12]郭小平，“美丽神话”的电视建构：身材规训与健康风险的遮蔽[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14：65-72
关键词：吃播;食物;文化;部落;权力
吃播，即直播吃饭，是一种将“吃食物”活动作为视听内容的广播，播主与观众互动的同时吃下大量的食物。吃播最早在2010年后出现于韩国，在2014年后向东亚和欧美地区蔓延。在传入我国后，本土吃播迅速发展，内容输出者和观众规模已相当庞大。但通过知网、万方等数据平台的文献检索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传播学领域，人类学视域下的研究并不多。作为分析人类文化现象的有力工具，人类学对于吃播的分析自有其独特性和价值。本文以人类学视角解析吃播现象，回答吃播为何能快速流行和发展的问题。
吃播，即由“吃”和“播”构成，吃涉及到食物，播则涉及到观众。因此，本文主要从食物、吃、播、观众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食物的隐喻
食物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仓廪足而知礼节”等论断。中国漫长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人对食物的追求史，与饥饿的对抗史。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人仍在与饥饿对抗，仍在强调“吃苦”。从“吃苦”向“吃播”的变迁，在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社会从饥馑到充裕、从乡土向现代性的转型。[1]今天的中国社会似乎已经消灭了饥荒，民众不在对食物的匮乏感到恐惧。但中国人对于食物的渴望依然存在。这种渴望并不是来自生物属性的驱使，也并非仅是丰盛的食物本身，而是更多的是食物背后的文化隐喻。吃播中的丰盛食物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符号。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援引符号学的概念进入人类学领域，认为文化是“控制行为的一套符号装置与超越肉体的信息资源，在人的天生变化能力和人实际上的逐步变化之间提供了连接”[2]。吃播中的丰盛食物，由中国历史赋意，象征着地位、财富和特权。而在中国社会中，地位、财富和特权三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的。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具有特权地位的人往往并有将特权转化为财富的能力和机会，反之亦然。丰富的食物象征着高地位。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境，地位的划分标准各不相同。但无论任何时期，地位高的人能够享有更加丰盛的食物。在狩猎采集时代，年龄是划分不同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例如在东玻利维亞，一些特定的肉食只有年长者才有资格使用，如角雕、食蚁兽、吼猴等。[3]中国春秋时期，曹刿论战时所说“肉食者鄙”，食肉者便是贵族的代名词。唐代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反映出食物分配的极度不均衡。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使城市户籍成为了等级划分的新标准，对没有城市正式户口的城市居民口粮实行严格控制，将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粮食供应排除在有保障的计划供应之外，凸显了城市户籍的优越性[4]。由此，城市户籍的代名词成为了是商品粮，而农村居民则成为面对食物危机的排头兵。而今，在这个饥荒似乎远去的年代，对于丰盛食的渴望背后是民众强烈的不安全感，对社会不公正的的不满，对地位、财富的希冀。
二、“吃”行为背后的文化、权力和礼仪
“吃”的活动被人类赋予意义。个人对于食物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所接受的文化下的心理结构所决定，而某一饮食文化的形成受到人类族群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等物质条件影响。在吃播中，播主吃某些被认为奇怪的东西或者生吃某类食物。这种现象常被批评为哗众取宠、审丑文化等。事实上，这类“吃”行为不能简单归结于审丑文化的蔓延，更实质对的是其对中国文化下饮食心理结构的挑战，是对原有饮食偏好观念的突破。
这种挑战和突破来自播主和观众的双方互动。播主与观众的互动产生出新内容并将其呈现在网络直播间中。并且，“互动”使受众获得了更具主动性的地位，他们可以主动出击。[5]在吃播中，“播主的“吃”行为不再由自己控制，吃或不吃的权力让渡给观众，而观众获得这份权力的方式则是给播主“赠送”可兑换为现金的虚拟礼物。但吃播中的虚拟礼物仅仅使用“礼物”这一名词，与博厄斯、莫斯互惠理论中的礼物交换并不相同。“礼物交换的演进图示在贯彻着互惠原则。[6]互惠的特征是不以现代社会的金钱作为交换媒介，而吃播中的礼物只是金钱的另一形式，吃播中的礼物给予是经济交换。播主与观众建立经济交换关系，“吃”行为本身成为一场表演性质的商品。并且，观众对播主建立支配权力，决定其吃或不吃、吃什么以及吃多少。
中国文化中，礼仪与饮食紧密相连。《礼记·扎运》有言：“夫礼之出，始诸饮食”，可见礼与饮食关系密切，实际上，几乎所有与礼有关的内容、程序、表述都与饮食有着发生学上的关系。[7]从古至今，餐桌始终是礼仪运作的重要场所，吃饭似乎一定要守礼。孔子有言：“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礼仪始终对个人“吃”行为进行规束。并且，在现代社会，吃饭活动兼具商业、社交功能。而在吃播中，吃饭还原为本身，与礼仪无关，也无需肩负其他的功能。直播主吃饭的坐姿随意，发出清晰咀嚼声，甚至直接用手抓取食物，同时和观众交谈。吃播的流行是对饮食礼仪的束缚反抗，对“吃”活动承载过多社会内涵的不耐。矛盾的是，吃播中的“吃”活动因去商业、社交内涵的简单化和轻松化特征而开始流行，最后却成为商品经济的一部分，播主自身也成为商品。
三、“播”活动的意涵
“播”，此处指播放，直播和录播两种。大量视频内容的创造和浏览以及直播形式的出现得益于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此类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群体活动的边界，为社群和部落注入新的内涵和特点。
社群或部落是人类出于保证生存、生产的实现并通过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得以诞生和维系，但网络社群或部落的出现、维系和消失与生存、生产等活动关联不大。吃播观众在观看播主表演的过程中，观众之间的高频互动及与播主的互动构成了一个新兴共同体或部落。然而，在吃播中诞生的共同体与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并不相同。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通过某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的群体，统一对内的对外发挥作用的一种结合关系，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组合。由个体意志决定的、相互发生关系的群体，这是是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对内对外发挥作用是共同体的功能，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是功能共同体的本质。”[8]吃播中的观众部落并没有统一的身份归属感，并且社群结构极其松散且不稳定。当吃播结束时，部落便随之解体消失，成员离开网络或流向其他部落。正如米歇尔·马费索利所言：“我们时代的部落不再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强调宗教价值的原始部族，而是后现代美学层面上的聚群方式”[9]。对于吃播观众而言，部落仅仅是一种消遣手段或者狂欢的情景，并不被认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且，尽管他们对所处部落有情感投入，但实质上他们自身并未明确意识到部落的存在，。 “播”意味事物的展示与接收。“吃”活动是个人的生活内容，但通过“播”的方式被呈現在公共空间中。将生活内容的呈现于公共视野中的角色范围不再局限于公众人物而扩展至大众。这种趋势的背后不仅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用户下沉，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内容呈现背后的需求。“吃”被“播”的背后是人类社会的原子化。在人类漫长的生活史中，群居是常态，而独居是异态。个人生活需要他人存在、参与和互动，吃播则应此需求而生。单身群体独自用餐时，常常将观看吃播作为缓解孤独感的有效手段。[10]
四、被规训的观众
通过网络民族志和对访谈，笔者发现观众在观看吃播时常表示羡慕播主可以无所顾忌吃巨量的食物却不长胖的体质。男女观众都表现出“瘦”的追求，以及苗条身材和随意吃喝之间的矛盾心理。观众对于“瘦”追求是规训的产物。米歇尔·福柯曾相信阐述权力作用于身体的微观过程和细致方式，他认为，这种过程与方式是通过对身体的“规训”来呈现的，“规训的目的是让身体更符合社会规范”[11]。社会对于身材的苛求无处不在，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建构“瘦”的身材图景。媒体传播的信息中心包含的大量瘦的形象图像“加剧了青年女性的身体焦虑，激发着她们改造身体的”[12]。可以说，吃播的流行是身材追求和食物渴望之间矛盾心理的呈现和宣泄。
五、小结
将“吃播”简单驳斥为审丑文化的泛滥无法解释更深层次的原因，只能忽视这一流行现象的背后是特定文化观念、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不可否认，“吃播”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恶俗内容。对于此类已经突破社会道德标准的内容的治理，应当依靠网络治理水平和公众审美观念的提升。对于“吃播”整体，社会应当少一些苛责，多一些关注和理解。社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未来必然还会有更多个“吃播”的出现。
参考文献
[1]王斌，体验式数字部落：“吃播”的群聚效应及其理论反思 [J].《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8期
[2]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3]Holmberg Allen R.，Nomads of the long Bow.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50 P.33
[4]汤水清，论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视角 [J].《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
[5]龚诗尧， 陈刚，他山之石或可攻玉——当影视人类学遇见新媒体[J]. 《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6期
[6]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李放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彭兆荣，饮食人类学[M]. 背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8]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Michel Maffesoli.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M]. Trans by Don Smi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6;6.
[10]Husna Hakimey， Rashad Yazdanifard. The Review of Mokbang （Broadcast Eating） Phenomen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n Culture and Socie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5（5）：444-456.
[1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刘北城，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9：5-7.
[12]郭小平，“美丽神话”的电视建构：身材规训与健康风险的遮蔽[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14：6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