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好写序的人，尤其不喜欢代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倘是戏子，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将‘好’叫进去，待到上台时候，一面—齐开进来。”(《准风月谈·序的解放》)。为了回避“吹鼓手”“戏子”之嫌，我决意不为“代序”，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包括我指导过的几位博士生。不过，经过解释，博士生们已经理解了我的初衷。导师为博士生写序，似乎成为一种“专利”，我愿意放弃这种“专利”。这篇序言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了“主编”，总要讲几句话。
　　人们常用“图书大世界”形容图书之多。的确，世界充满图书，图书充塞世界，图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生活在图书的层层包围之中。人们常用书山、书海、汗牛充栋、恒河沙数、连窗委栋、擢发难数、积如丘山等词语形容图书之多，一点儿也不过分。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国，众多褒贬不一的“读书迷”，有五花八门的称号，清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六云：
　　汉世目郑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晋杜预为“左传癖”，人目之日：“武库”，言胸中无所不有也。江裙目许懋为“经史笥”；梁世目任防为“五经笥”；褚遂良目谷那律为“九经库”；又目虞世南为“行秘书”，皆美其淹识群书也。至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刘柳惟读《老子》，迪每轻之，柳日：“卿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矣。”唐李善淹贯古今，不能属辞，人号“书簏”；齐陆澄世称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不就，王俭戏之日：“陆公，‘书厨’也。”似犹有讽焉。他如宋宜黄李鄂，文学浩博，人号为“书厨”；福清郑格，博闻强记，时亦号“书厨”；莆田李纲，通诸史百家，人亦目为“书厨”；通州张大中，群经百氏，一览不忘，人目为“黑漆书厨”；邛州吴时敏，于为文未尝属稿，人目之为“立地书厨”；明武进陈济，六经子史、无不究竟，时称为“两脚书厨”；南海唐奎，遍览诸书，称为“唐书柜”。或有过誉，要皆美词也。
　　随便打开一部词典，就会出现由“书”组成的关键词滚滚而来，如：书卷、书帙、书城、书籍、书笈、书笥、书香、书院、书袋、书钞、书桌、书台、书种、书影、书录、书虫、书囊、书楼、书厄、书跋、书口、书脊、书缝、书祸、书价、书史由图书而命名的斋堂室名也很多，如读书堂(司马光)、紬书阁(叶梦得)、万卷楼(尤袤)、野史亭(元好问)、汲古阁(毛晋)、赖古堂(周亮工)、士礼居(黄丕烈)、思适斋(顾广圻)、十驾斋(钱大昕)、积古斋(阮元)、四当斋(章钰)、双鉴楼(傅增湘)、瓜蒂庵(谢国祯)甘桁著《斋名集观》(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著录的1000多个室名大多都与图书有关。与图书有关的行业也很多，如书店、书铺、书局、书肆、书林、编撰家、出版家、发行家、藏书家、校勘家、辨伪家、辑佚家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少生意都和图书有关。与图书有关的故事也很多，如囊萤、警枕、映雪、三余、三上、推敲、祭书、断织劝学、凿壁偷光、一字之师、著书自娱、露钞雪纂、断齑划粥、十年磨一剑、三年不窥园、头悬梁、锥刺骨詹文元等编《勤学成才故事160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讲的都是与图书有关的故事。该书第76则故事云：唐代武后年间，河阴有位叫郗珍的人，家贫如洗，但酷爱读书。晚上没有灯光，不能读书，非常苦闷。突然发现富户邻居的墙角有一线灯光，郗珍便仿照汉代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把透光的缝隙凿大，趴在地上读书，津津有昧。后来，邻居发现了这个秘密，一纸诉状把郗珍告上官府，诬称郗珍意欲盗窃财物。郗珍实话实说，称自己为了借光读书，并无它意。县官康廷芝亲自审理此案。他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作出一审判决，他在《对求邻壁光判》中说：
　　郗珍荷衣横带，缉柳编蒲，有贱赢金，将希片玉。南都自富，北郭实贫。殊谢梁鸿，不求因热。乃如苏季，愿借余光。已接武于匡衡，方齐纵于宁越。室仞非邃，未窥夫子之墙；纺绩可兼，辄凿邻人之壁。情非窃伏，事涉穿窬。抑有前闻，宜征故实。请从按记，不合论辜。(《全唐丈》卷260(《康廷芝》)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广武，因在黄河南岸，唐称河阴县。与图书有关的学问更是多如牛毛、如周易学、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学、史记学、汉书学、尔雅学、本草学、水经学、通鉴学、文选学、四库学、红学、经学、史学、子学、编撰学、版本学、传播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阅读学、目录学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研究向细密发展，学中有学，学又有学，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匮矣。
　　历代图书知多少?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就拿线装古籍来说，我在《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曾经进行过一次粗略统计，共得线装书174380种，去其重复(还有少数现代著作、平装图书等)，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总数当不少于15万种。如果加上复本，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当不会少于1000万册。历时15年编撰成功的《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79337卷，共计9.97亿字。18世纪中叶，法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共计2268万字，《四库全书》是它的44倍。若把《四库全书》约4000万页逐一摊开，首尾相接，可绕地球赤道1.34周，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见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实际上，古代图书可分两个大类：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二者相比，由于自然老化、天灾人祸等原因，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历代许多文献学家都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无功而返，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浩如烟海”四个字作为结论了。
　　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没有“单干户”。现在，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编辑出版专业有“古籍编撰史”“古籍出版史”等：图书馆学专业有“古籍分类”“古籍编目”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古籍校勘”“古籍辨伪”等。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壁垒分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有中分天下、一决雌雄之势。静言思之，这些学科局于一隅，实则专科文献学，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对于各个专业来说，从微观上划分“势力范围”，固然需要，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亦不可或缺。只讲微观，不讲宏观，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局者“迷”在微观，旁观者“清”在宏观。从横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大干世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纵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悠悠岁月，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当局者” 跳不出一地、一时、一人、一书的狭小范围，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能“会通”地研究问题，因而迷惑不解。苏轼《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是“当局者迷”的形象写照。
　　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经由图书出版、图书传播、图书收藏、图书阅读、图书变异、图书整理，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其中，“传播”包括书业中心、畅销书、中外交流等：“收藏”包括目录、分类、保护等；“阅读”包括标点、训诂、检索、翻译等；“变异”包括伪书、散佚等；“整理”包括校勘、辨伪、散佚等。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环环相扣、周而复始、螺旋式上升、不断发展的历史。
　　基于上述认识，我拟把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分为《中国图书编撰史》《中国古书编例史》《中国图书官修史》《中国图书序跋史》《中国古代图书的著作权》《中国图书抄写史》《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图书刻印史》《中国图书版本学》《中国图书装帧史》《中国图书插图史》《中国图书发行史》《中国图书广告史》《中国古代禁书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国古代聚书史》《中国古代秘书省藏书史》《中国图书亡佚史》《中国图书目录史》《中国图书分类史》《中国图书保护史》《中国图书阅读史》《中国图书训诂史》、《中国图书翻译史》《中国图书整理史》《中国图书校勘史》《中国图书辨伪史》《中国图书散佚史》《中国图书与生态文化史》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题目。
　　作为一位教师，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读书、著书、教书的一生。生活就是图书，图书就是生活。用“嗜书如命”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除了文盲，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图书，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图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爱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鲁迅先生也很爱书，他说：
　　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而已集·读书杂谈》)
　　早就想编一套关于图书文化的丛书，表达我们对于图书的无限感激之情。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收入《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的暂时只有以下16种著作：
　　(一)(《中国古代图书史》
　　曹之著
　　(二)《中国古籍编撰史》
　　曹之著
　　(三)(《中国古书编例史》
　　马刘凤著
　　(四)《中国图书官修史》
　　霍艳芳著
　　(五)《中国图书序跋史》
　　王国强著
　　(六)《中国古代图书的著作权》
　　李明杰著
　　(七)《中国图书抄写史》
　　黄鹏著
　　(八)《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曹之著
　　(九)(《中国古籍版本学》
　　曹之著
　　(十)《中国图书发行史》
　　孙文杰著
　　(十一)《中国图书广告史》
　　王海刚著
　　(十二)《中国古代秘书省藏书史》
　　郭伟玲著
　　(十三)《中国图书散佚史》
　　李玉安著
　　(十四)《中国图书目录史》
　　王新才等著
　　(十五)《中国古代的藏书印》
　　吴芹芳等著
　　(十六)《中国图书校勘史》
　　罗积勇等著
　　其中，《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中国古籍编撰史》三书已于多年前出版，社会反映尚可。武汉大学出版社坚持要把三书纳入《丛书》一并出版，我也只好遵命，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美意。《丛书》作者大多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有的已是教授(研究馆员)或博士生导师，且已出版过多种著作，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写作经验。2007年底，《丛书》初定书名、著者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几年来，作为主编，我做了以下事情：(一)草拟分册提纲。提交编务会议进行讨论，以期集思广益，统一认识。(二)编制《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资料索引》。把知见材料公布于众，按照内容发给著者参阅。(三)举办小型资料展览会。2008年3月1日至4月30日，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举办了一次小型资料展览会，我把自己的部分读书笔记《目耕录》42册、剪报资料《刀耕录》40册和私人藏书97册，面向《丛书》著者公开展出，读者可以抄写、复印或拍照。资料者，天下之公器也。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大家，资源共享(详《图书情报知识》2008年第3期卷首语)。(四)互通情报。著者遇到什么问题，可随时通过各种方式向主编反映；主编如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有什么新的“发现”，可随时向著者“通气”。(五)借阅图书。《丛书》著者随时可以向主编借阅有关资料，主编藏书犹如《丛书》的“资料室”“图书室”，全天候面向各位著者。(六)从2007年底到2011年，先后八次召开编务会，并印发会议简报。每次会议重点强调两个问题：一是抓紧时间，时不我待。既然我们已经签订合同，作出承诺，就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二是创新意识，宁缺勿滥。大家认为，如果没有创新之处，宁可不写，不能徒灾梨枣。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珍惜这次机会，精心打造传世之作；否则，无法向读者交待，无脸见“江东父老”。此外，还就书名、编例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统一认识。(七)阅读了《丛书》初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不过，还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时间下限问题。《丛书》的时间下限一般定在辛亥革命(1911年)清代灭亡为止，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图书的内容或超越此界。二是关于《丛书》的整合问题。由于《丛书》内容较广，涉及问题较多，加上各位著者认识水平不一，各书之间或有重复、间有不大统一的地方，敬祈读者谅解。当然，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聚讼纷纭，还没有形成共识，著者各抒己见，也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吧!
　　现在，《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对各位著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没有各位著者的密切配合，编制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要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编制这套《丛书》也是不可能的。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曹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