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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城、吾木、油米三村居民仍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他们的抗逆能力植根于山地，得益于对自身文化深重的建设。这些来自过去的智慧，总是激起人类情感的回应。在吸纳科学知识、实践自我行动的今天，它正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益的地方策略。
没有任何一种形式能比小农生产更接近可持续的人类生活。
小农的行为，绝非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小农作为“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企业家。事实上，在投入现代的机械动力、化肥和农药之前的“传统农业”范畴内，他是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
金沙江是长江文明的上游，也是亚洲农业起源地之一，农耕与游牧文化在此融合发展。以“老黑谷”“软红米”为代表的山地稻作，种植地海拔超过2680米，被誉为“水稻世界屋脊”。
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主张，稻作起源于金沙江流域，并由此传往亚洲各地。
从热带低热河谷气候，到高原季风气候，高山大河立体而丰富多样的自然生物为纳西山地立体农业提供了优质资源基础，在文明的交融中展现出农业业态的本土性与多样性本质。
宝山大河里有块大石板
纳西山地社区依然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具有恢复力的小农生态文化创新系统”，其多样性、互补性和完整性，也因此成就了她的公平、包容和可持续。
和永军关于石头城之水的故事里，有一块奇异的石头：“宝山大河里有块大石板，在球场或者烽火台那边看得见。雨季水到了，就跑过来了，山上的雨水就下来了。我妈妈说：‘哎，那个石板跑过来了。雨水下来了。’我们纳西的说法，‘雨水下来了’真正的含义不是说下雨了，是说雨季到了，是说地下水、地表水下来了，可以放放心心地去插秧了。”
和永军解释说，“我想应该是水源地的那个盆地水储备足够了，它就慢慢地淌下来。水一下来，它不會停，很久很久都不会停。真的是一个月两月都不会断。再不下雨，一个月一二十天不下雨，它的水都不会断。水就有那么大，它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这跟果乐的那条沟不一样。他们那个沟不管下多大的雨，哗一下子下来，石头大大小小冲下来。雨停了，它也停了。”
现在，人们已经看到了大规模的洪水，更强力的龙卷风，没有雨的雨季，以及更加猛烈的飓风和台风。所谓“百年一见”“五十年一见”的灾害已经变得寻常。当人类由祈求、汲取转向掠夺，由江河、森林到煤炭、石油，再到全球化的资本渗透，现代化进程中改变人类希望的消费主义，使“自然”步步后退。
2009-2013年，云南遭遇“百年一遇”的全省性特大旱灾，“干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损失之大，均为云南省历史少有”。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它本身的生物文化多样性应与产业相匹配，不能一味寻求规模和增长。
山地人群天然地拥有与其他族群和文化不同的思维工具，他们对于本土资源环境条件、实践和技术十分熟悉，对外界补给依赖较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增强地方、群体及个体应对社会环境变迁的综合能力。它也因此展现出无限性的一面，为技术进步和文明发展提供了高度适应山地环境的知识库。
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在许多国家，山地和低地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山地人群不能参与发展，受不到尊重，世界就无法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仍缺少对农业系统气候变化适应性和恢复力的研究，特别是来自社区层面、包含社区声音的山地农业文化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公共意志的公约、立法和政策层面，仍然缺少山地人群的意见，他们对“贫困”的看法与态度是什么？这些“脆弱人群”直接面对气候变化、社会变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路上，前路漫漫。做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审慎的石头城讲述者木文川回应了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有机食品，我持怀疑态度。当然，今后不仅是我们村，大的来讲，我们国家、全世界，农业的出路就是生态农业，别无选择。”
在追求福祉的道路上，山地人群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无法获得足够的教育、卫生和住房，普遍存在的女性歧视行为;在社区领土内实施的项目，缺少对话，缺少社区居民的咨询。
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有超越历史的整体思维。以民族、国家、现代、发展等为由设置的各种途径，与一般民众往往缺少联系。虽然这种离散，也指向某种结合，为差异化的全球生产预设了路径。
“绿色转型”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问题，更是生态公正、社会公正和国际公正的现代文明问题。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担当环境保护责任，与天地同呼吸共兴废;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产业，建设生态文明;最关键的，是摒弃过度掠夺自然、过度剥夺国民的经济模式，这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与环境平衡的必然选择。
目前的扶贫、食物安全、气候变化应对等多项政策和行动，对传统生态文化系统和基于社区的本土管理模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认可。这些知识与技能本可以协助地方和政府更好地回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促进农村社区减贫，创新农业发展路径。
小农生态文化创新系统
纳西人生活于“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他们在梯田上展示的山地耕作制度，对环境的保育和塑造，只是其智慧的冰山一角。
2017年7月，李瑞珍的庄稼也遭受了暴风雨的袭击。但她很乐观。“玉米倒了是天灾，没办法。我们还有豆子、红薯、南瓜，还有好多好多。”
轮作、间作、混种、套种……多样性种植使多种作物同时生长，源源不断地为一家人提供食物，也为李瑞珍提供了自信和乐观的理由。这样的经验和知识，关系到她们的生活福祉，在潜移默化中习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李瑞珍说，“有限的土地里多种一些品种的作物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我们农村地方，以前是能读书的时候就会干活了。那时候，我8岁刚读一年级，就跟着父母一起去干活。我父母那一辈就会套种，我就跟着父母一起学。也没有问过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用问的，自然就是这样。能做什么就要做什么，能干什么就要干什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会了。” 农业对于食物供应至关重要，事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食物生产直接依赖于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地、植被、降雨和日照，这些资源与气候及天气条件存在紧密且无法分割的联系。
农民直接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与自然环境关系极为密切，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敏感。在上万年与自然互动和共同进化的过程中，农人对动植物进行驯化，在土肥水的应用和管理过程中，积累并产生了丰富的农业生物文化多样性，造就了农业体系和适宜的环境。
而工业化农业和围绕它发展起来的“工业化食物体系”早已导致一系列恶性循环：广泛的土地、水资源和生态系统退化;大量化石能源、化学品投入和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丧失;持续的饥饿和微量营养缺乏，急剧增加的肥胖症及与饮食相关的各种疾病;全世界农民生计的穷困。
“我们说了也不算，但能不能呼吁？制定政策的人，能不能在国家层面，禁止生产剧毒农药。没有地方买，怎么用？”木文川的质疑，是直接而尖锐的。土地上的风险源源不断地来自工业技术及其治理体系，而日益增长的信任危机带来了批判性的反思。
“现在的农技站，没有事做，就是在卖几瓶‘乐果’农药。他们能不能搞有机检测，或者是农残物检测？更多地下乡，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鼓励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与农业补贴挂钩。比如，你使用了‘草甘膦’，你今年的农业补贴就取消了，因为检测出来了。”木文川建议，“能不能设立这样一个部门去检查，后面再形成监督机制。这对石头城的生态农业，连同全国、全世界，应该是比较可行的。”
对小农来说，他们开展的生计农业不是为了获得扩大再生产的经营性资本，不是货币伦理取向，而是家庭伦理取向。它的目的是维持家庭生计，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人情往来等各项开支，最终换来是全体家庭成员一生的健康与幸福。
如果一个家庭正处于人生任务最重的生命周期，农户就会主动选择调整土地经营面积，或者改变种植结构，选择效益较高、风险也高的经济作物，乃至大量投入化肥、农药。
生计农业遵循的底线，是控制农业生产风险，从而控制家庭风险。木文川说：“我们把古老的农法，与现代智慧结合起来，通过国家层面、公益层面的倡导，形成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古法核桃油，虽然累一点，可以做。石头城一家20斤，总共4000斤，这是很不错的提质增效，但是销路呢？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不用地膜、不用添加剂，可以不用啊！如果吃可以吃，目前的生活状态能上去那么一丁点，哪个愿意去高价买农药呢？但是老百姓害怕啊！‘我的生活会滑下去，我要追求幸福，要高产量的东西……’现在只能先鼓励大家慢慢地少用，然后才能是不用。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保护传统文化也好，实施生态农业、推广有机食品也好，让从事这种事业的工作者，先达到当地农村的中等生活水平，这个事情才能做得下去。”
现在，世界需要一种根本不同的农业模式——多元生态农业，创造多样化的农业文明——地方与景观。引入科学知识，优化生物多样性，促进不同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以生态策略替代化学输入，实现土壤的长期肥力增长，使生态系统保持健康，居民生计有保障。
植根于代代相传的农耕实践，由此形成了不断适应和更新的知识系统——“生态文化创新系统”。它是世界延续至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解决食物安全、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关键。
“生态文化创新系统”具备生态弹性和恢复力，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是发展中国家宝贵的“活态”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生存的本底，也是人类社会追求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石。
“具有恢复力的小农生态文化创新系统”是中国亿万小农为人类文明贡献的基础性文化建构，满足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科技的工具式需求，更是身份认同的有力武器。它与工业化农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和逻辑，在逆境下表现得更好，更有效。在充分投资和有利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下，还将展现出更大能量：保障农民生计，为不断变化的气候和土地利用提供多样化适应机制，发挥自然和经济逆境缓冲作用;在不同物种之间实施的广泛协同作用，提供多样化农产品，并改善对有害生物的防控，增强适应环境及应对变化的能力;提供新的可能与机遇，增加并扩宽进入新市场和领域的途径，例如生态产品及产地标识、农业旅游、妇女与青年赋权，为农业增加价值。
山地行动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经济秩序”已经脱离传统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限制，全面控制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基础。农业社区传统的价值观念、经济秩序、政治结构等受到猛烈的冲击，丧失文化上的独立身份，经济上沦为附庸。
但纳西山地社区依然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具有恢复力的小农生态文化创新系统”，其多样性、互补性和完整性，也因此成就了她的公平、包容和可持续。
石头城、吾木、油米三村居民仍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他们的抗逆能力植根于山地，得益于对自身文化深重的建设。这些来自过去的智慧，总是激起人类情感的回应。在吸纳科学知识、实践自我行动的今天，它正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益的地方策略。
“乡村复兴，气候变化适应，这么大的课题仅仅依靠我们这群人，依靠我们周边的人是实现不了的。”即使是作为社区领导人，木文川也表达出了无力感。“但至少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想，给周边的人讲，给朋友讲，遇到什么人都讲。特别是我们现在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利配套设施的建設，然后就是乡村道路的建设……”
纳西三村的参与式行动不断地强调重新建立——“地方主体”：根据群体及地方文化确定决策、管理机制，借助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在社群发动、公共组织和管理能力等领域得到成长，在相互塑造的环境中充分实践自己的知识及技能，并运用到发展活动中。
“希望大，压力也大。”木文川认识到在社区推进任意一种公共行动，内生的、持续的动力和机制建设总是首当其冲的困难。“但我们坚信，在很多公益组织、社会民众都注重传统文化，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注重生态与有机，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通过我们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潜移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传统文化。像传统品种，因为我们吃不饱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到了一个可以追求品质、追求身体健康的一个新的时代。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宣传，老百姓没有理由反对我们。”
越来越多的村民已经认识到食品安全、种子主权的问题，也在自行选种、留种、换种，在自家田地里小范围实施安全的种植。也有村民认为，以后年轻人返乡，现在保有的众多作物品种就会成为石头城未来的地方优势。
李瑞珍时常在妇女文艺队的群体里给大家聊自己关于“参与式选育种”的想法：“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要注意食品的健康。去年、今年很多住在城里的人都来石头城买猪，他们只相信我们这里养的。最主要的是食品安全，自己种、自己吃才安全。以前菜都是从丽江买的，现在是除了红事、白事需要从丽江买菜回来，因为家里不够，平时都不买。我们家除了买土豆，其他都不买。我是不想放弃自己选育种，能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
木文川在他的长篇讲述末尾，也给出了希望：“我们发展的空间是足够的。也可以紧紧依靠我们的老年协会，做一些关心下一代的事情。抚养他们成长，要学习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有对纳西文化的崇敬，对我们老祖宗的感恩，对我们乡村的一种情怀。恢复祭祖祭天，还有东巴象形文字，科学与传统结合的一些方法，也要实践。”
石头城、吾木、油米“三村参与式行动研究”的集体行动有可能扩展成为一种地方行为：开展自我认知、自我培训，衡量并评价社区的社会构造，提升自己的研究、行动与对话能力，并实现自我组织，推动社区的发展。
哪怕只收获了几粒种子，也是“小农参与、社区主导的传统生态文化系统和科学知识系统的合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最大的果实。
没有任何一种形式能比小农生产更接近可持续的人类生活。
小农的行为，绝非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小农作为“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企业家。事实上，在投入现代的机械动力、化肥和农药之前的“传统农业”范畴内，他是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
金沙江是长江文明的上游，也是亚洲农业起源地之一，农耕与游牧文化在此融合发展。以“老黑谷”“软红米”为代表的山地稻作，种植地海拔超过2680米，被誉为“水稻世界屋脊”。
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主张，稻作起源于金沙江流域，并由此传往亚洲各地。
从热带低热河谷气候，到高原季风气候，高山大河立体而丰富多样的自然生物为纳西山地立体农业提供了优质资源基础，在文明的交融中展现出农业业态的本土性与多样性本质。
宝山大河里有块大石板
纳西山地社区依然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具有恢复力的小农生态文化创新系统”，其多样性、互补性和完整性，也因此成就了她的公平、包容和可持续。
和永军关于石头城之水的故事里，有一块奇异的石头：“宝山大河里有块大石板，在球场或者烽火台那边看得见。雨季水到了，就跑过来了，山上的雨水就下来了。我妈妈说：‘哎，那个石板跑过来了。雨水下来了。’我们纳西的说法，‘雨水下来了’真正的含义不是说下雨了，是说雨季到了，是说地下水、地表水下来了，可以放放心心地去插秧了。”
和永军解释说，“我想应该是水源地的那个盆地水储备足够了，它就慢慢地淌下来。水一下来，它不會停，很久很久都不会停。真的是一个月两月都不会断。再不下雨，一个月一二十天不下雨，它的水都不会断。水就有那么大，它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这跟果乐的那条沟不一样。他们那个沟不管下多大的雨，哗一下子下来，石头大大小小冲下来。雨停了，它也停了。”
现在，人们已经看到了大规模的洪水，更强力的龙卷风，没有雨的雨季，以及更加猛烈的飓风和台风。所谓“百年一见”“五十年一见”的灾害已经变得寻常。当人类由祈求、汲取转向掠夺，由江河、森林到煤炭、石油，再到全球化的资本渗透，现代化进程中改变人类希望的消费主义，使“自然”步步后退。
2009-2013年，云南遭遇“百年一遇”的全省性特大旱灾，“干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损失之大，均为云南省历史少有”。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它本身的生物文化多样性应与产业相匹配，不能一味寻求规模和增长。
山地人群天然地拥有与其他族群和文化不同的思维工具，他们对于本土资源环境条件、实践和技术十分熟悉，对外界补给依赖较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增强地方、群体及个体应对社会环境变迁的综合能力。它也因此展现出无限性的一面，为技术进步和文明发展提供了高度适应山地环境的知识库。
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在许多国家，山地和低地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山地人群不能参与发展，受不到尊重，世界就无法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仍缺少对农业系统气候变化适应性和恢复力的研究，特别是来自社区层面、包含社区声音的山地农业文化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公共意志的公约、立法和政策层面，仍然缺少山地人群的意见，他们对“贫困”的看法与态度是什么？这些“脆弱人群”直接面对气候变化、社会变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路上，前路漫漫。做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审慎的石头城讲述者木文川回应了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有机食品，我持怀疑态度。当然，今后不仅是我们村，大的来讲，我们国家、全世界，农业的出路就是生态农业，别无选择。”
在追求福祉的道路上，山地人群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无法获得足够的教育、卫生和住房，普遍存在的女性歧视行为;在社区领土内实施的项目，缺少对话，缺少社区居民的咨询。
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有超越历史的整体思维。以民族、国家、现代、发展等为由设置的各种途径，与一般民众往往缺少联系。虽然这种离散，也指向某种结合，为差异化的全球生产预设了路径。
“绿色转型”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问题，更是生态公正、社会公正和国际公正的现代文明问题。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担当环境保护责任，与天地同呼吸共兴废;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产业，建设生态文明;最关键的，是摒弃过度掠夺自然、过度剥夺国民的经济模式，这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与环境平衡的必然选择。
目前的扶贫、食物安全、气候变化应对等多项政策和行动，对传统生态文化系统和基于社区的本土管理模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认可。这些知识与技能本可以协助地方和政府更好地回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促进农村社区减贫，创新农业发展路径。
小农生态文化创新系统
纳西人生活于“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他们在梯田上展示的山地耕作制度，对环境的保育和塑造，只是其智慧的冰山一角。
2017年7月，李瑞珍的庄稼也遭受了暴风雨的袭击。但她很乐观。“玉米倒了是天灾，没办法。我们还有豆子、红薯、南瓜，还有好多好多。”
轮作、间作、混种、套种……多样性种植使多种作物同时生长，源源不断地为一家人提供食物，也为李瑞珍提供了自信和乐观的理由。这样的经验和知识，关系到她们的生活福祉，在潜移默化中习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李瑞珍说，“有限的土地里多种一些品种的作物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我们农村地方，以前是能读书的时候就会干活了。那时候，我8岁刚读一年级，就跟着父母一起去干活。我父母那一辈就会套种，我就跟着父母一起学。也没有问过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用问的，自然就是这样。能做什么就要做什么，能干什么就要干什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会了。” 农业对于食物供应至关重要，事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食物生产直接依赖于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地、植被、降雨和日照，这些资源与气候及天气条件存在紧密且无法分割的联系。
农民直接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与自然环境关系极为密切，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敏感。在上万年与自然互动和共同进化的过程中，农人对动植物进行驯化，在土肥水的应用和管理过程中，积累并产生了丰富的农业生物文化多样性，造就了农业体系和适宜的环境。
而工业化农业和围绕它发展起来的“工业化食物体系”早已导致一系列恶性循环：广泛的土地、水资源和生态系统退化;大量化石能源、化学品投入和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丧失;持续的饥饿和微量营养缺乏，急剧增加的肥胖症及与饮食相关的各种疾病;全世界农民生计的穷困。
“我们说了也不算，但能不能呼吁？制定政策的人，能不能在国家层面，禁止生产剧毒农药。没有地方买，怎么用？”木文川的质疑，是直接而尖锐的。土地上的风险源源不断地来自工业技术及其治理体系，而日益增长的信任危机带来了批判性的反思。
“现在的农技站，没有事做，就是在卖几瓶‘乐果’农药。他们能不能搞有机检测，或者是农残物检测？更多地下乡，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鼓励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与农业补贴挂钩。比如，你使用了‘草甘膦’，你今年的农业补贴就取消了，因为检测出来了。”木文川建议，“能不能设立这样一个部门去检查，后面再形成监督机制。这对石头城的生态农业，连同全国、全世界，应该是比较可行的。”
对小农来说，他们开展的生计农业不是为了获得扩大再生产的经营性资本，不是货币伦理取向，而是家庭伦理取向。它的目的是维持家庭生计，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人情往来等各项开支，最终换来是全体家庭成员一生的健康与幸福。
如果一个家庭正处于人生任务最重的生命周期，农户就会主动选择调整土地经营面积，或者改变种植结构，选择效益较高、风险也高的经济作物，乃至大量投入化肥、农药。
生计农业遵循的底线，是控制农业生产风险，从而控制家庭风险。木文川说：“我们把古老的农法，与现代智慧结合起来，通过国家层面、公益层面的倡导，形成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古法核桃油，虽然累一点，可以做。石头城一家20斤，总共4000斤，这是很不错的提质增效，但是销路呢？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不用地膜、不用添加剂，可以不用啊！如果吃可以吃，目前的生活状态能上去那么一丁点，哪个愿意去高价买农药呢？但是老百姓害怕啊！‘我的生活会滑下去，我要追求幸福，要高产量的东西……’现在只能先鼓励大家慢慢地少用，然后才能是不用。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保护传统文化也好，实施生态农业、推广有机食品也好，让从事这种事业的工作者，先达到当地农村的中等生活水平，这个事情才能做得下去。”
现在，世界需要一种根本不同的农业模式——多元生态农业，创造多样化的农业文明——地方与景观。引入科学知识，优化生物多样性，促进不同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以生态策略替代化学输入，实现土壤的长期肥力增长，使生态系统保持健康，居民生计有保障。
植根于代代相传的农耕实践，由此形成了不断适应和更新的知识系统——“生态文化创新系统”。它是世界延续至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解决食物安全、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关键。
“生态文化创新系统”具备生态弹性和恢复力，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是发展中国家宝贵的“活态”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生存的本底，也是人类社会追求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石。
“具有恢复力的小农生态文化创新系统”是中国亿万小农为人类文明贡献的基础性文化建构，满足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科技的工具式需求，更是身份认同的有力武器。它与工业化农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和逻辑，在逆境下表现得更好，更有效。在充分投资和有利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下，还将展现出更大能量：保障农民生计，为不断变化的气候和土地利用提供多样化适应机制，发挥自然和经济逆境缓冲作用;在不同物种之间实施的广泛协同作用，提供多样化农产品，并改善对有害生物的防控，增强适应环境及应对变化的能力;提供新的可能与机遇，增加并扩宽进入新市场和领域的途径，例如生态产品及产地标识、农业旅游、妇女与青年赋权，为农业增加价值。
山地行动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经济秩序”已经脱离传统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限制，全面控制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基础。农业社区传统的价值观念、经济秩序、政治结构等受到猛烈的冲击，丧失文化上的独立身份，经济上沦为附庸。
但纳西山地社区依然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具有恢复力的小农生态文化创新系统”，其多样性、互补性和完整性，也因此成就了她的公平、包容和可持续。
石头城、吾木、油米三村居民仍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他们的抗逆能力植根于山地，得益于对自身文化深重的建设。这些来自过去的智慧，总是激起人类情感的回应。在吸纳科学知识、实践自我行动的今天，它正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益的地方策略。
“乡村复兴，气候变化适应，这么大的课题仅仅依靠我们这群人，依靠我们周边的人是实现不了的。”即使是作为社区领导人，木文川也表达出了无力感。“但至少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想，给周边的人讲，给朋友讲，遇到什么人都讲。特别是我们现在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利配套设施的建設，然后就是乡村道路的建设……”
纳西三村的参与式行动不断地强调重新建立——“地方主体”：根据群体及地方文化确定决策、管理机制，借助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在社群发动、公共组织和管理能力等领域得到成长，在相互塑造的环境中充分实践自己的知识及技能，并运用到发展活动中。
“希望大，压力也大。”木文川认识到在社区推进任意一种公共行动，内生的、持续的动力和机制建设总是首当其冲的困难。“但我们坚信，在很多公益组织、社会民众都注重传统文化，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注重生态与有机，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通过我们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潜移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传统文化。像传统品种，因为我们吃不饱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到了一个可以追求品质、追求身体健康的一个新的时代。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宣传，老百姓没有理由反对我们。”
越来越多的村民已经认识到食品安全、种子主权的问题，也在自行选种、留种、换种，在自家田地里小范围实施安全的种植。也有村民认为，以后年轻人返乡，现在保有的众多作物品种就会成为石头城未来的地方优势。
李瑞珍时常在妇女文艺队的群体里给大家聊自己关于“参与式选育种”的想法：“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要注意食品的健康。去年、今年很多住在城里的人都来石头城买猪，他们只相信我们这里养的。最主要的是食品安全，自己种、自己吃才安全。以前菜都是从丽江买的，现在是除了红事、白事需要从丽江买菜回来，因为家里不够，平时都不买。我们家除了买土豆，其他都不买。我是不想放弃自己选育种，能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
木文川在他的长篇讲述末尾，也给出了希望：“我们发展的空间是足够的。也可以紧紧依靠我们的老年协会，做一些关心下一代的事情。抚养他们成长，要学习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有对纳西文化的崇敬，对我们老祖宗的感恩，对我们乡村的一种情怀。恢复祭祖祭天，还有东巴象形文字，科学与传统结合的一些方法，也要实践。”
石头城、吾木、油米“三村参与式行动研究”的集体行动有可能扩展成为一种地方行为：开展自我认知、自我培训，衡量并评价社区的社会构造，提升自己的研究、行动与对话能力，并实现自我组织，推动社区的发展。
哪怕只收获了几粒种子，也是“小农参与、社区主导的传统生态文化系统和科学知识系统的合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最大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