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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它首先是一种价格。在某种意义上，汇率也是一个国家的商品和资产的对外“总价格”。人民币汇率改革当前尤其引人瞩目，这是由中国内外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从国内看，当前中国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汇率作为价格，将对要素资源配置的调节起重要作用。
从国际看，危机后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前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去年又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单一经济体，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一定影响，时常成为国际经济与政治博弈的焦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近20位专家学者，从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政策评估角度入手开展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结论是，中国采取渐进式汇率制度改革是成功的。2005年开始的汇率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较小，缓解了汇率和国际收支失衡，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明确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方向，也给外向型企业的升级转型留出了时间，银行业资产质量保持良好。
澄清六大误区
上述基本结论，有助于澄清国内外目前还存在的六个认识误区：
误区一：汇率升值是国际上限制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阴谋。每当美国想要施加压力的时候，这种阴谋论往往会引起许多共鸣。已有研究表明，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小幅度的汇率低估在一定时期内对保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有一定好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其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快于其他经济体，因此汇率升值的趋势是难以避免的，适度升值对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是有利的。
假如中国和美国都只生产一种产品——牛仔裤，唯一的投入是劳动。开始牛仔裤在中国价格为10元，在美国为1美元，那么中美汇率应该是10∶1。五年后如果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牛仔裤在中国只要5元，美国还是1美元。按理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升值到5∶1。这时人民币如果不升值，1美元就可以买两条牛仔裤。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价格下降的好处，我们可以占有牛仔裤市场并获得贸易盈余，但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
这是个简化的例子，在现实情况下，汇率不只决定于劳动生产率，还受实际供求影响，汇率扭曲还会带来资源要素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配置失衡，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等等。
误区二：汇率升值会对出口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理由是出口行业利润空间很小，一旦升值，企业都要倒闭。但根据课题组对18万家规模以上企业连续九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汇率升值过程中，的确有一些外向型企业倒闭了，但是中国的净出口仍然保持快速增长。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出口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虽然低，但资金周转快，资本利润率较高，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要高于很多人的估计；第二，企业面对汇率波动，会采取一定的汇率风险控制措施，可以减少成本；第三，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很大比例是外商投资企业，其在中国的工厂实际上承担了成本中心的作用，汇率波动对成本的影响在跨国公司内部被消化了；第四，也是最根本的，外向型企业及时调整了出口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加快产业转型。
误区三：汇率调整会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造成实质性冲击。根据模型估算结果，2007年和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每年升值7％左右。如果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不升值，虽然中国每年的GDP还可以再增加0.28个百分点，但是很多不该生产、不该出口的消耗资源的产品被生产了，被出口了。
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中国通货膨胀率将比原来上升0.42个百分点、工人实际工资下降0.07个百分点、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会增加0.2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过去20％的汇率渐进升值，我们现在面临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各种结构性问题会更严重。
误区四：渐进式汇率改革不可行，会导致货币政策的被动、通货膨胀的失控以及资产泡沫问题。在渐进式汇率改革过程中，上述的货币投放量增加、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问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存在。但是，中国央行通过票据对冲、资本流动控制等手段，在这一阶段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稳定了宏观经济形势，这也为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奠定了基础。
这也表明，渐进式汇率改革在中国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此外，中国制造业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渐进式汇率改革有助于明确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为制造业升级和转型留下了调整的时间。
误区五：中国外汇储备存量巨大，汇率升值会带来巨大损失。这是一直很纠结我们的问题。的确，汇率升值会带来一定的外汇储备资产的账面损失，但是只要货币不兑换，这种损失就只是账面上的。如果投资运用得好，就不一定是实质上的损失，关键在于用好现有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对中国长期发展有利的、高回报的资产，购买有助于增进国民福利的消费品等。
中国改革的一项重要经验就是，不能只看存量，更要看增量。如果为了保证2万多亿美元外汇资产的不贬值，而被迫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对我们将更不利。只要保持外汇储备资产的总量不再继续增加，即使有一些汇兑损失，也可以通过经济总量的扩张来消除。
误区六：2005年以来的汇率改革没有在根本上消除汇率失衡的局面。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一些外国的政府和学界。课题组用了三种不同的模型进行了估算，总的结论是，经过2005年开始的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对均衡水平的偏离有了明显地减少。
不同的模型，结论有所不同，有人认为现在存在低估，有人认为存在高估，但是对均衡值的偏离并不大。我们总体上认同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均衡值还有一定的低估，但是低估程度不到10％。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0％至40％，这种说法是没根据的。
“十二五”汇改建议
2005年开始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有助于提高服务业比重，促进出口型企业的结构升级，增加消费支出，提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促进国内市场发育，这些都是中国“十二五”期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所重点追求的。
基于这些评估，我们对“十二五”以及未来更长时间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有十方面建议。
第一，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取向是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近中期仍须真正落实有管理的浮动，逐步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用足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汇价波动幅度，逐步减少央行对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的直接干预。
第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宜继续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一次性大幅升值既不必要也不可行，尤其是目前中美两国通货膨胀水平不同，对实际汇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三，真正落实一揽子货币的参照体系，逐渐从关注双边汇率稳定转向多边汇率（有效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维护中国出口产品的总体竞争力。
第四，相机抉择，通过小幅、渐进的升值消除汇率失衡。当国内外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就业状况良好、产业发展基础扎实、监管环境明显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应及时抓住时机调整。要不然，等到国内外形势严峻了，想调也调不了。
第五，确立经常项目顺差的内部调控目标，争取把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保持在5％以内。2003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平均为3.75％，在2006年－2008年连续超过5％后，2009年底已回落至5％左右。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在5％以内的目标经过一定努力是可以达到的。过高的经常项目顺差以及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对中国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第六，通过多种手段实现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包括：加大对国外商品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加大国外优质服务（如高等教育服务）的购买；减少没有用汇需求的境外上市；放宽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扩大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外金融投资；进一步放宽境外放款资格条件和规模，放宽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等融资限制并允许所筹资金购汇汇出等。
第七，建立外汇储备增量调控目标。在“十二五”期间使每年的外汇储备增量减少500亿－1000亿美元，争取到2015年基本实现外汇储备不再明显增加，同时做好存量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在渐进升值的条件下，只要外汇储备资产总量不再持续增加，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逐步消化升值带来的外汇资产损失。
第八，加大短期资本流动管理，遏制短期套利资金流入，为政策调整和汇率制度改革争取时间。在近中期可采取建立企业分类管理制度，加强对贸易项下外汇资金收结汇真实性审核。加强借用外债管理，提高贸易信贷管理效率。
第九，借鉴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教训。避免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为减轻货币升值压力而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些错误政策选择最后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我们认为，德国在汇率调整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
第十，“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汇率在内的价格改革是关键。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价格的力量，不能过分依靠行政的手段。当然，汇率只是价格的一种，汇率改革应与价格改革、利率改革、资源税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一揽子措施进行综合配套。对于人民币汇率上升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压力，应该通过针对性的信贷和财税手段予以缓解。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从国内看，当前中国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汇率作为价格，将对要素资源配置的调节起重要作用。
从国际看，危机后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前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去年又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单一经济体，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一定影响，时常成为国际经济与政治博弈的焦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近20位专家学者，从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政策评估角度入手开展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结论是，中国采取渐进式汇率制度改革是成功的。2005年开始的汇率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较小，缓解了汇率和国际收支失衡，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明确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方向，也给外向型企业的升级转型留出了时间，银行业资产质量保持良好。
澄清六大误区
上述基本结论，有助于澄清国内外目前还存在的六个认识误区：
误区一：汇率升值是国际上限制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阴谋。每当美国想要施加压力的时候，这种阴谋论往往会引起许多共鸣。已有研究表明，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小幅度的汇率低估在一定时期内对保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有一定好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其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快于其他经济体，因此汇率升值的趋势是难以避免的，适度升值对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是有利的。
假如中国和美国都只生产一种产品——牛仔裤，唯一的投入是劳动。开始牛仔裤在中国价格为10元，在美国为1美元，那么中美汇率应该是10∶1。五年后如果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牛仔裤在中国只要5元，美国还是1美元。按理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升值到5∶1。这时人民币如果不升值，1美元就可以买两条牛仔裤。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价格下降的好处，我们可以占有牛仔裤市场并获得贸易盈余，但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
这是个简化的例子，在现实情况下，汇率不只决定于劳动生产率，还受实际供求影响，汇率扭曲还会带来资源要素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配置失衡，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等等。
误区二：汇率升值会对出口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理由是出口行业利润空间很小，一旦升值，企业都要倒闭。但根据课题组对18万家规模以上企业连续九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汇率升值过程中，的确有一些外向型企业倒闭了，但是中国的净出口仍然保持快速增长。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出口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虽然低，但资金周转快，资本利润率较高，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要高于很多人的估计；第二，企业面对汇率波动，会采取一定的汇率风险控制措施，可以减少成本；第三，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很大比例是外商投资企业，其在中国的工厂实际上承担了成本中心的作用，汇率波动对成本的影响在跨国公司内部被消化了；第四，也是最根本的，外向型企业及时调整了出口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加快产业转型。
误区三：汇率调整会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造成实质性冲击。根据模型估算结果，2007年和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每年升值7％左右。如果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不升值，虽然中国每年的GDP还可以再增加0.28个百分点，但是很多不该生产、不该出口的消耗资源的产品被生产了，被出口了。
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中国通货膨胀率将比原来上升0.42个百分点、工人实际工资下降0.07个百分点、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会增加0.2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过去20％的汇率渐进升值，我们现在面临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各种结构性问题会更严重。
误区四：渐进式汇率改革不可行，会导致货币政策的被动、通货膨胀的失控以及资产泡沫问题。在渐进式汇率改革过程中，上述的货币投放量增加、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问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存在。但是，中国央行通过票据对冲、资本流动控制等手段，在这一阶段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稳定了宏观经济形势，这也为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奠定了基础。
这也表明，渐进式汇率改革在中国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此外，中国制造业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渐进式汇率改革有助于明确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为制造业升级和转型留下了调整的时间。
误区五：中国外汇储备存量巨大，汇率升值会带来巨大损失。这是一直很纠结我们的问题。的确，汇率升值会带来一定的外汇储备资产的账面损失，但是只要货币不兑换，这种损失就只是账面上的。如果投资运用得好，就不一定是实质上的损失，关键在于用好现有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对中国长期发展有利的、高回报的资产，购买有助于增进国民福利的消费品等。
中国改革的一项重要经验就是，不能只看存量，更要看增量。如果为了保证2万多亿美元外汇资产的不贬值，而被迫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对我们将更不利。只要保持外汇储备资产的总量不再继续增加，即使有一些汇兑损失，也可以通过经济总量的扩张来消除。
误区六：2005年以来的汇率改革没有在根本上消除汇率失衡的局面。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一些外国的政府和学界。课题组用了三种不同的模型进行了估算，总的结论是，经过2005年开始的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对均衡水平的偏离有了明显地减少。
不同的模型，结论有所不同，有人认为现在存在低估，有人认为存在高估，但是对均衡值的偏离并不大。我们总体上认同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均衡值还有一定的低估，但是低估程度不到10％。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0％至40％，这种说法是没根据的。
“十二五”汇改建议
2005年开始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有助于提高服务业比重，促进出口型企业的结构升级，增加消费支出，提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促进国内市场发育，这些都是中国“十二五”期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所重点追求的。
基于这些评估，我们对“十二五”以及未来更长时间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有十方面建议。
第一，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取向是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近中期仍须真正落实有管理的浮动，逐步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用足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汇价波动幅度，逐步减少央行对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的直接干预。
第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宜继续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一次性大幅升值既不必要也不可行，尤其是目前中美两国通货膨胀水平不同，对实际汇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三，真正落实一揽子货币的参照体系，逐渐从关注双边汇率稳定转向多边汇率（有效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维护中国出口产品的总体竞争力。
第四，相机抉择，通过小幅、渐进的升值消除汇率失衡。当国内外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就业状况良好、产业发展基础扎实、监管环境明显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应及时抓住时机调整。要不然，等到国内外形势严峻了，想调也调不了。
第五，确立经常项目顺差的内部调控目标，争取把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保持在5％以内。2003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平均为3.75％，在2006年－2008年连续超过5％后，2009年底已回落至5％左右。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在5％以内的目标经过一定努力是可以达到的。过高的经常项目顺差以及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对中国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第六，通过多种手段实现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包括：加大对国外商品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加大国外优质服务（如高等教育服务）的购买；减少没有用汇需求的境外上市；放宽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扩大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外金融投资；进一步放宽境外放款资格条件和规模，放宽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等融资限制并允许所筹资金购汇汇出等。
第七，建立外汇储备增量调控目标。在“十二五”期间使每年的外汇储备增量减少500亿－1000亿美元，争取到2015年基本实现外汇储备不再明显增加，同时做好存量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在渐进升值的条件下，只要外汇储备资产总量不再持续增加，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逐步消化升值带来的外汇资产损失。
第八，加大短期资本流动管理，遏制短期套利资金流入，为政策调整和汇率制度改革争取时间。在近中期可采取建立企业分类管理制度，加强对贸易项下外汇资金收结汇真实性审核。加强借用外债管理，提高贸易信贷管理效率。
第九，借鉴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教训。避免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为减轻货币升值压力而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些错误政策选择最后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我们认为，德国在汇率调整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
第十，“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汇率在内的价格改革是关键。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价格的力量，不能过分依靠行政的手段。当然，汇率只是价格的一种，汇率改革应与价格改革、利率改革、资源税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一揽子措施进行综合配套。对于人民币汇率上升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压力，应该通过针对性的信贷和财税手段予以缓解。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