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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学知识分子官僚化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最大的腐蚀剂。这个环境是可怕的,导致了中国大学讲台上没有几个真正能够站到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学者,怎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来？又怎么确保最好的生源？”
对于绝大多数高三学生来说,他们正积极备战临近的高考;对于李静来说,高考却只是一条“后路”。去年10月,重庆市高三学生李静奔赴香港,参加了SAT（Scholastic·Aptitude·Test,俗称“美国高考”)。“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大学,如果实在不行,我只好‘高考’。”李静对记者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国留学人员数量大幅增加,由最初的每年3000人发展到现在每年近13万人。和李静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考生通过SAT、托福、雅思等考试申请留学。有人担心,“留学热”会造成优质生源的流失,对中国高校造成压力;也有人认为,“海归”的孩子们很难适应国内竞争。
5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项贤明,接受了本报专访。
记者:现在中学里出现了“留学热”,您觉得正常吗？
项贤明:我们曾经做过专项研究,在北京、西安、上海、广州等地的调查表明,高中生出国的人群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家里条件比较好,考不上一般大学的;另一类是成绩不错,但是上不了一流大学的。非常优秀的学生选择出国或去香港等地念本科的也呈增加的趋势,一方面和那些大学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的吸引力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从求学者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确实也存在相形见绌的地方。
记者:有些家长不计成本、不惜代价送孩子出国留学,您觉得这是否理性？
项贤明:应该说,国内的家长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后,现在有了更多选择机会,他们看到了国内高等教育与世界最高水平尚有差距。大学要培养的是在社会上能够发现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人才。而国内大学的教师站讲自己研究的很少,大部分人在课程上重复西方人和前人讲的东西。这就导致大多数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往课堂上一坐,记笔记,背下来去考试。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竞争力可想而知。
文凭是最直接体现竞争力的。在西方稍微有些水准的大学,它的文凭几乎是世界通行的。而中国除北大、清华这样国内顶尖学校的文凭,可能大部分国家会承认,一般大学的文凭很多国家不承认。在国内普通大学念书出来和从国外大学念书回来的学生,竞争力肯定不一样。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家长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很正常。
记者:优质生源的流失,会不会造成国内大学生生源整体水平下降？会不会对中国高校造成一定的压力？
项贤明:我认为总体上影响不大,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留学的高中生还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对国内的大学来说,一点儿压力都没有。
西方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是靠学费收入来维持的,所以他们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来吸引学生。国内大学的资源不是靠学生得来的。我们的大学多是靠各级政府财政支持的,资源是从上级来的。所以,对国内高校来讲,优质生源流失的问题没有人去想,除非舆论压力。比如说网上吵北大清华不行了,学生都跑港大去了。但是舆论上的压力对内地高校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
记者:但是中国高校也在改革,国家为高校建设投入了很多资金,比如“985”、“211”工程。
项贤明:首先这些钱可能并没有很好地被用到大学的学科发展上面,都是放在官员手里面,给这项那项开支消耗掉了。
第二,一流大学不是靠钱堆积起来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多人才？很简单,它有一流的教师。全国最优秀的学者都集中到那里去了。这些人在天上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还在做学问。而在现在的高校里,大家都想抢官做。西方大学里处长的位置是服务类的、辅助性的,大学权力的中心在教授手里。而中国的大学往往是处长的位置出来,有一批教授争着去抢,因为当官才能找到资源,找到钱,而找不到钱就做不了研究。现在,大学知识分子官僚化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最大的腐蚀剂。这个环境是可怕的,导致了中国大学讲台上没有几个真正能够站到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学者,怎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来？又怎么确保最好的生源？
记者:留学生回国之后就一定有竞争力吗？有人认为“海归”很难适应国内竞争。
项贤明:理工科的学生回国适应很快,因为他们工作的环境是实验室,国内国外差不多,有的国内实验室硬件设备条件比国外还好。但是如果学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确实较难适应国内环境,因为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研究方法等。
实际上高中生留学还有一个弱势。在国内上大学,会有人脉的积累,同学关系、校友关系等可以互相扶持。而留学回来的学生,毕竟人数不多,而且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回来的,很难联系起来相互支持。
不过,我接触到的很多孩子在国内独立性很差,什么都不做,出国之后拼命想办法适应环境,尽量用很少的钱,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成长很快。
中国社会、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是国际化,如果学生都在国内,对国外什么都不知道,中国要走向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开放,让有能力留学的人出去。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好事情。在国外待几年后回来再建设祖国,比纯粹地在国内大学稀里糊涂地待几年,把时间浪费了要好得多。(《中国青年报》)
对于绝大多数高三学生来说,他们正积极备战临近的高考;对于李静来说,高考却只是一条“后路”。去年10月,重庆市高三学生李静奔赴香港,参加了SAT（Scholastic·Aptitude·Test,俗称“美国高考”)。“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大学,如果实在不行,我只好‘高考’。”李静对记者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国留学人员数量大幅增加,由最初的每年3000人发展到现在每年近13万人。和李静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考生通过SAT、托福、雅思等考试申请留学。有人担心,“留学热”会造成优质生源的流失,对中国高校造成压力;也有人认为,“海归”的孩子们很难适应国内竞争。
5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项贤明,接受了本报专访。
记者:现在中学里出现了“留学热”,您觉得正常吗？
项贤明:我们曾经做过专项研究,在北京、西安、上海、广州等地的调查表明,高中生出国的人群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家里条件比较好,考不上一般大学的;另一类是成绩不错,但是上不了一流大学的。非常优秀的学生选择出国或去香港等地念本科的也呈增加的趋势,一方面和那些大学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的吸引力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从求学者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确实也存在相形见绌的地方。
记者:有些家长不计成本、不惜代价送孩子出国留学,您觉得这是否理性？
项贤明:应该说,国内的家长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后,现在有了更多选择机会,他们看到了国内高等教育与世界最高水平尚有差距。大学要培养的是在社会上能够发现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人才。而国内大学的教师站讲自己研究的很少,大部分人在课程上重复西方人和前人讲的东西。这就导致大多数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往课堂上一坐,记笔记,背下来去考试。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竞争力可想而知。
文凭是最直接体现竞争力的。在西方稍微有些水准的大学,它的文凭几乎是世界通行的。而中国除北大、清华这样国内顶尖学校的文凭,可能大部分国家会承认,一般大学的文凭很多国家不承认。在国内普通大学念书出来和从国外大学念书回来的学生,竞争力肯定不一样。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家长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很正常。
记者:优质生源的流失,会不会造成国内大学生生源整体水平下降？会不会对中国高校造成一定的压力？
项贤明:我认为总体上影响不大,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留学的高中生还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对国内的大学来说,一点儿压力都没有。
西方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是靠学费收入来维持的,所以他们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来吸引学生。国内大学的资源不是靠学生得来的。我们的大学多是靠各级政府财政支持的,资源是从上级来的。所以,对国内高校来讲,优质生源流失的问题没有人去想,除非舆论压力。比如说网上吵北大清华不行了,学生都跑港大去了。但是舆论上的压力对内地高校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
记者:但是中国高校也在改革,国家为高校建设投入了很多资金,比如“985”、“211”工程。
项贤明:首先这些钱可能并没有很好地被用到大学的学科发展上面,都是放在官员手里面,给这项那项开支消耗掉了。
第二,一流大学不是靠钱堆积起来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多人才？很简单,它有一流的教师。全国最优秀的学者都集中到那里去了。这些人在天上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还在做学问。而在现在的高校里,大家都想抢官做。西方大学里处长的位置是服务类的、辅助性的,大学权力的中心在教授手里。而中国的大学往往是处长的位置出来,有一批教授争着去抢,因为当官才能找到资源,找到钱,而找不到钱就做不了研究。现在,大学知识分子官僚化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最大的腐蚀剂。这个环境是可怕的,导致了中国大学讲台上没有几个真正能够站到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学者,怎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来？又怎么确保最好的生源？
记者:留学生回国之后就一定有竞争力吗？有人认为“海归”很难适应国内竞争。
项贤明:理工科的学生回国适应很快,因为他们工作的环境是实验室,国内国外差不多,有的国内实验室硬件设备条件比国外还好。但是如果学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确实较难适应国内环境,因为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研究方法等。
实际上高中生留学还有一个弱势。在国内上大学,会有人脉的积累,同学关系、校友关系等可以互相扶持。而留学回来的学生,毕竟人数不多,而且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回来的,很难联系起来相互支持。
不过,我接触到的很多孩子在国内独立性很差,什么都不做,出国之后拼命想办法适应环境,尽量用很少的钱,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成长很快。
中国社会、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是国际化,如果学生都在国内,对国外什么都不知道,中国要走向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开放,让有能力留学的人出去。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好事情。在国外待几年后回来再建设祖国,比纯粹地在国内大学稀里糊涂地待几年,把时间浪费了要好得多。(《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