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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人民币实际汇率、FDI来源结构和进出口国别结构联立方程，通过2阶段最小二乘实证分析了汇率通过影响FDI 来源结构对进出口国别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随着人民币兑日元和新加坡元的贬值，日本和新加坡增加了对华投资，随着日和新加坡对华投资比重的增加，日本和新加坡在华的出口比重却减少；我国对日本进口比重减少，对新加坡的进口比重却上升；随着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美国增加了对华投资，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在上升。
[关键词] 人民币实际汇率 FDI来源结构 进出口国别结构 联立方程
对汇率和FDI的研究由来已久，实际汇率对FDI的影响主要有财富渠道和生产成本渠道效应。最早将汇率与FDI联系并模型化的是Dornbush(1973),认为FDI的流入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但还取决于FDI是用于贸易品部门还是非贸易品的投资。Kohlhagan（1977）使用了静态模型分析了货币贬值对跨国公司相对利润率和地点选择的影响。之后的学者提供了汇率与FDI经验证据，Froot &Stein认为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FDI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但Goldberg & Kolstad(1994)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则发现汇率贬值对于FDI无显著影响；Agnes &Lonel 等(2001)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认为汇率的波动不利于吸引FDI。
国内外就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FDI对东道国的对外贸易总量的影响，二是FDI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关于第一个层面，一般理论分析表明，FDI对东道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存在两种截然不同效应：贸易的替代效应和贸易的互补效应。Mundel（1957）在H-O-S模型框架下，证明FDI生产要素的流动可替代国际贸易，减少贸易机会。Adker和Stevens（1974）等通过实证验证了贸易替代理论。70年代以后，贸易替代理论受到了现实的挑战，Schmitz & Helmberge(1970)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得出：FDI促进了贸易，Markuse、Helpmand等从不同的角度验证了贸易的互补效应。Zhang & Flmingham（2001），朱玉杰（2004）等研究了中国总体流入的FDI和贸易之间的互补效应。 有关FDI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国内学者金紫汇（1998）、江小涓（2002）等通过使用相关系数检验，指出FDI优化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但以上综述没有将汇率变动、FDI和进出口国别结构在同一个框架下，直接联系起来，这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汇率变动影响FDI的来源结构，FDI的来源结构导致进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采用占我国进出口总量及FDI来源最大贸易伙伴日本、美国、欧盟、东盟（新加坡）和韩国1986-2003的数据，利用联立方程分析人民币汇率、FDI来源结构对我国进出口国别结构的影响。
一、模型介绍
1.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
芒德尔1957年创立了贸易投资替代论。该模型分析如下：
在两国两要素两产品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定：
(1)A国为资本丰裕 B国为劳动力丰裕
(2)在国际贸易中，根据比较优势，A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B国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b，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
自由贸易时，A国出口a产品，进口b产品，B国则相反，达到贸易平衡，不存在跨国资本流动，当两国间存在贸易壁垒时，情况会发生变化，假定B国对a产品征收关税，必定会导致a产品在B国的价格，受a产品高价刺激，B国的a产品生产部门规模扩大从而推动B国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提高B国资本回报率，受B国资本高额回报率的影响，A国资本必定以FDI形式进入B国，进一步扩大B国a产品的生产规模，由此，两国贸易量会减少，FDI取代了国际贸易。
2.Markuson & Svensson 互补关系模型
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关税引致，且主要是流入出口部门而不是进口替代部门，那么投资和贸易间就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Markuson & Svensson 1983年考察了五种情况，导致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即：技术差异、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的扭曲。
在此选择技术差异进行分析：两国间的技术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彼此间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价格的差异，要素价格差异决定商品贸易生产，贸易产品需要的贸易和非贸易要素表现为合作状态时，商品的贸易必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表现为一种互补性。
二、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汇率、FDI来源结构对我国进出口国别结构的影响，将模型设为：Str=F(FDI, STRt-1,RER)
Str是各国在我国进口或出口的比重，FDI是各国流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Strt-1为相对于当期进口或出口比重前一期的比重，Rer是间接标价法下的实际汇率，方程组为：
Str=c(1)+c(2)FDI+c(3)Str1+U1
工具变量c rer str1
FDI=d(1)+d(2)rer+u2
工具变量 rer str1
我们设定的模型各子方程为恰好识别，在此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LS）系统估计整个方程组，以消除异方差和随机扰动项的跨方程相关干扰，获得各参数一致且渐进有效的估计量。
方程的结构式模型可记为：BY=AX+
其简约式模型可写为：Y=X+U
上述简约式模型反映了先决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之和，估计结构见表：
表1 1986年～2003年出口市场结构2LS估计
表21986年～2003年进口市场结构2LS估计
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韩国实证从1992年～2003年，表中括号内是T值统计量，***代表通过了置信度为5%的显著性检验。本文的原始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三、小结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总结以下结论：
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双边实际汇率影响了美、日、新在华投资，进而影响了三国在华的出口比重。三国情况不同，随着人民币兑日元和新加坡元的贬值，日本和新加坡增加了对华投资，随着 日和新加坡对华投资比重的增加，日本和新加坡在华的出口比重却减少，究其原因是日和新加坡对华投资替代了中日和中新出口贸易，即中日和中新出口贸易与投资属于替代型。而随着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美国增加了对华投资，随着美国对华投资比重的增加，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在上升，中美贸易属于互补关系（德和韩国数据没通过检验）。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总结以下结论：
中国与日本、和东盟（新加坡）的双边实际汇率影响了日、新在华投资，进而影响了二国在华的进口比重。然而，两国情况有所差异，中日双边汇率与日来华投资产生负效应，即随着人民币兑日元的贬值，日本增加了对华投资，同时，日对华投资的比重与我国对日的进口比重存在负效应，即：随着日对华投资比重的增加，我国对日本进口比重却减少，究其原因是日对华投资替代了中日进口贸易，即中日贸易与投资属于替代型。中新双边汇率与新加坡对华投资产生了负相关，随着人民币兑新加坡元的贬值，新加坡增加了对华投资，人民币对新加坡元每贬值1%，新加坡对华投资上升10.96%，新加坡在华投比重与我国对新加坡进口比重成正相关，即随着投资比重的增加我国增加了从新加坡的进口比重，这表明新加坡式的FDI与中新进口贸易不属于替代型，而是互补关系，即投资扩大了贸易（美、德和韩国的数据没通过检验）。
以上对汇率、FDI来源结构和进出口国别结构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三者相互的动态变化过程，结论表明不同经济体对华投资的贸易倾向具有明显差异。正确认识汇率对FDI来源结构影响进而影响进出口国别结构，对于我们制定汇率、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的经济政策，消除汇率、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相互冲突的状况，促进改革我国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 经济评论, 2001.2
[2]罗良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及我国对策选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5.3
[3]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10
[4]Markusen，James．R．(1995)． The Boundaries 0f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0f Economic Perspective ，9，PP169-189
[5]AnthonyJ.Venabhs(1995)．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New Trade Theory WorkingPaper．5036，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6] R. A. Mundel (1957).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47, pp. 321～ 335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人民币实际汇率 FDI来源结构 进出口国别结构 联立方程
对汇率和FDI的研究由来已久，实际汇率对FDI的影响主要有财富渠道和生产成本渠道效应。最早将汇率与FDI联系并模型化的是Dornbush(1973),认为FDI的流入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但还取决于FDI是用于贸易品部门还是非贸易品的投资。Kohlhagan（1977）使用了静态模型分析了货币贬值对跨国公司相对利润率和地点选择的影响。之后的学者提供了汇率与FDI经验证据，Froot &Stein认为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FDI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但Goldberg & Kolstad(1994)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则发现汇率贬值对于FDI无显著影响；Agnes &Lonel 等(2001)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认为汇率的波动不利于吸引FDI。
国内外就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FDI对东道国的对外贸易总量的影响，二是FDI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关于第一个层面，一般理论分析表明，FDI对东道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存在两种截然不同效应：贸易的替代效应和贸易的互补效应。Mundel（1957）在H-O-S模型框架下，证明FDI生产要素的流动可替代国际贸易，减少贸易机会。Adker和Stevens（1974）等通过实证验证了贸易替代理论。70年代以后，贸易替代理论受到了现实的挑战，Schmitz & Helmberge(1970)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得出：FDI促进了贸易，Markuse、Helpmand等从不同的角度验证了贸易的互补效应。Zhang & Flmingham（2001），朱玉杰（2004）等研究了中国总体流入的FDI和贸易之间的互补效应。 有关FDI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国内学者金紫汇（1998）、江小涓（2002）等通过使用相关系数检验，指出FDI优化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但以上综述没有将汇率变动、FDI和进出口国别结构在同一个框架下，直接联系起来，这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汇率变动影响FDI的来源结构，FDI的来源结构导致进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采用占我国进出口总量及FDI来源最大贸易伙伴日本、美国、欧盟、东盟（新加坡）和韩国1986-2003的数据，利用联立方程分析人民币汇率、FDI来源结构对我国进出口国别结构的影响。
一、模型介绍
1.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
芒德尔1957年创立了贸易投资替代论。该模型分析如下：
在两国两要素两产品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定：
(1)A国为资本丰裕 B国为劳动力丰裕
(2)在国际贸易中，根据比较优势，A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B国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b，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
自由贸易时，A国出口a产品，进口b产品，B国则相反，达到贸易平衡，不存在跨国资本流动，当两国间存在贸易壁垒时，情况会发生变化，假定B国对a产品征收关税，必定会导致a产品在B国的价格，受a产品高价刺激，B国的a产品生产部门规模扩大从而推动B国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提高B国资本回报率，受B国资本高额回报率的影响，A国资本必定以FDI形式进入B国，进一步扩大B国a产品的生产规模，由此，两国贸易量会减少，FDI取代了国际贸易。
2.Markuson & Svensson 互补关系模型
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关税引致，且主要是流入出口部门而不是进口替代部门，那么投资和贸易间就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Markuson & Svensson 1983年考察了五种情况，导致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即：技术差异、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的扭曲。
在此选择技术差异进行分析：两国间的技术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彼此间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价格的差异，要素价格差异决定商品贸易生产，贸易产品需要的贸易和非贸易要素表现为合作状态时，商品的贸易必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表现为一种互补性。
二、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汇率、FDI来源结构对我国进出口国别结构的影响，将模型设为：Str=F(FDI, STRt-1,RER)
Str是各国在我国进口或出口的比重，FDI是各国流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Strt-1为相对于当期进口或出口比重前一期的比重，Rer是间接标价法下的实际汇率，方程组为：
Str=c(1)+c(2)FDI+c(3)Str1+U1
工具变量c rer str1
FDI=d(1)+d(2)rer+u2
工具变量 rer str1
我们设定的模型各子方程为恰好识别，在此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LS）系统估计整个方程组，以消除异方差和随机扰动项的跨方程相关干扰，获得各参数一致且渐进有效的估计量。
方程的结构式模型可记为：BY=AX+
其简约式模型可写为：Y=X+U
上述简约式模型反映了先决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之和，估计结构见表：
表1 1986年～2003年出口市场结构2LS估计
表21986年～2003年进口市场结构2LS估计
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韩国实证从1992年～2003年，表中括号内是T值统计量，***代表通过了置信度为5%的显著性检验。本文的原始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三、小结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总结以下结论：
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双边实际汇率影响了美、日、新在华投资，进而影响了三国在华的出口比重。三国情况不同，随着人民币兑日元和新加坡元的贬值，日本和新加坡增加了对华投资，随着 日和新加坡对华投资比重的增加，日本和新加坡在华的出口比重却减少，究其原因是日和新加坡对华投资替代了中日和中新出口贸易，即中日和中新出口贸易与投资属于替代型。而随着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美国增加了对华投资，随着美国对华投资比重的增加，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在上升，中美贸易属于互补关系（德和韩国数据没通过检验）。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总结以下结论：
中国与日本、和东盟（新加坡）的双边实际汇率影响了日、新在华投资，进而影响了二国在华的进口比重。然而，两国情况有所差异，中日双边汇率与日来华投资产生负效应，即随着人民币兑日元的贬值，日本增加了对华投资，同时，日对华投资的比重与我国对日的进口比重存在负效应，即：随着日对华投资比重的增加，我国对日本进口比重却减少，究其原因是日对华投资替代了中日进口贸易，即中日贸易与投资属于替代型。中新双边汇率与新加坡对华投资产生了负相关，随着人民币兑新加坡元的贬值，新加坡增加了对华投资，人民币对新加坡元每贬值1%，新加坡对华投资上升10.96%，新加坡在华投比重与我国对新加坡进口比重成正相关，即随着投资比重的增加我国增加了从新加坡的进口比重，这表明新加坡式的FDI与中新进口贸易不属于替代型，而是互补关系，即投资扩大了贸易（美、德和韩国的数据没通过检验）。
以上对汇率、FDI来源结构和进出口国别结构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三者相互的动态变化过程，结论表明不同经济体对华投资的贸易倾向具有明显差异。正确认识汇率对FDI来源结构影响进而影响进出口国别结构，对于我们制定汇率、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的经济政策，消除汇率、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相互冲突的状况，促进改革我国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 经济评论, 2001.2
[2]罗良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及我国对策选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5.3
[3]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10
[4]Markusen，James．R．(1995)． The Boundaries 0f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0f Economic Perspective ，9，PP169-189
[5]AnthonyJ.Venabhs(1995)．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New Trade Theory WorkingPaper．5036，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6] R. A. Mundel (1957).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47, pp. 321～ 335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