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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易代,《西厢记》生存环境的变换给其理论批评带来新的特质,并使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有机体成为可能。对其历史轨迹、时代特点和理论成就进行总结和论述,可以对目前《西厢记》接受研究在时段上重晚明清初而忽略清代中后期、在形态上主广义的接受史研究而缺乏对理论批评进行独立研究的现状,进行纠正与补充。
关键词:《西厢记》 理论批评 清代曲学 道德批评 传奇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是文学中的“小道”、“小道”中的言情之作、言情之作中的非正当言情一类,从产生之日起就意味着对儒家诗学体系的游离和突破。明清两代围绕《西厢记》发生的理论批评,汇聚成丰厚的“西厢”诗学,形成与儒家诗学相纠缠又相对峙的复杂景观,成为感知时代哲学思潮、道德取向和审学趣味变动的窗口。目前学术界关于《西厢记》批评的研究,在时段上,大都集中在批评大家频出而理论建树突出的晚明和清初,而忽略了对清代中后期批评的梳理;在研究形态上,以对《西厢记》进行包含刊刻、演出、评点、改续等多种方式的广义接受史研究为主,而缺乏在古典文论体系及清代曲学背景下,对《西厢记》理论批评进行独立的历史描述和深入阐释的意识。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为描述和分析对象,对其历史轨迹、时代特点和理论成就进行总结和论述,以完善《西厢记》的理论批评史,并期以实现对清代曲学的丰富和补充。
一 历史轨迹
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的学术思路和批评风格,随着道德哲学思潮、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及学术兴趣的变化而变化,整个变迁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各阶段边界较为清晰,阶段性变化也很明显。
1 初期,即顺康时期,以刊刻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第六才子书》、刊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的《论定西厢记》和刊刻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西来意》为标志,形成了《西厢记》理论批评的在继晚明之后的新高潮。
高潮的出现,自然不能忽视晚明批评家积累的批评态势的推动之力。清初三大批评家金圣叹、毛奇龄、潘廷章都身跨明清两代,其理论观点均可在晚明寻找到承继关系。但是,清初文化背景的变化,导致了对学术思想及风气不同程度的修正,即与晚明各执一端、以一二断语短兵相接的批评风格不同,清初批评家表现出了相当的务实作风和严谨的研究意识。
2 中期,即雍乾时期。这一时期的批评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集中在乾隆时期的各种改续之作,通过改写和评点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厢记》作出批评;一是承继初期的评点模式和批评思路而出现的评点本《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
对经典的改续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普遍,并不仅仅出现在《西厢记》接受史上,也不仅仅出现在清代中期《西厢记》接受行为中,但这一时期改续之作及其所附评点却有属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多以通俗宗教简单直接的果报模式来结构全篇,以达到警惕人心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情节设计及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明显的因袭现象,如撰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韩锡胙《砭真记》中的张生薄情小人形象与秦之鉴《翻西厢》中的人物相似;如周埙《拯西厢·判情》中的情节对《牡丹亭·惊梦》的仿袭,如撰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张锦《新西厢》中的莺莺道学形象与《西厢印》中的人物相似,等等。
3 晚期,即嘉庆至清末。《西厢记》理论批评出现了徘徊停滞的局面,表现为对中期批评思路的惯性延续和僵化发展。
这一时期的批评,或散见于戏曲作品的序跋和题词,或出现在专门的戏曲论著中,只言片语,很少具备进行个案研究的条件。从语境看,批评者在提及《西厢记》时,大都是将其视作某种题材类型、创作风格或道德倾向的作品的代称,而非对其本文进行特定评价。理论批评中的这一言说方式,是对《西厢记》认识定型化的一种反映。
从早期的争鸣到中期的趋同,再到晚期的难以为继,国家意志的强大与理论批评的活力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反比关系。《西厢记》批评在被逐渐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中加以驯化之后,走向萧条沉寂,这与晚明文学批评与国家意志的离心背德以及高潮迭起的繁盛景况形成了显著区别。
二 时代特色
如果说晚明具备了适合《西厢记》生存的道德和美学氛围,清代则相反:道德方面,政治秩序的重建导致道德标准的重新规范化,并因清廷的愚民政策而越加严苛;在戏曲领域,理论建构的实践参照系由元杂剧而向文人传奇转换,带来美学风尚和批评标准的更替。而贯穿始终的道德批评意识和传奇美学标准的逐渐渗透,也就构成了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的时代特色。
1 道德批评意识的回归和强化
晚明《西厢记》理论批评较少受到传统道德标准的牵绊,即使毫不犹豫地称《西厢》为“淫词”的王骥德也不掩饰对其艺术成就的惊叹,在他的批评中丝毫看不到道德审判的阴影。而清代《西厢记》批评是多以道德批评的回归和严苛为特征的。
清初,不管是内在精神上接脉心学的金圣叹,还是作为道德严格主义者和坚定遗民的潘廷章,在分析人物形象时,都对晚明“情真”观念做了修正,并引“礼”为藩篱,对纯粹的情感欲望加以约束。这些新现象的出现表明,道德哲学领域从破而不立的道德真空状态转向了反思和重建阶段,思想界价值取向的变化,在《西厢记》批评中亦有所投射。这与中后期以道德凌驾于审美之上的批评思路固然不可相提并论,但却也已在无意中重蹈先路了。
在中后期,传统道德标准的禁锢越来越明显,莺莺背郑他适、私会张生,被视为不可原谅的道德污点。批评者普遍将其情感定位在“色欲”之上,如周昂在不经意间强化了莺莺容貌的美艳,暗示慕色因素在崔张情感中的重要作用;任以治则指出崔相孽业导致莺莺不贞之果报,莺莺的性格被从命定角度固定在“不贞”之上,《西厢记》已被视为败坏风俗、甚至动摇国势的罪魁祸首。与清初儒林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反思不同,此时的道德批评将目标定位在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拯救上,批评者的实用伦理思维使得批评方法更简单,道德观念的盲目愚昧色彩更强。
2 传奇美学标准的影响和渗透
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文体意识,且由于杂剧创作和批评的淡出以及传奇美学大盛,清代批评者普遍从文人传奇铺叙委婉的结构美学和典雅洁净的语言风格出发对《西厢记》提出批评。
首先,结构方面对《西厢记》关目设计和叙事详略不当的批评,以“细而曲”为特征。如云坡氏批评王实甫《西厢》写莺莺赖简一节为“不近情”;周埙认为《寺警》一折谬处极多;梅斋逸叟指出《西厢》第五本为写郑恒争配而将其定位在市井光棍的形象上,与前四本没有逻辑上的延续性,缺乏必要的铺叙周旋。
其次,在语言风格方面,周昂追求典雅蕴藉得体,对《西厢记》红娘语言的粗鄙泼辣的市井气;崔、张所唱曲牌辞句过于大胆尽情之处,都做出批评。而梁廷楠对《西厢》曲辞化用四书语的批评,则以“亲切”“自然”为审美标准。清代中期以来,文人传奇的文辞风格由对妥帖优雅的追求而流于冷淡拘谨,《西厢记》批评也与这一倾向相合,而与元杂剧“豪辣灏烂”的特色相距甚远了。
三 理论成就
在道德哲学禁锢和美学背景错位的不利条件下,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仍然取得了独特的理论成就。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为《西厢记》批评提供了多元化的批评思路
清代《西厢记》批评者表现出明确的争鸣意识,形成了多元化解读思路。在《西厢记》评本,以及毛奇龄《西河词话》、毛先舒《诗辨坻》、李渔《闲情偶寄》等理论专著中,均记载了各种场合对《西厢记》主旨、结构、音义等进行的热烈讨论。
争论一方面对晚明以来的相关论题进行了深化:如金圣叹的《西厢》非“淫书”论,以其“天地妙文”的文学成就和自然率真的人物美学为辩护理由,与李贽观点一脉相承。毛奇龄“以曲解曲,以词核词”,并从体例因素论证《西厢记》本色风貌,是对王骥德和凌初批评方法的继承和完善。潘廷章《西来意》的“色空”主题,是对《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旅—梦—觉”之论的直接扩展和深化;另一方面,争论还促成了批评者相互间的深度交流和批评思路的多元化。在批评的具体方法上,金圣叹用细致的近乎僵化的文法批评、体贴而充满激情的心理批评,与晚明《西厢记》批评中普遍使用的即兴式的、情趣化的批评方式相结合,为后世理论批评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毛奇龄在论定曲词的字句的“本来面目”时,采用的是将情理标准与以其他元杂剧中曲词互证相结合的方法,为情理批评添加了实证色彩。
2 人物形象塑造理论得到了深化
传奇因篇幅从容而擅长“写照”,并开始关注人物行动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且人物形象的刻画过程中有强调环境真实和细节真实的倾向,由此形成了依托生活情理及实际的真实观。尽管因历史学批评方法的影响,清人追求戏曲创作的“实录”效果,缺乏辩证的艺术虚构意识,从而使这种自然主义的真实观很难得到理论提升,但是清人以生活真实观介入《西厢记》批评,却补充、深化了从抒情美学出发形成的强调“神韵”、“写意”的情趣真实观——既有对人物风神情韵的内在把握,也有从外形、身份、处境等角度提出的写出人物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要求。
3 情节结构论的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得以凸显
清代批评家在《西厢记》结构批评中,受到自身道德标准和美学视野的限制,都倾向于在原本的音乐结构和“离合”情节模式基础上,挖掘其结构安排体现出的道德寓意,同时以法则印证文本,将原本的天然风貌转变为创作技巧的展示,从而凸显和强化了情节结构论中的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
作为表层的情节结构内在地决定于作为深层的伦理观或哲学观,而作为深层的伦理观或哲学观可以借助表层的情节结构的安排来体现。只不过在西方叙事学中,这深层结构是体现在作品深处的无意识的流露,在中国戏曲创作及理论中却是一种明确的自觉追求,而且更倾向于明晰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非隐晦多义的文化心理。
四 结语
在追求“治统”、“道统”、“文统”合一的古代中国,政权易手与意识形态的重组及学术追求、美学风尚的更替之间存在惊人的应合关系。对《西厢记》理论批评择清代而进行阶段性述论,不是以政治化简文学的结果,而是体现了学术史和批评史分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通过对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历史进程及相关结论的描述和评析不难发现,一方面,即使是在不利的文化语境中,《西厢记》仍然表现出的伟大作品对文学理论的启发和催生作用,这是其在贫瘠的学术土壤中得以艰难求生的内部因素;另一方面,多数批评者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审美悟性和学术追求,有些评语虽只是单词片语,有的虽笼罩在道德批评的阴影之下,但经过梳理之后,都显示出了特有的美学深度和文化深度。部分结论即使以当今叙事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相关标准来衡量,也不失其科学性和先进性。总之,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虽然存在各种缺陷,但仍可以“特征鲜明、成果丰富”评价之。关注《西厢记》理论批评,可以使对清代的戏曲观、文学观和文化观的考察获得一个具体而典型的支点,而同时将《西厢记》理论批评放置于整个清代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上加以审视,也必然会使《西厢记》理论批评研究获得宏观的视角和构架。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SJD750029)。
参考文献:
[1]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导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 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清)毛奇龄:《论定〈西厢记〉·卷之一》,清康熙学者堂刻本。
[4] (清)潘廷章:《西来意·读〈西厢〉须其人》,清康熙刻本。
[5] (清)周昂:《增订金批〈西厢〉·哭后人下篇》,清乾隆刻本。
[6] (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明香雪居刻本。
[7] (清)余治:《庶几堂今乐自序》,《尊小学斋文集》,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8] (清)李书云:《西厢记演剧序》,清康熙刻本。
作者简介:张小芳,女,1974—,江苏姜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工作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
关键词:《西厢记》 理论批评 清代曲学 道德批评 传奇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是文学中的“小道”、“小道”中的言情之作、言情之作中的非正当言情一类,从产生之日起就意味着对儒家诗学体系的游离和突破。明清两代围绕《西厢记》发生的理论批评,汇聚成丰厚的“西厢”诗学,形成与儒家诗学相纠缠又相对峙的复杂景观,成为感知时代哲学思潮、道德取向和审学趣味变动的窗口。目前学术界关于《西厢记》批评的研究,在时段上,大都集中在批评大家频出而理论建树突出的晚明和清初,而忽略了对清代中后期批评的梳理;在研究形态上,以对《西厢记》进行包含刊刻、演出、评点、改续等多种方式的广义接受史研究为主,而缺乏在古典文论体系及清代曲学背景下,对《西厢记》理论批评进行独立的历史描述和深入阐释的意识。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为描述和分析对象,对其历史轨迹、时代特点和理论成就进行总结和论述,以完善《西厢记》的理论批评史,并期以实现对清代曲学的丰富和补充。
一 历史轨迹
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的学术思路和批评风格,随着道德哲学思潮、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及学术兴趣的变化而变化,整个变迁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各阶段边界较为清晰,阶段性变化也很明显。
1 初期,即顺康时期,以刊刻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第六才子书》、刊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的《论定西厢记》和刊刻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西来意》为标志,形成了《西厢记》理论批评的在继晚明之后的新高潮。
高潮的出现,自然不能忽视晚明批评家积累的批评态势的推动之力。清初三大批评家金圣叹、毛奇龄、潘廷章都身跨明清两代,其理论观点均可在晚明寻找到承继关系。但是,清初文化背景的变化,导致了对学术思想及风气不同程度的修正,即与晚明各执一端、以一二断语短兵相接的批评风格不同,清初批评家表现出了相当的务实作风和严谨的研究意识。
2 中期,即雍乾时期。这一时期的批评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集中在乾隆时期的各种改续之作,通过改写和评点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厢记》作出批评;一是承继初期的评点模式和批评思路而出现的评点本《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
对经典的改续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普遍,并不仅仅出现在《西厢记》接受史上,也不仅仅出现在清代中期《西厢记》接受行为中,但这一时期改续之作及其所附评点却有属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多以通俗宗教简单直接的果报模式来结构全篇,以达到警惕人心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情节设计及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明显的因袭现象,如撰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韩锡胙《砭真记》中的张生薄情小人形象与秦之鉴《翻西厢》中的人物相似;如周埙《拯西厢·判情》中的情节对《牡丹亭·惊梦》的仿袭,如撰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张锦《新西厢》中的莺莺道学形象与《西厢印》中的人物相似,等等。
3 晚期,即嘉庆至清末。《西厢记》理论批评出现了徘徊停滞的局面,表现为对中期批评思路的惯性延续和僵化发展。
这一时期的批评,或散见于戏曲作品的序跋和题词,或出现在专门的戏曲论著中,只言片语,很少具备进行个案研究的条件。从语境看,批评者在提及《西厢记》时,大都是将其视作某种题材类型、创作风格或道德倾向的作品的代称,而非对其本文进行特定评价。理论批评中的这一言说方式,是对《西厢记》认识定型化的一种反映。
从早期的争鸣到中期的趋同,再到晚期的难以为继,国家意志的强大与理论批评的活力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反比关系。《西厢记》批评在被逐渐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中加以驯化之后,走向萧条沉寂,这与晚明文学批评与国家意志的离心背德以及高潮迭起的繁盛景况形成了显著区别。
二 时代特色
如果说晚明具备了适合《西厢记》生存的道德和美学氛围,清代则相反:道德方面,政治秩序的重建导致道德标准的重新规范化,并因清廷的愚民政策而越加严苛;在戏曲领域,理论建构的实践参照系由元杂剧而向文人传奇转换,带来美学风尚和批评标准的更替。而贯穿始终的道德批评意识和传奇美学标准的逐渐渗透,也就构成了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的时代特色。
1 道德批评意识的回归和强化
晚明《西厢记》理论批评较少受到传统道德标准的牵绊,即使毫不犹豫地称《西厢》为“淫词”的王骥德也不掩饰对其艺术成就的惊叹,在他的批评中丝毫看不到道德审判的阴影。而清代《西厢记》批评是多以道德批评的回归和严苛为特征的。
清初,不管是内在精神上接脉心学的金圣叹,还是作为道德严格主义者和坚定遗民的潘廷章,在分析人物形象时,都对晚明“情真”观念做了修正,并引“礼”为藩篱,对纯粹的情感欲望加以约束。这些新现象的出现表明,道德哲学领域从破而不立的道德真空状态转向了反思和重建阶段,思想界价值取向的变化,在《西厢记》批评中亦有所投射。这与中后期以道德凌驾于审美之上的批评思路固然不可相提并论,但却也已在无意中重蹈先路了。
在中后期,传统道德标准的禁锢越来越明显,莺莺背郑他适、私会张生,被视为不可原谅的道德污点。批评者普遍将其情感定位在“色欲”之上,如周昂在不经意间强化了莺莺容貌的美艳,暗示慕色因素在崔张情感中的重要作用;任以治则指出崔相孽业导致莺莺不贞之果报,莺莺的性格被从命定角度固定在“不贞”之上,《西厢记》已被视为败坏风俗、甚至动摇国势的罪魁祸首。与清初儒林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反思不同,此时的道德批评将目标定位在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拯救上,批评者的实用伦理思维使得批评方法更简单,道德观念的盲目愚昧色彩更强。
2 传奇美学标准的影响和渗透
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文体意识,且由于杂剧创作和批评的淡出以及传奇美学大盛,清代批评者普遍从文人传奇铺叙委婉的结构美学和典雅洁净的语言风格出发对《西厢记》提出批评。
首先,结构方面对《西厢记》关目设计和叙事详略不当的批评,以“细而曲”为特征。如云坡氏批评王实甫《西厢》写莺莺赖简一节为“不近情”;周埙认为《寺警》一折谬处极多;梅斋逸叟指出《西厢》第五本为写郑恒争配而将其定位在市井光棍的形象上,与前四本没有逻辑上的延续性,缺乏必要的铺叙周旋。
其次,在语言风格方面,周昂追求典雅蕴藉得体,对《西厢记》红娘语言的粗鄙泼辣的市井气;崔、张所唱曲牌辞句过于大胆尽情之处,都做出批评。而梁廷楠对《西厢》曲辞化用四书语的批评,则以“亲切”“自然”为审美标准。清代中期以来,文人传奇的文辞风格由对妥帖优雅的追求而流于冷淡拘谨,《西厢记》批评也与这一倾向相合,而与元杂剧“豪辣灏烂”的特色相距甚远了。
三 理论成就
在道德哲学禁锢和美学背景错位的不利条件下,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仍然取得了独特的理论成就。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为《西厢记》批评提供了多元化的批评思路
清代《西厢记》批评者表现出明确的争鸣意识,形成了多元化解读思路。在《西厢记》评本,以及毛奇龄《西河词话》、毛先舒《诗辨坻》、李渔《闲情偶寄》等理论专著中,均记载了各种场合对《西厢记》主旨、结构、音义等进行的热烈讨论。
争论一方面对晚明以来的相关论题进行了深化:如金圣叹的《西厢》非“淫书”论,以其“天地妙文”的文学成就和自然率真的人物美学为辩护理由,与李贽观点一脉相承。毛奇龄“以曲解曲,以词核词”,并从体例因素论证《西厢记》本色风貌,是对王骥德和凌初批评方法的继承和完善。潘廷章《西来意》的“色空”主题,是对《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旅—梦—觉”之论的直接扩展和深化;另一方面,争论还促成了批评者相互间的深度交流和批评思路的多元化。在批评的具体方法上,金圣叹用细致的近乎僵化的文法批评、体贴而充满激情的心理批评,与晚明《西厢记》批评中普遍使用的即兴式的、情趣化的批评方式相结合,为后世理论批评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毛奇龄在论定曲词的字句的“本来面目”时,采用的是将情理标准与以其他元杂剧中曲词互证相结合的方法,为情理批评添加了实证色彩。
2 人物形象塑造理论得到了深化
传奇因篇幅从容而擅长“写照”,并开始关注人物行动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且人物形象的刻画过程中有强调环境真实和细节真实的倾向,由此形成了依托生活情理及实际的真实观。尽管因历史学批评方法的影响,清人追求戏曲创作的“实录”效果,缺乏辩证的艺术虚构意识,从而使这种自然主义的真实观很难得到理论提升,但是清人以生活真实观介入《西厢记》批评,却补充、深化了从抒情美学出发形成的强调“神韵”、“写意”的情趣真实观——既有对人物风神情韵的内在把握,也有从外形、身份、处境等角度提出的写出人物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要求。
3 情节结构论的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得以凸显
清代批评家在《西厢记》结构批评中,受到自身道德标准和美学视野的限制,都倾向于在原本的音乐结构和“离合”情节模式基础上,挖掘其结构安排体现出的道德寓意,同时以法则印证文本,将原本的天然风貌转变为创作技巧的展示,从而凸显和强化了情节结构论中的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
作为表层的情节结构内在地决定于作为深层的伦理观或哲学观,而作为深层的伦理观或哲学观可以借助表层的情节结构的安排来体现。只不过在西方叙事学中,这深层结构是体现在作品深处的无意识的流露,在中国戏曲创作及理论中却是一种明确的自觉追求,而且更倾向于明晰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非隐晦多义的文化心理。
四 结语
在追求“治统”、“道统”、“文统”合一的古代中国,政权易手与意识形态的重组及学术追求、美学风尚的更替之间存在惊人的应合关系。对《西厢记》理论批评择清代而进行阶段性述论,不是以政治化简文学的结果,而是体现了学术史和批评史分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通过对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历史进程及相关结论的描述和评析不难发现,一方面,即使是在不利的文化语境中,《西厢记》仍然表现出的伟大作品对文学理论的启发和催生作用,这是其在贫瘠的学术土壤中得以艰难求生的内部因素;另一方面,多数批评者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审美悟性和学术追求,有些评语虽只是单词片语,有的虽笼罩在道德批评的阴影之下,但经过梳理之后,都显示出了特有的美学深度和文化深度。部分结论即使以当今叙事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相关标准来衡量,也不失其科学性和先进性。总之,清代《西厢记》理论批评虽然存在各种缺陷,但仍可以“特征鲜明、成果丰富”评价之。关注《西厢记》理论批评,可以使对清代的戏曲观、文学观和文化观的考察获得一个具体而典型的支点,而同时将《西厢记》理论批评放置于整个清代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上加以审视,也必然会使《西厢记》理论批评研究获得宏观的视角和构架。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SJD750029)。
参考文献:
[1]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导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 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清)毛奇龄:《论定〈西厢记〉·卷之一》,清康熙学者堂刻本。
[4] (清)潘廷章:《西来意·读〈西厢〉须其人》,清康熙刻本。
[5] (清)周昂:《增订金批〈西厢〉·哭后人下篇》,清乾隆刻本。
[6] (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明香雪居刻本。
[7] (清)余治:《庶几堂今乐自序》,《尊小学斋文集》,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8] (清)李书云:《西厢记演剧序》,清康熙刻本。
作者简介:张小芳,女,1974—,江苏姜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工作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