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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现在正将虚拟现实试用于各种心理问题的治疗，从恐高症到疼痛控制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一而足。
莱斯利·夏内尔坦言，他是个非典型病人。昵称“夏恩”的夏内尔，是一名注册飞行员，已在军中服役24年。他整天跟阿帕奇直升机打交道，却是个恐高症患者。虽然可以开飞机，也能在阿帕奇飞行时坐在敞开的门沿处，可他不敢登上两三层楼高的地方，也不敢驾车驶过桥梁。
在牛津一家装修时尚的初创公司里，我见到了夏恩，他语速很快，紧张得浑身冒汗，来这里是要接受虚拟现实疗法，以治疗他的恐高症。当下，虚拟现实疗法颇具争议，有人说虚拟现实只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手段，另有人则认为，虚拟现实本身就是心理治疗。不管怎么说，心理学家现在正将虚拟现实试用于各种心理问题的治疗，从恐高症到疼痛控制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一而足。
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人：认知行为治疗师波利·哈塞尔顿坐在一台曲面电脑显示器前，他盯着夏恩并偶尔发问。牛津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该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丹尼尔·弗里曼则注视着夏恩的每一个动作。弗里曼解释说，有三种常见的恐高症：担心从高处跌落；担心站立的地方突然垮塌；担心自己会从高处跳下去，即“来自虚空的召唤”。夏恩属于第一种。
戴上虚拟现实头盔（即头戴式显示器，简称HMD）后，夏恩沉浸在一个虚拟的3D世界里，他的任务是登上纽约一栋10层建筑的4楼，拯救一只被困在室内树上的猫咪。
夏恩操纵一个手柄，将虚拟现实中的自己推到靠近猫咪的一个小平台上。年近六旬的他原本健壮结实，外表坚强，但现在已坚强不再。他提高了嗓门，身體颤抖着，攀扶着虚拟的树枝向前移动。而在现实中，他的双脚也小心翼翼地挪动着，突然间又停了下来，呼吸也变得更加粗重、短促。
“你的表现很棒！”哈塞尔顿说。
“你们不知道这有多难！”夏恩喘着气说，“到这儿来，猫咪。”然后他停了下来，说：“不成，够不到它。啊，不！必须要回来了！”
再次尝试，夏恩谨慎地向前移动，目光中透着急切。他伸出手去抓小猫咪，然后在虚拟世界里安全地返回了。
任务完成！夏恩摘下头盔，语速却更快了：“我的焦虑值很高，超级高。”
“你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吧？”弗里曼平静地问。
“是的。我起初打心眼里不想去那里（虚拟中的4楼），只好在内心告诉自己实际上身处牛津的一个房间，不是在那里。‘一切OK，放手去做就是了。’”
目前有10多个人在接受这种治疗（不久后将扩充至100人），夏恩是其中之一。他表示，这种疗法已经有了一些效果。“昨天，我和女儿一起去玩过山车，以前我从未玩过。虽然我们坐的是小型过山车，但这仍然是一种进步，”今天他在虚拟世界里待了大约20分钟，却已经疲惫不堪，“来这里之前我还忐忑不安，但接受治疗后，我觉得有些飘飘然，很兴奋。我深知如果真的有一只猫被困在4楼，我是无法做到这些事情的。波利问我，如果是一个小孩子遇到了危险呢？那或许会改变我的心理状态。”
弗里曼研究虚拟现实疗法已经有16年时间了。他喜欢这种疗法的原因在于其简便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虚拟现实起不到什么作用，”他说，“因为，每一项心理疾病都牵扯到现实中的某个问题，而虚拟现实可以为你重建那个困扰你的情境。我见到有些人焦虑不安、情绪低落，或者总担心别人会攻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只会一味退缩；而在虚拟现实中，人们可以尝试多年未曾做过的事情——上电梯、去购物。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能在现实中做这些事情。”
弗里曼说，对于恐高症的治疗只是第一步，他已经开发出了治疗妄想症的虚拟现实程序——比如说，让患者置身于虚拟图书馆、电梯或地铁车厢里，与陌生人面对面。在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资助的一项研究中，他在30名病人身上尝试了虚拟现实疗法，让他们重新认识到，置身于人群当中是安全的。
“疗效很显著。仅仅30分钟的虚拟现实体验之后，妄想症状就减轻了很多。很快，超过一半的病人不再有严重的妄想症。重要的是，实验效果已经转移到了现实世界中。这是一个小型的短期研究，不具有确定性，可从效果上看，虚拟现实疗法展现出了极大的潜力。”
该程序将首先应用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精神健康服务，不过弗里曼相信，它终有一日会实现商用。
根据英国医疗和社会保健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15年该国有将近200万人就精神健康问题寻求咨询，而在2010年这一数字是120万。与此同时，心理保健护士的数量却在下降。因此，很多精神健康业内人士对虚拟现实寄予很大期望，一些心理学家相信，他们正置身于一场虚拟现实革命的边缘。
芭芭拉·罗斯鲍姆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家，也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暴露疗法的创始人。她说：“早在1995年，我们就发表了第一项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治疗心理错乱及精神紊乱的研究成果。”接着又利用该项技术治疗恐高症，其效果让罗斯鲍姆大为吃惊，“接受虚拟现实疗法的10个人中，有7个人自称在现实生活中不再恐高。”
继恐高症之后，罗斯鲍姆又开发出一套程序，用于治疗恐飞症。比起耗时又费钱的传统暴露疗法（患者出钱与医生一起乘坐飞机，途中接受治疗），这种疗法更有效率。“每45到50分钟一个疗程，其间由我全程掌控。如果患者还没准备好应对气流带来的颠簸，我就能保证没有气流出现。”
接下来，罗斯鲍姆又转向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为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的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老兵消除病患。在虚拟现实疗法之前，患此症的老兵接受的是想象疗法——总的来说就是，闭上眼睛，想象着回到事发地点。不过现在罗斯鲍姆能够在可控的环境中为他们重建事发地点。“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尤其是军人，在情感上会极力回避外界；而有了虚拟现实，他们就很难回避了，因为这项技术具有很强的激发作用。” 从事虚拟现实事业的早期，罗斯鲍姆和同事们就为她们的软件申请了专利，还成立了一个名为“虚拟更佳”（Virtually Better）的公司，开发各种虚拟情境，供医生用于治疗患者。“这（指开公司）与我的兴趣相抵触。”无论见到谁，罗斯鲍姆总是会这样宣称。
罗斯鲍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虚拟现实疗法是个市场虽小但有利可图的领域。翻一翻相关的科学论文，你会发现某个作者的名字会反复出现。如今，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也都开了公司。在往常注入大学的资金枯竭时，罗斯鲍姆们就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商业行为筹资（通常是自己开公司），以支持他们的研究。
尽管有研究取得了效果，但从1990年代到21世纪的头10年，虚拟现实疗法的革命并没有发生。如今看上去有这个可能，虚拟实境领域的梅尔·斯莱特教授向我解释了原因。在伦敦的“数字弹射器”公司总部里，斯莱特递给我一副头戴式耳机。他正在开发虚拟心理疗法，这种设备是患者在接受此疗法时戴的。“这是‘Oculus Rift’虚拟实境头戴式显示器，一副卖几百美元，2013年推出后，虚拟现实世界的大门一下子被打开了。它的下一代更为可靠，售价5万美元。如今所有大公司都进入了这一领域。”长得有些像伍迪·艾伦的斯莱特轻声说道。
尽管首先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但斯莱特如今大部分时间驻扎在巴塞罗那大学的心理系，此外他还是伦敦大学学院虚拟实境专业的教授，并与丹尼尔·弗里曼联手开发被害妄想症和恐高症的疗法。
和罗斯鲍姆一样，斯莱特也是1990年代早期虚拟现实疗法的拓荒者。“只要虚拟现实不死，我就一直研究它。”他笑着说。那要是死了呢？“不会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这玩意儿没啥发展前途，因为太费钱了。’我们在伦敦大学学院用的设备价值100万英镑，10年前我在巴塞罗那开发的设备价值10万英镑，如今只花3000英镑就能弄出一套来。”
研究虚拟现实这么多年，斯莱特依然惊讶于人的反应能力。“某些水平的大脑分辨不出现实与虚拟现实，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你在虚拟现实中看到一道悬崖，却会在现实中不由自主地往后一跳，心脏也狂跳不止。你这么做是因为大脑认为这么做是安全的，你的所有自主系统开始运转，即便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但面对那道（虚拟）悬崖，你仍然不会往前走。”
斯莱特表示，虚拟现实在某些方面击败现实是因为，它能让人尝试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办到的事情（比如说给人换上不同的身体，以体验成为另一性别或种族的感觉）或极力避免的情况。
我曾看到有报道称，“虚拟现实能够治愈抑郁症，这简直是夸大其词！”事实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治愈，”斯莱特说，“不过在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中，我们通过一种虚拟现实干预疗法，成功降低了一群患者的抑郁程度。这种疗法与我今天要向你展示的没什么不同。患抑郁症的部分原因是，你对自己过分自责，却不对自己报以同情之心。所以在今天的虚拟现实中，你会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泣。在这之前，我们的治疗师已经向你说了一些事。你要把这些事告诉人们，来向他们表达同情。当你把这些事情说给这个孩子时，他会盯着你并停止哭泣。接下来，你变身为那个孩子，看到并听到刚才的你向（现在变为那个孩子的）你说一些同情之类的话。用这种方法对一群中等抑郁症患者治疗3次之后，他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
我戴上耳机，坐在屏幕前。今天要体验的这套程序名为“VReflect-Me”，专门针对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目前仍处在开发阶段。它的设计理念是，在劝慰朋友时，我们通常会比分析自己更加和蔼更加客观。
体验之初，我的一个化身被制造出来，然后我来表现这个化身。在虚拟现实中，我要接受一个疗程的心理治疗，为我提供治疗的是虚拟的精神科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告诉弗洛伊德我有妄想症倾向，主要是觉得自己极端不愿说话，而且因为担心自己在众人面前出糗，非常厌恶正式的社交活动（不是去酒吧的那种）。我还特意告诉弗洛伊德，社交媒体上有评论对我刚刚发表的一篇采访报道指手画脚，说我对那个题材处理得太草率。这让我感到很自卑，觉得自己在工作中一无是处。
接下来切换角色，我变身为弗洛伊德，向刚才的我提出建议。第一次这样做时，我太具有自我意识，斯莱特在一旁轻声提醒，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于是又进行了一次，这次我全情投入。虽然我可能做不到弗洛伊德医生那样，但在听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被一一指出后，我不禁自责起来——且不管指出的这些问题是对还是错，总之，我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当一名无聊透顶、愚蠢至极的废物记者。我把一切想法都表达出来，伴随着我的发泄，一切指责烟消云散，接下来我回归起初的化身，对弗洛伊德说，“你点出问题所在了，干得好！”
摘下耳机，离开虚拟世界后，我的感受是既高兴又激动，差點儿喜极而泣。
斯莱特也为我高兴。“你的表现真棒。体验过程中，你一直在说‘你，你，你！’你成功跳出了自我，进入了弗洛伊德这个角色。”这种方式极为有效，使我如醍醐灌顶，要是换成现实中的心理医生同我交谈，恐怕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不过我也禁不住在想，自己是一个相对低危的病例，要是我心理上更加脆弱呢？打个比方说，要是我患有第三种恐高症，即“来自虚空的召唤”，这套虚拟现实程序会不会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战胜了恐高症，结果爬到摩天大楼楼顶上之后又一下子跳下去呢？
英国心理咨询及心理疗法协会研究员凯特·安东尼强调称，科技只能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而不能替代心理治疗。她说：“虚拟现实为心理医生提供了很好的（行医）条件，可还没到虚拟现实能够取代人类心理医生的程度。”并补充道，利用软件来鼓励人们说出内心的恐惧然后对症下药，这种方法还不错，但也仅能帮你到这里了。“虚拟心理医生无法有意图地回答病人的疑问，而如果缺少了这种有意图的回答，我认为病人不会好起来。”
哲学家及科技伦理学家迈克尔·麦德瑞和同事托马斯·梅辛格已经草拟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管理办法，其中包括虚拟现实疗法的运用。在麦德瑞看来，虚拟现实有积极的一面，但心理医生不能无视其危险性，其中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数据。研究者可确保他们的数据是安全的，可一旦单纯为了营利的商业公司投资虚拟现实疗法，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通过动作跟踪，尤其是人脸跟踪，使用者的很多隐私情况会被揭示出来，比如说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如何对各种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等等。这些数据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搜集起来，作为（同他人）讨价还价的强有力工具。”
斯莱特认同虚拟现实会被滥用这种观点，但又表示，“任何事物都会被滥用”，“你能用刀子切面包，也能用它来捅人，所以说任何工具都会被有意识地不当使用。我觉得必须要由丹尼尔·弗里曼这样的人来领导临床心理学的应用程序开发，这就是原因所在，因为他了解这当中的风险。”
在牛津，丹尼尔·弗里曼对于自己不在场时，虚拟现实疗法能否产生同样的效果还不太确定。“我们将会提供一位虚拟心理医生，那样你就不需要人类心理医生了。而且我们还在研究更好的技术……我的意思不是说它会取代人类心理医生。有些人想要与心理医生交谈，有些时候，病人的心理状况复杂，心理医生必须出面。问题在于，心理医生的数量有限。”
[译自英国《卫报》]
莱斯利·夏内尔坦言，他是个非典型病人。昵称“夏恩”的夏内尔，是一名注册飞行员，已在军中服役24年。他整天跟阿帕奇直升机打交道，却是个恐高症患者。虽然可以开飞机，也能在阿帕奇飞行时坐在敞开的门沿处，可他不敢登上两三层楼高的地方，也不敢驾车驶过桥梁。
在牛津一家装修时尚的初创公司里，我见到了夏恩，他语速很快，紧张得浑身冒汗，来这里是要接受虚拟现实疗法，以治疗他的恐高症。当下，虚拟现实疗法颇具争议，有人说虚拟现实只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手段，另有人则认为，虚拟现实本身就是心理治疗。不管怎么说，心理学家现在正将虚拟现实试用于各种心理问题的治疗，从恐高症到疼痛控制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一而足。
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人：认知行为治疗师波利·哈塞尔顿坐在一台曲面电脑显示器前，他盯着夏恩并偶尔发问。牛津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该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丹尼尔·弗里曼则注视着夏恩的每一个动作。弗里曼解释说，有三种常见的恐高症：担心从高处跌落；担心站立的地方突然垮塌；担心自己会从高处跳下去，即“来自虚空的召唤”。夏恩属于第一种。
戴上虚拟现实头盔（即头戴式显示器，简称HMD）后，夏恩沉浸在一个虚拟的3D世界里，他的任务是登上纽约一栋10层建筑的4楼，拯救一只被困在室内树上的猫咪。
夏恩操纵一个手柄，将虚拟现实中的自己推到靠近猫咪的一个小平台上。年近六旬的他原本健壮结实，外表坚强，但现在已坚强不再。他提高了嗓门，身體颤抖着，攀扶着虚拟的树枝向前移动。而在现实中，他的双脚也小心翼翼地挪动着，突然间又停了下来，呼吸也变得更加粗重、短促。
“你的表现很棒！”哈塞尔顿说。
“你们不知道这有多难！”夏恩喘着气说，“到这儿来，猫咪。”然后他停了下来，说：“不成，够不到它。啊，不！必须要回来了！”
再次尝试，夏恩谨慎地向前移动，目光中透着急切。他伸出手去抓小猫咪，然后在虚拟世界里安全地返回了。
任务完成！夏恩摘下头盔，语速却更快了：“我的焦虑值很高，超级高。”
“你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吧？”弗里曼平静地问。
“是的。我起初打心眼里不想去那里（虚拟中的4楼），只好在内心告诉自己实际上身处牛津的一个房间，不是在那里。‘一切OK，放手去做就是了。’”
目前有10多个人在接受这种治疗（不久后将扩充至100人），夏恩是其中之一。他表示，这种疗法已经有了一些效果。“昨天，我和女儿一起去玩过山车，以前我从未玩过。虽然我们坐的是小型过山车，但这仍然是一种进步，”今天他在虚拟世界里待了大约20分钟，却已经疲惫不堪，“来这里之前我还忐忑不安，但接受治疗后，我觉得有些飘飘然，很兴奋。我深知如果真的有一只猫被困在4楼，我是无法做到这些事情的。波利问我，如果是一个小孩子遇到了危险呢？那或许会改变我的心理状态。”
弗里曼研究虚拟现实疗法已经有16年时间了。他喜欢这种疗法的原因在于其简便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虚拟现实起不到什么作用，”他说，“因为，每一项心理疾病都牵扯到现实中的某个问题，而虚拟现实可以为你重建那个困扰你的情境。我见到有些人焦虑不安、情绪低落，或者总担心别人会攻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只会一味退缩；而在虚拟现实中，人们可以尝试多年未曾做过的事情——上电梯、去购物。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能在现实中做这些事情。”
弗里曼说，对于恐高症的治疗只是第一步，他已经开发出了治疗妄想症的虚拟现实程序——比如说，让患者置身于虚拟图书馆、电梯或地铁车厢里，与陌生人面对面。在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资助的一项研究中，他在30名病人身上尝试了虚拟现实疗法，让他们重新认识到，置身于人群当中是安全的。
“疗效很显著。仅仅30分钟的虚拟现实体验之后，妄想症状就减轻了很多。很快，超过一半的病人不再有严重的妄想症。重要的是，实验效果已经转移到了现实世界中。这是一个小型的短期研究，不具有确定性，可从效果上看，虚拟现实疗法展现出了极大的潜力。”
该程序将首先应用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精神健康服务，不过弗里曼相信，它终有一日会实现商用。
根据英国医疗和社会保健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15年该国有将近200万人就精神健康问题寻求咨询，而在2010年这一数字是120万。与此同时，心理保健护士的数量却在下降。因此，很多精神健康业内人士对虚拟现实寄予很大期望，一些心理学家相信，他们正置身于一场虚拟现实革命的边缘。
芭芭拉·罗斯鲍姆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家，也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暴露疗法的创始人。她说：“早在1995年，我们就发表了第一项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治疗心理错乱及精神紊乱的研究成果。”接着又利用该项技术治疗恐高症，其效果让罗斯鲍姆大为吃惊，“接受虚拟现实疗法的10个人中，有7个人自称在现实生活中不再恐高。”
继恐高症之后，罗斯鲍姆又开发出一套程序，用于治疗恐飞症。比起耗时又费钱的传统暴露疗法（患者出钱与医生一起乘坐飞机，途中接受治疗），这种疗法更有效率。“每45到50分钟一个疗程，其间由我全程掌控。如果患者还没准备好应对气流带来的颠簸，我就能保证没有气流出现。”
接下来，罗斯鲍姆又转向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为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的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老兵消除病患。在虚拟现实疗法之前，患此症的老兵接受的是想象疗法——总的来说就是，闭上眼睛，想象着回到事发地点。不过现在罗斯鲍姆能够在可控的环境中为他们重建事发地点。“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尤其是军人，在情感上会极力回避外界；而有了虚拟现实，他们就很难回避了，因为这项技术具有很强的激发作用。” 从事虚拟现实事业的早期，罗斯鲍姆和同事们就为她们的软件申请了专利，还成立了一个名为“虚拟更佳”（Virtually Better）的公司，开发各种虚拟情境，供医生用于治疗患者。“这（指开公司）与我的兴趣相抵触。”无论见到谁，罗斯鲍姆总是会这样宣称。
罗斯鲍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虚拟现实疗法是个市场虽小但有利可图的领域。翻一翻相关的科学论文，你会发现某个作者的名字会反复出现。如今，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也都开了公司。在往常注入大学的资金枯竭时，罗斯鲍姆们就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商业行为筹资（通常是自己开公司），以支持他们的研究。
尽管有研究取得了效果，但从1990年代到21世纪的头10年，虚拟现实疗法的革命并没有发生。如今看上去有这个可能，虚拟实境领域的梅尔·斯莱特教授向我解释了原因。在伦敦的“数字弹射器”公司总部里，斯莱特递给我一副头戴式耳机。他正在开发虚拟心理疗法，这种设备是患者在接受此疗法时戴的。“这是‘Oculus Rift’虚拟实境头戴式显示器，一副卖几百美元，2013年推出后，虚拟现实世界的大门一下子被打开了。它的下一代更为可靠，售价5万美元。如今所有大公司都进入了这一领域。”长得有些像伍迪·艾伦的斯莱特轻声说道。
尽管首先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但斯莱特如今大部分时间驻扎在巴塞罗那大学的心理系，此外他还是伦敦大学学院虚拟实境专业的教授，并与丹尼尔·弗里曼联手开发被害妄想症和恐高症的疗法。
和罗斯鲍姆一样，斯莱特也是1990年代早期虚拟现实疗法的拓荒者。“只要虚拟现实不死，我就一直研究它。”他笑着说。那要是死了呢？“不会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这玩意儿没啥发展前途，因为太费钱了。’我们在伦敦大学学院用的设备价值100万英镑，10年前我在巴塞罗那开发的设备价值10万英镑，如今只花3000英镑就能弄出一套来。”
研究虚拟现实这么多年，斯莱特依然惊讶于人的反应能力。“某些水平的大脑分辨不出现实与虚拟现实，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你在虚拟现实中看到一道悬崖，却会在现实中不由自主地往后一跳，心脏也狂跳不止。你这么做是因为大脑认为这么做是安全的，你的所有自主系统开始运转，即便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但面对那道（虚拟）悬崖，你仍然不会往前走。”
斯莱特表示，虚拟现实在某些方面击败现实是因为，它能让人尝试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办到的事情（比如说给人换上不同的身体，以体验成为另一性别或种族的感觉）或极力避免的情况。
我曾看到有报道称，“虚拟现实能够治愈抑郁症，这简直是夸大其词！”事实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治愈，”斯莱特说，“不过在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中，我们通过一种虚拟现实干预疗法，成功降低了一群患者的抑郁程度。这种疗法与我今天要向你展示的没什么不同。患抑郁症的部分原因是，你对自己过分自责，却不对自己报以同情之心。所以在今天的虚拟现实中，你会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泣。在这之前，我们的治疗师已经向你说了一些事。你要把这些事告诉人们，来向他们表达同情。当你把这些事情说给这个孩子时，他会盯着你并停止哭泣。接下来，你变身为那个孩子，看到并听到刚才的你向（现在变为那个孩子的）你说一些同情之类的话。用这种方法对一群中等抑郁症患者治疗3次之后，他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
我戴上耳机，坐在屏幕前。今天要体验的这套程序名为“VReflect-Me”，专门针对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目前仍处在开发阶段。它的设计理念是，在劝慰朋友时，我们通常会比分析自己更加和蔼更加客观。
体验之初，我的一个化身被制造出来，然后我来表现这个化身。在虚拟现实中，我要接受一个疗程的心理治疗，为我提供治疗的是虚拟的精神科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告诉弗洛伊德我有妄想症倾向，主要是觉得自己极端不愿说话，而且因为担心自己在众人面前出糗，非常厌恶正式的社交活动（不是去酒吧的那种）。我还特意告诉弗洛伊德，社交媒体上有评论对我刚刚发表的一篇采访报道指手画脚，说我对那个题材处理得太草率。这让我感到很自卑，觉得自己在工作中一无是处。
接下来切换角色，我变身为弗洛伊德，向刚才的我提出建议。第一次这样做时，我太具有自我意识，斯莱特在一旁轻声提醒，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于是又进行了一次，这次我全情投入。虽然我可能做不到弗洛伊德医生那样，但在听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被一一指出后，我不禁自责起来——且不管指出的这些问题是对还是错，总之，我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当一名无聊透顶、愚蠢至极的废物记者。我把一切想法都表达出来，伴随着我的发泄，一切指责烟消云散，接下来我回归起初的化身，对弗洛伊德说，“你点出问题所在了，干得好！”
摘下耳机，离开虚拟世界后，我的感受是既高兴又激动，差點儿喜极而泣。
斯莱特也为我高兴。“你的表现真棒。体验过程中，你一直在说‘你，你，你！’你成功跳出了自我，进入了弗洛伊德这个角色。”这种方式极为有效，使我如醍醐灌顶，要是换成现实中的心理医生同我交谈，恐怕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不过我也禁不住在想，自己是一个相对低危的病例，要是我心理上更加脆弱呢？打个比方说，要是我患有第三种恐高症，即“来自虚空的召唤”，这套虚拟现实程序会不会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战胜了恐高症，结果爬到摩天大楼楼顶上之后又一下子跳下去呢？
英国心理咨询及心理疗法协会研究员凯特·安东尼强调称，科技只能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而不能替代心理治疗。她说：“虚拟现实为心理医生提供了很好的（行医）条件，可还没到虚拟现实能够取代人类心理医生的程度。”并补充道，利用软件来鼓励人们说出内心的恐惧然后对症下药，这种方法还不错，但也仅能帮你到这里了。“虚拟心理医生无法有意图地回答病人的疑问，而如果缺少了这种有意图的回答，我认为病人不会好起来。”
哲学家及科技伦理学家迈克尔·麦德瑞和同事托马斯·梅辛格已经草拟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管理办法，其中包括虚拟现实疗法的运用。在麦德瑞看来，虚拟现实有积极的一面，但心理医生不能无视其危险性，其中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数据。研究者可确保他们的数据是安全的，可一旦单纯为了营利的商业公司投资虚拟现实疗法，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通过动作跟踪，尤其是人脸跟踪，使用者的很多隐私情况会被揭示出来，比如说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如何对各种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等等。这些数据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搜集起来，作为（同他人）讨价还价的强有力工具。”
斯莱特认同虚拟现实会被滥用这种观点，但又表示，“任何事物都会被滥用”，“你能用刀子切面包，也能用它来捅人，所以说任何工具都会被有意识地不当使用。我觉得必须要由丹尼尔·弗里曼这样的人来领导临床心理学的应用程序开发，这就是原因所在，因为他了解这当中的风险。”
在牛津，丹尼尔·弗里曼对于自己不在场时，虚拟现实疗法能否产生同样的效果还不太确定。“我们将会提供一位虚拟心理医生，那样你就不需要人类心理医生了。而且我们还在研究更好的技术……我的意思不是说它会取代人类心理医生。有些人想要与心理医生交谈，有些时候，病人的心理状况复杂，心理医生必须出面。问题在于，心理医生的数量有限。”
[译自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