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叙介中国私立大学史与湖北高校发展史，中华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与教育部获准的湖北第一所（本科）大学，具有开山之功;钩沉中华大学史，该校的创办人陈时先生倾注毕生的心血、毁家兴学，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此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教育家”（《陈时教育思想与实践》，华中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作为衣钵相承中华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在纪念华中师大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中华大学一百一十周年华诞之际，推出裴高才、陈齐合著的钩沉陈时的首部传记文学作品《中华大学校长陈时》，旨在缅怀先贤，知往鉴来。
　　蓦然回首，笔者进入华师已经四十个年头了。四十年来，从求学到任教，从满头青丝到华发白头，我学于斯、成于斯，也必将终老于斯。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于生命个体而言，韶华易逝，如白驹过隙，相对于我所服务的百年老校来说，四十年的人生亦犹如匆匆过客，或许能留下一点痕迹，也正是那无数痕迹一笔一画地书写着百年老校厚重的历史。华师的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在学校百年庆典上振臂高呼：“华师万岁！”如此说来，今天的华师何尝又不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雏鹰呢，她一定能越飞越高，越飞越远！飞向遥远的未来！
　　“华师万岁！”因为她拥有优秀的文化基因！她是传统中华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现代红色文化的多元交融，氤氲糅合，经过历史沉淀和代际传承，形成了今天华师的风格、华师特色。作为学校的先驱，陈时先生不仅是敢为人先、亲历武昌首义的辛亥志士，而且筚路蓝缕、苦心经营中华大学，四十年弦歌不辍，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永远珍视和铭记的教育遗产。

二

　　教师出身的裴高才先生，以钩沉乡贤“史记”为己任，行走于海峡两岸，广为搜罗有关陈时老校长的原始图文档案、亲历者回忆录与日记，采访知情人士，并认真考订史料，以文学的表现手法写成了这部《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著作，图文并茂地再现了主人公的行状——家世、求学与办学全貌，彰显中华大学的“精、气、神”;叙介了传主早年追随孙中山，留日加入同盟会，回国投身武昌首义，民国肇端功成身退，践行孙中山“学问为立国之本”的思想，致力于教育兴国，倾其家产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同时，作者以感性的笔触，刻画了传主倾注毕生心血，以“成德达材、独立（合作）进取”的校训治校，即使是烽火岁月，仍然历尽艰辛，效法武训“托钵办学”，志业“中华”的壮志豪情;钩沉传主以其人格魅力，凝聚志同道合人士，风雨同舟四十年，非议不予理睬，困难不改其志，官禄不动其心，威武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其办学时间之长，在海内外影响之大，为中国教育史所罕见。陈时因此享有“现代武训”与“南陈北张”之誉。
　　“给史家作材料，为文学开生路”。长期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高才兄，一直以胡适先生的这一理念为目标践行之。在这部传记文学《陈时传》中，他开掘史料多有用力，通过在海峡两岸不懈地“打捞”，以多重史料印证，从总体上归还了陈时校长的历史原生态。概括起来至少有这些特点：首先，叙介了程朱理学对传主父子的影响。以往关于陈时的中短篇文著，大都侧重于日本应庆大学对他办学的影响，次重于张之洞新学的影响，而对陈宣恺、陈时父子少年行状鲜有叙介。本传以多重史料支撑，用“家学渊源”与“新学熏陶”两个小节，独家披露了他们少年时期，在望鲁书院（其前身为二程书院）这个纪念二程的书院，接受程朱理学浸染;陈时还在此经历了从书院教育到新学教育、师范教育的過程，这是他后来倾家办学的前缘;又有陈宣恺在蕲州治教，以及与国学大师黄云鹄（黄侃之父）交游的情景再现等，颇具说服力。
　　其次，以稀见史料再现了传主与中、外名流的交游细节。此前的出版物介绍陈时与胡适、太虚、杜威、泰戈尔等名流的交往，不是十分简略，就是一笔带过。是作通过《结缘太虚》、《杜威讲学》与《泰翁开讲》等章节，详尽介绍了他们交往的来龙去脉，尤其是他们在中华大学讲学始末，并有当事人的诗文唱和相印证，颇有情趣。如，太虚诗赠陈时曰：“未可栖栖笑仲尼，频年我亦惯驱驰。春深大埜来今雨，学讲前川忆古师……”而且经《中华读书报》以《百年前，杜威来武汉》为题，率先披露陈时、余家菊等师生在中、美与杜威的交流史实。台湾《传记文学》则跨年度长篇连载了叙介陈时的首部非虚构文学文本、裴高才著《中国私立大学开山陈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旅居澳洲墨尔本的华侨史学家与作家郭存孝先生读后，特致函《传记文学》，云：“裴先生挖掘有功，旧人新传;精读尊作，甚感钦佩！”
　　再次，补正了传主行状中的多处史实。在“家学渊源”中，订正了陈宣恺的功名是“举人”而非“进士”，时任蕲州学官的名称是“学正”而非“学政”等;在“毁家兴学”一节，首次披露了传主更名“陈时”的过往，当选民初国会议员引发的官司实情;在“演讲风波”中，利用当年书刊、报纸资料，还原校友陈启天在中华大学演讲引发的“演讲风波”真相，说明并非“腐败演讲”，而是门派之见所致;在“交谊任公”小节，订正了有的学者在《光明日报》将当年对“武昌中华大学”的简称“武大”，想当然地误为“武汉大学”的史实，并介绍了1922年梁启超来汉讲学的缘由、主题与具体日程，还考订出下榻汉口“六国饭店”的具体位置;在“风范长留”一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以“平稳改制”、“土改委员”等小节，细说陈时满怀激情地投身新中国新政，以及“陈时案”的发生、发展与平反昭雪梗概，填补了研究陈时的一项空白。
　　最后，作者解读了中华大学校训与时俱进的原委。通过“校友协力”、“坚守‘中华’”等章节，述说陈时通过治校数十年的实践，将创校之初确立的“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校训修改为“成德达材、合作进取”的前前后后，既还原了历史的本真，又给当代教育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标本”，更是华师这个百年名校弦歌不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注重精神的追忆，刻画传主的心灵史，是本书的另一特色。由于历经战火与动乱，中华大学的历史档案支离破碎。所以要追寻那段史实，追忆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式。历史史实可以追忆，隐含在历史史实里的精神也可以追寻。作者通过抢救“活档案”，采访两岸知情人士，同时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让我们从零散的史料中、从当事人当年的文字与知情人的回忆中，呈现传主凝聚有识之士，风雨同舟共建中华大学，以德育立人、智育启人、体育强人、美育化人、劳育励人的“精气神”。诸如，通过“首义精魂”与“毁家兴学”，刻画传主敢为人先投身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初心”，功成身退、毁家办学的“决心”;通过对传主与教职员以诚相待、相互理解的“心心相印”，对学生长善救失、“有教无类”的铺陈，环环相扣，展现其“诚心”与“爱心”;通过“弦歌不辍”与“流寓巴渝”的谋篇布局，描述其宁肯“托钵行乞”，也要保存、播撒教育火种的坚定信念与毅力，勾勒其鞠躬尽瘁、坚守“中华”的“苦心”与“恒心”。正是陈时的人格魅力的潜移默化，师生们历经坎坷和劫难之后，将这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该书援引当事人回忆，陈时留日期间曾与冈村宁次是朋友，并有过诗词唱和;与岸信介、重光葵等也有一定私交。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日本军、政高官“朋友”致函或带口信给陈时，要求陈时留在武汉共建“东亚共荣圈”，可尽享荣华富贵。作者通过引述陈时义正辞严的回绝书信，以及陈氏父子与中华大学师生的口述史料，展现其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凛然民族气节！那时，西迁办学时间紧、任务重，又急需一大笔经费，而政府没有分文补助，陈时只有再次变卖家中田产与房产，把学校先迁宜昌、复迁重庆，在廟堂继续办学。正是陈时人格魅力的感召，海归教育家严士佳放弃高官厚禄追随陈时，在中华大学甘守清贫数十载。是作借助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活灵活现地加以映衬。严氏这样说：“我到中华大学来，确实排除了一切外来的诱惑，愿与陈时校长共甘苦而不去。我想，换一个位置可能钱多一些，可是‘袁大头’不会对我发笑。而我的学生在街上碰到我，老远就笑眯眯打招呼：严老师，我陪您老人家干一杯吧！每想到此，我感到其乐融融！”让人可信、可亲、可感！
　　是作披露，中华大学的武昌本部位于粮道街;流寓重庆时，新校址又处于米市街。可是，陈时却一直为学校“无米下锅”发愁。正所谓“粮道街缺粮，米市街乏米”。在战时重庆，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日机频繁狂轰滥炸，师生备受贫困与死亡的双重煎熬，几乎使陈时无法承受之重。这时，一些好心朋友关切地劝陈时不必那么辛苦，可采取“以学养学”的办法办学，即加收学费。可是，陈时却不以为然，他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坚守当年的承诺：中华大学在私立大学中以最低收费取信于民;或对贫寒学子免收学费，或鼓励学生勤工俭学，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他如是说：“我办中华大学，好比佛教建寺，开头我是大护法，大施主，同时当上了方丈。不久就远出化缘，抗战时等于挂单，沿门托钵……”
　　中华大学校友跃卿与超群等当年在报刊上，发表的《重庆南岸禹王庙内的中华大学》与《抗战中的中华大学》等文章，对学校的整体描述真实可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是作借助这些亲历、亲见史料，讴歌了中华大学流寓重庆时，全校师生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创下后人难以想象的业绩，谱写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四十年间，陈时率领团队中西结合、以校训治校，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及海内外。是作通过述说陈时会同邹昌炽、严士佳等名师，同后为名人俊彦的弟子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陈昌浩、万国权，王亚南、张光年等在校内外互动的故事，诸如联手办校刊、创作新歌与管理学校，请进来、走出去进行文化交流等，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难怪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点赞曰：“陈校长在武汉办了一个中华大学，并设有大、中、小学三部。像这样完善的学校，中国确实罕见。我们知道陈校长热心教育的精神与惨淡经营的情况，特别佩服！”

四

　　“举师范旗帜，铸教育品牌。”陈时父子创办的中华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不靠政府和外国人而独立创办的私立大学，将中国古代兴办私学的教育传统和近代日本、欧美大学体制相结合，开创出符合近现代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模式。而传承历任校友光风，是华师的既有传统。近年来，华师出版社出版的《恽代英全集》、《韦卓民全集》与《章开沅文集》已经成为一种品牌，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此次推出的《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以传记文学的形式追寻开校先驱光风，图文情并茂，文史交融，可谓相得益彰。
　　说到我与高才兄，神交已久。他著述的《田长霖新传》、《首义大都督黎元洪》，分别由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院士与华师的章开沅老校长亲笔作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乡人写家乡人、记家乡事，高才兄已有多部作品问世，在读者和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也深受感动。同时，我与传主、作者又是同乡，虽少小离家，但那块生我、养我的热土，一刻也没有忘怀。更何况陈时先生一手创办的中华大学的根脉，在华中师范大学得以延续和传承，作为黄陂“后浪”，自然对这位黄陂先贤有一种亲切感和崇敬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又是在延续了他亲手创办的中华大学之根脉的华中师范大学教书育人、治学治校，我对他捐资办学的教育救国情怀更为钦佩。值此高才兄大作一书绣梓前夕，我近水楼台先睹为快，特将自己读后所感，以及我对传主的了解，通过此文奉献给读者，算是对陈时先生的纪念，并以此感谢高才兄在华师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之际献给华师的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