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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以写“永恒的人性”著称，其创作充满了对人性丑恶、灵魂污浊入木三分的呈露。作为女作家，张爱玲以女人特有的敏锐、细腻和冷静的心智，描绘了新旧杂陈的各式各样的婚姻现象。她较深地洞见了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挣扎，以及女性因之产生的无奈和苦痛。本文试从张爱玲的几篇代表性作品来分析她的女性小说系列，为后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健全，女性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观提供了审美和参照作用，并以此来明示她为女性意识的转型和成熟作了最初的不倦的探索工作。
【关键词】：女性意识和婚姻;探索;张爱玲小说
张爱玲是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出现的一位才华杰出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以写“永恒的人性”而著称，其创作充满了对人性丑恶、灵魂污浊入木三分的呈露。但作为女作家，张爱玲以先天惠存的女人特有的敏锐、细腻和冷静的心智，较深地洞见了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挣扎和女性因之产生的无奈和苦痛。她描绘了新旧杂陈的各式各样的婚姻现象，以及女性在这一现象中处于“亚文化”的从属悲剧地位，为辛亥革命后到五十年代初乃至数千年盘曲在“父权文化”阴影下的女性唱出了一首绵长、凄迷、苍凉而又婉丽的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女性小说系列为后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健全，女性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观提供了审美和参照作用，因而她为女性意识的转型和成熟作了最初的不倦的探索工作。正如钱振纲在《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价值》一文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位作家像张爱玲那样尽心尽力而且成效显著地完成时代交付的这一任务。”[1]
长篇小说《金锁记》则是张爱玲众多作品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部。傅雷对张爱玲的作品贬多褒少，但对该作品却充分肯定，他说：“《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小说深刻勾勒了女主人公曹七巧残缺的情欲和不幸的婚姻，并探索了这种不幸婚姻的根源。健康、泼辣而有生命力的曹七巧，本该和朝禄或别的健全的人有着活辣生香的家庭生活。但对金钱和门第的钟情自然使她把婚姻作为最好的通行证。婚后，伴随着曹七巧的是一个枯萎死亡的世界，她从未享受到做女人的权力和快乐，在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下，曹七巧以她那富于反叛的性格，把爱情的梭标勇敢地投向了风流倜傥的小叔子季泽。在给老太太请安的侧面场合中，她向季泽发出了“我有什么不如人”的呐喊。此时，曹七巧还拥有一个女人健康的人格与欲望，人性尚在他人可理解可宽容的范围内。当曹七巧终于获得了一份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遗产，从此，她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如何守护着这份死财产。即使十年后，当季泽飘然而至来到她面前述说着对她的缱绻情怀时，七巧心情摇荡，心醉神迷，“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心海深处也不禁浮起了片刻的和谐静美与神圣，在这一刹那，七巧似乎战胜了世俗的羁绊，挣脱了套在脖子上的黄金枷锁，恢复了人的尊严和感情。可瞬间，这种感情在金钱的光华下变得迷离与模糊。她立刻变得怀疑和嫉恨：“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使她变得暴怒起来。”此时，曹七巧不再是一个充满真情渴望的女人，而是一个领悟生存世象的金钱迷狂者。
当初和季泽“命中注定相爱”的美好品性与金钱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感情上，她需要季泽的感情，在理智上，她更加爱她的黄金白银。曹七巧看着自己生命里唯一的这点爱情离她远去，在血淋淋的自我搏斗中，金钱并不是弥合她伤口的唯一药膏。生命的原始亏欠使她变得疯狂和怪戾，于是在潜意识里，儿子长白就成为她“生命里的唯一的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长白新婚燕尔，她却变态地要他彻夜陪她烧鸦片，还“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的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且好奇地刺探儿子儿媳的房间秘事。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说过：“人世间潜在的非伦理的欲念，用知性、理性的方式去处理有时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乱伦的亲子关系在西方远古神话和弗洛尹徳理论中可以找到根据，它虽然和劳伦斯笔下的变态母亲阿坦伯拉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却有着东方的“尊尊、亲亲”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内容。故《金锁记》中的儿女们面对七巧人性异化事实，只能逆来顺受，无力反抗。不几年，他的儿媳妇终于在他乱伦的亲子行为中相继被逼死去，儿子长白“不敢再娶”，女儿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他们从此“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的是连锁溃败婚姻，这些婚姻的主体都缺乏人的基本意识，其警世寓意不可谓不深。一方面，曹七巧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她的这种失败的婚姻固然有着女人历来普遍“受虐”的社会心理，有着广义上的社会宗法家族根源，但她同时还是个“施虐者”。从“金锁记”这三个字作为题目来看，作者更在于鞭挞她对金钱的过度膜拜和伴之产生的女性意识的虚无和普通“母性”意识的沦丧。所以夏志清说：它是“中国从古到今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文学史家严家炎也说：曹七巧“无疑是新文学中最复杂、最深刻、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
真正能传达出女性意识的转折和彻底觉醒并以一个“人”的身份走向社会进而获得婚姻自主的女性，则是《十八春》中的曼桢，《小艾》中的小艾和《琉璃瓦》中的女儿们。作者有意将这些女性作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充分表明了作者对这些新女性的褒扬和对新社会的一种认同。这些女主人公，她们用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挣脱束缚女人几千年的绳索，用柔弱的翅膀朝着“男性的天空”飞去，靠自食其力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最后迎来了她们婚姻和人生的灿烂的霞光。这种主题在《十八春》和《小艾》两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十八春》里，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曼桢的思想及婚姻发展史。曼桢在一家工厂做事，认识叔惠的同学世钧，两人情投意合，情真意笃。世钧几次向她求婚，但都遭到她的暂时拒绝。原因是曼桢不想过早地拖累世钧，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家庭和自己。她的这种靠劳动养家立业的观念，正是女性立足于社会，寻求独立真正做人的表现。这是女性内审意识的全面觉醒。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强调：“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妇女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婚姻，“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爱”（屠格涅夫语）。在曼桢的意识观念里已完全剔除了“女人嫁给男人，男人嫁给社会”的糟粕概念。不仅如此，更可贵的是曼桢的爱情观已经超越男女平等、自食其力的范畴，她愿意为所爱的人牺牲一切，希望爱人发挥他真正的人生价值，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爱情观，也是一种真正的爱情观。世钧的父亲为他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财产，曼桢不但不为之心动，相反，却多次劝说他不要固执于产业的继承，应该去做对自己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业。遗憾的是世钧没有听从她的意见，他们也因误解和各种阻碍而未成眷属。后来，曼桢被姐夫强奸，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姐姐不久被姐夫折磨死去，留下一个病弱的属于曼桢的儿子。在外做工的曼桢，为了孩子，而屈就了她的姐夫，成了夫妻。就这短暂的婚姻而论，不能不说是曼桢婚姻思想的败笔，但在母爱和自己的幸福上，她再度以牺牲的形式来换取孩子所需要的亲情，这种富于牺牲的精神恰恰是民族优秀文化在女性心理的继承，也是曼桢人性光辉的伟大闪现。曼桢在无爱的婚姻中，依然坚强不屈的生活。当祝鸿才在外面依然拈花惹草时，她的这段曲折的婚姻才找到了它的决裂口，她顶着生活的重压带着孩子离开了祝鸿才。曼桢的意识是螺旋上升地发展，不仅具有真实性，而且她的这种凛然无惧、无畏于生活艰难的做人法则，是女性迈向社会和婚姻理想境界的最基本的法宝。在篇末，她和叔惠、张慕瑾等人都投身到革命后的火热生活中去了。
如果说鲁迅是以解剖国民的愚弱来达到“疗救”国民的目的的话，那么张爱玲则是以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婚姻的探索缕析女性的孱弱进而唤醒昏睡的女性为宗旨的。在她的笔下出现了许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女性典型。作者对于女性的这种在男性世界中的可悲无意识地位，既表同情也有认可，但更多的是恶狠狠的鞭挞，在苍白的女性思维空间上留下了道道清晰的血痕。
参考文献：
[1]王利器.颜氏家训·勉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严灵峰.老庄列三子知见书目[ M] .台北：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5.
【关键词】：女性意识和婚姻;探索;张爱玲小说
张爱玲是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出现的一位才华杰出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以写“永恒的人性”而著称，其创作充满了对人性丑恶、灵魂污浊入木三分的呈露。但作为女作家，张爱玲以先天惠存的女人特有的敏锐、细腻和冷静的心智，较深地洞见了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挣扎和女性因之产生的无奈和苦痛。她描绘了新旧杂陈的各式各样的婚姻现象，以及女性在这一现象中处于“亚文化”的从属悲剧地位，为辛亥革命后到五十年代初乃至数千年盘曲在“父权文化”阴影下的女性唱出了一首绵长、凄迷、苍凉而又婉丽的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女性小说系列为后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健全，女性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观提供了审美和参照作用，因而她为女性意识的转型和成熟作了最初的不倦的探索工作。正如钱振纲在《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价值》一文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位作家像张爱玲那样尽心尽力而且成效显著地完成时代交付的这一任务。”[1]
长篇小说《金锁记》则是张爱玲众多作品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部。傅雷对张爱玲的作品贬多褒少，但对该作品却充分肯定，他说：“《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小说深刻勾勒了女主人公曹七巧残缺的情欲和不幸的婚姻，并探索了这种不幸婚姻的根源。健康、泼辣而有生命力的曹七巧，本该和朝禄或别的健全的人有着活辣生香的家庭生活。但对金钱和门第的钟情自然使她把婚姻作为最好的通行证。婚后，伴随着曹七巧的是一个枯萎死亡的世界，她从未享受到做女人的权力和快乐，在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下，曹七巧以她那富于反叛的性格，把爱情的梭标勇敢地投向了风流倜傥的小叔子季泽。在给老太太请安的侧面场合中，她向季泽发出了“我有什么不如人”的呐喊。此时，曹七巧还拥有一个女人健康的人格与欲望，人性尚在他人可理解可宽容的范围内。当曹七巧终于获得了一份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遗产，从此，她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如何守护着这份死财产。即使十年后，当季泽飘然而至来到她面前述说着对她的缱绻情怀时，七巧心情摇荡，心醉神迷，“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心海深处也不禁浮起了片刻的和谐静美与神圣，在这一刹那，七巧似乎战胜了世俗的羁绊，挣脱了套在脖子上的黄金枷锁，恢复了人的尊严和感情。可瞬间，这种感情在金钱的光华下变得迷离与模糊。她立刻变得怀疑和嫉恨：“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使她变得暴怒起来。”此时，曹七巧不再是一个充满真情渴望的女人，而是一个领悟生存世象的金钱迷狂者。
当初和季泽“命中注定相爱”的美好品性与金钱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感情上，她需要季泽的感情，在理智上，她更加爱她的黄金白银。曹七巧看着自己生命里唯一的这点爱情离她远去，在血淋淋的自我搏斗中，金钱并不是弥合她伤口的唯一药膏。生命的原始亏欠使她变得疯狂和怪戾，于是在潜意识里，儿子长白就成为她“生命里的唯一的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长白新婚燕尔，她却变态地要他彻夜陪她烧鸦片，还“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的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且好奇地刺探儿子儿媳的房间秘事。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说过：“人世间潜在的非伦理的欲念，用知性、理性的方式去处理有时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乱伦的亲子关系在西方远古神话和弗洛尹徳理论中可以找到根据，它虽然和劳伦斯笔下的变态母亲阿坦伯拉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却有着东方的“尊尊、亲亲”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内容。故《金锁记》中的儿女们面对七巧人性异化事实，只能逆来顺受，无力反抗。不几年，他的儿媳妇终于在他乱伦的亲子行为中相继被逼死去，儿子长白“不敢再娶”，女儿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他们从此“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的是连锁溃败婚姻，这些婚姻的主体都缺乏人的基本意识，其警世寓意不可谓不深。一方面，曹七巧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她的这种失败的婚姻固然有着女人历来普遍“受虐”的社会心理，有着广义上的社会宗法家族根源，但她同时还是个“施虐者”。从“金锁记”这三个字作为题目来看，作者更在于鞭挞她对金钱的过度膜拜和伴之产生的女性意识的虚无和普通“母性”意识的沦丧。所以夏志清说：它是“中国从古到今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文学史家严家炎也说：曹七巧“无疑是新文学中最复杂、最深刻、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
真正能传达出女性意识的转折和彻底觉醒并以一个“人”的身份走向社会进而获得婚姻自主的女性，则是《十八春》中的曼桢，《小艾》中的小艾和《琉璃瓦》中的女儿们。作者有意将这些女性作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充分表明了作者对这些新女性的褒扬和对新社会的一种认同。这些女主人公，她们用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挣脱束缚女人几千年的绳索，用柔弱的翅膀朝着“男性的天空”飞去，靠自食其力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最后迎来了她们婚姻和人生的灿烂的霞光。这种主题在《十八春》和《小艾》两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十八春》里，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曼桢的思想及婚姻发展史。曼桢在一家工厂做事，认识叔惠的同学世钧，两人情投意合，情真意笃。世钧几次向她求婚，但都遭到她的暂时拒绝。原因是曼桢不想过早地拖累世钧，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家庭和自己。她的这种靠劳动养家立业的观念，正是女性立足于社会，寻求独立真正做人的表现。这是女性内审意识的全面觉醒。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强调：“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妇女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婚姻，“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爱”（屠格涅夫语）。在曼桢的意识观念里已完全剔除了“女人嫁给男人，男人嫁给社会”的糟粕概念。不仅如此，更可贵的是曼桢的爱情观已经超越男女平等、自食其力的范畴，她愿意为所爱的人牺牲一切，希望爱人发挥他真正的人生价值，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爱情观，也是一种真正的爱情观。世钧的父亲为他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财产，曼桢不但不为之心动，相反，却多次劝说他不要固执于产业的继承，应该去做对自己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业。遗憾的是世钧没有听从她的意见，他们也因误解和各种阻碍而未成眷属。后来，曼桢被姐夫强奸，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姐姐不久被姐夫折磨死去，留下一个病弱的属于曼桢的儿子。在外做工的曼桢，为了孩子，而屈就了她的姐夫，成了夫妻。就这短暂的婚姻而论，不能不说是曼桢婚姻思想的败笔，但在母爱和自己的幸福上，她再度以牺牲的形式来换取孩子所需要的亲情，这种富于牺牲的精神恰恰是民族优秀文化在女性心理的继承，也是曼桢人性光辉的伟大闪现。曼桢在无爱的婚姻中，依然坚强不屈的生活。当祝鸿才在外面依然拈花惹草时，她的这段曲折的婚姻才找到了它的决裂口，她顶着生活的重压带着孩子离开了祝鸿才。曼桢的意识是螺旋上升地发展，不仅具有真实性，而且她的这种凛然无惧、无畏于生活艰难的做人法则，是女性迈向社会和婚姻理想境界的最基本的法宝。在篇末，她和叔惠、张慕瑾等人都投身到革命后的火热生活中去了。
如果说鲁迅是以解剖国民的愚弱来达到“疗救”国民的目的的话，那么张爱玲则是以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婚姻的探索缕析女性的孱弱进而唤醒昏睡的女性为宗旨的。在她的笔下出现了许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女性典型。作者对于女性的这种在男性世界中的可悲无意识地位，既表同情也有认可，但更多的是恶狠狠的鞭挞，在苍白的女性思维空间上留下了道道清晰的血痕。
参考文献：
[1]王利器.颜氏家训·勉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严灵峰.老庄列三子知见书目[ M] .台北：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