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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我国“有没有真正的悲剧”向来有很多争论与分歧，笔者以为“悲剧”可有许多定义，我们不能仅仅简单片面的以西方理论来辨别我国有没有悲剧，而应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等方面考虑我国戏曲的独特性，综合判断理解我国戏曲的悲剧性。本文结合中西方悲剧标准，从剧作情节、人物精神、剧作悲剧意识以及“大团圆式”的结尾这四方面分析《赵氏孤儿》的悲剧性，认为我国是有悲剧的，《赵氏孤儿》即为我国悲剧的典型代表，具有我国悲剧性的独特魅力，是我国戏曲史上精彩璀璨的一笔。
【关键词】：《赵氏孤儿》;悲剧;“大团圆”式结尾
西方的悲剧艺术起源于古希腊人每年举行的祭祀酒神的歌舞表演，即“酒神颂”。悲剧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悲剧家及悲剧理论。亚里士多德奠定了悲剧的理论基础，在《诗学》中，他提出悲剧的意义、成分和价值。我国的“悲剧”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受亚里士多德以及西方学者所定义的悲剧作品影响，我国的不少学者认为，依据西方的悲剧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是没有悲剧的。但是随着对中西方悲剧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中西悲剧的异同，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悲剧理论来衡量和鉴别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正如艺术是民族审美方式的体现，悲剧作品亦是民族悲剧精神的体现。我国古典和传统戏曲的悲剧受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其审美概念和悲剧精神与古希腊和西欧悲剧有着明显不同，不过悲剧在沟通感情、启发思想、阐明人性等方面具有普遍规律。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虽在剧作结构，人物地位的设定上等与西方悲剧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人物忠义的美好品质，剧作整体的悲壮美与崇高美以及悲剧精神、悲剧性意蕴却不能被遮掩，且能激起人们的怜悯与认同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评价《赵氏孤儿》：“其最有悲剧之性者，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①这个评价获得了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同。
一、悲剧性情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艺术有六个重要因素，其中情节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悲剧因素，它是关于人的活动事件的合理安排，用以表现人物性格，体现悲剧的目的，艺术地再现生活的本质。
《赵氏孤儿》的结构严谨完整，情节曲折紧凑。从整体看，具有明显的悲剧性。曲本一开始便在楔子中叙述了屠岸贾与赵盾不和，他通过陷害赵盾，致使赵盾一家三百余口被株连的残酷事件，摆明忠奸双方的阵势和来龙去脉，为后面的情节展开铺垫。接着集中描写了搜孤与救孤的尖锐矛盾：赵盾之子驸马赵朔与公主遗有一孤，即赵氏孤儿。公主为保赵家血脉，将孤儿托付给驸马府的医人程婴后自缢身亡;韩厥将军同情赵家遭遇，看不惯屠岸贾奸佞当道，放走孤儿而后自杀;屠岸贾下令若不交出赵氏孤儿便杀尽全国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婴儿，于是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以公孙杵臼和程婴之子的性命来保全全国婴儿。屠岸贾中计，搜公孙杵臼家 ，并令程婴拷打逼供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死后 ，屠岸贾收程婴之子即赵氏孤儿为义子。这一系列情节可谓搜孤者步步紧逼，救孤者处处设防，忠义之士在斗争中一个个为救孤而死，为剧情发展营造了强烈的悲剧氛围。由于正义者前仆后继的斗争，杀人凶手把他所要追杀的孤儿养大成人，却又被孤儿所杀，对屠岸贾来说，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剧。
该剧人物众多，头绪复杂，却能够做到结构严谨 ，主脑突出。在双方长达20年的殊死搏斗中，特别抓住“搜孤”、“救孤”这一核心情节，把屠岸贾与公孙杵臼之间的拷问与抗争，屠岸贾与程婴之间的侦窥与反侦窥，公孙杵臼与程婴之间的猜疑与信任三对冲突紧密交织，构成了惊心动魄的戏剧场面。在紧张的危机的制造和解除过程中，铺展人物的个人意志以及由自觉意识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发出来的戏剧动作，使权奸的阴险毒辣令人发指，义士的前赴后继扣人心弦，从而实现了悲壮的戏剧气氛。
此外，赵氏孤儿的历史传说最早见于《左传》，后记载于《史记》，而《赵氏孤儿》通过对故事的种种改动，将怵目惊心的权术斗争变为了正义与邪恶，忠义与奸佞之间的斗争，使剧作的矛盾更加尖锐，悲剧性更加强烈。赵氏孤儿故事的修改编纂主要是历史的推崇和对元朝黑暗统治的讽刺与不满，程婴等人的事迹被当做反对民族压迫和激励御敌斗志的典范，有借古喻今的社会效果，激发人的怜悯，获得人们的悲剧认同感和快感。
二、悲剧性人物
在西方悲剧中，悲剧人物必须出身名门旺族， 他们是神话、传说或者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而不是普通人。按照这个标准，《赵氏孤儿》的人物设定是不符合西方悲剧理论标准的，主人公程婴只是一介布衣。此外，在古希腊悲剧中，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是常见的主题。如《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等。有人认为，中国式的悲剧大多是对社会的不满进行揭露，并没有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和强烈的抵抗精神，不是真正的悲剧。然而作为悲剧性人物，其人物性格必然要是崇高和善良的，从这一方面来说，纪君祥在《赵氏孤儿》中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正有这样的特征。如救孤英雄韩厥、公孙杵臼和程婴等人，他们都是主动而自发性的坚持了正义的原则，舍生取义，与奸佞做斗争。虽然这种性格和精神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正义、忠义之精神，但依然不能否定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与毅力。
身份高贵的公主本可无忧，但为尽贞尽义，保住赵家的唯一血脉，舍将孩子托与程婴，与骨肉分离，而后为打消程婴后顾之忧又选择自缢，其贞烈果敢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一介布衣程婴，冒着生命危险接受了公主的托孤重任，又为避免屠岸贾滥杀无辜，只得牺牲自己的骨肉去救普国的婴孩，其性格之忠善令人佩服;韩厥本是屠岸贾部将，在大是大非面前深明大义，放弃邀功请赏升官发财之路，放走孤儿，自刎明志;解甲归田的公孙杵臼本可安享晚年，但嫉恶如仇的他为保忠义之士的后代，毅然宁死不屈的去掩护婴儿，表现了一种懔然正气。甚至仅从对话中寥寥数语叙述的人物，如灵辄、提弥明也写得肝胆照人，各具风采。《赵氏孤儿》表现了人物的英雄气概、忠肝义胆，“这些悲剧人物的崇高群像，同他们的对立人物屠岸贾的凶狠残暴、骄横毒辣的对照，构成了本剧极其显著的悲剧特色。”② 三、“大团圆”式结尾
朱光潜先生曾说，“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③从朱光潜的论述中可见，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无悲剧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戏剧往往都是“大团圆”结尾，这也是历来最被无悲剧学者所诟病的地方。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其真善美的价值含量都是很高的，也可以说，大都是足以给人以崇高感的。在悲剧中我们看到，英雄受难，好人吃苦，毁灭性灾难降临到主人公的头上，但那很高的真善美的价值含量不但未被否定，反而更加凸显在人的情感体验与精神生活之中。”④在《赵氏孤儿》中，我们看到程婴等人被屠岸贾迫害的残忍场面，看到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被毁灭，然而他们为了心中的正义，毅然选择了牺牲自己，我们会油然而生一种敬意、感动和愤怒，这种悲剧意蕴的体验不会因为“大团圆”式的结尾就在我们心中被削减。因此，我们不能仅因为“大团圆”式的结局就否定其悲剧性 ，结尾的“团圆”只是为了显示正义对邪恶的胜利，符合剧情需要以及满足观众的“净化”和心理需求，但其过程充满了悲凄，“悲”不仅是其主干，更是剧作的灵魂。《赵氏孤儿》寓理想于残酷现实，程婴等人的“忠肝义胆”是人们在当时黑暗统治下的理想向往，人们呼唤“正义战胜邪恶”，希望有朝一日能迎来光明，然而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下，人们的诉求无法实现，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也便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和浓重的悲剧色彩。中国的悲剧体现着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清醒认识，展现了悲剧人物对不平世事无奈的抗争，体现了中国民族悲剧的特色。
此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也形成了自己的悲剧审美标准。 中国讲求以“和”为美，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目的性，以此得到一种踏实感与满足感。另外，受孔学、儒学的影响，“中国最高的智慧正藏于东方人文之海的最深层又最不安的悲剧观‘大悲也是大喜，沉入大悲之底才有大包容、大解脱、大快活。’”⑤由此可见，“大团圆”结局的安排实际上是中国悲剧作家别有用心之作。
四、总结
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虽然不像西方悲剧那样一悲到底，但悲剧主人公身上同样具有着美好和高尚的品德。当我们面对着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毁灭的那一刻.这些美好的品质以压倒性的力量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给心灵以沉重的一击。统观《赵氏孤儿》全剧，确实是“假团圆，真悲剧”。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大悲剧，在于通过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故事歌颂了英雄人物为正义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构成全剧悲壮的基调。读者在感受到复仇的痛快淋漓之外，依然会叹息复仇之艰难，会叹息正义之士的毁灭。
“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普通人甚至“小人物”成为了悲剧主人公。悲剧的英雄气概也越来越趋向内心化、精神化与个性化，不再像古典悲剧那样叱咤风云、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了。”⑥从这里来看，《赵氏孤儿》甚至具有超越历史的优越性。不管怎么说，《赵氏孤儿》的产生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它独特的精神内涵，它所传递的东西也在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们。
注释：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纪君祥：《赵氏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③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④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平海南：《中国的悲剧》（《中国戏曲文学史纲论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⑥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4]纪君祥.赵氏孤儿.[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平海南.中国的悲剧.[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
[7]邵芳菲.中西古典悲剧艺术性格比较.[D].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
[8]杨帆.论“大团圆“掩盖下的中国悲剧.[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03）
【关键词】：《赵氏孤儿》;悲剧;“大团圆”式结尾
西方的悲剧艺术起源于古希腊人每年举行的祭祀酒神的歌舞表演，即“酒神颂”。悲剧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悲剧家及悲剧理论。亚里士多德奠定了悲剧的理论基础，在《诗学》中，他提出悲剧的意义、成分和价值。我国的“悲剧”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受亚里士多德以及西方学者所定义的悲剧作品影响，我国的不少学者认为，依据西方的悲剧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是没有悲剧的。但是随着对中西方悲剧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中西悲剧的异同，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悲剧理论来衡量和鉴别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正如艺术是民族审美方式的体现，悲剧作品亦是民族悲剧精神的体现。我国古典和传统戏曲的悲剧受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其审美概念和悲剧精神与古希腊和西欧悲剧有着明显不同，不过悲剧在沟通感情、启发思想、阐明人性等方面具有普遍规律。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虽在剧作结构，人物地位的设定上等与西方悲剧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人物忠义的美好品质，剧作整体的悲壮美与崇高美以及悲剧精神、悲剧性意蕴却不能被遮掩，且能激起人们的怜悯与认同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评价《赵氏孤儿》：“其最有悲剧之性者，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①这个评价获得了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同。
一、悲剧性情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艺术有六个重要因素，其中情节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悲剧因素，它是关于人的活动事件的合理安排，用以表现人物性格，体现悲剧的目的，艺术地再现生活的本质。
《赵氏孤儿》的结构严谨完整，情节曲折紧凑。从整体看，具有明显的悲剧性。曲本一开始便在楔子中叙述了屠岸贾与赵盾不和，他通过陷害赵盾，致使赵盾一家三百余口被株连的残酷事件，摆明忠奸双方的阵势和来龙去脉，为后面的情节展开铺垫。接着集中描写了搜孤与救孤的尖锐矛盾：赵盾之子驸马赵朔与公主遗有一孤，即赵氏孤儿。公主为保赵家血脉，将孤儿托付给驸马府的医人程婴后自缢身亡;韩厥将军同情赵家遭遇，看不惯屠岸贾奸佞当道，放走孤儿而后自杀;屠岸贾下令若不交出赵氏孤儿便杀尽全国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婴儿，于是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以公孙杵臼和程婴之子的性命来保全全国婴儿。屠岸贾中计，搜公孙杵臼家 ，并令程婴拷打逼供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死后 ，屠岸贾收程婴之子即赵氏孤儿为义子。这一系列情节可谓搜孤者步步紧逼，救孤者处处设防，忠义之士在斗争中一个个为救孤而死，为剧情发展营造了强烈的悲剧氛围。由于正义者前仆后继的斗争，杀人凶手把他所要追杀的孤儿养大成人，却又被孤儿所杀，对屠岸贾来说，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剧。
该剧人物众多，头绪复杂，却能够做到结构严谨 ，主脑突出。在双方长达20年的殊死搏斗中，特别抓住“搜孤”、“救孤”这一核心情节，把屠岸贾与公孙杵臼之间的拷问与抗争，屠岸贾与程婴之间的侦窥与反侦窥，公孙杵臼与程婴之间的猜疑与信任三对冲突紧密交织，构成了惊心动魄的戏剧场面。在紧张的危机的制造和解除过程中，铺展人物的个人意志以及由自觉意识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发出来的戏剧动作，使权奸的阴险毒辣令人发指，义士的前赴后继扣人心弦，从而实现了悲壮的戏剧气氛。
此外，赵氏孤儿的历史传说最早见于《左传》，后记载于《史记》，而《赵氏孤儿》通过对故事的种种改动，将怵目惊心的权术斗争变为了正义与邪恶，忠义与奸佞之间的斗争，使剧作的矛盾更加尖锐，悲剧性更加强烈。赵氏孤儿故事的修改编纂主要是历史的推崇和对元朝黑暗统治的讽刺与不满，程婴等人的事迹被当做反对民族压迫和激励御敌斗志的典范，有借古喻今的社会效果，激发人的怜悯，获得人们的悲剧认同感和快感。
二、悲剧性人物
在西方悲剧中，悲剧人物必须出身名门旺族， 他们是神话、传说或者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而不是普通人。按照这个标准，《赵氏孤儿》的人物设定是不符合西方悲剧理论标准的，主人公程婴只是一介布衣。此外，在古希腊悲剧中，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是常见的主题。如《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等。有人认为，中国式的悲剧大多是对社会的不满进行揭露，并没有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和强烈的抵抗精神，不是真正的悲剧。然而作为悲剧性人物，其人物性格必然要是崇高和善良的，从这一方面来说，纪君祥在《赵氏孤儿》中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正有这样的特征。如救孤英雄韩厥、公孙杵臼和程婴等人，他们都是主动而自发性的坚持了正义的原则，舍生取义，与奸佞做斗争。虽然这种性格和精神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正义、忠义之精神，但依然不能否定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与毅力。
身份高贵的公主本可无忧，但为尽贞尽义，保住赵家的唯一血脉，舍将孩子托与程婴，与骨肉分离，而后为打消程婴后顾之忧又选择自缢，其贞烈果敢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一介布衣程婴，冒着生命危险接受了公主的托孤重任，又为避免屠岸贾滥杀无辜，只得牺牲自己的骨肉去救普国的婴孩，其性格之忠善令人佩服;韩厥本是屠岸贾部将，在大是大非面前深明大义，放弃邀功请赏升官发财之路，放走孤儿，自刎明志;解甲归田的公孙杵臼本可安享晚年，但嫉恶如仇的他为保忠义之士的后代，毅然宁死不屈的去掩护婴儿，表现了一种懔然正气。甚至仅从对话中寥寥数语叙述的人物，如灵辄、提弥明也写得肝胆照人，各具风采。《赵氏孤儿》表现了人物的英雄气概、忠肝义胆，“这些悲剧人物的崇高群像，同他们的对立人物屠岸贾的凶狠残暴、骄横毒辣的对照，构成了本剧极其显著的悲剧特色。”② 三、“大团圆”式结尾
朱光潜先生曾说，“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③从朱光潜的论述中可见，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无悲剧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戏剧往往都是“大团圆”结尾，这也是历来最被无悲剧学者所诟病的地方。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其真善美的价值含量都是很高的，也可以说，大都是足以给人以崇高感的。在悲剧中我们看到，英雄受难，好人吃苦，毁灭性灾难降临到主人公的头上，但那很高的真善美的价值含量不但未被否定，反而更加凸显在人的情感体验与精神生活之中。”④在《赵氏孤儿》中，我们看到程婴等人被屠岸贾迫害的残忍场面，看到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被毁灭，然而他们为了心中的正义，毅然选择了牺牲自己，我们会油然而生一种敬意、感动和愤怒，这种悲剧意蕴的体验不会因为“大团圆”式的结尾就在我们心中被削减。因此，我们不能仅因为“大团圆”式的结局就否定其悲剧性 ，结尾的“团圆”只是为了显示正义对邪恶的胜利，符合剧情需要以及满足观众的“净化”和心理需求，但其过程充满了悲凄，“悲”不仅是其主干，更是剧作的灵魂。《赵氏孤儿》寓理想于残酷现实，程婴等人的“忠肝义胆”是人们在当时黑暗统治下的理想向往，人们呼唤“正义战胜邪恶”，希望有朝一日能迎来光明，然而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下，人们的诉求无法实现，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也便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和浓重的悲剧色彩。中国的悲剧体现着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清醒认识，展现了悲剧人物对不平世事无奈的抗争，体现了中国民族悲剧的特色。
此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也形成了自己的悲剧审美标准。 中国讲求以“和”为美，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目的性，以此得到一种踏实感与满足感。另外，受孔学、儒学的影响，“中国最高的智慧正藏于东方人文之海的最深层又最不安的悲剧观‘大悲也是大喜，沉入大悲之底才有大包容、大解脱、大快活。’”⑤由此可见，“大团圆”结局的安排实际上是中国悲剧作家别有用心之作。
四、总结
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虽然不像西方悲剧那样一悲到底，但悲剧主人公身上同样具有着美好和高尚的品德。当我们面对着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毁灭的那一刻.这些美好的品质以压倒性的力量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给心灵以沉重的一击。统观《赵氏孤儿》全剧，确实是“假团圆，真悲剧”。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大悲剧，在于通过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故事歌颂了英雄人物为正义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构成全剧悲壮的基调。读者在感受到复仇的痛快淋漓之外，依然会叹息复仇之艰难，会叹息正义之士的毁灭。
“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普通人甚至“小人物”成为了悲剧主人公。悲剧的英雄气概也越来越趋向内心化、精神化与个性化，不再像古典悲剧那样叱咤风云、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了。”⑥从这里来看，《赵氏孤儿》甚至具有超越历史的优越性。不管怎么说，《赵氏孤儿》的产生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它独特的精神内涵，它所传递的东西也在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们。
注释：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纪君祥：《赵氏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③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④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平海南：《中国的悲剧》（《中国戏曲文学史纲论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⑥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4]纪君祥.赵氏孤儿.[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平海南.中国的悲剧.[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
[7]邵芳菲.中西古典悲剧艺术性格比较.[D].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
[8]杨帆.论“大团圆“掩盖下的中国悲剧.[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