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白素贞（Susan Blader）从石玉昆到金声伯的研究
1962年白素贞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读书，修苏联文学。大四的时候她上了一门中国文化课，涉及的中国哲学、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与她所追求的人生观完全相符，她研究了孔子，了解了儒、释、道观念，很是喜欢。她说：“我不喜欢美国的个人主义，我更喜欢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1966年大学毕业的暑期，在继续攻读苏联文学硕士的同时，她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基础中文暑期班。一年的中文课，在一个暑期用10个星期学完，每天学50个生词。老师是北京同仁堂的后人乐玉萍，课讲得好，尤其是北京话的四声讲得尤其清楚，以至有人在電话里以为白素贞是中国人。她曾自豪地说：“没人知道我的中文是在美国学的。”1967年春，她回宾州大学，开始上宾州大学博士班（即后来的亚洲语言文学系）的课。四年中，她学了中国历史课、文学课以及从事研究必须掌握的方法、技巧，还按规定兼修日文、古代日本文学、史学课等，重点是学习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查阅参考书和文献。在所有的课程中，古代文学课是她最喜欢的，她的老师让她喜欢上了庄子的《逍遥游》。之后，她参加了博士班为期一周的考试，她形容“很像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
1971年她申请到布赖特奖金去台湾作研究，方向是中国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到了台湾后，发现研究该题目的论文太多了，于是她决定重新选择研究方向。在流连忘返于各家书店的过程中，她偶然看到了一本《三侠五义》，书的封面写着：石玉昆口述本。这使她好奇。翻阅之后，她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在注意到还没有人写过研究这本书的文章时，她决定以石玉昆和《三侠五义》作为研究题目来撰写博士论文。在台湾作研究期间（1971-1974），她曾回过美国，她的博士导师给她介绍了几本有关口头文学的参考书，她也曾去多伦多大学，找专门研究中国说唱艺术的石清照讨教，石清照让她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去查阅参考书。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图书馆，她查到了石玉昆《包公案》的手抄本，很受鼓舞，图书馆允许她复印。在阅读过程中，她发现手抄本的顺序很乱，于是就边看边整理。看完并理顺了这部很长的手抄本后，她发现篇幅是已出版小说篇幅的七倍，手抄本中记载说书人的遣词造句与小说的遣词造句明显不同，小说在人物、情节方面的删改，反映了说书人与小说改编者道德观念方面的不同，而且手抄本的后头有《龙图公案》的介绍，最后还有用满文写的几行字“不能继续抄了，如果后人有听的，希望能继续抄下来”。这句话非常重要，坐实了该抄本是听书者本人现场听书的记录。她把手抄本的《龙图公案》与出版的《三侠五义》作比较，于1977年写就了《〈三侠五义〉及其与〈龙图公案〉唱本之关系》，获宾州大学博士学位。
由此，她对石玉昆这位说书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石玉昆说书叙事之细密，词汇之丰富，人物、景物描写之生动，令她对中国语言的多姿多彩大开眼界。尤其是当弄清楚《包公案》手抄本是说书人演出时的记录本的时候，她首先想到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石玉昆这样的说书人，萌生了要去中国寻找现在还在说唱《包公案》的“石玉昆”们，她要亲耳聆听这美妙的民间说唱艺术。
1978年她就职于达慕斯大学东亚系，任中文教师。1980年，她申请到一笔到中国研究的奖金，1981年就迫不急待地来到中国北京大学作研究学者。北大中文系的段宝林教授告诉她，北京的宣武说唱团还有一位刘田利先生在说《包公案》，让她到宣武茶馆去听。于是她便每天骑自行车去，书馆里冒着火苗、煤烟的炉子，几位听书客的旱烟袋和纸烟，熏得她把自己全包起来，只剩下了眼睛。一个外国女人，在小书馆听《包公案》，还怕烟呛，人们看她有如怪物一般。终于她病了，很重的感冒，中断了去茶馆听书的行程。
1982年1月，北大负责接待她的汪景寿教授为她的研究课题作了具体的安排。此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石清照教授也来到了北大，她们为在北大相遇而高兴，决定一起在汪教授的安排下关注中国的说唱艺术。1982年3月，由汪教授陪同，她和石清照一起到苏州，观看中国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在这次的观摩中她获得了意外的惊喜，终于见到了她理想中的说书人——著名苏州评话演员金声伯先生。金声伯先生及其说的《包公案》正是她苦苦寻觅的研究对象，于是她把金先生请到北京，在北大一个简陋的录像室录制了《包公案》中的选段《三试颜仁敏》。同年，她和石清照一起请到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北京曲艺团、天津市曲艺团的艺术家，把他们精彩的节目录制下来，以作进一步研究。
因为金声伯先生告诉她，在北大的录音室里没有观众，录像不能算成功，说书人一定要在与听众的互动下说得才更精彩，在有观众的情况下录音，才更有味道。为了体验这种“味道”，1983年她便去上海，住在上海音乐学院，每天乘车一个半小时到闵行工人区，专程去那里听金先生说《包公案》。之后她撰写了论文《三试颜仁敏——从石玉昆到金声伯》。（发表于《评弹艺术》第五集，1986年）后来她还英译了《三侠五义》选集（1998年）等，成为研究中国评话及通俗文学的美国汉学家之一。
1986年，白素贞带领她的一些学生来中国，到北京师范大学读汉语暑期班。为使学生了解中国文化，除了北师大老师课堂的汉语教学外，课外学习她首选曲艺。邀请著名曲艺家到北师大给学生上课，讲单弦、京韵大鼓、相声、快板书、山东快书的历史和表演特色，她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学生到天津、开封等地访问时，也不忘进当地曲艺场所观看曲艺演出。正处于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学生们，对汉语言尤其是地方方言的了解很是有限，但是在听河南坠子《宝玉哭黛玉》时，一些学生居然也是热泪盈眶。他们虽然不能全懂唱词，但却被演员形象生动的表演、凄美婉转的唱腔感动。白素贞老师说：“学生们的汉语水平不高，但已足够领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并为他们伤心。”艺术无国界，它是心灵的沟通。
白素贞除亲历中国研究曲艺艺术外，还多次用她的科研基金邀请中国的专家学者和著名的曲艺艺术家到她任教的达慕斯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交流访问，请其参加北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年会，实地了解北美学者对中国演唱艺术的研究情况，且在请著名中国演员到各大学演讲、表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孙书筠老师，笔者夫妇等都曾应石清照和她之邀，参加过北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的年会。而金声伯先生、孙书筠先生则先后在她陪同下，到若干所大学，向希望了解中国的学者、学生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地道的说唱艺术苏州评话、京韵大鼓。他们的演讲和精彩的表演，在美国校园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对此她当然是不会满足的，她更希望通过精心的安排把中国的说唱艺术介绍到美国的社会中去。为此，在美国举办的与中国有关的活动中，她都积极推荐说唱艺术，如在华盛顿举办的“丝绸之路”活动，她亲自为中国说唱演员争取到了名额，并为他们的说唱作介绍、翻译，效果非常好。
十年前，她的一个学生了解到她有一批珍贵的录像带，并知道她很想把这些录像带编辑起来，作为中国语言、中国文化史的教学片。这个学生慷慨解囊，赠给老师一笔资金。她馬上将此事告知我们，希望我们夫妻参与。一晃十年过去，她决定在退休之前，请我们到达大，从教学的需要出发，从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出发，由我们三人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并把编辑加工后的说唱艺术演出、讲课录像，定名为《中国说唱艺术纪录》。就在这紧张的工作中，传来了我们共同的、志同道和的好友石清照于2016年4月30日病逝的消息。白素贞提议把我们的《中国说唱艺术纪录》献给为中国、北美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石清照教授和北大中文系汪景寿教授，以示缅怀。
在制作《中国说唱艺术纪录》过程中，我们应邀聆听了白素贞在达大的“中国艺术史”教学演讲，其中常会插播她精心挑选的在中国录制的曲艺演出实况片段，常常引发学生们阵阵会意的笑声，学生们都喜欢她生动活泼的中国艺术史教学。
我们将白素贞摄制的曲艺节目光盘带回中国
2016年3月6日，笔者夫妇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到美国和白素贞教授共同完成她多年的夙愿——整理30多年来积累的说唱艺术录像带。我们从北京直飞波士顿，白素贞教授和在达大任教的北师大张老师早已等候在那里，见面是热烈拥抱。之后汽车在蜿蜒的山道上行驶两个小时方到素贞家。只见门上贴着：“源莉大姐，包大人，欢迎，欢迎！我们终于相聚了！”
面对她摄制的百余盘各种型号的，因保存条件有限、质量好坏不一的录像带，第一步是筛选，并在此过程中对她提出的编辑方案“制作一小时精选电影片，由我们带回国内的可以是近两小时电影片”进行了讨论。在完全了解她所有藏品之后蔡源莉提出了一个与白素贞不同的方案，即从教学、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尽可能全地选择质量还较好的带子进行数字化。这个方案意味着工作强度增加了许多，但是个好主意，因此一致通过。我们一边观看录像，一边编号，一边筛选。最后确定了12个曲种近30位演员的演出、授课录像，共计约30小时。
我们开始了对选出来的不同型号录像带进行数字化的工作，这些工作多数要到达大图书馆的电化教育馆完成，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教育馆主任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
紧接着是对画面的处理，同时开始了为做中文字幕、文本简介、人物小传等所有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有些是我们在去美国前准备好的，没有准备的就马上与国内联系，邮箱、微信这些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成为我们跨洋越海迅速解决困难的最好手段，我们跨海找来帮忙的有曹寿生（曹宝禄先生的公子），北京曲剧团弦师许吉星，马玉萍老师的女儿李志红、徒弟杨惠乔，他们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找不到唱词的唱段不多，只能一句一句地“扒录像带”，没有捷径可走。找到的现成唱词仅仅是第一步，与演出对照后又是一回事，文本与演出的唱词大体相同，但在许多小的地方，舞台本较文学本多了许多语气上的虚词衬句，这是文本语言和舞台本语言最大的不同之处。字幕是舞台本的字幕，忠实于舞台演出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一句句地校对，力求准确无误。时间一晃就进入了我们该回国的6月份，返程日期是早已订好的6月25日。我们请了两位中国留学生帮忙，终于在行前完成了设定的工作：为数字化光盘加中文字幕，为演员写小传，为曲目写简介，为每个小传配照片。其中演员小传照片的选择，都是白素贞自己反复挑选、精心制作的。我们又为每个人物和作品介绍全部配上背景音乐。因时间关系，原计划的中英文对照字幕未能实现，加英文字幕的工作只能留给白素贞去做。
临行前，白素珍和她先生在家里日以继夜地“烧盘”（制作DVD光盘），为的是向每一位当年参加录制的演员赠送一份光盘，以表谢意。而赠送这个任务就交由我们夫妻完成。
归来后我们向北京曲协李金斗主席、田静秘书长汇报了美国之行，并希望北京曲协帮助我们组织一个活动，完成素贞的嘱托。2016年10月24日，金斗主席主持会议，蔡源莉介绍了赴美的工作过程，代表白素贞分发了光盘，之后全体温馨合影，每人都在话筒前向白素贞诉说了几句非常想念、感激的话语。北京曲协的同志把照片、视频加工后发给我们，我们将所有资料连同对活动的具体描述发给了素贞。她回复说“最亲爱的包大人源莉大姐：你们详细的描写了你们跟艺术家的活动，我心里非常感动，好像我也参加了一样。你们花了那么多精力安排艺术家的团圆，我太感谢你们。我们三个人做的梦你们两位在北京实现了”。
这是纯而又纯的中国、北美民间文化交流，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有的就是相互真诚的、毫无保留的、深入的交流与探寻。石清照拜师孙书筠，白素贞由石玉昆而至金声伯以及多个曲种的深入研究，切入的角度不同，然而都具有学术高度和最实在的价值，也因此双双成为北美学术界知名的汉学家，白素贞还因此而被达大聘为终身教授。
对于我们来说，与她们的交往，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她们的研究方法，看问题的角度，都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在反复观看录像的过程中，更感受到我国说唱艺术的博大精深，而这博大精深，就是由一个个演员、琴师各具特色的表演，一个个经典曲目深邃的思想性、鲜明的艺术性构成的。在带回来的DVD里，白素贞当年在北师大邀请曲艺演员作的京韵大鼓、相声、单弦、快板书、山东快书的表演及曲种形成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曲艺家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历整理出来的曲艺教材，弥足珍贵。可以说我们和达慕斯大学白素贞教授、多伦多大学石清照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汪景寿教授一起，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曲艺事业的繁荣，并在两位外国学者把这一时期的中国曲艺带到北美的大学，让北美学者、学生领略中国民间艺术的过程中，搭起了中国和北美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有幸参与其间，深感荣幸。
1962年白素贞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读书，修苏联文学。大四的时候她上了一门中国文化课，涉及的中国哲学、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与她所追求的人生观完全相符，她研究了孔子，了解了儒、释、道观念，很是喜欢。她说：“我不喜欢美国的个人主义，我更喜欢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1966年大学毕业的暑期，在继续攻读苏联文学硕士的同时，她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基础中文暑期班。一年的中文课，在一个暑期用10个星期学完，每天学50个生词。老师是北京同仁堂的后人乐玉萍，课讲得好，尤其是北京话的四声讲得尤其清楚，以至有人在電话里以为白素贞是中国人。她曾自豪地说：“没人知道我的中文是在美国学的。”1967年春，她回宾州大学，开始上宾州大学博士班（即后来的亚洲语言文学系）的课。四年中，她学了中国历史课、文学课以及从事研究必须掌握的方法、技巧，还按规定兼修日文、古代日本文学、史学课等，重点是学习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查阅参考书和文献。在所有的课程中，古代文学课是她最喜欢的，她的老师让她喜欢上了庄子的《逍遥游》。之后，她参加了博士班为期一周的考试，她形容“很像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
1971年她申请到布赖特奖金去台湾作研究，方向是中国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到了台湾后，发现研究该题目的论文太多了，于是她决定重新选择研究方向。在流连忘返于各家书店的过程中，她偶然看到了一本《三侠五义》，书的封面写着：石玉昆口述本。这使她好奇。翻阅之后，她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在注意到还没有人写过研究这本书的文章时，她决定以石玉昆和《三侠五义》作为研究题目来撰写博士论文。在台湾作研究期间（1971-1974），她曾回过美国，她的博士导师给她介绍了几本有关口头文学的参考书，她也曾去多伦多大学，找专门研究中国说唱艺术的石清照讨教，石清照让她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去查阅参考书。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图书馆，她查到了石玉昆《包公案》的手抄本，很受鼓舞，图书馆允许她复印。在阅读过程中，她发现手抄本的顺序很乱，于是就边看边整理。看完并理顺了这部很长的手抄本后，她发现篇幅是已出版小说篇幅的七倍，手抄本中记载说书人的遣词造句与小说的遣词造句明显不同，小说在人物、情节方面的删改，反映了说书人与小说改编者道德观念方面的不同，而且手抄本的后头有《龙图公案》的介绍，最后还有用满文写的几行字“不能继续抄了，如果后人有听的，希望能继续抄下来”。这句话非常重要，坐实了该抄本是听书者本人现场听书的记录。她把手抄本的《龙图公案》与出版的《三侠五义》作比较，于1977年写就了《〈三侠五义〉及其与〈龙图公案〉唱本之关系》，获宾州大学博士学位。
由此，她对石玉昆这位说书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石玉昆说书叙事之细密，词汇之丰富，人物、景物描写之生动，令她对中国语言的多姿多彩大开眼界。尤其是当弄清楚《包公案》手抄本是说书人演出时的记录本的时候，她首先想到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石玉昆这样的说书人，萌生了要去中国寻找现在还在说唱《包公案》的“石玉昆”们，她要亲耳聆听这美妙的民间说唱艺术。
1978年她就职于达慕斯大学东亚系，任中文教师。1980年，她申请到一笔到中国研究的奖金，1981年就迫不急待地来到中国北京大学作研究学者。北大中文系的段宝林教授告诉她，北京的宣武说唱团还有一位刘田利先生在说《包公案》，让她到宣武茶馆去听。于是她便每天骑自行车去，书馆里冒着火苗、煤烟的炉子，几位听书客的旱烟袋和纸烟，熏得她把自己全包起来，只剩下了眼睛。一个外国女人，在小书馆听《包公案》，还怕烟呛，人们看她有如怪物一般。终于她病了，很重的感冒，中断了去茶馆听书的行程。
1982年1月，北大负责接待她的汪景寿教授为她的研究课题作了具体的安排。此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石清照教授也来到了北大，她们为在北大相遇而高兴，决定一起在汪教授的安排下关注中国的说唱艺术。1982年3月，由汪教授陪同，她和石清照一起到苏州，观看中国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在这次的观摩中她获得了意外的惊喜，终于见到了她理想中的说书人——著名苏州评话演员金声伯先生。金声伯先生及其说的《包公案》正是她苦苦寻觅的研究对象，于是她把金先生请到北京，在北大一个简陋的录像室录制了《包公案》中的选段《三试颜仁敏》。同年，她和石清照一起请到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北京曲艺团、天津市曲艺团的艺术家，把他们精彩的节目录制下来，以作进一步研究。
因为金声伯先生告诉她，在北大的录音室里没有观众，录像不能算成功，说书人一定要在与听众的互动下说得才更精彩，在有观众的情况下录音，才更有味道。为了体验这种“味道”，1983年她便去上海，住在上海音乐学院，每天乘车一个半小时到闵行工人区，专程去那里听金先生说《包公案》。之后她撰写了论文《三试颜仁敏——从石玉昆到金声伯》。（发表于《评弹艺术》第五集，1986年）后来她还英译了《三侠五义》选集（1998年）等，成为研究中国评话及通俗文学的美国汉学家之一。
1986年，白素贞带领她的一些学生来中国，到北京师范大学读汉语暑期班。为使学生了解中国文化，除了北师大老师课堂的汉语教学外，课外学习她首选曲艺。邀请著名曲艺家到北师大给学生上课，讲单弦、京韵大鼓、相声、快板书、山东快书的历史和表演特色，她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学生到天津、开封等地访问时，也不忘进当地曲艺场所观看曲艺演出。正处于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学生们，对汉语言尤其是地方方言的了解很是有限，但是在听河南坠子《宝玉哭黛玉》时，一些学生居然也是热泪盈眶。他们虽然不能全懂唱词，但却被演员形象生动的表演、凄美婉转的唱腔感动。白素贞老师说：“学生们的汉语水平不高，但已足够领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并为他们伤心。”艺术无国界，它是心灵的沟通。
白素贞除亲历中国研究曲艺艺术外，还多次用她的科研基金邀请中国的专家学者和著名的曲艺艺术家到她任教的达慕斯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交流访问，请其参加北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年会，实地了解北美学者对中国演唱艺术的研究情况，且在请著名中国演员到各大学演讲、表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孙书筠老师，笔者夫妇等都曾应石清照和她之邀，参加过北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的年会。而金声伯先生、孙书筠先生则先后在她陪同下，到若干所大学，向希望了解中国的学者、学生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地道的说唱艺术苏州评话、京韵大鼓。他们的演讲和精彩的表演，在美国校园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对此她当然是不会满足的，她更希望通过精心的安排把中国的说唱艺术介绍到美国的社会中去。为此，在美国举办的与中国有关的活动中，她都积极推荐说唱艺术，如在华盛顿举办的“丝绸之路”活动，她亲自为中国说唱演员争取到了名额，并为他们的说唱作介绍、翻译，效果非常好。
十年前，她的一个学生了解到她有一批珍贵的录像带，并知道她很想把这些录像带编辑起来，作为中国语言、中国文化史的教学片。这个学生慷慨解囊，赠给老师一笔资金。她馬上将此事告知我们，希望我们夫妻参与。一晃十年过去，她决定在退休之前，请我们到达大，从教学的需要出发，从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出发，由我们三人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并把编辑加工后的说唱艺术演出、讲课录像，定名为《中国说唱艺术纪录》。就在这紧张的工作中，传来了我们共同的、志同道和的好友石清照于2016年4月30日病逝的消息。白素贞提议把我们的《中国说唱艺术纪录》献给为中国、北美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石清照教授和北大中文系汪景寿教授，以示缅怀。
在制作《中国说唱艺术纪录》过程中，我们应邀聆听了白素贞在达大的“中国艺术史”教学演讲，其中常会插播她精心挑选的在中国录制的曲艺演出实况片段，常常引发学生们阵阵会意的笑声，学生们都喜欢她生动活泼的中国艺术史教学。
我们将白素贞摄制的曲艺节目光盘带回中国
2016年3月6日，笔者夫妇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到美国和白素贞教授共同完成她多年的夙愿——整理30多年来积累的说唱艺术录像带。我们从北京直飞波士顿，白素贞教授和在达大任教的北师大张老师早已等候在那里，见面是热烈拥抱。之后汽车在蜿蜒的山道上行驶两个小时方到素贞家。只见门上贴着：“源莉大姐，包大人，欢迎，欢迎！我们终于相聚了！”
面对她摄制的百余盘各种型号的，因保存条件有限、质量好坏不一的录像带，第一步是筛选，并在此过程中对她提出的编辑方案“制作一小时精选电影片，由我们带回国内的可以是近两小时电影片”进行了讨论。在完全了解她所有藏品之后蔡源莉提出了一个与白素贞不同的方案，即从教学、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尽可能全地选择质量还较好的带子进行数字化。这个方案意味着工作强度增加了许多，但是个好主意，因此一致通过。我们一边观看录像，一边编号，一边筛选。最后确定了12个曲种近30位演员的演出、授课录像，共计约30小时。
我们开始了对选出来的不同型号录像带进行数字化的工作，这些工作多数要到达大图书馆的电化教育馆完成，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教育馆主任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
紧接着是对画面的处理，同时开始了为做中文字幕、文本简介、人物小传等所有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有些是我们在去美国前准备好的，没有准备的就马上与国内联系，邮箱、微信这些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成为我们跨洋越海迅速解决困难的最好手段，我们跨海找来帮忙的有曹寿生（曹宝禄先生的公子），北京曲剧团弦师许吉星，马玉萍老师的女儿李志红、徒弟杨惠乔，他们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找不到唱词的唱段不多，只能一句一句地“扒录像带”，没有捷径可走。找到的现成唱词仅仅是第一步，与演出对照后又是一回事，文本与演出的唱词大体相同，但在许多小的地方，舞台本较文学本多了许多语气上的虚词衬句，这是文本语言和舞台本语言最大的不同之处。字幕是舞台本的字幕，忠实于舞台演出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一句句地校对，力求准确无误。时间一晃就进入了我们该回国的6月份，返程日期是早已订好的6月25日。我们请了两位中国留学生帮忙，终于在行前完成了设定的工作：为数字化光盘加中文字幕，为演员写小传，为曲目写简介，为每个小传配照片。其中演员小传照片的选择，都是白素贞自己反复挑选、精心制作的。我们又为每个人物和作品介绍全部配上背景音乐。因时间关系，原计划的中英文对照字幕未能实现，加英文字幕的工作只能留给白素贞去做。
临行前，白素珍和她先生在家里日以继夜地“烧盘”（制作DVD光盘），为的是向每一位当年参加录制的演员赠送一份光盘，以表谢意。而赠送这个任务就交由我们夫妻完成。
归来后我们向北京曲协李金斗主席、田静秘书长汇报了美国之行，并希望北京曲协帮助我们组织一个活动，完成素贞的嘱托。2016年10月24日，金斗主席主持会议，蔡源莉介绍了赴美的工作过程，代表白素贞分发了光盘，之后全体温馨合影，每人都在话筒前向白素贞诉说了几句非常想念、感激的话语。北京曲协的同志把照片、视频加工后发给我们，我们将所有资料连同对活动的具体描述发给了素贞。她回复说“最亲爱的包大人源莉大姐：你们详细的描写了你们跟艺术家的活动，我心里非常感动，好像我也参加了一样。你们花了那么多精力安排艺术家的团圆，我太感谢你们。我们三个人做的梦你们两位在北京实现了”。
这是纯而又纯的中国、北美民间文化交流，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有的就是相互真诚的、毫无保留的、深入的交流与探寻。石清照拜师孙书筠，白素贞由石玉昆而至金声伯以及多个曲种的深入研究，切入的角度不同，然而都具有学术高度和最实在的价值，也因此双双成为北美学术界知名的汉学家，白素贞还因此而被达大聘为终身教授。
对于我们来说，与她们的交往，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她们的研究方法，看问题的角度，都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在反复观看录像的过程中，更感受到我国说唱艺术的博大精深，而这博大精深，就是由一个个演员、琴师各具特色的表演，一个个经典曲目深邃的思想性、鲜明的艺术性构成的。在带回来的DVD里，白素贞当年在北师大邀请曲艺演员作的京韵大鼓、相声、单弦、快板书、山东快书的表演及曲种形成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曲艺家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历整理出来的曲艺教材，弥足珍贵。可以说我们和达慕斯大学白素贞教授、多伦多大学石清照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汪景寿教授一起，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曲艺事业的繁荣，并在两位外国学者把这一时期的中国曲艺带到北美的大学，让北美学者、学生领略中国民间艺术的过程中，搭起了中国和北美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有幸参与其间，深感荣幸。