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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彩票俗称“白鸽票”， 它以筹集资金为目的，由购买人自愿按一定规则进行购买，是一种以抽签给奖方式进行筹款或敛财所发行的凭证。晚清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博彩业随之传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战争和重大的自然灾害使得灾民遍布全国各地，清政府为赈济灾荒，大力倡办彩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近代彩票应运而生。
关键词：晚清；近代彩票；赈济
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西方彩票随着列强们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租界的开辟使得列强在中国有了清政府不能干预的国中之国，更为彩票业的滋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传统产业模式逐步瓦解，出现大量的失业人群。加之这一时期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国内战争以及水灾、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贫民，为了安置灾民，清政府除了广设粥厂、普济院、工艺局所外，还允许民间自办彩票。直至后来彩票在中国风靡一时，成为维护晚清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文章拟从晚清彩票的由来、发展状况入手，对晚清时期的彩票作一研究。
一、近代彩票产生的原因
（一）本土博彩行业的存在
博彩业在中国可谓是由来已久，早在道光年间，国内已兴起好几种博彩的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花会、“闱姓”、白鸽标。花会兴起于道光年间，流行于“浙江、江西、安徽、广东、福建、上海、天津等地，以闽粤为重”[1]其玩家多为女性，其玩法大同小异，以广东为例：在36块木牌上写36个古人名字，“任人投押”。每天早晚举办两次，每次开一个名字，如猜中“给以三十倍之利”[2]；“闱姓”则是一种以猜科举考试中中举考生姓氏为赌注的博彩形式，相传为相传是山紫村机房中的人们最初借此以为“斗彩”，用闹场考试士子中试的姓，以猜中多寡为输赢。“闱姓”是官方招商承办，由专门的票局组织。由于“闱姓”可以使买票者获得高额的回报，故广东的“闱姓”为“赌博第一大宗”[3]；白鸽标又称小“闱姓”，在道光年间已经流行。据《大清会典事例》介绍白鸽标“以千字文内八十字为字母，每日开二十字。听人猜买十字，以定输赢”，同时“往往假托房产买卖，开设山标、田标、屋标等项名目，亦在千字文中检取字母，与白鸽标字数虽有多寡之分，而其听人猜买，则大同小异”。[4]。
以上三种博彩形式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赌博，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在花会中，专门招募游说、介绍的人，叫做“跑风”，跑风负责将印本及题目并单张表格，送诸赌者之家，由赌者随意欲押那门，由跑风监督揭晓。待投注结果出来后“众跑风者对开出代名所压者写在一张纸上，由跑风交于赌场，如押中，赌场当日所开之人名时，即由主方以赌博者所注钱数三十六倍之利酬之，跑风收六成，赌博者得三十成”[5]。可以看出，花会、白鸽标等赌者不必亲临现场。可以说花会、白鸽标、“闱姓”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彩票的某些特点。
（二）外来彩票的传播
准确的说，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彩票应来自于西方。自《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国门洞开，伴随着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西方的彩票也进入到了中国，其中最早传入中国的当属吕宋票。
吕宋票是西班牙于1833年在其殖民地菲律宾发行的一种大型彩票，由于清时称菲律宾为吕宋，故名。其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只能才用本地商号代卖的形式，即“其始也由洋行附售”[6]。之后见有利可得，特由吕宋贩票而来设店售票。随着吕宋票在中国的畅销，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专门的彩票店号，“继则华人设有专行，其始也不过数家，继则十数家数十家，多多益善，不可胜数矣”[7]。
在吕宋票传入中国后，便有大量洋商仿效吕宋票发行各种名目的小票。1898年，因美西战争的影响，吕宋票退出中国彩票市场。吕宋票的退出使得中国的博彩业市场出现了所谓的真空状态，于是，各国洋商联名向工部局提议，只要租界工部局同意，每创办一家彩票公司，便按月向它缴纳彩票税一千元。至此，租界只好广开大门，接受各国商人的请求。外国彩票开始在中国大量发行，其中仅杭州一地就有暹罗大票、澳门彩票、华来赐票、长崎彩票和先令彩票5种彩票[8]。自1900年3月，德国商人请设的和济彩票公司首先获准设立以后，外国彩票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蔓延。到1901 年2月英国商人纳绥尔创设广利公司。不足一年的时间，外商在上海工部局申请注册的有10家彩票公司。这些彩票进入中国后迅速填补了吕宋票退出后遗留的市场空间，将中国彩票业的发展推向了繁荣。其中发展最快、流行最广的是澳门彩票。它是美西战争爆发后第二个月创办的，初时小试牛刀，仅发行6000张，每张售价3.5元，头彩彩额5000元[9]。当年12月就增至14000 张，每张售价涨至6元，头彩彩额18000元[10]。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行额增加3 倍，销售额增长近6倍。其次是华来赐票，华来赐票1898年3月已经传入，由上海德商北顺泰洋行总经销，美西战争爆发后销售量急剧增加。
以上这些外来彩票采取彩票公司的组织形式，通过报刊进行宣传、销售、开彩等，使得中国的博彩业日益由单纯的赌博向近代意义上的博彩转型，为以后中国本土近代彩票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环境。
（三）国内灾荒的逼迫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当灾难爆发，免不了灾民流落四处形成强大的流民团体，造成社会的动荡。为了防止灾民闹事，清政府以及民间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救济救灾，正是在清政府大力支持下，以救灾为目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彩票诞生了。
彩票与义赈的最初关联，是出于义赈方面的主动性。至于这种动力的主要来源，则是义赈为筹集赈灾资金而开展的募捐动员。以吕宋票为例，它的产生就是因为其国弱民贫，兴办公益需资浩繁款项不支。《上海新报》谓：“小吕宋地方常遭危险，非民变即外患，非地震即火山崩裂……故设立白鸽票一法，所得利银，养穷民，立病房，诸善并与，此小吕宋白鸽票所由来也”[11]。可见，依靠彩票筹款救济社会并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且特别适用于近代中国这种的国家。随着各家赈所接受的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化为赈款遂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作为外洋吕宋票在华最集中的销售地的上海，在赈款亟需的困境下，上海义赈同人想到了仿效吕宋票形式来处理助赈物品，以求变资助赈。1879年 9月 23日，上海协助晋赈公所率先推出了变资助赈彩票，将捐助物品以彩票形式出售，规定“拟制彩票二千张，每张一元”[12]，假若可成能救数千饥民。 无独有偶，扬州新胜街镇江魁星阁收解直赈公所《通扯消售送赈物件票底》的告白：
今因直赈扬镇善士送助物件甚多， 并有晋赈票件仍复， 送赈者咸怂恿仿照前票通扯销售， 庶物件易销而赈赀易集，不得已仍分票一千张，每张售洋一元，售完择地定期当众制签， 制得者无论物值重轻，凭此票对号支取所有物件……谅诸善士垂念灾区待赈孔迫，必当踊跃代销，俾得集资早日起解也[13]。
尽管两次义赈彩票都是为了变资助赈的临时举措，并非一种周期性的开彩活动，然其发行，一方面在晚清社会开启了一种新的募捐手段，另一方面也在传统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掀开了自办彩票的口子，并为之提供了资源支持。这些预示着彩票必将由舶来品转为本土化的趋势。光绪九年，义赈同人对变资助赈彩票采取了更加彻底地模仿吕宋票之售彩形式。是年，上海丝业会馆赈所主持人施善昌为了将助赈物品变现为赈款亦发行了助赈筹资彩票：
敝会馆代收赈捐以来，仰蒙各善士急公好义……登报定期在敝会馆关帝神前当众拈阄开彩……计得彩票二百号，开列于左：头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二百五十元；二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一百四十元；三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一百元……附头彩上下四张，每张得物值洋三十元；附二彩上下四张，每张得物值洋十五元[14]。
在灾荒的逼迫之下，由于晚清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赈济灾荒，“变资助赈”成为了最为有效的方法，与之相伴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彩票业也应运而生。
二、彩票业的兴起和变化
晚清彩票存在40余年，其间中国彩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经历了多种阶段，不同阶段的彩票其开办目的、特征也大不相同。
（一）以赈灾为目的的“变资助赈”式的民办彩票
1879年 9月 23日，上海协助晋赈公所率先推出的“变资助赈彩票”其目的就在于行善，尽管其采取了以物件作红彩的方式，还是使得大家踊跃购买，不到一个月就售去一千七百号之多。此次开彩按照西方彩票开彩方式。同时，这次变资助赈彩票仿行更大的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筹赈方式“于筹款之中别开生面”[15]，为义赈筹资开启了一条新的途径。所以这次彩票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意义彩票的开端。
（二）由“变资助赈”转向盈利性的“抽资助赈”彩票
随着中国本土彩票越发效仿西方，以前的单纯以赈灾为目的的“变资助赈”彩票逐渐向营利赈灾双重目的转变，上海的森宝书局尽管还是以筹赈为由劝说乐善好施的人士购买，但其最终宣布“售价内提四分之一，除去报费，尽数助赈”[16]，与前述诸多变资助赈彩票出现了些许不同，有了“抽资”以“除报费”的变化，而且森宝书局于光绪十五年将彩物由书籍换成现银彩金，从而完成了对吕宋票中国本土化的完全移植。
义赈不仅使中国近代彩票的出现有了符合道义文化的平台，还使得中国近代早期彩票避免了被列为赌博遭禁止的命运，从而为十九世纪90年代末上海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彩票”作出了良好的铺垫。从此，中国近代彩票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由地方政府奏请、职商经营的规模性商业性运营时期。而“义赈”依旧是作为这一阶段彩票发行的主要原由。
（三）官方支持、职商经营的江南义赈彩票
江南义赈彩票于1899年发行，它是由一家专门经营彩票的广济公司在上海成立并发行，广济公司由两江总督批准，奏报朝廷立案，并申请了6年的专利。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彩票公司，江南义赈彩票是中国政府允许发行的第一种彩票。1899年4月23日第一次开彩，共设彩票1万张，每张售价5块银元，每月开彩一次，年销售额60万块银元。江南义贩票销路很好，发售量逐年增加。从此，中国的彩票业迅速发展，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四）支付赔款的善后“赔款彩票”
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需向列强赔款4亿两白银，本已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筹钱赔款，于是从1902年起，为应付庚子赔款，出现了上海以外的各省自辟的彩票新市场；所办彩票的名目，也由过去“为民解困”的救灾彩票，摇身一变，成了替朝廷“善后”的“筹饷”彩票。
最早发行善后筹饷彩票的是浙江，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湖北。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申述巨额赔款难筹，彩票不得不办的理由云：“此时筹集赔款，万分困难……兹拟仿照各省成案，由鄂省自设签捐票，在汉口地方招选妥实商人试办，并于繁盛通达各州县体察民情，酌量试办。其所收之款，即以凑补此次赔款之用及奉旨急需举办之自强诸要政”[17]。张之洞折中所称的“签捐票”，是湖北彩票的名称，“签”指彩票的抽签开彩方式，“捐”指以彩票所得抵充所加捐税。从此，彩票成为了清政府为赔款筹集资金的一大来源。
京师是全国首善之区，学校林立而经费不足，因此学堂彩票就成为京师彩票的主流。当时女子教育刚刚起步，为冲破封建观念阻挠，从学部到社会舆论都支持女学，乘此天时地利，京师教育彩票由淑慎女学堂首开其端，裕善、清真两小学堂继之而起，“试办数月，颇为都中所欢迎”，善诱、达智等学堂再接再厉，一时间“各处新立学堂效法踵起者指不胜屈”。[18]。
此时除了筹款彩票以外，各种名目的彩票应运而生。其中江苏首创企业破产彩票，1905年镇江富商尹稚山商号破产，由地方政府出面，将其不动产估价后发售彩票50000张，每张售价8元，其销售所得“足抵官款之亏空”[19]。这种清点倒闭企业资产以彩票所得来抵还债款的办法，对社会无甚危害，对本省彩票市场也没有什么冲击，因此得到江苏官方的明确支持。另外广东还出现一种妓女彩票，大约为旧式花会赌之流变。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自己购买此种彩票，中大彩者可赎身从良[20]。作为彩票孪生子的有奖销售也应运而生，全国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场，皆奉此为促销的不二法门。出手大方的商家，顾客每购货一元，即赠彩券一张，头彩奖品大多是自行车、缝纫机、金表等时髦货。
总之，晚清时期的彩票业已经转变其本质，从最初的以赈灾为目的逐渐发展到以盈利为目的，从最初的民间主办逐渐发展为官府主办。考其变化主要原因，不外乎当时的清政府正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一方面，这一时期国内灾荒频仍，各处都可以看到大批流离失所的饥民，另一方面，为改革图强清政府在全国各地都办起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管是赈济饥民还是发展洋务，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再加之《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又背上了赔款4.5亿两白银的沉重负担，这些都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通过发行彩票这类手段来迅速筹集经费，以应当前之急。 三、结语
清末新政以后，中国本土的彩票业开始滥发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原有的赈灾的目的也越来越淡薄，彩票的弊端也越发明显。上海曾《申报》指出：各省彩票“名虽托于集款，而义实近于赌博”。1908年，随着预备立宪政治制度改革的深入，彩票泛滥问题不断被提上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为此组织度支部商讨如何另筹庚子赔款问题，决定一旦筹定抵款，即行禁止。此后取缔彩票成为中央政府的工作要务，直到1909年11月江苏谘议局在第一届年会上做出了“永远停止彩票”的决议。决议以“售卖彩票，无异开赌，奖励游惰，破坏道德，贻祸之烈”[21]，最早专门就禁止彩票问题做出议决案。此后经过全国各方面的一系列斗争以及清政府对彩票业采取的双重增税的政策还有国人彩票热的冷却，中国彩票终于得到禁止。
参考文献：
[1]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287.
[2]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2003：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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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愚庵.沽上旧闻[M].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157.
[5]欧阳昱.见闻琐录[M].岳麓书社，1986：37.
[6]论吕宋彩票[N].申报，1883—4—8.
[7]广告[N].申报，1898—11—1.
[8]广告[N].申报，1898—5—16.
[9]广告[N].申报，1898—11—11.
[10]广告[N].申报，1899—1—29.
[11]变资助赈彩票[N].申报，1879—9—23.
[12]通扯消售送赈物件票底[N].申报，1879—12—24.
[13]上海北市盆汤街丝业会馆助赈彩票启[N].申报，1884—1—5.
[14]催取彩件[N].申报，1879—11—21.
[15]上海森宝书局出售书籍筹赈彩票全数得彩新章[N].申报，1888—10—1.
[16]金阳赈局彩票助赈引言[N].申报，1890—3—8.
[17]闵杰.论清末彩票[J].近代史研究，2000，（4）.
[18]变产新法[N].大公报，1905—8—9.
[19]欲作天台客者，请快买女优彩票[N].广益丛报，1908—8—26.
[20]论松江购买彩票之盛[N].申报，1907—3—18.
[21]十月初八日会议议决永远停止彩票案，江苏谘议局.江苏谘议局第一年度报告[M]第1册，1910 ：58.
（作者简介：王兆宁（1988-），男，湖北荆州人，在读研究生，硕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
关键词：晚清；近代彩票；赈济
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西方彩票随着列强们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租界的开辟使得列强在中国有了清政府不能干预的国中之国，更为彩票业的滋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传统产业模式逐步瓦解，出现大量的失业人群。加之这一时期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国内战争以及水灾、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贫民，为了安置灾民，清政府除了广设粥厂、普济院、工艺局所外，还允许民间自办彩票。直至后来彩票在中国风靡一时，成为维护晚清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文章拟从晚清彩票的由来、发展状况入手，对晚清时期的彩票作一研究。
一、近代彩票产生的原因
（一）本土博彩行业的存在
博彩业在中国可谓是由来已久，早在道光年间，国内已兴起好几种博彩的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花会、“闱姓”、白鸽标。花会兴起于道光年间，流行于“浙江、江西、安徽、广东、福建、上海、天津等地，以闽粤为重”[1]其玩家多为女性，其玩法大同小异，以广东为例：在36块木牌上写36个古人名字，“任人投押”。每天早晚举办两次，每次开一个名字，如猜中“给以三十倍之利”[2]；“闱姓”则是一种以猜科举考试中中举考生姓氏为赌注的博彩形式，相传为相传是山紫村机房中的人们最初借此以为“斗彩”，用闹场考试士子中试的姓，以猜中多寡为输赢。“闱姓”是官方招商承办，由专门的票局组织。由于“闱姓”可以使买票者获得高额的回报，故广东的“闱姓”为“赌博第一大宗”[3]；白鸽标又称小“闱姓”，在道光年间已经流行。据《大清会典事例》介绍白鸽标“以千字文内八十字为字母，每日开二十字。听人猜买十字，以定输赢”，同时“往往假托房产买卖，开设山标、田标、屋标等项名目，亦在千字文中检取字母，与白鸽标字数虽有多寡之分，而其听人猜买，则大同小异”。[4]。
以上三种博彩形式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赌博，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在花会中，专门招募游说、介绍的人，叫做“跑风”，跑风负责将印本及题目并单张表格，送诸赌者之家，由赌者随意欲押那门，由跑风监督揭晓。待投注结果出来后“众跑风者对开出代名所压者写在一张纸上，由跑风交于赌场，如押中，赌场当日所开之人名时，即由主方以赌博者所注钱数三十六倍之利酬之，跑风收六成，赌博者得三十成”[5]。可以看出，花会、白鸽标等赌者不必亲临现场。可以说花会、白鸽标、“闱姓”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彩票的某些特点。
（二）外来彩票的传播
准确的说，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彩票应来自于西方。自《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国门洞开，伴随着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西方的彩票也进入到了中国，其中最早传入中国的当属吕宋票。
吕宋票是西班牙于1833年在其殖民地菲律宾发行的一种大型彩票，由于清时称菲律宾为吕宋，故名。其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只能才用本地商号代卖的形式，即“其始也由洋行附售”[6]。之后见有利可得，特由吕宋贩票而来设店售票。随着吕宋票在中国的畅销，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专门的彩票店号，“继则华人设有专行，其始也不过数家，继则十数家数十家，多多益善，不可胜数矣”[7]。
在吕宋票传入中国后，便有大量洋商仿效吕宋票发行各种名目的小票。1898年，因美西战争的影响，吕宋票退出中国彩票市场。吕宋票的退出使得中国的博彩业市场出现了所谓的真空状态，于是，各国洋商联名向工部局提议，只要租界工部局同意，每创办一家彩票公司，便按月向它缴纳彩票税一千元。至此，租界只好广开大门，接受各国商人的请求。外国彩票开始在中国大量发行，其中仅杭州一地就有暹罗大票、澳门彩票、华来赐票、长崎彩票和先令彩票5种彩票[8]。自1900年3月，德国商人请设的和济彩票公司首先获准设立以后，外国彩票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蔓延。到1901 年2月英国商人纳绥尔创设广利公司。不足一年的时间，外商在上海工部局申请注册的有10家彩票公司。这些彩票进入中国后迅速填补了吕宋票退出后遗留的市场空间，将中国彩票业的发展推向了繁荣。其中发展最快、流行最广的是澳门彩票。它是美西战争爆发后第二个月创办的，初时小试牛刀，仅发行6000张，每张售价3.5元，头彩彩额5000元[9]。当年12月就增至14000 张，每张售价涨至6元，头彩彩额18000元[10]。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行额增加3 倍，销售额增长近6倍。其次是华来赐票，华来赐票1898年3月已经传入，由上海德商北顺泰洋行总经销，美西战争爆发后销售量急剧增加。
以上这些外来彩票采取彩票公司的组织形式，通过报刊进行宣传、销售、开彩等，使得中国的博彩业日益由单纯的赌博向近代意义上的博彩转型，为以后中国本土近代彩票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环境。
（三）国内灾荒的逼迫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当灾难爆发，免不了灾民流落四处形成强大的流民团体，造成社会的动荡。为了防止灾民闹事，清政府以及民间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救济救灾，正是在清政府大力支持下，以救灾为目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彩票诞生了。
彩票与义赈的最初关联，是出于义赈方面的主动性。至于这种动力的主要来源，则是义赈为筹集赈灾资金而开展的募捐动员。以吕宋票为例，它的产生就是因为其国弱民贫，兴办公益需资浩繁款项不支。《上海新报》谓：“小吕宋地方常遭危险，非民变即外患，非地震即火山崩裂……故设立白鸽票一法，所得利银，养穷民，立病房，诸善并与，此小吕宋白鸽票所由来也”[11]。可见，依靠彩票筹款救济社会并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且特别适用于近代中国这种的国家。随着各家赈所接受的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化为赈款遂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作为外洋吕宋票在华最集中的销售地的上海，在赈款亟需的困境下，上海义赈同人想到了仿效吕宋票形式来处理助赈物品，以求变资助赈。1879年 9月 23日，上海协助晋赈公所率先推出了变资助赈彩票，将捐助物品以彩票形式出售，规定“拟制彩票二千张，每张一元”[12]，假若可成能救数千饥民。 无独有偶，扬州新胜街镇江魁星阁收解直赈公所《通扯消售送赈物件票底》的告白：
今因直赈扬镇善士送助物件甚多， 并有晋赈票件仍复， 送赈者咸怂恿仿照前票通扯销售， 庶物件易销而赈赀易集，不得已仍分票一千张，每张售洋一元，售完择地定期当众制签， 制得者无论物值重轻，凭此票对号支取所有物件……谅诸善士垂念灾区待赈孔迫，必当踊跃代销，俾得集资早日起解也[13]。
尽管两次义赈彩票都是为了变资助赈的临时举措，并非一种周期性的开彩活动，然其发行，一方面在晚清社会开启了一种新的募捐手段，另一方面也在传统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掀开了自办彩票的口子，并为之提供了资源支持。这些预示着彩票必将由舶来品转为本土化的趋势。光绪九年，义赈同人对变资助赈彩票采取了更加彻底地模仿吕宋票之售彩形式。是年，上海丝业会馆赈所主持人施善昌为了将助赈物品变现为赈款亦发行了助赈筹资彩票：
敝会馆代收赈捐以来，仰蒙各善士急公好义……登报定期在敝会馆关帝神前当众拈阄开彩……计得彩票二百号，开列于左：头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二百五十元；二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一百四十元；三彩二张，每张得物值洋一百元……附头彩上下四张，每张得物值洋三十元；附二彩上下四张，每张得物值洋十五元[14]。
在灾荒的逼迫之下，由于晚清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赈济灾荒，“变资助赈”成为了最为有效的方法，与之相伴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彩票业也应运而生。
二、彩票业的兴起和变化
晚清彩票存在40余年，其间中国彩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经历了多种阶段，不同阶段的彩票其开办目的、特征也大不相同。
（一）以赈灾为目的的“变资助赈”式的民办彩票
1879年 9月 23日，上海协助晋赈公所率先推出的“变资助赈彩票”其目的就在于行善，尽管其采取了以物件作红彩的方式，还是使得大家踊跃购买，不到一个月就售去一千七百号之多。此次开彩按照西方彩票开彩方式。同时，这次变资助赈彩票仿行更大的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筹赈方式“于筹款之中别开生面”[15]，为义赈筹资开启了一条新的途径。所以这次彩票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意义彩票的开端。
（二）由“变资助赈”转向盈利性的“抽资助赈”彩票
随着中国本土彩票越发效仿西方，以前的单纯以赈灾为目的的“变资助赈”彩票逐渐向营利赈灾双重目的转变，上海的森宝书局尽管还是以筹赈为由劝说乐善好施的人士购买，但其最终宣布“售价内提四分之一，除去报费，尽数助赈”[16]，与前述诸多变资助赈彩票出现了些许不同，有了“抽资”以“除报费”的变化，而且森宝书局于光绪十五年将彩物由书籍换成现银彩金，从而完成了对吕宋票中国本土化的完全移植。
义赈不仅使中国近代彩票的出现有了符合道义文化的平台，还使得中国近代早期彩票避免了被列为赌博遭禁止的命运，从而为十九世纪90年代末上海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彩票”作出了良好的铺垫。从此，中国近代彩票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由地方政府奏请、职商经营的规模性商业性运营时期。而“义赈”依旧是作为这一阶段彩票发行的主要原由。
（三）官方支持、职商经营的江南义赈彩票
江南义赈彩票于1899年发行，它是由一家专门经营彩票的广济公司在上海成立并发行，广济公司由两江总督批准，奏报朝廷立案，并申请了6年的专利。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彩票公司，江南义赈彩票是中国政府允许发行的第一种彩票。1899年4月23日第一次开彩，共设彩票1万张，每张售价5块银元，每月开彩一次，年销售额60万块银元。江南义贩票销路很好，发售量逐年增加。从此，中国的彩票业迅速发展，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四）支付赔款的善后“赔款彩票”
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需向列强赔款4亿两白银，本已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筹钱赔款，于是从1902年起，为应付庚子赔款，出现了上海以外的各省自辟的彩票新市场；所办彩票的名目，也由过去“为民解困”的救灾彩票，摇身一变，成了替朝廷“善后”的“筹饷”彩票。
最早发行善后筹饷彩票的是浙江，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湖北。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申述巨额赔款难筹，彩票不得不办的理由云：“此时筹集赔款，万分困难……兹拟仿照各省成案，由鄂省自设签捐票，在汉口地方招选妥实商人试办，并于繁盛通达各州县体察民情，酌量试办。其所收之款，即以凑补此次赔款之用及奉旨急需举办之自强诸要政”[17]。张之洞折中所称的“签捐票”，是湖北彩票的名称，“签”指彩票的抽签开彩方式，“捐”指以彩票所得抵充所加捐税。从此，彩票成为了清政府为赔款筹集资金的一大来源。
京师是全国首善之区，学校林立而经费不足，因此学堂彩票就成为京师彩票的主流。当时女子教育刚刚起步，为冲破封建观念阻挠，从学部到社会舆论都支持女学，乘此天时地利，京师教育彩票由淑慎女学堂首开其端，裕善、清真两小学堂继之而起，“试办数月，颇为都中所欢迎”，善诱、达智等学堂再接再厉，一时间“各处新立学堂效法踵起者指不胜屈”。[18]。
此时除了筹款彩票以外，各种名目的彩票应运而生。其中江苏首创企业破产彩票，1905年镇江富商尹稚山商号破产，由地方政府出面，将其不动产估价后发售彩票50000张，每张售价8元，其销售所得“足抵官款之亏空”[19]。这种清点倒闭企业资产以彩票所得来抵还债款的办法，对社会无甚危害，对本省彩票市场也没有什么冲击，因此得到江苏官方的明确支持。另外广东还出现一种妓女彩票，大约为旧式花会赌之流变。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自己购买此种彩票，中大彩者可赎身从良[20]。作为彩票孪生子的有奖销售也应运而生，全国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场，皆奉此为促销的不二法门。出手大方的商家，顾客每购货一元，即赠彩券一张，头彩奖品大多是自行车、缝纫机、金表等时髦货。
总之，晚清时期的彩票业已经转变其本质，从最初的以赈灾为目的逐渐发展到以盈利为目的，从最初的民间主办逐渐发展为官府主办。考其变化主要原因，不外乎当时的清政府正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一方面，这一时期国内灾荒频仍，各处都可以看到大批流离失所的饥民，另一方面，为改革图强清政府在全国各地都办起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管是赈济饥民还是发展洋务，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再加之《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又背上了赔款4.5亿两白银的沉重负担，这些都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通过发行彩票这类手段来迅速筹集经费，以应当前之急。 三、结语
清末新政以后，中国本土的彩票业开始滥发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原有的赈灾的目的也越来越淡薄，彩票的弊端也越发明显。上海曾《申报》指出：各省彩票“名虽托于集款，而义实近于赌博”。1908年，随着预备立宪政治制度改革的深入，彩票泛滥问题不断被提上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为此组织度支部商讨如何另筹庚子赔款问题，决定一旦筹定抵款，即行禁止。此后取缔彩票成为中央政府的工作要务，直到1909年11月江苏谘议局在第一届年会上做出了“永远停止彩票”的决议。决议以“售卖彩票，无异开赌，奖励游惰，破坏道德，贻祸之烈”[21]，最早专门就禁止彩票问题做出议决案。此后经过全国各方面的一系列斗争以及清政府对彩票业采取的双重增税的政策还有国人彩票热的冷却，中国彩票终于得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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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兆宁（1988-），男，湖北荆州人，在读研究生，硕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